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一体的成立

《文心雕龙》虽列《封禅》篇专论“封禅”一体,但“封禅”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类别,历来却多有争议。赞同者认为“封禅”一体产生于封禅大典,应郑重之;反对者认为其旨在颂扬,归于颂体即可。本文拟在辨析反对者所持理由的基础上,论证“封禅”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立。

一、 “封禅”独立于“颂”体的特征

不同意“封禅”为一体者,往往认为封禅文主体内容是歌颂帝王功德,归入颂体即可,如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言:“刘勰虽然对它(按:指封禅体)的规格要求非常严格,其实封禅不能算作一种独立的文体。把封禅文归入颂赞一类,还是比较合适的。”章学诚、蒋伯潜等持论大抵相同。实则,“封禅”与颂体有别,有自己独立的文体特征。首先表现在,封禅文的主题非常明确,即为劝请帝王封禅。由这一主题出发,言符命、请封禅成为封禅文的独特内容。

符命,又称祥瑞、符瑞、瑞应、征祥等,其出现是进行封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无符命则不能言封禅。管仲阻齐桓公封禅以符瑞不现,秦始皇借秦文公获黑龙事强行封禅之礼,汉武帝得宝鼎之后,公卿才议封禅之事。封禅大礼自其出现之日起,就与“符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心雕龙·封禅》篇论述“封禅”一体,以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为代表作品,《文选》收此三文而立体称“符命”,正乃同体异称。封禅文以劝请帝王封禅为目的,文章中都包括对于当朝所现符命的细致描述与强调,如扬雄《剧秦美新》言:“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若夫白鸠丹乌,素鱼断蛇,方斯蔑矣。”班固《典引》言:“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穷祥极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洋溢乎要荒。”这种言符命的内容,在一般的以“美盛德”为目的的颂体文中是绝少见到的。

请封禅是封禅文写作的目的所在,主旨所归,一般这类内容出现在颂扬帝王功德、夸耀符瑞臻至之后,如司马相如《封禅文》言:“皇皇哉此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班固《典引》言:“顺命以创制,因定以和神,答三灵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心。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惮敕天命也?”封禅之事虽更多出自帝王侈心,但封禅典礼所表达出来的君主忧勤国事、国家太平昌盛,无疑于加强老百姓对皇权的依附有一定作用。封禅文作者请封禅的表达虽有献谀之嫌,但这种请求中未尝不包含着,作者期望通过封禅这种方式,来提高对老百姓的驾驭能力,所谓“以浸黎元”(司马相如《封禅文》);来加强国家对异族的威慑力,所谓“海外遐方,信延颈企踵”(扬雄《剧秦美新》)。

封禅文虽以颂扬帝德、请求封禅为目的,但在颂美中一般又都表达着对受劝帝王的讽谕,这种表达或隐或显,颂中含讽也成为封禅文区别于一般颂体文的一个特征。如司马相如《封禅文》在文末直言:“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阙遗,此之谓也。”虽然司马相如此文前文皆在颂扬,讽谕之笔廖廖止此,大有“讽一劝百”之嫌,且亦由此多受古人死而献谀不止之讥,但文末讽谕还是寄托着作者一片深心。必要一辨的是扬雄的《剧秦美新》,因为这篇文章,扬雄饱受讥议,但看出其深旨者未尝没有,刘勰即称此文“诡言遁辞”,逃遁在表面文字之后的应该就是作者对新朝的讽谏。虽然他通过“剧秦”来“美新”,把自己生存几十年的汉朝暂时搁置一旁,但对汉政还是进行了赞美,如云“擿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而蠲。如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这种赞扬未尝不是希望王莽亦能做到如此。今人殷孟伦云:“子云此文,后世以为病,朱子《纲目》至书之为莽大夫,细绎文旨,剧秦而不剧汉,微意甚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深得此文讽谕之旨。

不止于上述,已有学者指出,封禅文的开篇亦呈现出独特之处:“从开天辟地起论,契合读者身份。这样的开篇为符命文所特有,成为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标志之一。”(李乃龙《符命的文体渊源与〈文选〉“符命”模式》)

