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是北京的早春，是鲜花盛开的时节。我去了一趟阜成门外的鲁迅故居。离着很远，就看见院内探出墙头的大片白色丁香花，如冠如盖，缤纷怒放——真的是满树缤纷满树花。丁香开得朴素，开得放恣，不像海棠，不像桃花，也不像桂花；海棠是一束、一束的鲜花；桃花很艳，艳且媚；桂花可以开得满城幽香，但金色的花藏在绿叶之中，深吸口气才能嗅到。

据说这两株白丁香是鲁迅当年亲手所栽，距今已有80多年了。查了一下资料，知道了白丁香的学名是Syringa oblate var. affinis Lingelsh，英文名White Early Lilac，庭院中常栽培的观赏植物。资料上还说，白丁香抗废气，适合在工矿企业种植。这就对了，北京污染严重，废气日益增多，据说在亚洲都市中排第一。好在白丁香不畏废气，仍然开得灿烂夺目。

还有鲁迅在《秋夜》一文中提到的两棵枣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枣树院内还有，但不是当初的枣树，是后来补种的。讲解员很得意地介绍说，每年秋天收下枣后，还要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送上一份。

在这里鲁迅还写了黑夜，散文就以夜为题，像《秋夜》和《夜颂》。鲁迅笔下的黑夜有些吓人：“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秋夜》）我们怕黑，我们更怕黑暗中的孤独。读了鲁迅后我们知道，黑暗中不光是我们孤独，一颗伟大的心灵也在黑夜里彷徨。但我以为，鲁迅写夜写得最好的一段，是写在厦门大学的夜色：

一粒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是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见自己的心音，四处还仿佛是——无量的悲哀……（《怎么写？》）

鲁迅的许多观点是国人所不喜欢的。比如，鲁迅还不喜欢京剧，甚至可以说是痛恨京剧。再如，鲁迅说过，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一位学法律的朋友就此问道：“那么鲁迅把自己归入哪一类呢？”显然，这位朋友不喜欢鲁迅，至少是不喜欢鲁迅关于中国人的看法。只不过学法律的人比较思辨，争论时不必张牙舞爪、剑拔弩张，可以不动声色、旁敲侧击、暗藏玄机。

是的，将鲁迅归入哪一类都不甚恭敬。总不能说鲁迅不是中国人。说鲁迅耻于做中国人，那也不对。耻于做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了？耻于做中国人的人仍然是中国人，仍然是被归入做稳了奴隶或做奴隶而不得的类别。再者，都说鲁迅是爱中国的，爱中国却耻于做中国人，逻辑上不通，情理上也不通。我亲身体会到，攻击别人心目中的偶像比攻击本人还有杀伤力。我忽然醒悟，大家聚会讲讲黄段子是大智慧，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情急之下，我想到了租界，鲁迅是住租界的啊，是特殊状态下的华人，不必面对两难的选择。租界好啊，鲁迅笔下的租界是这样的：“租界也有悠闲的处所，是住宅区……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秋野纪游》）

北京、上海是不同的风格，至少租界与皇城根是不同的风格。不过，鲁迅在上海的住宅区的陈设也被复制到了北京，就放在故居一侧的鲁迅博物馆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可能是与博物馆的名称有关，因为是博物馆，而不是鲁迅纪念馆，所以必须面面俱到，应有尽有。

鲁迅还有犯忌的，他最敬重的老师是日本人、仙台医学院的藤野先生。《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是这样说的：“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鲁迅故居的东墙上挂着藤野先生的一张相片。故居只开东厢房，据说当时是女佣住的地方。正房和客房都锁着，不知道是出于保护文物的需要，还是为了图省事。我和我那时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只能躬身哈腰贴着玻璃窗往里张望。藤野先生那张相片我们是看见了，但隔得太远，藤野先生的容貌实在是看不清楚。

当时，儿子上小学六年级，已经学过《藤野先生》一文。我问他学后可有感想。儿子只记得文章中提到伙食好坏。看来《藤野先生》一文小学生看不太懂。但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让孩子看懂鲁迅，那是有点儿残忍了。写作中的鲁迅是走投无路，鲁迅笔下的中国也是走投无路。我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走投无路，当然也不希望他们所在的国家走投无路。不过，北京中、小学中午的午餐很差，不仅口味差，而且很脏，里面经常有尘土和杂物。我要向学校提意见，女儿劝我别提，说是提了也没有用，因为换一家送餐公司还是一样。可见，即便是到了今天，鲁迅的文章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对自己孩子很坏的民族。长安街上放眼望去，香车名媛，川流不息。城内大、小餐馆宾客盈门，红男绿女吃得脑满肠肥，但却不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一顿像样的午餐，而且大家麻木不仁，照样灯红酒绿，照样开小车污染空气，照样讲黄段子。鲁迅对我们的批评可能是刻薄了一些（其实应该说是“尖锐”），但那又有什么不对？鲁迅批评得那么尖锐，我们还不改呢。我们自己不思悔改，却要抱怨鲁迅过于尖刻，这是什么逻辑？

