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儿子焦裕禄

焦裕禄是山东博山人。1962年任中共兰考县委书记。在那一年，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一起袭击兰考大地。这年，风沙打毁了20多万亩麦子；大水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里10万亩禾苗枯萎；只有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着。

党派焦裕禄到兰考当县委书记。第二天，县委机关的人到处找新来的书记，焦裕禄已经下乡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走了一圈，回来后说：“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他下决心要和兰考36万人民一道治伏“三害”——风沙、盐碱、内涝，为全县人民造福。他带领调查队，在全县展开治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焦裕禄同志正患肝病，同志们不让他在风雨中奔波。他拒绝了大家的好意，背起干粮，撑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经常在齐腰深的水里跋涉，蹲在泥水处歇息。有一次，他刚调查回县不久，遇上大雨，雨下了七天七夜，焦裕禄顾不得休息，带上3名同志，拄着棍子又出发了。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画了一张又一张洪水流向图。到了一个生产队，队长硬拉他留下吃顿便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谈过工作后又拄着棍子向风雨中走去。经过反复调查，县委掌握了制服“三害”的大量资料。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飞雪越下越大。焦裕禄惦记着农民兄弟，他对同志们说：“这大风雪天，农民兄弟住得咋样？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要到群众中去。”同志们带着救济钱粮出发了。

风尖厉地吼叫着，雪有半尺厚，焦裕禄用手捂着疼痛的肝部和小伙子们一起出发了。他走进一户无儿无女的老人家。大爷生病躺在床上，大娘是个瞎子。

焦裕禄进屋后问饥问寒，大爷问他是谁？

他答：“我是您的儿子。”

大娘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您老人家。”老两口感动得流下热泪。

焦裕禄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儿子。

一次，他的孩子很晚才回家，一问才知道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来的票，孩子说：“收票的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他问我是谁，我说焦裕禄是我爸爸。叔叔就让我进去了。”

这怎么行！焦裕禄立即叫来全家人讲了这件事，命令孩子把票钱如数送去戏院。以后，又让县委起草了个通知，不许任何干部特殊化，不许任何干部子女特殊化。

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果。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无论开会、做报告，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手也经常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

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同志们问起他的病情，他总是说：“没什么，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

到地委开会，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地委给他请了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贵，他说什么也不肯买。“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他对负责同志激动地说。

焦裕禄顾不上疾病的折磨，一心一意带领人民同灾害展开顽强斗争。

一次，他到一个生产队检查工作，边听汇报边记录，肝痛得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里掉下来。汇报的同志见此情景，再也说不出话来。焦裕禄却一再催促：“说，往下说吧。”

他动手开始写一篇文章，反映兰考人民的治灾经验，题目叫《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文章刚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住进了医院。

离开兰考那天，由于肝疼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到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呀！他不止一次地向送行的同志说：不久就回来。

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嘱咐同志们，到乡下走走，好好抓一下工作总结。泪花在同志们眼里闪烁，焦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焦书记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不少同志跑到医院探望。每逢有人来，他总要拉着人家的手问：庄稼淹了没有？沙丘封住没有？泡桐树栽了多少？麦子长得如何？县委的同志来探望，焦裕禄特地嘱咐他：拿一把盐碱地改良后长的麦穗来让我看看。

焦裕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县委副书记来看他，他颤抖地将自己的照片交给这位副书记，声音微弱地说：“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咱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请把我运回兰考。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一年，他才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