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虽列《封禅》篇专论“封禅”一体，但“封禅”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类别，历来却多有争议。赞同者认为“封禅”一体产生于封禅大典，应郑重之;反对者认为其旨在颂扬，归于颂体即可。本文拟在辨析反对者所持理由的基础上，论证“封禅”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立。

一、 “封禅”独立于“颂”体的特征

不同意“封禅”为一体者，往往认为封禅文主体内容是歌颂帝王功德，归入颂体即可，如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言：“刘勰虽然对它（按：指封禅体）的规格要求非常严格，其实封禅不能算作一种独立的文体。把封禅文归入颂赞一类，还是比较合适的。”章学诚、蒋伯潜等持论大抵相同。实则，“封禅”与颂体有别，有自己独立的文体特征。首先表现在，封禅文的主题非常明确，即为劝请帝王封禅。由这一主题出发，言符命、请封禅成为封禅文的独特内容。

符命，又称祥瑞、符瑞、瑞应、征祥等，其出现是进行封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无符命则不能言封禅。管仲阻齐桓公封禅以符瑞不现，秦始皇借秦文公获黑龙事强行封禅之礼，汉武帝得宝鼎之后，公卿才议封禅之事。封禅大礼自其出现之日起，就与“符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心雕龙·封禅》篇论述“封禅”一体，以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为代表作品，《文选》收此三文而立体称“符命”，正乃同体异称。封禅文以劝请帝王封禅为目的，文章中都包括对于当朝所现符命的细致描述与强调，如扬雄《剧秦美新》言：“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若夫白鸠丹乌，素鱼断蛇，方斯蔑矣。”班固《典引》言：“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穷祥极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洋溢乎要荒。”这种言符命的内容，在一般的以“美盛德”为目的的颂体文中是绝少见到的。

请封禅是封禅文写作的目的所在，主旨所归，一般这类内容出现在颂扬帝王功德、夸耀符瑞臻至之后，如司马相如《封禅文》言：“皇皇哉此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班固《典引》言：“顺命以创制，因定以和神，答三灵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心。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惮敕天命也？”封禅之事虽更多出自帝王侈心，但封禅典礼所表达出来的君主忧勤国事、国家太平昌盛，无疑于加强老百姓对皇权的依附有一定作用。封禅文作者请封禅的表达虽有献谀之嫌，但这种请求中未尝不包含着，作者期望通过封禅这种方式，来提高对老百姓的驾驭能力，所谓“以浸黎元”（司马相如《封禅文》）;来加强国家对异族的威慑力，所谓“海外遐方，信延颈企踵”（扬雄《剧秦美新》）。

封禅文虽以颂扬帝德、请求封禅为目的，但在颂美中一般又都表达着对受劝帝王的讽谕，这种表达或隐或显，颂中含讽也成为封禅文区别于一般颂体文的一个特征。如司马相如《封禅文》在文末直言：“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阙遗，此之谓也。”虽然司马相如此文前文皆在颂扬，讽谕之笔廖廖止此，大有“讽一劝百”之嫌，且亦由此多受古人死而献谀不止之讥，但文末讽谕还是寄托着作者一片深心。必要一辨的是扬雄的《剧秦美新》，因为这篇文章，扬雄饱受讥议，但看出其深旨者未尝没有，刘勰即称此文“诡言遁辞”，逃遁在表面文字之后的应该就是作者对新朝的讽谏。虽然他通过“剧秦”来“美新”，把自己生存几十年的汉朝暂时搁置一旁，但对汉政还是进行了赞美，如云“擿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而蠲。如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这种赞扬未尝不是希望王莽亦能做到如此。今人殷孟伦云：“子云此文，后世以为病，朱子《纲目》至书之为莽大夫，细绎文旨，剧秦而不剧汉，微意甚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深得此文讽谕之旨。

不止于上述，已有学者指出，封禅文的开篇亦呈现出独特之处：“从开天辟地起论，契合读者身份。这样的开篇为符命文所特有，成为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标志之一。”（李乃龙《符命的文体渊源与〈文选〉“符命”模式》）

