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从旧书摊上买来一批资料，都是戏剧界五十年代到文革之间的个人档案。我为得到这些极为珍贵的史料而感到兴奋。不过，兴奋之余，却又令人有一种难以明说的痛楚。翻阅这些史料，里面除了检讨，就是批判发言，甚或相互之间的检举揭发。大家似乎很郑重、真诚地做着一件庄严的事情，可当时光流逝之后，今天再看它们，无疑是历史的荒唐和沉重。

关于田汉的材料有不少。一份由一位戏剧界著名人士1964年所写的情况反映，“揭发”田汉前不久上海之行时对柯庆施推行现代戏的不满：田汉同志到上海时对柯庆施同志冷淡得很。据柯老说他安排了和田汉在剧场见面，田汉同志表示冷淡。并提到他对现代戏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的态度，曾说现代戏像“白开水”。在上海戏剧学院谈《丰收之后》时说这个剧本很虚假，要不得。……田汉还不同意批评《李慧娘》。”

从收集文坛史料的角度、从研究田汉人生和思想的角度，这些揭发，当然有着重要价值。但是，假如将之放在道德范畴，它无论如何只是令人尴尬的记录。

其实，这样的事情当时不足为奇。因为早在1955年，就有人将胡风的私人信件作为其“反革命”证据精心编选、加注予以公开发表，结果直接酿成了一个历史大冤案。从个人而言，这样做，也许有某些历史原因和环境因素，也许可以解释为自己并没有预料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外在的压力与影响，并不能成为回避自我人格缺陷的理由。相反，当往事成为历史之后，对人可靠的解剖、对道德的追问，应该是所有过来人最应该做的、也最值得做的事情。

个人间通信的私人性质和法律权限，本是常识性问题。提交私人间的信件作为“罪证”，已经超出了追求思想进步的范畴，而是属于个人品行和人格方面的道德范畴问题，更何况，继“胡风事件”之后，以信件定人罪行的做法便成为“轻车熟路”，文革中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人们人人自危。害怕在信中和日记中表露心迹。结果，信件、日记这些本应最具真实性的文体，也居然染上了虚假甚至虚伪的病毒。

我想到了胡风、冯雪峰。他们在文革中，尽管曾经打击过他们的周扬此时陷入逆境，但他们并没有像有的人希望的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绝无半点捏造和诬陷。这便是真正的人。也许性格上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他们把做人的学问做得十分完美。

做人——多么简单却又多么重要，多么具体却又多么恢宏。它无处不在，它贯穿每个人的一生。利益可以暂且放弃，荣耀可以弃之一旁，压力可以承受，但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做人，则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如山川河流一般亘古不变。

还有什么比真诚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能体现人性的美丽？

做人与做学问本不是一回事，一个属于道德范畴，一个属于智力范畴。不过，人们又常常喜欢将之联系在一起。看你的学问，同时也看你的做人，古今中外，大概莫不如此。

做人尚且残缺，遑论他哉？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