另外,“封禅”和颂体的不同,还表现在语言形式、风格上。在《文心雕龙》中,《颂赞》篇和《诠赋》《祝盟》《铭箴》等篇先后排列,属“有韵之文”,《封禅》篇和《诏策》《檄移》《章表》等先后排列,属“无韵之笔”。表现在具体作品中,司马相如的《封禅文》由正文和颂文两部分构成,颂文简短,属四言韵语。然而,虽然扬雄、班固皆称学习了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但全都没有继承其正文加四言韵语颂文的结构,《剧秦美新》和《典引》都只有序文和正文两部分。正文虽都不乏韵语,但总体而言皆属散体单行之列。显而易见,用韵并不是封禅文之必须,在此体越来越向前发展时,韵语反而为诸多作家所抛弃。

关于封禅文的理想风格,《文心雕龙·封禅》云:“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不外乎两点,一则须“训典”,即学习经典,形成典雅的文风;二则文辞宜刚健有力。这和《颂赞》篇言颂体文可以“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大为不同。

不论主旨内容,还是体式风格,“封禅”与颂体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应单独立体。

二、 “封禅”一体成于封禅大典

封禅文产生于封禅大典。《白虎通·封禅》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封禅在古代是异常隆重的祀礼,上封泰山,下禅梁父,向神明报告功德,是帝王藉以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国家大典。围绕着这场大典,封禅文产生了,如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等均对封禅典礼称扬备至、充满期待。

封禅一体催生于封建礼制,这与当时诸多文体的成体方式相同。儒家礼制名目繁多、等级森严,是我国诸多文体产生的源头。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言:“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言:“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这些大体是事实,如诔体产生于“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周礼》)之礼;祭文的产生与祭礼关系密切,《礼记·祭统》开篇便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铭文的产生,源于祭器铭功之礼,《礼记·祭统》言:“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实则,刘、颜二人所列之外,如颂、赞、祝、盟等体与吉礼,章、表、奏、启与人臣之礼,誓词、檄文与军礼等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论述具体文体,多强调它们与封建礼制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来描述诸体理想的风格特征。易言之,刘勰认为诸多文体的产生源于礼制,其风格的形成又受礼制的制约。如颂体,《颂赞》篇言:“雅容告神谓之颂。……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文的创作源于向上天报告功德之礼,出于对神明的尊重,含意一定要纯正美好。诔文,《诔碑》篇言:“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然如可伤。此其旨也。”诔文产生于定谥之礼,故要总结其人一生的德行,还要表达对死者的哀伤之情,具有感染人的力量。吊文,《哀吊》篇言:“吊者,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吊文产生于慰问死者家属之礼,故要对死者作出客观的评价,文辞虽然悲哀但不可失其纯正。他如《祝盟》《章表》《奏启》《檄移》等等,无不在溯源众体时将它们与古代礼制相联系,并在所源礼制的基础上描述诸体各自鲜明的风格特征。可以说,《文心雕龙》论述文体,追溯它们与古礼的渊源关系,并在礼制的基础上总结文体的风格特征及写作要求,已成一种模式,而《封禅》篇也遵从这种模式。《封禅》篇追述“封禅”体的起源云:“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是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名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正因为封禅是国家的祭祀大典,在祭祀众典中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由此决定它在风格特征上的一些必然:“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文心雕龙·封禅》)而或正由于此体所源典礼在诸种礼制中地位犹高,《文心雕龙》甚至用了一篇的篇幅专论,突出它比诸多与礼制相关的文体更重要的地位。

刘勰重视封建礼制,亦重视由这些礼制产生的文体,故在《文心雕龙》中列专篇讨论“封禅”体。后世赞同“封禅”一体成立者,也多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如纪昀言:“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非,故封禅为大典礼,而封禅文为大著作,特出一门,盖郑重之。”(见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亦言:“然大典之施,必有隆重之文,应备一格也。”从因礼立体的角度讲,“封禅”一体的成立是有依据的。

三、 “封禅”成体的文人、环境因素

当然,“封禅”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文体,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主要表现在从汉代开始,封禅典礼已深入儒者文士之心,到了魏晋南北朝,符瑞文化又大大发展,形成了利于“封禅”立体的环境。

