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家里排行老末，上边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迫离家多年。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那时的母亲整日战战兢兢、愁容满面，经历过思想的挣扎和彷徨，但看到围在身边那四个尚未长大的孩子，她还是毅然挺直了腰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当时母亲一个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加上姥姥和我们一起生活，一个人要养活六口人，日子自然过得捉襟见肘。我和哥哥、姐姐经常外出捡玻璃换钱，也在街头卖过香烟和茶水。虽然一天也挣不了五毛钱，但聊胜于无，多少能补贴一点家用。那时，我最爱的美食就是煎饼卷咸菜。母亲摊煎饼的手艺一般，在鏊子上摊出的煎饼，厚薄不均，但那时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因此，我感觉手中的煎饼和邻居孩子手中的煎饼一样，都是香喷喷的。咸菜是萝卜缨子腌制的，母亲格外疼爱我，会用萝卜缨子咸菜沾上肥猪肉炼出的大油，卷在煎饼中，咬一口，满嘴香，总也吃不够！

母亲当时在一所中学任教，学生们也大都来自于贫苦的家庭。看到学生们头发乱蓬蓬、脏兮兮的，母亲开始学起了理发。课间，母亲手里拿着推子，在操场上给他们理发，学生们自觉排起了长龙，母亲像剪草坪一样，细心地在他们的头上耕耘，母亲理发的水平比摊煎饼要略胜一筹，理过发的学生一下子变得精神抖擞起来。有个别家里贫寒的学生衣着单薄，即使在冬天，上身也只穿着空心薄棉袄，露着黑天鹅似的脖子，下身着一条单裤，没有袜子穿，赤脚穿着胶鞋，调皮的大脚趾，硬是从鞋洞里钻出来，探头探脑地打量外面的世界。母亲看不得这样的场景，她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旧衣物，送给这些挨冻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的脸由青转红，她才会感到心安。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班里的学生常常到我家聚餐。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外人，饭多是自带的，咸菜和开水，我们家里供应。学生们也不闲着，他们捡来柴火，在地锅上烧水。场面热闹非凡、亲切而又温馨。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刚发工资就买了一些猪骨头回家。炊烟升起，香气扑鼻。只有七分熟，我就迫不及待地用手拿出一块啃了起来。而母亲待猪骨头煮透后，用布包了几块，让我送给她班里最穷的那个学生。那时的我，有些“护食”，磨磨蹭蹭不想去。母亲看我不情愿，只能让那个学生自己来取。母亲一块猪骨头也没吃。那时的我，感觉母亲真傻。我很奇怪，学校里的学生们都那么喜欢母亲，难道学生们都喜爱“傻瓜”吗？

学校里每年都要选举“先进工作者”，选举很公正、透明，当场在学校里的喇叭里唱票，母亲的名字在喇叭里频繁地响起，连我都听腻了。年年票选第一，学生们都认可，老师们都服气。

母亲退休后，每年总有学生来家里探望。可以这样说，当时受到母亲恩惠的学生很多，但真正记得恩情来拜访的少之又少。母亲并不计较，她说，她当时只是在尽教师的本分，不需要什么回报。

单纯从权力和金钱上来衡量，母亲是渺小而又平凡的；但她有一点是许多人做不到的，那就是在自己遭受不幸时，还能尽力地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