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面对盛开的桃花，跪地盟誓结拜，再渲染以著名歌星刘欢那一番声情并茂的演唱，那场面确实令人经久难忘。刘，关、张桃园结义，是以“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为共同志向。《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义”的化身。关羽追随刘备大部分时间是在穷愁破败，东奔西走的境遇里，而关羽依然“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同心休戚，祸福共之”。关羽在曹操的金钱、美女、筵席、爵禄和阿谀、虚情假义的包围和考验中，他的义，登峰造极，成为了一个“义贯千古”的完人。关羽的这一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至今有口皆碑。

然而，“义气”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道德理解，它必然从属于具体的阶级，服从于一定的社会目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治集团的人，从各自的需要出发，都大力提倡赞颂过它。“义”的本身含有复杂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道德规范把情和义置于金钱、地位及至生命之上，一些阶级或阶层可以用它作武器，团结互助，激励斗志，扶危济困。过去不少农民起义在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都曾用结义作为手段，来巩固、扩大内部团结。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因“义”聚集，为义而斗争。晁盖被推为梁山之主后对全体说；“各人务要竭力而心，共聚大义。”“义”使得梁山好汉同心协力，扶善锄恶，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粪土钱财，敝屣富贵，名垂千古。但是，义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过分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因而容易引导人们不顾全局利益，混淆是非界限。以摈弃了理智的“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针，其结果往往是可惨可悲的。关羽不问对象，不管后果，一律地人以情来，我以义报，这样以私废公的结果，必然背弃原来的政治目的，损害了桃园结义的初衷。如白马解围，却几乎陷刘备于死地。特别是华容道上，不分敌我，放走曹操，给蜀汉，甚至给自己留下了无穷的祸患。关羽败走麦城，寡不敌众而被擒后，孙权由于爱惜这样的英雄，还想“以礼相待，劝使归降”，而左右的人提醒说，连曹操那样的热忱相待，也没把关羽留住，今天好不容易把他捉住，“若不即除，恐贻后患”，孙权考虑半天，终把关羽斩了。关羽死后，刘备痛心欲绝。为了“义”，完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决心抛弃江山与东吴拼个死活，由于失去了理智，准备不足，铸成大错，不仅失败，而且自己也病死于白帝城。张飞闻讯关羽遇害，他旦夕号泣，痛不欲生，决意不顾一切，发兵报仇。他完全丧失了理智，谁要说个不字，他便拿谁出气，酩酊大醉中，被人刺杀。刘备和张飞为了“义”，几近疯狂，这样在毫无理智的情况下去做事，其结果可想而知。可以这样说，刘、关、张三人因义而成，因义而亡。我认为，在今天，对于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应作实事求是分析，不应作过多的肯定，也不要宣扬。

朋友之间的交往应以真诚相见，要肝胆相照，做事不能放纵情感。诸葛亮，他并未与刘备结什么义，但他做事既为刘备考虑，更是为国家着眼。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刘备、为蜀汉操劳终生，并无半句怨言。所以，结交朋友，不能随便就结什么义，作为朋友，不能为了义，就置法纪于不顾，触犯法律。现在，在青少年当中，有些人喜欢仿效桃园结义，拉帮结派。也许有些人结派的目的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也有很多人为了哥儿们义气而结成帮派，这种帮派多半会危害社会，有些发展成为社会黑帮，走上犯罪之路。

“义”，在今天应当转变成一种爱：爱朋友，爱集体，爱国家，爱事业。有了这样一种爱，做事就不至于丧失理智、不管后果。有了这样一种爱，我们都能和睦相处，生活得更有意义。

（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