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

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等，也足以叫邻居们啧啧称奇。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

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有所意会，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对我的“娇惯”和“溺爱”。跟着还有令邻居们更吃惊的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为我订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呢！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1959年，我被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进门就发出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子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父亲迁离北京后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痛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为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省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爱是伟大的，从来只有付出，不求回报，这种爱已被古人推向了神圣的巅峰。文章中母亲对儿子的爱，不同于别的母亲的呵护备至，而是给孩子自己的空间，给他人生的启示，让他独立自理，这是磨炼他要从小懂得自己独立解决事情。不禁了解母爱的用心良苦，母爱，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