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俅子其人其书
李善《文选注》征引《田俅子》6次。《汉书·艺文志》著录《田俅子》三篇，班固自注曰：“先韩子。”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俅音仇。”《隋书·经籍志》云：“梁有《田俅子》一卷，亡。”（《隋书·经籍志》“俅”原作“休”，中华版《隋书》据《汉书·艺文志》改。建成按：据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俅、休上古音皆在幽部，则二者形音皆近。《隋书·经籍志》原作“休”，当是传写中致误，中华版《隋书》改之，是）两《唐志》后再无著录，亡佚已久。
田俅子其人，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诸子》云：“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书，墨家祖墨翟而先有《尹佚》《田俅子》之书，此岂著录诸家穷源之论耶？……第《七略》于道家，叙黄帝诸书于《老莱》《鹖冠》诸子之后，为其后人依托，不以所托之人叙时代也，而《伊尹》《尹佚》诸书，顾冠道、墨之首，岂诚以谓本所自著耶？其书今既不传，附以存疑之说可矣。”颇疑田俅子在墨子之前，且以《田俅子》为墨家学说之源头。然《汉书·古今人表》将田俅子列为第四等，即中上，在墨翟、禽屈釐（颜师古注曰：“即禽滑釐者是也。”）、我子之后，随巢子、胡非子之前。又《韩非子》《吕氏春秋》均有田鸠，清梁玉绳（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八引）、马骕《绎史》卷一百三下《杨朱墨翟之言》下、周中孚《郑堂札记》卷五等皆推测其即为田俅子。建成案：据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增订本），鸠、俅上古音皆在幽部。《说文解字》卷四上释“鸠”：“从鸟九声。”徐铉反切：“居求切。”卷八上释“俅”：“从人求声。”徐铉反切：“巨鸠切。”二者读音十分相近。《吕氏春秋》明言田鸠为墨家学者，由《韩非子》所载亦可知其应为墨家。则诸家之推测应是，田鸠即田俅子。《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云：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时亦然。（此事又为《淮南子·道应训》所采，内容基本一致）
高诱注曰：“田鸠，齐人，学墨子术。惠王，孝公之子驷也。”由此可知，田鸠——也就是田俅子——为齐人，学墨子术，与秦惠王同时，楚与之将军之节而使秦。建成按：田鸠既与秦惠王（前356—前311）同时，则其自晚于墨子而早于韩非（约前280—前233）。因此，章学诚疑田俅子在墨子之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韩非子》两次引述田鸠：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外储说左上》）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成义渠明将也，而措于毛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毛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问田》）
田鸠的言论是典型的墨家主张，《墨子·鲁问》云：“公输子削竹木以为，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为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田鸠云“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又云“二君（宋觚、冯离）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这与墨子所言“故所为巧，利于人为巧，不利于人谓之拙”，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凡物之用，不在于眩人以视听，而在于其是否有实用，这是其根本所在。这种思想也得到了韩非子的呼应，《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墨子为木鸢事，具体内容与《墨子》有所不同，为木（鸢）者也由公输子换成了墨子，但进行分析与总结的还是墨子，其中的道理也是一致的。
二、 《田俅子》辑佚
李善《文选注》5处6次征引《田俅子》。但其中5次所引内容相同，故实际征引之引文仅有2则。除李善注外，《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稽瑞》《太平御览》《白氏六帖》《能改斋漫录》《玉海》等均有引录。笔者据以上典籍所引，辑得《田俅子》佚文12则。需要说明的是，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墨家类、劳格《读书杂识》卷六、孙诒让《墨子后语·墨家诸子钩沈》皆有《田俅子》辑本，分别辑得佚文10、7、11则，以孙诒让本最优。然诸家在所据文献、所用版本、文字校勘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这是受限于当时的文献条件与检索条件所致，自不可苛责于前贤，本文亦无需备述之。今将《田俅子》佚文迻录于下，并略考校之。其中一些条目，不同典籍引录时有所不同，为保持引文的完整性而皆录之，异文显然，故不加校语，特此说明。
