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相关问题

一、《乐记》成书年代与作者

《乐记》的时代和作者问题众说纷纭。历来有两种说法：①《乐记》一书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②此书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先秦古籍所得。一般比较公认的观点，此书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成书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古乐早已有之，后散失，及秦而灭，汉初“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以其地方力量搜集古书古乐，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辑成《乐记》。《汉书·艺文志》所列《王禹记》24篇可能就是河间献王所辑《乐记》，不属汉人新作，而属“先秦旧书”。

关于《乐记》的作者，古人认为五帝三王之乐：其一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三王；其二认为，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参见《史记·五帝本纪》序《正义》）。此外，儒者还由《礼记·月令》把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称为五帝（五方帝，各主一方），夏禹、商汤、周文为三王（《孟子·告子下》）等。又有把周文、武二王合为一王者。由以上诸说，五帝三王之乐应指自伏羲氏以来至周初的古乐。《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伏羲氏乐不详，朱襄氏（神农别号）时作五弦琴，葛天氏歌八阙，阴康氏作舞，黄帝作《咸池》，颛顼作《承云》，帝喾作唐歌，尧作《大章》，舜作《九招》、《六列》、《六英》，禹作《夏龠（yuè，跃）》（一说乐名《大夏》，以龠伴奏）、《九成》，汤作《大护》，周武王作《大武》。《列子·周穆王》篇晋·张湛注文说：“《乘云》，黄帝乐；《六莹》，帝喾乐；《九韶》，舜乐；《晨露》，汤乐。”《汉书·礼乐志》说：“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说，黄帝乐名《云门》、《大卷》，尧乐名《咸池》，舜乐名《大》，禹乐名《大夏》，汤乐名《大濩》，周武王乐名《大武》。同书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说：“伏羲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夏谋》”；又引《乐纬》说：颛顼乐名《五茎》，帝喾之乐名《六英》；引皇甫谧语说：“少昊之乐曰《九渊》。”这些说法不同的原因是古乐有的一乐多名，如贾公彦考证《大卷》就是《大章》等，再者古乐失传，学者各承师说，难免以讹传讹。《周礼》虽载有六代乐名，战国时有许多已失传，故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此时唯存《韶》、《武》两乐而已。

二、《乐记》的结构

《乐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礼记》中题作《乐记第十九》，约5000余字，包括11子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据西汉刘向，古代《乐记》共23篇，篇名都记载于他的《别录》一书中。《别录》虽已佚，但唐孔颖达作《礼记注疏》时说，《别录》所载《乐记》的全部篇目，当时还“总存焉”，从孔颖达记载看，这23篇除上述11篇之外，还包括《奏乐篇》、《乐器篇》、《乐作篇》、《意始篇》、《乐穆篇》、《说律篇》、《季札篇》、《乐道篇》、《乐义篇》、《昭本篇》、《招颂篇》、《窦公篇》等12篇，这12篇已佚。

三、《乐记》的内容

《乐记》一书讨论了音乐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它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2）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此理论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

（3）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它认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是故先王之政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4）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有比较深层的论述。它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