另外，“封禅”和颂体的不同，还表现在语言形式、风格上。在《文心雕龙》中，《颂赞》篇和《诠赋》《祝盟》《铭箴》等篇先后排列，属“有韵之文”，《封禅》篇和《诏策》《檄移》《章表》等先后排列，属“无韵之笔”。表现在具体作品中，司马相如的《封禅文》由正文和颂文两部分构成，颂文简短，属四言韵语。然而，虽然扬雄、班固皆称学习了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但全都没有继承其正文加四言韵语颂文的结构，《剧秦美新》和《典引》都只有序文和正文两部分。正文虽都不乏韵语，但总体而言皆属散体单行之列。显而易见，用韵并不是封禅文之必须，在此体越来越向前发展时，韵语反而为诸多作家所抛弃。

关于封禅文的理想风格，《文心雕龙·封禅》云：“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不外乎两点，一则须“训典”，即学习经典，形成典雅的文风;二则文辞宜刚健有力。这和《颂赞》篇言颂体文可以“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大为不同。

不论主旨内容，还是体式风格，“封禅”与颂体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应单独立体。

二、 “封禅”一体成于封禅大典

封禅文产生于封禅大典。《白虎通·封禅》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封禅在古代是异常隆重的祀礼，上封泰山，下禅梁父，向神明报告功德，是帝王藉以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国家大典。围绕着这场大典，封禅文产生了，如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等均对封禅典礼称扬备至、充满期待。

封禅一体催生于封建礼制，这与当时诸多文体的成体方式相同。儒家礼制名目繁多、等级森严，是我国诸多文体产生的源头。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言：“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言：“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这些大体是事实，如诔体产生于“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周礼》）之礼;祭文的产生与祭礼关系密切，《礼记·祭统》开篇便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铭文的产生，源于祭器铭功之礼，《礼记·祭统》言：“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实则，刘、颜二人所列之外，如颂、赞、祝、盟等体与吉礼，章、表、奏、启与人臣之礼，誓词、檄文与军礼等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论述具体文体，多强调它们与封建礼制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来描述诸体理想的风格特征。易言之，刘勰认为诸多文体的产生源于礼制，其风格的形成又受礼制的制约。如颂体，《颂赞》篇言：“雅容告神谓之颂。……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文的创作源于向上天报告功德之礼，出于对神明的尊重，含意一定要纯正美好。诔文，《诔碑》篇言：“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然如可伤。此其旨也。”诔文产生于定谥之礼，故要总结其人一生的德行，还要表达对死者的哀伤之情，具有感染人的力量。吊文，《哀吊》篇言：“吊者，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吊文产生于慰问死者家属之礼，故要对死者作出客观的评价，文辞虽然悲哀但不可失其纯正。他如《祝盟》《章表》《奏启》《檄移》等等，无不在溯源众体时将它们与古代礼制相联系，并在所源礼制的基础上描述诸体各自鲜明的风格特征。可以说，《文心雕龙》论述文体，追溯它们与古礼的渊源关系，并在礼制的基础上总结文体的风格特征及写作要求，已成一种模式，而《封禅》篇也遵从这种模式。《封禅》篇追述“封禅”体的起源云：“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是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名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正因为封禅是国家的祭祀大典，在祭祀众典中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由此决定它在风格特征上的一些必然：“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文心雕龙·封禅》）而或正由于此体所源典礼在诸种礼制中地位犹高，《文心雕龙》甚至用了一篇的篇幅专论，突出它比诸多与礼制相关的文体更重要的地位。

刘勰重视封建礼制，亦重视由这些礼制产生的文体，故在《文心雕龙》中列专篇讨论“封禅”体。后世赞同“封禅”一体成立者，也多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如纪昀言：“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非，故封禅为大典礼，而封禅文为大著作，特出一门，盖郑重之。”（见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亦言：“然大典之施，必有隆重之文，应备一格也。”从因礼立体的角度讲，“封禅”一体的成立是有依据的。

三、 “封禅”成体的文人、环境因素

当然，“封禅”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文体，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主要表现在从汉代开始，封禅典礼已深入儒者文士之心，到了魏晋南北朝，符瑞文化又大大发展，形成了利于“封禅”立体的环境。