1 《田俅子》曰：尧为天子，蓂荚生于庭，为帝成历。（《文选》卷三张平子《东京赋》“盖蓂荚为难莳也，故旷世而不觌”下、卷二十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嘉禾重颖，蓂荚载芬”下、卷三十五张景阳《七命》八首“悲蓂荚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下、卷四十六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佞枝植，历草孳”下、卷五十六陆佐公《新刻漏铭》“合昏暮卷，蓂荚晨生”下李善注引，皆同，惟陆铭注所引“为帝成历”后有“也”字）
建成按：“为帝成历”，其说过于简略，令人不明所以。《东京赋》“盖蓂荚为难莳也，故旷世而不觌”下薛综注云：“蓂荚，瑞应之草。王者贤圣，太平和气之所生。生于阶下，始一日生一荚，至月半生十五荚；十六日落一荚，至晦日而尽，小月则一荚厌不落。王者以证知月之小大。尧时夹阶生之谓不世见，故云难莳也。”可为此句之注脚。
2 《田俅子》曰：黄帝时，有草生于帝庭阶，若佞臣入朝，则草指之，名曰屈轶，是以佞人不敢进也。（《文选》卷四十六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佞枝植，历草孳”下李善注引。集注本《文选》“阶”前有“夹”字，“佞臣”作“倿人”）
《田俅子》曰：黄帝时，常有草生于庭阶，若佞人入朝，则草屈而指之，名曰屈轶草，是以佞人不敢进也。（唐刘赓《稽瑞》“平露安倾，屈轶安指”下引）
3 《田俅子》云：禹治水毕，天赐玄圭，渠搜之人服禹之德，献其珍裘。（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第一百二十九《衣冠部》下“渠搜献珍裘”条引）
《田休子》曰：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献其珎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九十四《服章部》引）
4 《田俅子》曰：少昊之时，赤燕一羽而飞集少昊氏之户，遗其丹书。（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第九十九《祥瑞部》下引）
《田俅子》曰：少昊氏之时，赤燕一衘羽而飞集少昊氏之户，遗其丹书。（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第九百二十二《羽族部》引）
5 《田俅子》曰：商汤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牵白狼、口衔金钩而入汤庭。（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第九十九《祥瑞部》下引）
6 《田俅子》曰：昔帝尧之为天下平也，（箑莆）出庖厨，为帝去恶。（唐刘赓《稽瑞》“蓂荚夹阶，箑莆生厨”下引）
7 《田俅子》曰：殷汤为天子，白狐九尾。（唐刘赓《稽瑞》“狐何九尾，兽何六足”下引）
8 《田俅子》曰：周武王时，仓庭国献文章驺。（唐刘赓《稽瑞》“文犀骇鸡，冠雀嗛鳣”下引。建成按：《稽瑞》引《田俅子》，所注为“文犀骇鸡”，故引文之“文章驺”颇不可解。孙诒让云：“‘章驺’疑当作‘犀骇’，末又脱‘鸡’字。”其说可从。见其《墨子后语·墨家诸子钩沈》）
9 《田俅子》曰：尧时获之（獬豸），缉其皮以为帐。（唐刘赓《稽瑞》“触邪獬豸，除害”下引）
《田俅子》：尧时有解廌，缉其毛为帝帐。（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第二十九“毛为帐”条引）
《田俅子》曰：尧时获獬豸，缉其毛以为帝帐。（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第八百九十《兽部》引）
10 （《田休子》）又曰：少昊氏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献其羽裘。（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第六百九十四《服章部》引）
11 《休子》曰：少皞生于稚华之渚，渚一旦化为山，郁郁葱葱焉。（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第八百七十三《休征部》引）
12 《田俅子》云：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天开日五色，丕照穷桑。（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事实》“赋日五色”条、宋王应麟《玉海》卷第一百九十五祥瑞“少昊日五色”条引）
建成按：此则佚文亦见于《尸子》。《太平御览》卷第三《天部》引《尸子》曰：“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照穷桑。”（
按：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天部上“日五色”条引《尸子》，“”作“下”）据《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楚有尸子、长卢”下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尸子名佼，秦相商鞅之客。商鞅变法，尸子颇预之。商鞅被刑，尸子恐并诛，乃亡入蜀。作《尸子》二十篇，凡六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入杂家。尸子早于田俅子，据前引《吕氏春秋》，田俅子亦曾居秦有时，是有机会见到并参考尸子的著述的。
