陈景润
直到今天，不时还有人提着以麻袋装的稿纸找到中科院数学所，欲以此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存在。一场精神的激励如此之久远，除了让人感觉到精神的勉力之外，还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纯朴。
陈景润后来生活的窘迫困苦和他前期的声誉一脉相承，他活了63岁。陈景润式的不问待遇勤奋献身，近乎木讷的不问世事，成了知识分子群落中完美的典型。正因其完美，才又如此的脆弱。
陈景润是科学春天里的报春花。有一个细节不妨记取：这位国际数学界的天才人物，中国的国宝级知识分子，在北京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被挤得掉下车，摔坏了宝贵的数学脑袋，也因此结束了生命。这是在陈死后，人们才得知的。
彭加木
彭的失踪让人对科学家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对一个科学家命运的空前关注，最好地证明了科学春天的含义。
直到今日，彭加木在天之灵依然难觅，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般探险意义上的期待。有意思的是，彭加木冥冥之中“我离此去东找水”的纸条，好像更多有一种宗教指引的含义。
蒋筑英
人们特别难以忘怀的是，蒋带着他的孩子认真地数着人民大会堂的13根大柱子——这是电影《蒋筑英》开头的片段，洋溢着家庭的天伦之乐。
蒋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研究员。专门将一名科学人员的经历拍成电影，在当时，是尊重科学的一个创举。
蒋绝对不是第一个劳累过度、英年早逝的科学家。但在蒋以后，有关科学家的话题许多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