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情感打动读者心灵的艺术，包括诗歌、辞赋、散文、戏剧、小说等多种类型。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作家群星璀璨，流派五彩纷呈，作品浩如烟海，但堪称文学经典者，只能是部分作品。

什么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呢？让我们从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的一个条目说起。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这是文学史上传为美谈的东晋谢氏叔侄品《诗》活动。关于《诗经》何句最佳问题，谢氏叔侄的看法并不相同，谢玄认为是《小雅·采薇》“昔我”句，谢安则认为《大雅·抑》中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特别有高雅之士的深远意趣。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有“因怀欣赏”和“艺术欣赏”两种方式。“因怀欣赏”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欣赏方式，在以这种方式欣赏作品的时候，欣赏者不是以文学批评标准来衡量作品的好坏，而是以是否能够表现自己此时此地的心境为标准，来判定作品的优劣；“艺术欣赏”即人们以文学批评标准为尺度，对作品的内容情感与形式技巧进行鉴赏的一种审美活动。因此，欣赏者如果用“因怀欣赏”来欣赏作品，就不可能得出公认的好作品；而文学批评标准则往往是公认的，欣赏者若用“艺术欣赏”来欣赏作品，就有可能得出公认的好作品。谢氏叔侄上述品《诗》活动，属“因怀欣赏”而非“艺术欣赏”，《小雅·采薇》“昔我”句，表现的是久戍士兵归途中悲喜交集的情感。谢玄戎马一生，军旅生活对他来说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了；即便这次品《诗》是在谢玄从军前，此时他也应该关注军旅生活了，否则他后来就不大可能成为一代名将。谢玄之所以认为“昔我”句最佳，主要原因正是在于他对军中将士生活和情感的深刻体察；《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句，《诗集传》注曰：“訏、大。谟、谋也。大谋、谓不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也。定、审定不改易也。命、号令也。猷、图也。远谋、谓不为一时之计、而为长久之规也。辰、时也。告、戒也。辰告、谓以时播告也。”谢安是一位深谋远虑、气度弘远的名士，后来又成为东晋王朝的佐命大臣，“訏谟”句正是他的政治情怀的写照，故而他认为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如所周知，在后世成为经典名句的是《采薇》“昔我”句而非《抑》“訏谟”句，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谢玄比谢安更具艺术眼光与文学素养，从现存文献看，谢安的艺术眼光与文学素养远在谢玄之上。《采薇》“昔我”句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名句，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远远地超过了《抑》“訏谟”句，这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艺术欣赏”空间。试举数例：

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

子美《哭苏少监》诗曰：“行罪台州去，时违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此皆隔句对，亦谓之扇对格。然祖于《采薇》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诗章）运用对比的方式，将时序之“今——昔”，物候之“柳——雪”，人生之“往——来”剪接融汇，创造出超越现实的典型画面。短短4句诗，看似平淡，娓娓道来，却充满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同一个“我”，但有“今昔”之分，同一条路，却有“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之别，而这一切都在这一“往”一“来”的人生变化中生成……诗章在对比中容纳了人生的深沉感慨，从而把我们带进更高的审美境界，去体验人生的奥义。

反观《抑》“訏谟”句，谢安之后就“曲高和寡”了，除了王夫之等个别学者外，鲜有称善者。之所以如此，不是谢安的鉴赏能力低，而是该诗句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不高。

可见，能够成为经典的首要条件是，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极高的艺术品质。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包括作品意义的丰富性、语言的生动性、艺术手法的多样性等。只有艺术品质极高的文学作品，才能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产生情感共鸣，才能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征服古今中外读者，才能经得起历史的选验而成为文学经典。

那么，艺术品质极高的文学作品就一定能够成为经典吗？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采薇》《出车》二诗同在《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出车》第四章有诗句云：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

