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王运熙先生

先生纯长者,处众独翛然。萧雅风吟竹,澄明月在天。童蒙多默识,陶冶有遗编①。豺遘人居毁,粲登国步邅②。感时伤旅寓,抚卷欲腾鶱③。毕业留斯系,被誉列备员④。寻当钩乐府,指趣仰师贤。杂体包谐隐,荆吴足比肩⑤。庄严开纪历,乐怿著鸣鞭。顾视春方好,探求兴亦专⑥。上庠饶硕宿,高义薄层颠⑦。皖北闻秋雁,邯南讶暮蝉⑧。遂初俱戮力,教学与科研。精虑敷裁作,妙讽动讲筵⑨。才名既颖脱,操履益恭虔。博综文论,冥搜味道玄。访贫茅屋下,洗礼海云边。践地骇飙举,嚣尘阻静便。苟无斗批苦,曷免影随愆。厂社余劳顿,滩涂改岁年。归来标史策,愈觉坐能坚。援例担通读,泚毫令究宣。亲和强组室,调合理丝弦。拨乱埃氛绝,返晴霁景鲜。遐思弥豁达,佳构辄联翩。移主语文所,坦诚襟袂连。挈群攻项目,增采置前沿。即席醇儒姿,忻朋淡水缘。简书恒整肃,桃李已芊眠。旷朗从心契,清羸任体孱。白头逢晚灿,缁墨染华笺。一仆终成憾,三冬竟未痊。向晨寒气集,叹息满平川。哀韵宏寥廓,为公歌此篇。

[注释]

① 王運熙先生,原籍江苏金山(今为上海市金山区),一九二六年生于金山县扶王乡一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杰士长期担任中学语文历史教员,建国前曾编纂《金山县鉴》三集刊行。一九三六年先生初小毕业,是时父亲正在松江教书,不放心他离家去别处就学,即在当地延请一位老先生来家,指导他阅读《孝经》《四书》和《千家诗》。翛然,自然超脱之状。

② 一九三七年冬淞沪战事胶着之际,大批日寇自金山卫登陆猛攻我方侧翼,并派飞机狂轰滥炸。先生跟随家人仓皇避难,寻迁入上海市区,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五凤里租赁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住房,一家七口困居其间,而老家宅屋卒毁于战火。粲登,汉末王粲因西京战乱避地荆州,暇日登楼乃有《登楼赋》之作,故云“粲登”。

③ 此后三年因时世艰危,先生只能在家学习,由父亲指导熟读《诗经》《尚书》《左传》《史记》《楚辞》等古籍,阅览《纲鉴易知录》及练习写作文言文。一九四一年始,又先后进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私立青年中学高中部,修习中学阶段学业,课余爱好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与外国翻译作品。一九四三年秋,他进入私立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中文系学习。其时复旦大学内迁重庆,业已改为国立大学,该补习部由复旦部分留沪教师开办,中文系主要修习“中国文学史”“古代分体作品选”“古典专书选读”“文字音韵学”“各体文习作”等课程。先生在学好这些课程的同时,喜欢浏览“五四”以来著名学者王国维、鲁迅、胡适、顾颉刚、冯友兰的论著,俾以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

④ 抗战胜利后,国立复旦大学于一九四六年迁回上海,补习部随即并入。一九四七年夏先生在复旦中文系毕业,以文学院应届学生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留任为中文系助教。

⑤ 先生留系最初的工作,是帮系主任陈子展先生处理一些行政杂务。陈先生攻治《诗》《骚》及汉魏六朝的历史和文学,故建议先生认真阅读中古时期的史籍,并要他从王闿运《八代诗选》末尾一卷“杂体诗”中做点发掘。王先生接受了这个意见,在通读《前后汉书》《晋书》《南史》《八代诗选》《乐府诗集》《乐府古题要解》等书的基础上,就杂体诗问题作了细致擘析,不久写成《离合诗考》和《论吴声西曲与谐音相关语》两文,于烛照幽微之外兼具谐趣,共为作者日后系统地研究乐府文学的先导。一九四八年,先生全家从霞飞路迁至南市学院路新居,生活、读书条件大为改善。

