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原著（选）导读

告子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任[1]人有问屋庐子[2]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3]，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4]。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5]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6]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7]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则不得食，则将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8]，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注释

[1]任：春秋时国名，故址在今山东济宁。

[2]屋庐子：孟子的学生。

[3]亲迎：古代婚礼的“六礼”之一，即今婚礼之迎亲。

[4]岑楼：尖顶高楼。

[5]钩：衣带钩。一钩金即一衣带钩那样一点点金。

[6]翅：同“啻”，只，止，但。

[7]（zhěn）：扭折。

[8]处子：处女。

译文

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食哪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那人问：“娶妻和礼哪样重要？”

屋庐子说：“礼重要。”

那人又问：“如果非要按照礼节才吃，就只有饿死；不按照礼节而吃，就可以得到吃的，那还是一定要按照礼节吗？如果非要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娶不到妻子；不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可以娶到妻子，那还是一定要‘亲迎’吗？”

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就到邹国，把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比较基础的高低是否一致，只比较顶端，那么，一块一寸见方的木头可以使它高过尖顶高楼。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衣带钩的金属比一车羽毛还重吗？拿吃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吃的重要？拿娶妻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你去这样答复他：‘扭折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就可以得到吃的；不扭，便得不到吃的，那会去扭吗？爬过东边人家的墙壁去搂抱人家的处女，就可以得到妻子；不去搂抱，便得不到妻子，那会去搂抱吗？”’

评析

以诡辩对诡辩，以极端对极端。这是孟子在这里所采用论辩方法。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给学生以诡辩对诡辩，从而战胜论辩的对方。所以，这一章内容固然也是孟子对礼的维护和捍卫，但对我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却是他作为一个智者的思维方式和论辩艺术。

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

曹交[1]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2]，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3]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4]，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注释

[1]曹交：赵岐注认为是曹君的弟弟，名交。但孟子的时代曹国已亡，所以也不确切。

[2]一匹雏：一只小鸡。

[3]乌获：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

[4]假馆：借客舍，意为找一个住处。

译文

曹交问道：“人人都可以做尧舜，有这说法吗？”

孟子说：“有。”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如今我身高九尺四寸多，却只会吃饭罢了，要怎样做才行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去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自以为他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便是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有人说自己能够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同样的道理，举得起乌获所举的重量的，也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能胜任为忧患吗？只是不去做罢了。比如说，慢一点走，让在长者之后叫做悌；快一点走，抢在长者之前叫做不悌。那慢一点走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不那样做而已。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罢了。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你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你便是桀了。”

曹交说：“我准备去拜见邹君，向他借个住处，情愿留在您的门下做学生。”

孟子说：“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难于了解吗？只怕人不去寻求罢了。你回去自己寻求吧，老师多得很呢。”

评析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树立起立志向善的信心，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其实孟子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孟子这番议论在今天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告子下：仁义是和平的前提

宋牼[1]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2]，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3]，我将见楚王说[4]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5]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6]。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7]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释

[1]牼（kēng）：战国时宋国著名学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

[2]石丘：地名，其址不详。

[3]构兵：交战。

[4]说（Shuì）：劝说。

[5]遇：说而相合。

[6]指：同“旨”，大概，大意。

[7]号：提法。

译文

宋牼准备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遇上了他。孟子问：“先生准备到哪里去？”

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楚王，劝说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听，我准备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在两个国王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

孟子说：“我不想问得太详细，只想知道你的大意，你准备怎样去劝说他们呢？”

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

孟子说：“先生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

评析

孟子在这里所讲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孟子看来，和平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但是，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因为一旦由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必然导致争斗，失去稳定与和平。如果以仁义为前提赢得和平，则会保持长久的稳定与发展，还会使天下人心归服，安定统一。这是因为，基于仁义的和平，使人与人之间都以仁义道德相互对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人忠诚谦让，仁爱正义。即让世界充满爱，哪里还有什么战争的危机呢？

从理论上说，孟子的学说是很可取的，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告子下：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1]，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2]，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1]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

[2]与国：盟国。

译文

孟子说：“如今事奉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评析

孟子反对不行仁政而穷兵黩武的做法。这里讲的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而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他理所当然是反对的。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二者兼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告子下：无过无不及原则的运用

白圭[1]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2]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3]，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4]，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释

[1]白圭：名丹，曾做过魏国的宰相。筑堤治水很有名。

[2]貉（mò）：又作“貊”，古代北方的一个小国。

[3]饔（yōng）：早餐。飧（sūn）：晚餐。这里以饔飧代指请客吃饭的礼节。

[4]去人伦，无君子：去人伦指无君臣、祭祀、交际的礼节；无君子指无百官有司。

译文

白圭说：“我想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

孟子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一个有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怎么样？”