鲁迅故居的确切位置是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现在改为19号。故居一带圈成一个很大的园子，盖了大房子，大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这边口气都比较大。不过，虽说是鲁迅博物馆，但里面又办了一些与鲁迅毫不相干的展览。

博物馆占地很大，其实没有必要。来参观博物馆的人并不多。博物馆似乎也并不十分欢迎参观者，下午3：30就停止售票了。两位老者说，他们是从太原来的。但保安并不为之所动，说是昨天新疆来的人过点了也没让他们进。保安说，这是文物局的规定。

博物馆内陈列的大多是照片，其实没有必要。来看鲁迅故居的朋友，对鲁迅的作品和生平大多是很熟悉的了，没有必要在这里看随处可以见到的照片。比较起来，还是上海的鲁迅纪念馆比较好，就是原来的联体别墅的三层小楼。在维也纳也去过一些故居，故居就是故居，没有必要改变其原貌。真是有心纪念鲁迅的话，应该多保留鲁迅故居所在胡同的一些原貌。何必如此铺张？我们这个民族，值得纪念的人并不多。鲁迅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但我们似乎并不真的纪念鲁迅，只是将其政治化、庸俗化、商业化。鲁迅生前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会被人供起来。

鲁迅故居院内还有一位匈牙利诗人的塑像。试想，如果我们在普希金的故居前竖一个鲁迅的头像，那是很怪异的事。我常想，现实中错误真要造成坏的结果，很少是一个人有错，而是许多人同时出错。匈牙利诗人的塑像放错地方也是这样，匈牙利首先就不该把他们的诗人的头像竖到鲁迅故居的门前。主人也不应该同意他们这样做，主管当局也不应该同意。这样的布局不伦不类。

故居大门上“鲁迅故居”四个字是郭沫若题的。鲁迅生前十分厌恶以郭沫若为主将的创造社的那批正人君子们。两边打过许多次笔仗。鲁迅是这样形容创造社的风气的：“而在创造社这一面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活现，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前记》）与鲁迅为敌无罪，也不是什么过错——鲁迅也需要对立面，如果没有对立面，鲁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明知自己是鲁迅所不齿的人，却硬要为鲁迅的故居题词，那就是一件很无趣的事了，也是对死者的不敬。郭沫若本人未必愿意题词，但既然最高领导发话了，他也只好“欣然”命笔了。这样一来，真是一箭双雕，同时作践了两个人。死者不能说话，只能顺受，但生者也被作践了。

1956年10月，鲁迅墓迁址，扶柩者中包括周扬——鲁迅生前很厌烦的人。周扬表示他已经悔过，所以坚持要来扶柩。但鲁迅是否会原谅周扬，鲁迅是否会相信周扬是真的悔过，我们不知道。

总之，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鲁迅生前受到攻击，死后更是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有人说鲁迅尖刻，但那是“正人君子”的感觉，正人君子读了鲁迅自然是芒刺在背。比如，鲁迅对创造社的那些干将们就很尖刻，说是“……革命文学家要年轻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风，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革命咖啡店》）

四处云游之后我才知道，中国人内心的痛苦并不是洋人可以说出来的——因为洋人就没有我们的痛苦，当然也就无从表达。但鲁迅懂，鲁迅是我们的代言人。自近代以来，还没有人比鲁迅更好地表达了中国人内心的痛苦。也有批评鲁迅尖刻的，但我以为那要看他对谁说话了。鲁迅的文章还可以是很温情的，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藤野先生》，还有《一件小事》。

除了北京，我去过广州、绍兴、厦门、上海，去过那里的鲁迅故居，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鲁迅故居庭院内的丁香花。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后，美国诗人惠特曼写了一首长诗，诗句就叫《庭院内那最后盛开的丁香》。一般认为，悼念林肯的诗歌中，惠特曼这首诗写得最好。长诗是这样开始的：

当庭院内最后的丁香盛开的时候，

当夜空中那颗巨星过早地在西边陨落的时候，

我深深地志哀，但我知道春天总会回来。

春天回来，为我带来复活，

带来四季常开的丁香，还有西边那颗正在落下的巨星，

还有我对你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