对比《采薇》“昔我”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二者用语大同小异，然后者成为千古传诵的经典名句而前者近于煙没无闻，原因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前者“套用”了后者。李金坤先生首次提出“套用”说，其云：“至于‘昔我往矣’、‘今我来思’这种以今昔之不同情景来体现时间之久的表达方式，在《诗经》时代即为人们所乐以采用。如《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此后，套用者则更多矣。”可见李金坤先生褒扬《采薇》“昔我”句而贬抑《出车》“昔我”句。米玉婷、殷光熹等人亦如是观。但“套用”说似未为得，其一，在《诗经》中，虽然《采薇》排在《出车》前，但二诗创作时间孰先孰后已不得而知，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出车》“昔我”句套用了《采薇》“昔我”句，还是《采薇》“昔我”句套用了《出车》“昔我”句。其二，即便是《出车》“昔我”句“套用”了《采薇》“昔我”句、其艺术品质稍逊于《采薇》“昔我”句（实际上二者的艺术品质差别极小，难分伯仲），亦非“套用”说所能圆满解释。在文学史上，此类“套用”者与被“套用”者均成为文学经典的例子屡见不鲜，就整篇作品言，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与崔颢《黄鹤楼》；就诗句言，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与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我们认为，《采薇》“昔我”句成为文学经典名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上述刘义庆《世说新语》所记载的谢氏叔侄品《诗》活动。正是此次品《诗》活动，使《采薇》“昔我”句在这样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开始受人瞩目，并开始了它的“成名”之旅。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谢氏叔侄的身份与地位，一是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艺术品质及其地位。先说谢氏叔侄的身份与地位在《采薇》“昔我”句“成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民族，一个人的品格越高尚，其影响就越大，孔子的著述成为经典而千古流传、屈原的《离骚》传颂至今都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官本位意识极其浓厚的民族，一个人的官位与政治地位越高，其影响也越大，左思《三都赋》因张华一言而使洛阳纸贵、陆机辍笔；裴启《语林》始出，“时流年少，无不传写”，谢安一言，“众咸鄙其事，《语林》遂废”。陈郡谢氏是东晋中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谢安以超人的名士风范成为当时士林的人格神，以出色的政治才能登上了宰相的宝座，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强兵遍布方镇，形成了与皇族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公元383年，由谢安坐镇京师任总指挥、谢石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任前锋都督、谢琰任辅国将军，4人联合导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淝水之战”，创造了东晋8万军队大胜前秦80多万入侵者的辉煌战例。战后，谢安、谢石、谢玄、谢琰等4人同日封公，鼎贵无比，不仅获得了应有的奖赏，还使谢氏家族的一流门阀地位得以确立。谢安、谢玄的品格和历史地位，必然激起后世对他们品《诗》活动的浓厚兴趣。事实正是如此，谢氏叔侄品《诗》之后，出现了名人效应，世人尤其是历代名人学者对《采薇》“昔我”句的评点从来没有停止过，使得该诗句丰富的艺术内涵不断得到发现，这也是该诗句成为经典、流传千古、备受人们关注的原因。次说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艺术品质及其地位在《采薇》“昔我”句“成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如果《世说新语》是一部艺术品质极差的作品，谢氏叔侄的品《诗》活动可能被历史洪流湮没，《采薇》“昔我”句能否成为经典名句也会成为一个疑问。幸运的是，《世说新语》具有极高的艺术品质和历史地位。作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世说新语》对魏晋时期士人阶层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作了全面翔实的记录，既是一部古典文学经典名著，也是一部关于魏晋社会文化的经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自《世说新语》问世以来，因其取材翔实、文笔隽永、文化价值丰富深厚和文学魅力涵泳无穷，为历代帝王将相推崇，备受文人学者喜爱。唐朝修《晋书》，多采《世说新语》，共引用材料312条，约占《世说新语》条目的30℅；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康熙等历代帝王将此书列为治国、治人之根本用书；历代文人以之为案头必备之书，一些士人学子往往摘录其中吉光片羽，作为终身恪守的座右铭；甚至民间有谚云：“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读《世说》一卷。”我们认为，正是《世说新语》非凡的艺术品质和历史地位，才使谢氏叔侄的品《诗》活动和《采薇》“昔我”句备受世代瞩目。

要之，在传媒不发达的古代中国，《采薇》“昔我”句在“成名”之旅上占尽了名人效应与名作效应传播的优势，这是艺术品质与之不相上下的《出车》“昔我”句所没有的运气。可见，艺术品质极高的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还必须在其传播中不断得到读者尤其是历代名人的评价与认可。

拥有一大批经典作品的文体必然会成为经典文体。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经典纷呈的历史，历代文学各有其擅长，每一时代均有代表性的经典文体，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些不同时代的经典文体均融前代文学之长，集当代文人之功，将一切事物尽收眼底并出诸笔端，表现和涵盖时代的整体性和风格特征的多样性，形成了后代公认的文体特色与文体规范。但要注意的是，每一时代的经典文体并不排斥同时代其他文体经典作品的存在，如魏晋南北朝的经典文体是骈文，但小说领域仍然有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干宝《搜神记》等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