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我国最流行的唐诗选本当数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然而，唐诗流传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且很早就走出了国门，在朝鲜、日本等国家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好奇的读者也许会问：“是不是唐人、宋人、明人、日本人……读的唐诗经典也和我们一样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诗学观念、审美风尚等等总是有差异的，这也会反映在其对唐诗经典的编选、欣赏中，就像服装、饮食的时代、民族差异一样。这里介绍给大家的《唐诗三体家法》，就是一部我国今天的读者或许比较陌生，但在元、明时期和日本却非常盛行的唐诗选本。
一
《唐诗三体家法》由晚宋周弼所编。周弼，字伯弜。其父文璞是南宋后期有名的江湖诗人，与韩淲、姜夔、葛天民等交游。弼十七八时即博闻强记，侍父时已好吟。嘉定间（1208—1224）中进士，宦游吴、楚、江、汉，足迹所到，多有吟咏。善墨竹，能诗。王士禛称其虽名不甚著，而诗“实足名家”（《香祖笔记》卷五）。弼尝自刊《端平集》十二卷行于世，今佚。李龏从《端平集》和集外诗中选出近二百首，编成《端平诗隽》，今存。
《唐诗三体家法》编于何时，在我国已无明确记载。村上哲见《三体诗·解说》云，从日本室町时代的抄本看，当成书于淳祐十年（1250）。检素隐抄《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于卷首《三体诗集起》可见：“梅庵曰：‘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秋八月，汶阳周伯弜选此集。’”此说当有所本。另外，编书需要大量的书籍、时间，解官归里时期最有可能从事这项“阅诵数百家，择取三体之精者”（周弼《唐诗三体家法序》。今存诸本皆无周弼序跋，然据查屏球《周弼〈唐诗三体家法序〉辑考》〔载《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考证，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九《唐诗三体家法序》当为周弼所作。查文论据充分，其说可从）的工作。又弼曾带徒授诗，此书极有可能是他编辑的诗学教材，而有人前来问诗，应在其获得一定诗名之后。综合这些因素考虑，“淳祐十年”成书说应该可信。
由自序可知，“法”是周弼诗学关注的核心，也是他编辑《唐诗三体家法》的出发点。这与古代选本常见的分体编排、依人系篇和分题材类编等体例不同。周弼首先将所选诗歌分为“五律、七律、七绝”三种体裁。每种体裁之下，又按他分析、总结出来的“法”分为若干体。每体前有解说，后附诗例，并将诗例以“已上/前共×首”的小计分为若干小类。解说是对各体诗法的具体说明，既详细分析各体的构成、特点和写作时的注意事项，也间或指出各体的价值地位和在唐诗史上的流行阶段。这种解说附诗例的编辑方式，更便于读者揣摩、学习。
此书之所以将“诗法”作为编排的核心，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根源。南宋后期，社会上兴起了“以诗行谒”之风。许多江湖诗人将诗看作行走干谒的羔雁之具，“与物质追求直接联系起来”（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而当一种艺术或才能异化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敲门砖”，尤其是关乎生计大事时，人们对法度、技巧书籍的需求就会格外迫切，此类书籍也会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出现。《唐诗三体家法》即是晚宋盛行的众多诗法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诸“法”中，周弼最看重诗歌结构上的情景搭配，将结构、表现手法（描写景物和抒写情意）、风格综合在一起探讨。五律、七律主要关注中间两联，七绝主要关注第三句。如五律，“四实”指“[中]四句皆景物而实”，“四虚”指“中四句皆情思而虚”，“前虚后实”指“前联（即颔联）情而虚，后联（即颈联）景而实”，“前实后虚”指“前联景而实，后联情而虚”。七绝“实接”“虚接”分别指用景语、情语接前两句。在“虚”（情意）、“实”（景物）比例上，周弼偏向于在诗歌中多描写景物、少抒写情意。这与当时诗坛分化之际，“宗唐”者与“宗江西”者在论争中使情景问题凸显出来有关。概括而言，前者比较重视景物，后者则偏重情意。如徐照声称：“诗凭景物全。”（《舟中》）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评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却云：“此诗全不说景，意足辞洁。”
用情景体认虚实，应是周弼的首创，这丰富了传统虚实论的内涵。同时，他从虚实看待情、景，既看到了情、景的区别，也注意到情、景的互相转化、交融，深化了中国古典诗学对情景关系的认识。不过，周弼虽抓住了古典诗歌生成的核心要素——情、景，但又将其和结构联系起来，难免机械、片面。因为诗中情景搭配模式，远不止他分析的几种。周弼在五律中专立“一意”一体，指出诗歌创作还有超出“度外”的境界，说明他对此亦有觉察。后人接过周弼的话头，从“常”与“变”“初学”与“老手”的分别着眼，就说得更加圆融、透彻。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做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若老手大笔，则情景混融，错综惟意，又不可专泥此论。”