封禅典礼是象征国家太平、昌盛统一的国家大典,它神化、强化皇权。在封建社会,皇权是国家的代表,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是国运兴衰所在。易言之,希望封禅典礼举行的不仅有皇帝,以读书求晋身之阶的儒生文士亦迫切追求天下统一太平的秩序,盼望昭示这一秩序形成的“封禅”典礼的践行。从这一角度就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谈因不得与封禅而发泣血之言并终因之亡;亦不难解释,“封禅书”何以与“礼书”“乐书”等并列,成为《史记》“八书”之一。而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亦不是死后“献谀”之作,“封禅”本是他心向往之之盛典,多有念及,即如《难巴蜀父老文》亦言:“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不独司马氏父子与司马相如,实则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封禅在秦汉时“成了社会上公同的信仰与要求”,是“人们所共同要求的大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以未能参与封禅大典为憾,亦在文人的创作中有所表达,如班彪《冀州赋》云:“嘉孝武之乾乾,亲饰躬于伯姬。建封禅于岱宗,瘗玄玉于此丘。遍五岳与四渎,观沧海以周流。鄙臣不及此事,陪后乘之下僚,今匹马之独征,岂斯乐之独足娱。且休精于敝邑,聊卒岁以须臾。”文人对封禅典礼的接受与重视,显然为“封禅”的成体打下了良好的作家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历朝统治者都面临着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依据的问题。虽然这一时期没有进行过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封禅,但至少如吴主孙皓、魏明帝、晋武帝、前秦苻坚、宋太祖、梁武帝等都曾意图封禅。与此相关,封禅文化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书》设《符瑞志》,这是正史设符瑞类志的开始,继之而后,《南齐书》设《祥瑞志》,《魏书》设《灵征志》,此外如东晋王隐《晋书》设有《石瑞记》《瑞异记》,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设《征祥说》,齐臧荣绪《晋书》设《瑞志》等,更有《瑞应图》之类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为符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扩大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历代皇帝亦皆以符命粉饰政权,至齐梁更甚。如梁武帝,先是神化其出生,“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梁书·武帝纪》)。而在其统治期间,《梁书·武帝纪》给人深刻而震惊的印象是,关于老人星频繁出现的记载,只在此篇中就达四十次之多。何以如此呢?《春秋纬》曰:“老人星见则治平主寿。”《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皆言老人星是国家承平、国主享祚长久的象征,梁武帝本身就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而他的贪恋权位也使老人星这种符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可见,事实上,从汉代开始,封禅之礼就是深入儒者文士之心的,历代皇帝更是利用符命神化、粉饰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利于“封禅”立体的环境。而知名作家的相沿而作,使这种文体最终确立。即如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序文所言,《剧秦美新》的创作是受司马相如《封禅文》的感召,《典引》的创作是承继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而来。这样有影响力的知名作家的前后相沿而作,成就了“封禅”一体的三篇代表作品。知名作品的出现成为这一文体立体的有力支撑,而《封禅文》的首发作用,又加上司马相如个人的巨大影响,对这一文体的成立更是居功甚伟。这与“七”体的形成何其相似!枚乘《七发》,是“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文心雕龙·杂文》),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最终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体裁——“七”体。而这种体裁,在写作内容与风格上,后世作者也充分继承了创始者的特征:“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形成了以敷陈夸张的手法言七事以服人的创作传统,“七”体便蔚为大观了。自然,由于应用场合的限制,沿司马相如《封禅文》而成就的“封禅”一体,所涵括的作品数量还无法与“七体”相比,但因为有知名作家的参与与张扬,有前后相承的创作传统,这一文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特征,为文学批评家和选录总集者所注意,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封禅文无论主旨内容,还是体式风格,都与颂文存在差异,所以不宜竟归入颂体;“封禅”一体源于封禅大典,催生于封建礼制,这与诸多文体的产生方式相同;文人的重视,利于封禅、符命思想发展的环境,知名作家的参与,典范作品的出现,都对封禅体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体而言,“封禅”作为一种文体是无疑问的,至于其在后代能否发扬光大,则与封禅大典在后代的兴衰与否关系密切,不应作为此体不能成立的理由。

[本文为201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编号:2014CWX03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