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赋的人喜欢模仿前人作品，所谓“踵事增华”，也算文学史上一个明显的创作现象，尤其唐宋以后科举考赋，闱场同题情形尤为突出，于是由模仿以补续并超胜前人，也成为赋坛斗技的常态。早在汉人作赋时，这种现象已有所呈示，最典型的作家是扬雄。据《汉书·扬雄传》存录雄自叙谓：“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尝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名曰《反离骚》。”又本传“赞曰”称：“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可见扬雄仿相如为“四赋”（《甘泉》《长杨》《河东》《校猎》）与仿屈原作《反离骚》，既仿其本，又驰骋其意与词。同样，陶渊明写《闲情赋》，于赋序亦谓“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检逸赋》……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是补续，也是自为。这种以模仿前人写赋并补益其词意者甚多，兹举两则纪事为例。
一则是南朝张融写《海赋》故事。《南齐书·张融传》记载：融“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后还京师，以示镇国将军顾恺之，恺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之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此赋实超玄虚”语指西晋时木华（字玄虚）曾作史上第一篇状写大海的完整赋章，所言的“超”指超过前者，但前提是对前赋的模仿。比较两篇《海赋》，木赋首述大海之形成，并广大其象，谦卑其意，以层层比喻，夸张形容，借助神话传说，虚构异国幻境，后世评说“文甚隽丽，足继前良”（《文选》李善注引傅亮《文章志》）、“奥博详实，极赋家之能事”（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张赋层次清整，先绘饰大海声势，继描述海中奇鱼，又形容海上美景，再束以想象与玄理，以海上神山之景，状神奇之象以喻流心物外而“化静自清”的境界。这也牵涉到第二点，即两赋皆以“奥博详实”为赋，自隶于魏晋时代征实之文风，然何以顾恺之谓其“超玄虚”的同时，又责其“不道盐”之失，而张氏复补足“漉沙构白”四句以应对，这又说明赋家模仿前贤又欲超越的写作心态，落实到物态描写方面，也常是具体而微的。
另一则是南宋人孙因模仿柳宗元《晋问》而成赋体文《越问》的本事。孙因是浙江慈溪人，《宋元学案补遗》有传。据其《越问序》所载，一是“借楚辞体而去其羌谇蹇咤之声，仿《晋问》意而削其佶屈聱牙之制”，这说明此赋模仿《晋问》却能变其体而更其制。一是言此赋在“王公（十朋）作赋后五十七，自句章徙余姚”时作，并指出王十朋“会稽三赋”之《会稽风俗赋》（另两篇是《蓬莱阁赋》《民事堂赋》）有三遗恨，即“止及（会稽）境内山川”，未能旁及古之越境;“杂举夫秔秫桑蚕”，而未及越地特产的“金锡”“竹箭”等;又对鱼盐之利未能详述，有举小而遗大的弊病。所以对照王赋，孙赋辟有“驻跸”（叙宋高宗逃难驻绍兴）、“良牧”（歌颂“帅宪新安汪公”即汪纲的政绩）、“封疆”“金锡”“竹箭”“鱼盐”“舟楫”“越酿”“越茶”等专章描述，多增地方事物风俗，以补王赋之阙。有趣的是，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是仿柳宗元《晋问》而作，孙因的《越问》是仿柳、王两篇而为，堪称再仿之作，所以他强调的于柳赋“更其制”与于王赋“补其遗”，是再仿后的“超前”创作，尽管马积高先生《赋史》认为“孙赋则铺述各种互不连续的事物，散漫无归，故虽颇有文采，就命意、谋篇说，则远逊于《晋问》与《会稽风俗赋》”，然其主创意图的超越，则显而易见。
上举两事，仅举隅之见，类似情况在赋创作或赋家自述中常见。比如李白创制《大鹏》与《大猎》二赋，明明效仿汉人，却偏要在自己的赋序中对汉晋前贤或“鄙心陋之”，或谓“龌龊之甚”，虽有偏颇，却内涵了赋家“超”的意识。于是在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常见现象，诗人好追慕前贤，比如视诗、骚（或“风骚”）为终极追求，即如陶渊明的诗作，后代诗论评述唐宋名家，也只说王维学陶如何，韦应物得陶几许，孟浩然习陶所成，苏东坡仿陶最肖云云，鲜有超越的期许，杜甫诗在宋以后的地位亦然。赋家则不然，其仿前而超胜的创作现象之普遍，宜有赋“体”的因素，试举其要，聊述三端：
一曰“物”，即前人如陆机《文赋》所言“赋体物而浏亮”，换言之，就是赋体书写多物态的呈现。我曾在《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中对以漢代出现的京都赋与晋宋兴起的田园诗进行比较研究，在试图说明公元初近五个世纪文学变迁之主流时，也分析了诗与赋“体”的差异，其中如与田园诗表现于田野之景、农耕之乐、隐逸之趣、景候之序、自适之情不相同者，在于京都赋更多地描写城市建设、宗教礼仪、商业贸易、物产风俗、游艺表演等。其中“物态”书写，更接近于赋体的特征。由于物质文明的进化，使“物以赋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创作也就天生地具备了进化与超胜的质性。略述其要，又包括事物的发展，如刘邵《赵都赋》叙述“珍玩服物，则昆山美玉，玄珠曲环，轻绡启缯，织纩绨纨。其器用良马，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嵠鱼肠，丁零角端”，写一都之物产，意在超越前人的观物视阈。这种事物的发展，又常通过两方面在赋中呈示。一是外物的引进，尤其表现于古代王庭朝贡体系的贡物描写。