自序中，周弼以元和为界，将唐诗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此前的开元、大历时期是整个诗歌发展的高峰，言诗当以此为本。周弼对开元、大历诗“雍容宽厚”“雄健”“浑厚”“典重”风格的推崇，与当时不满晚唐、主张向上取法的潮流一致。但他同时用“华丽”“婉曲”体认开元、大历诗，《唐诗三体家法》的编选亦体现出对此风格的偏爱，且大量选录中、晚唐人之诗，这又显示了晚唐诗风惰性之大。即使立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严羽，自作诗之“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沧浪集》提要）。周弼诗亦被四库馆臣称为“风格未高，不出宋末江湖一派，而时时出入晚唐”（《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汶阳端平诗隽》提要）。身兼诗学观念之表达与创作样板的《唐诗三体家法》，既反映了人们的实际审美趣味，也折射了当时的真实诗风。对它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可作如下界定：南宋以晚唐为师到元、明以盛唐为师的过渡。
《唐诗三体家法》选录篇幅最大的诗人——许浑，不仅受到编者周弼的击赏（周弼“以唐诗自鸣，亦惟以许集谆谆诲人”〔《对床夜语》卷二〕。其诗受许浑沾溉的痕迹较为明显，如《严陵钓台》，从意境、造语、命意等方面看，都受《唐诗三体家法》所选许浑《咸阳城东楼》影响。《唐诗三体家法》选许浑诗16首〔五律4首、七律9首、七绝3首〕，仅次于杜牧诗17首〔七律2首、七绝15首〕。然从选录篇幅看，许浑的地位无疑更为重要），也受到晚宋“宗唐”者的普遍推崇。从时人对许浑的评论与学习，亦可看出晚宋“宗唐”诗学处于过渡期的某些特征。一方面，许浑律诗对仗精工、辞藻华丽、诗风浅近，很投合文化素养不高、受市民审美情趣熏染的江湖诗人的胃口。另一方面，许浑诗又颇具气势，佳者能做到雄浑，逼近盛唐，不少晚宋诗人对此甚是心仪。有人甚至将许浑具有盛唐雄健、浑厚之气的诗句经典化，予以模仿。正是因为许浑诗既富有晚唐的精工华丽，又雄健浑厚、逼近盛唐，最符合诗学过渡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故受到周弼等晚宋“宗唐”者的普遍推崇和赞誉。
二
《唐诗三体家法》成编后，应该先以无注本的形式流传，在江湖诗人中影响較大。原本题名当为“唐诗三体家法”，按五律、七律、七绝的顺序编排。明清之际，一些书目著录之“四卷本”或为无注原本系统。如焦竑《国史经籍志附录》：“《三体唐诗》四卷，元周弼。”然清中叶以后，“四卷本”再无著录，殆已失传。
元、明两朝，此书十分盛行，成为幼童学诗的入门书。《明实录·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四八“正德四年四月庚申”载：“……赐鲁府辅国将军当、当《四书集注》《唐三体诗》各一部，从其请也。”陆云龙《翠娱阁诗草小引》云：“予小少贫甚，无书可阅，仅《三体唐诗》、于麟选诗，借为导师矣。”可见，不论是皇室还是寒门，都备有此书，时人俨然将其看作与《四书》一样最为基础的读物。元代隐中山和明代严子安、张楷、萧宗鲁、王越、万毖之等人，甚至逐首和过此书。直到明代后期，随着李攀龙所编标举盛唐诗风的《唐诗选》的流行，选诗以晚唐风格为主的此书影响才慢慢弱化。正如何焯在《唐三体诗》卷末跋云：“《鼓吹》《三体》二编，嘉靖以前童儿皆能倒诵，如宋人读郑都官诗也。自王、李盛而几无能举其名者……”
元僧圆至是第一个为此书作注的人。大德九年（1305）方回为序。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本，应当最接近圆至注原貌。元以后，我国版刻的《唐诗三体家法》主要为残缺了末卷的圆至注二十卷本系统。四库馆臣将圆至注本列入存目，对其注屡加挞伐，云其“诠解文句，颇为弇陋”。高士奇亦称其注“语多纰缪”。其实，平心而论，圆至注虽沿着比兴寄托之传统说诗，偶有牵强附会之失，但对于典故、语词的训释及诗意的阐说，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准确的。钱保塘跋泸州盐局朱墨套印本《唐三体诗》云：“惟天隐注语，存者大致明赡，或加笺语亦能契合作者本旨。度其全注，未必如高江村所言语多纰缪。”应为持平之论。
至大二年（1309），又有裴庾为《唐诗三体家法》作注。裴庾注应是在圆至注的基础上而作，元以后在我国失传，幸在日本、朝鲜有翻刻。日本现存的翻刻本，主要有两种：一是《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以下简称“集注本”），二是《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以下简称“增注本”），皆保留了元刻本的版式。集注本以裴庾注为主，加进若干圆至注而成，以五律、七律、七绝的顺序编排，凡三卷，在日本流传稀少。增注本以圆至注为主，选出一些裴庾注作为增注，以七绝、七律、五律的顺序编排，亦三卷，在日本最为通行。现存较早的增注本有日本明应甲寅（1494）叶巢之刻本和朝鲜正统元年（1436）郑麟趾刊本。