封禅典礼是象征国家太平、昌盛统一的国家大典，它神化、强化皇权。在封建社会，皇权是国家的代表，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是国运兴衰所在。易言之，希望封禅典礼举行的不仅有皇帝，以读书求晋身之阶的儒生文士亦迫切追求天下统一太平的秩序，盼望昭示这一秩序形成的“封禅”典礼的践行。从这一角度就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谈因不得与封禅而发泣血之言并终因之亡;亦不难解释，“封禅书”何以与“礼书”“乐书”等并列，成为《史记》“八书”之一。而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亦不是死后“献谀”之作，“封禅”本是他心向往之之盛典，多有念及，即如《难巴蜀父老文》亦言：“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不独司马氏父子与司马相如，实则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封禅在秦汉时“成了社会上公同的信仰与要求”，是“人们所共同要求的大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以未能参与封禅大典为憾，亦在文人的创作中有所表达，如班彪《冀州赋》云：“嘉孝武之乾乾，亲饰躬于伯姬。建封禅于岱宗，瘗玄玉于此丘。遍五岳与四渎，观沧海以周流。鄙臣不及此事，陪后乘之下僚，今匹马之独征，岂斯乐之独足娱。且休精于敝邑，聊卒岁以须臾。”文人对封禅典礼的接受与重视，显然为“封禅”的成体打下了良好的作家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历朝统治者都面临着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依据的问题。虽然这一时期没有进行过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封禅，但至少如吴主孙皓、魏明帝、晋武帝、前秦苻坚、宋太祖、梁武帝等都曾意图封禅。与此相关，封禅文化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书》设《符瑞志》，这是正史设符瑞类志的开始，继之而后，《南齐书》设《祥瑞志》，《魏书》设《灵征志》，此外如东晋王隐《晋书》设有《石瑞记》《瑞异记》，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设《征祥说》，齐臧荣绪《晋书》设《瑞志》等，更有《瑞应图》之类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为符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扩大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历代皇帝亦皆以符命粉饰政权，至齐梁更甚。如梁武帝，先是神化其出生，“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梁书·武帝纪》）。而在其统治期间，《梁书·武帝纪》给人深刻而震惊的印象是，关于老人星频繁出现的记载，只在此篇中就达四十次之多。何以如此呢？《春秋纬》曰：“老人星见则治平主寿。”《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皆言老人星是国家承平、国主享祚长久的象征，梁武帝本身就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而他的贪恋权位也使老人星这种符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可见，事实上，从汉代开始，封禅之礼就是深入儒者文士之心的，历代皇帝更是利用符命神化、粉饰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利于“封禅”立体的环境。而知名作家的相沿而作，使这种文体最终确立。即如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序文所言，《剧秦美新》的创作是受司马相如《封禅文》的感召，《典引》的创作是承继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而来。这样有影响力的知名作家的前后相沿而作，成就了“封禅”一体的三篇代表作品。知名作品的出现成为这一文体立体的有力支撑，而《封禅文》的首发作用，又加上司马相如个人的巨大影响，对这一文体的成立更是居功甚伟。这与“七”体的形成何其相似！枚乘《七发》，是“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文心雕龙·杂文》），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最终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体裁——“七”体。而这种体裁，在写作内容与风格上，后世作者也充分继承了创始者的特征：“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形成了以敷陈夸张的手法言七事以服人的创作传统，“七”体便蔚为大观了。自然，由于应用场合的限制，沿司马相如《封禅文》而成就的“封禅”一体，所涵括的作品数量还无法与“七体”相比，但因为有知名作家的参与与张扬，有前后相承的创作传统，这一文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特征，为文学批评家和选录总集者所注意，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封禅文无论主旨内容，还是体式风格，都与颂文存在差异，所以不宜竟归入颂体;“封禅”一体源于封禅大典，催生于封建礼制，这与诸多文体的产生方式相同;文人的重视，利于封禅、符命思想发展的环境，知名作家的参与，典范作品的出现，都对封禅体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体而言，“封禅”作为一种文体是无疑问的，至于其在后代能否发扬光大，则与封禅大典在后代的兴衰与否关系密切，不应作为此体不能成立的理由。

[本文为201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编号：2014CWX032）]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