白圭说：“不可以，因为陶器会不够用。”

孟子说：“貉国，五穀不能生长，只能长黍子；没有城墙、宫廷、祖庙和祭祖的礼节，没有诸侯之间的往来送礼和宴饮，也没有各种衙署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便够了。如今在中原国家，取消社会伦常，不要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做陶器的人太少，尚且不能够使一个国家搞好，何况没有官吏呢？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轻的，是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重的，是大桀小桀。”

评析

孟子主张薄赋税，但他从实际出发，奉行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在这里其实是中庸的现实运用。文中孟子既回答了白圭的问题，又表明了自己无过无不及的主张。

财政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财政税收多少合适？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老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从实际出发，指出，如果按照白圭所提出的税率，二十抽一，赋税倒是薄了，老百姓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国家怎么运转呢？除非像那边远落后的貉国那样，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机构，没有靠财政负担的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文明进化的中原国家既然已不可能回到像貉国那样的原始状态，怎能实现像貉国那样的税收制度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收得多越好，像暴虐的夏桀那样，模征暴敛，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儒者的追求。

告子下：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白圭白：“丹之治水[1]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2]。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3]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1]丹之治水：白圭治水的方法，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主要在于筑堤塞穴，所以孟子要指责他“以邻国为壑”。

[2]壑（hè）：本义为沟壑，这里扩大指受水处。

[3]洚（jiàng）：大水泛滥。

译文

白圭说：“我治理水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使水流注于四海。如今你却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慈的人厌恶的。你错了。”

评析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就像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

告子下：好善足以治天下

鲁欲使乐正子[1]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2]。”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3]，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4]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5]，予既[6]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7]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8]之人至矣。与谗诌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1]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

[2]好善：这里特指喜欢听取善言。

[3]优于天下：优于治天下的意思。优，充足。

[4]轻：易，容易，不以为难。

[5]訑訑（yí）：自满的样子。

[6]既：尽，都。

[7]距：同“拒”。

[8]谗：说陷害人的坏话。谄：巴结，奉承。谀：讨好逢迎。

译文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欢喜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能力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有智慧有远见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见多识广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听取善言就够了吗？”

孟子说：“喜欢听取善言足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鲁国呢？假如喜欢听取善言，四面八方的人从千里之外都会赶来把善言告诉他；假如不喜欢听取善言，那别人就会模仿他说：‘呵呵，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的声音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下来，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就会来到。与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住在一起，要想治理好国家，办得到吗？”

评析

孟子认为，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于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谄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的确是“逆耳”的，是非常不中听的。这时就可判断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销掉。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也是“好善”的典范之一，但他不也多次想杀掉那一再进“逆耳”之言的魏徵吗？

告子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1]之中，傅说[2]举于版筑[3]之间，胶鬲[4]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5]，孙叔敖举于海[6]，百里奚举于市[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8]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9]于虑，而后作；征[10]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11]，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1]畎（quǎn）亩：田间，田地。

[2]傅说（yuè）：殷武丁时人，曾为刑徒，在傅岩筑墙，后被武丁发现，举用为相。

[3]版筑：一种筑墙工作，在两块墙版中，填入泥土夯实。

[4]胶鬲（gé）：殷纣王时人，曾以贩卖鱼、盐为生，周文王把他举荐给纣，后辅佐周武王。

[5]管夷吾：管仲。士：此处指狱囚管理者。当年齐桓公和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纠失败后，管仲随他一起逃到鲁国，齐桓公知道他贤能，所以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而把管仲押回自己处理。鲁君于是派狱囚管理者押管仲回国，结果齐桓公用管仲为宰相。

[6]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的隐士，隐居海边，被楚王发现后任为令尹（宰相）。

[7]百里奚举于市：春秋时的贤人百里奚，流落在楚国，秦穆公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他买回，任为宰相，所以说“举于市”。

[8]曾：同“增”。

[9]衡：通“横”，指横塞。

[10]征：表征，表现。

[11]法家拂士：法家，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为“弼”，辅佐；拂士即辅佐的贤士。

译文

孟子说：“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炼，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评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人。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

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乐的科学》）因为，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

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司马迁说得好：“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告子下：教亦多术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

评析

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这里着重谈到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其实，孔子早就采取这种“不屑之教”的方法了。他教育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是让他羞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想来宰予是羞愧而奋发向上了的，后来还做了齐国的临淄大夫。看来，儒家先贤教学很注意教育心理学原理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