另外，上文所引《韩非子》中二则与《吕氏春秋》中一则关于田鸠的文字，尤其是《韩非子》中的内容，有可能亦出自《田俅子》。马国翰辑本所辑录之十则佚文即包括《韩非子》之二则，又以《吕氏春秋》之一则附录于后。然二书皆未直接称引《田俅子》，为严谨起见，仍以存疑为是。故于此三则文字，本文并不录为《田俅子》佚文。
三、 余论
《田俅子》原书已不可见，今所存之佚文，皆述上古帝王黄帝、少昊、尧、禹、商汤、周武王之祥瑞。孙诒让《墨子后语》卷下《墨家诸子钩沈·序》云：“然田俅盛陈符瑞，非墨氏征实之学，与其自对楚王以文害用之论亦复乖啎，或出依托。”然《隋书·经籍志》墨家类小序云墨者“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记其祥瑞应即此类内容之一。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田俅子〉辑本序》曰：“述古代祥瑞，与《隋巢》同旨。”则“盛陈符瑞”似不可作为《田俅子》出于依托的证据。且祥异瑞应之事墨家学者未必以虚幻视之，否则墨家右鬼之说又何从谈起？孙氏符瑞“非墨氏征实之学”的说法实为一种以今推古的判断。由此又可知祥瑞之记述与田鸠以文害用之论并不构成矛盾关系。故孙氏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但他注意到《田俅子》佚文内容的单一，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马国翰提及的《隋巢》即《随巢子》，《汉书·艺文志》所载墨六家之一，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墨家类有辑本，虽亦颇言灾异祥瑞之事，但内容要丰富得多。其他墨家著作，如《胡非子》《缠子》等，据其佚文，内容亦不单一。联系到前引《韩非子》所载田鸠之言论，《田俅子》不应为专记祥瑞之作。
前引《隋书·经籍志》，云《田俅子》隋前已亡。那么自虞世南《北堂书钞》以后一直到王应麟《玉海》，包括李善《文选注》在内，众多类书及其他典籍缘何而引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典籍征引《田俅子》，皆是转引自他书。考虑到所存佚文皆为祥瑞之事，这又有两种可能。
一是转引自已亡佚类书之祥瑞一类。据《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魏文帝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是为中国古代编撰类书之始。自此之后，直到清朝，历代皆有类书之编撰。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隋朝之前的类书，主要有魏缪袭等《皇览》一百二十卷、梁刘孝标《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徐勉等《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刘杳《寿光书苑》二百卷、北齐祖孝征等《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隋虞绰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隋杜公瞻《编珠》四卷等。以上诸书，除《皇览》外，李善及其前之虞世南、欧阳询，其后之白居易，年代不详之刘赓，皆可见之。《皇览》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两《唐志》不载，则其唐初尚存而亡于开元中之前
（一般认为，《旧唐书·经籍志》是由毋煚开元中所著《古今书录》四十卷改编而来，而《新唐书·艺文志》亦以《古今书录》为蓝本，增补《旧唐书·经籍志》失载之唐人著述而成。两《唐志》未著录《皇览》，说明实是《古今书录》未载之，则其应亡于开元中之前）。因此隋末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皆可见之；李善亦存在见到此书的可能性，且《文选》卷五十九任彦升《刘先生夫人墓志》“参差孔树，毫末成拱”下李善注引《皇览·圣贤冢墓志注》，则李善时很可能《皇览》尚存；刘赓年代不详，能否见到此书，暂不可知；白居易则不可见之。至宋，诸书见于《宋史·艺文志》者，唯有《修文殿御览》与《编珠》二种，李昉等编撰《太平御览》之学者、吴曾、王应麟可见之，其余均已亡佚。
二是转引自已亡佚的专门记载祥异瑞应的典籍。中国古代此类著作较多，李善《文选注》即引有《古瑞命记》《礼瑞命记》《孙氏瑞应图》《瑞应经》《众瑞颂》等多种。《隋书·经籍志》著录此类典籍六种：《瑞应图》三卷、《瑞图赞》二卷、《祥瑞图》十一卷，侯亶《祥瑞图》八卷、《芝英图》一卷、《祥异图》十一卷。两《唐志》共著录五种：侯亶《祥瑞图》八卷，孙柔之《瑞应图记》三卷，熊理《瑞应图赞》三卷，顾野王《符瑞图》十卷、《祥瑞图》十卷。
这些已经亡佚的类书与祥瑞类典籍，存在征引《田俅子》的可能，而我们从虞世南《北堂书钞》至王应麟《玉海》等典籍中辑录的《田俅子》佚文，也有可能是虞世南、王应麟等从这些典籍中转引而来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