与明代相比，清代《唐诗三体家法》的影响大为弱化。清人为了标举诗学理想、引导诗风走向，往往热衷于编选新的唐诗选本，如《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等等。但在康熙年间，出现了两种删改圆至注二十卷本而成的新注本：盛传敏、王谦《碛砂唐诗》三卷和高士奇《唐三体诗》六卷。高氏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影响较大。后何焯据明内府刊圆至注二十卷本还原、评批朗润堂刊高氏本。何氏批校本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夏时在任所泸州盐局朱墨套印出版。
何焯是清代校勘家，长于评点，手所校书，人争传宝。王重民云，何批“卷内所记年月，有己卯、乙酉、丙戌、丁亥、庚寅、壬辰，则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一年，均有校注。盖义门以此本为读本，十余年内，有得辄记卷内，故是正旧注之处多而且精”（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夏时《校刊唐贤三体诗序》亦云：“何义门先生以朱笔通部点勘，评语多者上下眉行间几满，于诗人比兴寄托之旨、起伏照应之法，细意寻绎、体会入微。间有题字注语为江村所删而诗意不明者，皆为补入。《选例》为江村所改者据原书校改，还其旧观。”这两人对于何焯批校、评注的评价是公允的。何氏不仅参校善本，对是书文字多有校正；而且补注了不少典故、语词的出处及诗歌的本事，对诗意、诗法的阐释也多能切中肯綮。
此外，同治《南昌府志》卷六二“南昌书目·南昌县·国朝”著录的熊大栻著作中，有《唐三体诗定本》，但版刻、存佚情况不明。台湾学者王礼卿著有《唐贤三体诗法诠评》二十卷，由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出版。陈斐整理的《唐诗三体家法汇注汇评》现已杀青，拟于2018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台湾藏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为底本，对校诸本和《全唐诗》，全面辑录了此书在国内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注释、评点和日本较有价值的大槻崇之评解。在此基础上，加以补注和考证。且在书末“附录”部分，全面辑录了与此书编（注、评）者生平、序跋著录、诸家评论、影响传播等相关之资料。
《唐诗三体家法》很早就借着佛缘东渡日本并受到彼土人士的青睐。正如日本学者越后馆机序其校刊《唐诗三体家法》所云：“元大德中，僧圆至天隐注之，长洲陈湖碛沙寺僧行魁天纪刻之，置寺中，吴人称《碛沙唐诗》。于是丛林奉为自家之宝，参禅之余，讲习传授焉。此方僧徒，渡海求法于彼土者，亦受而东归，各为注释，以授其徒。至郡邑句读之师，亦以为必读之书。”室町时代，此书在五山学僧中十分流行。义堂周信（1325—1388）的《空华日用工夫集》中，就有为弟子讲解《三体诗》的记录（如应安二年〔1369〕九月二日等条。参见张伯伟《选本与域外汉文学》，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现在存世的学僧抄本，有幻云抄、素隐抄、行云流水抄等数种。一直到江户中期，《唐诗选》在荻生徂徕的鼓吹下流行起来
之前，《唐诗三体家法》都是学诗者的必读书。林罗山《三体诗古文真宝辨》：“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学诗则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专以《古文真宝》。”中野了随《
（平仄傍训）三体诗自序》：“盖《三体诗》者……以自开诗学之针路渡航，我邦尔后为学者不可须臾离坐右者也。”时至今日，此书还是日本民众阅读唐诗的最流行的读物。这或许是因为它多选中晚唐婉丽之作，更投合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森槐南《三体诗评释》题词其一即云：“才情双绝抵清新，中晚唐诗最可人。宛是江南好风景，落花片片媚浓春。”
从可考情况看，首先传到日本的是集注本和增注本：集注本流传稀少，增注本翻刻甚多。后来又有圆至注二十卷本和高士奇注本传到，亦有翻刻。除以上诸本的翻刻本外，日本还出现了不少本土化的详解、批点、注译、训读本。有些评点或注解直接是用汉语文言书写的，价值较高。如昌易《
（首书）增注唐贤三体诗法》三卷、熊谷立闲《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备考大成》二十卷、大槻崇《三体诗绝句解》二卷等。
《唐诗三体家法》传到朝鲜的时间也比较早，影响亦很大。据韩国学者朴正教《三体诗的实体及国内接受情况》（载《大东汉文学》1999年第11期）一文考察，此书1436年在清州刊行，到16世纪末共刊行了15次之多，说明深受文人们的喜爱（参见韩梅《朝鲜王朝汉诗风格变迁考》，牛林杰、刘宝全主编《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3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16ZDA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