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老师

我认识萧青老师，是在1978年。怎么认识的记不清了，好像是我写了一篇散文，经谁介绍寄给了当时在《成都日报》副刊当编辑的萧老师。萧老师就把那篇稿子用了。那时候我还在重庆的连队里当战士，自是非常高兴。后来我到成都开会，见到了她，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萧老师。萧老师差不多与我母亲同岁，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热情能干，性情爽朗，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我还记得一见面她就把我叫到一边，悄悄把稿费塞到我手上说，不好意思，我们的稿费很低。结果我比她还不好意思，因为那时我还不习惯拿稿费，就像是拿了不义之财。

后来我到成都上大学，萧老师则调到《青年作家》当了小说编辑。我开始学写小说，写好小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萧老师。说实话，其他编辑我也不认识。我寄给她看，请她提意见。那时候我对小说还完全没有概念，觉得能把一个故事写完整就是小说了。萧老师对我的小说不太满意，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在内容上，即所谓思想性上。我心理虽有些嘀咕，还是老老实实地按她的意思去修改。

没想到后来就发生了矛盾。

那时候我毕竟年轻，二十多岁吧。我将修改好的小说送去给萧老师看，她要我把稿子留下，说看完再和我交换意见，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我满怀热望和期盼，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可那天当我从郊区的川师辗转赶到《青年作家》编辑部时，萧老师却抱歉地告诉我说，她最近太忙了，稿子还没来得及看，我非常失望。萧老师又跟我约了一个时间。一周后，当我再次如约赶到编辑部时，萧老师却不在，其他编辑对我说，她开会去了。

两次碰壁，令我的自尊心大大受挫。那时的我，准确地说，是敏感而又脆弱，同时还单纯得发傻。我认为编辑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应该热心扶持每一位作者，应该以文学事业为己任，应该守信用，应该诲人不倦，等等，总之，我把编辑想象成完美的人。于是我在萧老师的桌上找到了我的小说稿，将它拿回。不仅如此，我还给她写了一封令我终生后悔的信。那封信具体写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但主题是明确的：埋怨她，并且表示将不再和她交往。有一句话我没忘，我说，让我们之间画上句号吧。之所以没忘，是以后每每遇见萧老师，她都要提到这句话。她提起这句话并不是讽刺我，而是检讨，是表示歉意，是要我原谅她。这是后话。萧老师马上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解释了那天她失约的原因，并一再地表示歉意，希望我所说的“画句号”只是气话。但我没有回信。

我那时确实是年轻气盛。大学毕业后头一次去北京参加部队上的一个改稿会，因为接受不了责任编辑的意见，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我竟然不辞而别。上火车之前我给那个编辑留下一封信，信上说：“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去了。”这封信后来成了这位编辑历次开笔会之前必举的反面例子。由此可见我那时的毛病。用一位作家的话说，人才的本事，天才的脾气。

再说萧老师。我对萧老师真正地感到歉意，是在我自己当了编辑之后。这时我才知道当一个编辑是多么不容易，“扶持文学青年”是多么麻烦。等再见到萧老师，萧老师再向我表示歉意时，我想我一定脸红了。我说萧老师您别再提这个了，真的，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但萧老师总是说，一而再，再而三。让我感觉到我的那封信对她的影响是多么大。我真是非常后悔。为了表示我的悔意，我一次又一次地寄稿子给她。但奇怪的是，总也没能通过。为此更增加了她的负疚。她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详说了她的种种难处，希望我谅解。当然，我再也不会做那种冲动的事了。我回信劝慰她说，稿子通不过是因为稿子不好，与编辑能有多大关系呢？这样我们往返通了几封信，这些信至今我还保留着。她在信中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总是说让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吧。

后来我认识了萧老师的儿子，《四川文学》的编辑刘继安。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可是你母亲的朋友。但我却从没和他说起过这件难堪的往事。有一次刘继安请我们几个朋友上他母亲家去吃水饺，我去了。从进门起，我就担心萧老师旧话重提。如果那样的话，我势必要向大家作一个解释，多么尴尬。还好，萧老师没再提。她那天见到那么多她们母子两代共同的文学朋友，非常开心。我想，萧老师终于淡忘这件事了。

没想到不久之后。萧老师就病倒了。我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她住院后写给我的。起初她还非常乐观，手术后在医院呆不住，常常往家里跑。信末说，等她出院了，她要吃中药、练气功。到那时，再请我们到她家去吃红油水饺。

但很快，她的病情就恶化了，据说已到了无望的晚期。

听到消息我非常吃惊。在我眼里，萧老师永远都是充满活力的，乐观向上的。尽管她一辈子吃尽了苦头，可她的坚强，她的乐观却是人所共知的。我去医院看她，她很认真地对我说，山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发现有什么包块可不能大意。后来我又去过两次，她的模样一次比一次憔悴，让人清晰地感觉到生命正一点点地离开她。我们这些年轻后生眼看着死神要将她带走，却无法拉住她，心里是多么的无奈和凄凉。我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每次都只是坐在那里，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我只希望她原谅我，原谅我年轻时的幼稚和简单，原谅我带给她的不快。

萧老师终于去世了，在三年前的秋天。我没有写任何纪念的文字。我不知从何写起。在刘继安面前，我也绝少提到他的母亲。因为我注意到，偶尔朋友说起，他立即黯然神伤。我害怕看见男人的感伤。

前些天的一个夜里，我忽然梦见了萧老师。好像是我们去一个小镇上开会，山青水绿，非常僻静。萧老师手上拿着毛线活（也许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医院看她时，她正在织一顶毛线帽），从一家小饭店里走出来。她还是老样子，不像去世前那么瘦。她跟我说，我喜欢这儿，这儿很幽静。我连忙说，继安也来开会了，我去给你叫他。她说不用了，你跟他说我在这儿挺好。

整个梦境，大致就这么多。醒来之后，我反复回味。忽然想，萧老师正是在三年前的十月去世的，这该不会是萧老师给我托的梦吧？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赶快告诉刘继安呀。于是我马上拿起了电话。可是，当刘继安的声音在电话中响起时，我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我怕那声音突然沉默。我想，我还是把它写出来吧。

我相信怀念萧老师的，不止是她的儿子和女儿，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作家和朋友，许许多多像我这样曾经受到过她关心和帮助的文学青年。既然这样，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她在那儿一切都好，不用惦记……

1996年深秋，成都北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