⑥ 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研究,起先侧重点放在六朝清商曲之吴声、西曲上面,后来又着重讨汲汉代相和歌辞。此期间他继续攻读汉魏六朝文史要籍,以及现代名家所撰的学术著作,尤得益于陈寅恪、闻一多、余嘉锡、杨树达诸家的论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此后社会变革带来的崭新气象,也鼓励先生积极开展自己的科研工作。他本阶段学术求索所取得的成果,嗣后都结集在《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和《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这两部论著里。两书共收论文十五篇,另有三篇文章作为附录,方法上注重各自突破一点、纵深开掘,合而观之则创意迭出、精彩纷呈。洵如《吴声西曲杂考》《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等几篇名文,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知向来之所未知,至今还时常受到学术界人士的称道。

⑦ 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复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师资力量有了明显增强,除原有的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诸师外,又从兄弟院校调入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等多位名师,一时显得人才济济。这些前辈老师弥富治学经验,热心扶植后辈,王先生同他们在一起工作,必能转益多师俾其学业达成很快的进步。

⑧ 一九五一年十月,先生跟随复旦师生土改工作队,去皖北五河、灵璧两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一九五二年一月返沪。半年后又由学校借调,去华东速成学校给工农兵学员授课,一九五四年夏调回复旦。邯南,复旦大学校本部在邯郸路北,华东速成学校在邯郸路南,故称“邯南”。

⑨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王先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均进入了一个日臻成熟的新阶段。他以往教过“大一国文”和“文选及习作”,这数年内又陆续开出“中国文学简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唐宋文学史”“乐府诗研究”“昭明文选选读”“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课程。先生讲课的主要特点,在于努力揭示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意义,但凡他对作家作品所下的评断,准会让人感到切理厌心;另一特点是充分重视艺术特征的解读,每能在具体的形象分析中达到启迪学生的效果。先生讲课经常即席朗诵诗歌,注意语调的迟速与高低抑扬,极易与座下的听讲者发生情感的交流。从科研方面来说,先生至此又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跨进了琳琅满目的唐代文学领域。一九五九年为因应社会的需求,复旦中文系师生集体编写《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两部教材。该项工作由先生牵头组织并担任主编,古典文学教研室章培恒、吴大逵老师参加,两书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另有《古代诗歌选》四册,系先生与顾易生、徐鹏等老师合编,则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由少儿出版社刊出。这五六年间,先生共发表涉及唐代文学的论文十余篇,数其影响甚著者即有《陈子昂和他的作品》《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等多篇。它们举证契惬,议论精详,特别是在分析问题的切中肯綮方面,愈能展示出一种透彻澄明的面貌。

⑩ 先生原来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秘书,至五十年代后期转任教研室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晋升为副教授。这时先生已是一位成就出众的专家,但他依然谦虚持己,恳挚待人,尊重前辈老先生的引领作用,抓紧落实青年教师的培养措施,大力在同事之间造就团结协作的气氛。一九六二年十月,先生与杜立羊女士结婚,旋即移住中兴路杜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参与了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稿工作,促成他在继续琢磨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的同时,又把他钻研的着力点延伸到这一时段的文学批评里面。他因早前向郭绍虞先生请教而得到启发,认为研讨中国文学批评史,必须要对文学史有深入的了解,如果能把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考察,这样的探究无疑会更有深度。例如先生在本时期撰写的《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杜甫的文学思想》等论文,其实已经显出他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端倪。

一九六二年秋冬开始对阶级斗争极度强调,高校亦随之打破正常秩序,组织师生下乡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次年冬季在刘行参加一期面上社教后,一九六四年十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生又接连去奉贤胡桥和宝山罗泾,参预了两期点上社教的全过程。海云边,胡桥地近东海杭州湾,罗泾又同长江出海口毗连,故有“海云边”的说法。