如班固《西都赋》写外邦贡物：“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对此，《文选》李善注：“《汉书》宣帝诏：九真献奇兽。晋灼《汉书注》曰：驹形、麟色、牛角。又《武帝纪》曰：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又曰：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又曰：条支国临西海，有大鸟卵如瓮。”又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汉和帝时甘英出行西域，经安息、条支直抵波斯湾，所见“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使具珍怪”。可知赋中所写，皆有史可证的新鲜事物。二是技术的发展，促进赋中物象的趋新。例如明清时代对外贸易的扩大，一些新事物、新素材进入赋家笔下，出现了一大批诸如“眼镜”“自鸣钟”“电报”等新题材的咏物赋。如晚清学者章桂馨（光绪三十年进士）的《电报赋》描述与赞美电报科技之“关山咫尺”的“夺天工之巧”，以及“一刻千程，纵声万里”之妙，也是前人赋写物态不可能及的。
二曰“京”，即以京都赋为中心的体物大篇之创制，也内涵了赋体适宜城市文学表现的特征。《四库全书总目》于“地理类”提要云“首宫殿疏，尊宸居也”，而宫殿所在乃京都，或称“京师”，班固《白虎通》释“京师”谓“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以大众言之”。联系到萧统编《文选》择“体裁”与“题材”时采取“首赋”与“首京都”（以班固《两都赋》居首），既是对以京都为中心的大一统文化的认同，也是与赋体切合城市文学之描写，尤其是擅长京都书写的特色。以汉代为例，汉赋就是“众大之词”，是对国家整体形象的文学化写照，其宗旨在班固、张衡京都赋中所说的“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西都赋》）、“惠风广被，泽洎幽荒……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东京赋》）的华夏中心论与万邦协和观。这其中的“物态”与“德教”，奠定了后世辞赋（尤其是体物大赋）创作由“观物”到“观德”的书写模式。这也构成了历代京殿赋的不断摹写与仿制。但是在模仿过程中，赋家又无不表现出一种“一代胜过一代”的超胜思想。这又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赋中人物的超胜。比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假托人物，“子虚”“乌有”“亡是公”代表楚、齐之地与天子之都，并以“亡是公”压倒“子虚”“乌有”，影写的是汉初由藩国盛到宫廷强的政治变迁，也奠定了大赋崇当世圣王的思想基础。又如扬雄《长杨赋》写天子游猎，也采用先述“汉三帝”（高祖、文帝、武帝）再写“今上”（成帝），即“今朝廷纯仁”一节描写，如果说扬雄赋还寄有一定的讽意，则其创作模式到东汉京都赋（班固与张衡的作品），颂当世圣王之意，已非常明显。二是赋家摹写的主观超胜意图，也成为历代京都赋书写的一大思想传统。这一点在左思写《三都赋》以汉代京都赋为鹄的之批评已肇其端：“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于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三都赋序》）继此，如唐人李华作《含元殿赋》，序称“陋百王之制度，出群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誉。欲使后之观者，知圣代有颂德之臣”;宋人杨侃作《皇畿赋》，序称“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元人黄文仲作《大都赋》，开篇即云“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掩压前朝，一脉相承。这种创作心态落实到“体”，实与赋文擅长描绘都市文明并喻示社会进步切切相关。
三曰“反”，这又包括赋作的模仿性以及赋家的逆向思维。赋的赓续也有类诗的，如“和赋”与“和诗”。和赋有“和圣制”，如唐太宗作《小山赋》徐充容赓和，有“侪友自相和”，如高适和李邕《鹘赋》、苏辙和兄轼《沈香山子赋》等，还有后代同题赓和且次韵的，如“宋吕纲《浊醪有妙理赋》次东坡韵;明祈顺、舒芬、唐龙诸人《白鹿洞赋》次朱子韵”（王芑孙《讀赋卮言·和赋例》）。这类赓续只有模仿，没有强烈的超胜意图，故在赋创作中有类似“和赋”的一种体裁“反”，则着意持续而超越。赋之“反”体，肇自扬雄《反离骚》，继续者有皮日休《反招魂》、赵秉文《反小山赋》、徐祯卿《反反骚》、尤侗《反招魂》、汪琬《反招隐》等。读扬雄《反骚》，一则读骚感于史事，表现出对屈原尊崇、同情以至哀怨的心理，一则借史事与旧文以抒发牢愁，貌似拟作，实多创思。也正因此中寄寓了“反”（以反彰正）的逆向思维，所以后世评价亦迥异。如朱熹评扬雄谓“屈原之罪人”、“《离骚》之谗贼”（《楚辞集注》），李贽则认为“《离骚》，离忧也;《反骚》，反其辞，亦其忧也，正为屈子翻愁结耳”，其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焚书》卷五《读史·反骚》）。“反”体在赋域的创作实践，自与赋体的补续与超越潜符默契。
观历代赋家创作（尤其是体物大赋），其超胜的主观意图，常建立在贬抑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这是骨子里的“文人相轻”，还是反映时代的进步？个中理趣，亦可商榷。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