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赴洛杉矶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双方各出8位作家。美国作家一多半都有夫人或先生陪同，相互照顾，有情有趣。中国作家则都是单打独斗，中青年作家可以不予理会，有些老作家在国内是权威级的人物，也形单影只，生活有诸多不便，看上去和美国团不对等。好在我们一个团就是一个整体，形同一家，相互照顾，同样有中国人自己的情自己的趣。因为国情不同，好像全世界都能理解，中国人出国就该男的是王老五，女的是何仙姑。

两年后，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在北京召开，美国作家中除去原本就是单身的以外，其余都是成双成对来的。庞大的中国作家团仍然男的是王老五，女的是何仙姑。在正式会议之外的所有联谊活动中，总显得有点硬邦邦，不协调。它不光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种情致，一道风景……

60年代初，中国人看了记录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电影，有几个感到气愤、妒忌或不自在？更多的人是感到新奇，赏心悦目，还有几分为自己的国家主席和夫人的风度而自豪。

1995年初春，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召开主席团会议，大多数老作家都带了老伴，相帮相衬，和谐自然，我作为旁观者看着都觉得舒服，中国文学一下子有了人情味儿，多了一份温馨。开幕的当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推出了巴金老的大特写，那是一张当代文学的面孔，我甚至觉得那个月，成了中国的文学月，感情月。

“少年夫妻老来伴”——老来相伴，双飞双栖，是一种美，一种福祉，显得生活风调雨顺，慈和祥瑞。

“少年夫妻”形影相随，更是一种景致，显得社会阴阳平衡，温情脉脉。

十几年前，中国人在公共场所或大街上看到情人们勾肩搭背、做出种种亲昵动作还甚不习惯，现在则见怪不怪，习为常情了。但是人们恭维这种把闺房秘室的举止搬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演示的行为，恐怕心理还有些障碍。

有一次我在北京站二楼中厅的剪票口前被困了两个多小时，发现在这种特殊的境况下，人们心里的那种“障碍”能得以解除。所谓“中厅”，并不是厅，更不是候车室，只是一条很宽的楼道，没有座位。到了该剪票的时间，一列车的人（而且是双层的长城号旅游客车），拥到剪票口，人挨人，人挤人，想转动一下头都相当困难了。按列车时刻表上印的开车时间都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显示器上才通知旅客列车晚点。却又不告诉晚点多长时间和晚点的原因，大家谁也不敢离开，继续挨挤。心里没数瞎等，越等越烦，越挤越累，一累了就想活动，一活动就要挤别人，就要摩擦……骂街的有了，吵架的有了，人人心里都装了一罐火药。人群骚动，拥来挤去，剪票口前变得异常凶险了。

仍然看不见车站里的人，没有人出来讲一句话，作一点解释。

奇怪的是，险恶的人群不知不觉地安静下来了……

——原来是爱侣们的温柔，缓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爱侣们有的紧紧相拥，两个人只占一个人的空间。有的痴迷地沉浸在两个人美妙的世界里，万千风情，说着只有他们才听得清的悄悄话。有的两个人逗趣，幸福而又开心。有的只是对视着不说话，但全身无处不传情……总之爱侣们做着一切人们可以想像得到的亲热举动。他们比中国电影上和电视剧里的情人戏要真切动人得多，大方自然，令周围的人艳羡、感动，没有丝毫的厌恶。周围的人也可以大大方方地看着他们，情侣们无暇顾及两个人以外的世界，任人随便看，随便说。人群中有人就像看电影一样盯着人家猛瞧，有人则偷着看，偷着笑，还有人瞟两眼就赶紧昂头挺胸，做出目不斜视的样子，挺一会儿便忍不住了再瞟两眼……

记得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大意这样的话，一个人达到爱的最高境界，就可抵消千万人的憎恨。何况烦躁忿怒的人群里有几十对情侣在散发他们的爱——也许车站的管理人员早就知晓这爱的力量，而现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又绝对不会缺少情侣的。所以他们才对旅客置之不理，让爱去疏导、去感化。

美国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飞机到点了不起飞，在等一个人，这个人的恋人在飞机上，而他（她）正摆脱危险从别处赶来。机场提供一切方便让他（她）登上飞机，两个人便不顾一切地旁若无人地大抱大吻，机上的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为他们鼓掌欢呼。没有人责怪他们破坏了机场的规矩，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这是美国人设计的情人梦，不必太过认真，但对爱宽容一些，多一点欣赏，多提供一点方便，无疑是一种文明，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