一九六六年夏“文革”爆发,先生因仅担任教研室干部,侥幸未被关入牛棚,但依然要承受各种精神压力。此后五年之内,他曾去上海柴油机厂、上钢三厂及南汇、崇明等地的公社参加短期劳动。一九七年九月,先生与校内一批教师同去奉贤海滨的五七干校。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先生一行四人从奉贤调回上海,与校内中文、历史两系若干老师合成一个小组,投入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程。先生主要参加《旧唐书》的整理,缘其熟悉唐代文史,工作态度又极认真,故在工作本的选择、校勘体例的确定、参考文献的取舍等多个环节,包括点校文稿的审读,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通读全部点校稿后,他又完成出版说明的撰写任务。

一九七六年十月,“文革”内乱结束,先生时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他带头解放思想,践行拨乱反正。一九七八年四月,先生晋升为教授,六月其住所从中兴路迁至天目中路。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隋唐五代部分及《辞海》古典文学条目的编撰、定稿。就专题研讨而言,先生较早重启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的探索。一九八一年十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一书,凡收录先生与此相关的论文三十余篇,如其中《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等篇,均系作者在“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写成,无论其广度、深度和独创性,都比他过去的论作有了明显的进境。

王先生的汉魏六朝唐代文论研究,至新时期亦取得让人耳目一新的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先后结集出版了《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一九八六年版)、《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一九八七年版)两部论著。前者包括先生探涉《文心雕龙》的专题论文十九篇,除了系统论述该书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外,并就“风骨论”和“文质论”的内涵提出独到的阐介。后者摄录论文二十余篇,广泛论列体制、文气、比兴、文质、风骨等理论课题,有些论作还将特定时代的文论与文学风尚比照起来深入研究,遂而呈献了诸多精粹的识见。

一九八一年六月,学校批准成立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下设五个研究室,任命王运熙先生为所长,并参加中国文学批评史室的研究工作。该所的日常事务,主要由副所长许宝华同志、秘书袁震宇同志协调处理。先生温厚坦诚的性格和他对别人的尊重,实利于促成所内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刘大杰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立项上马,王运熙、顾易生先生皆为主要执笔者,其上册一九六四年由中华上编所出版。后因刘大杰先生逝殁,新时期该教材之修订与中、下册之编撰,改由王、顾两先生共同主持,至一九八五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册修订本与中、下册全部出齐。由于该书视野开阔、识解精微,一经面世即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赞誉,一九八六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一九八七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一九八三年三月,先生等制定的多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规划,被列為国家社科“七五”期间的重点项目。这部通史共有七个分卷,由批评史室相关的专家分头编写,最后由王运熙、顾易生两位主编审阅统稿。王先生偕其弟子杨明同志,合撰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个分卷。这一工程自八十年代前期启动,一九八九年由上海古籍刊出第一个分卷,至一九九六年最后一个分卷出版,前后历时十五年左右。全书规模宏大,内容富赡,思虑周密,论述深细,于平实中寓其精到,在坦易中见其新颖。它不仅是参预本项目众位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也积淀着长时期来批评史研究领域无数前驱和同行的集体智慧,藉此让复旦的探索团队能持续处在本门学科的前沿。该书出版后迭受学术界和读者的推扬,一九九六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特等奖,一九九七年获国家图书奖和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一九九八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著作奖。

王运熙先生学有根柢,胸无城府,举止儒雅,作风朴实,与人交恒若淡水却能尽其终始,久被学术界同仁视为达者而具瞻四方。新时期以来先生屡应兄弟院校之邀前去讲学,足迹遍及陕、豫、鲁、苏、浙、闽、粤、桂、黔等省,且每以自己最近获得的科研成果付诸宣讲,故备受各地听受师生的欢迎和好评。本阶段他亦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利用信息交流的平台讨论相关课题,还担任过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和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

先生一九七八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一九八五年首度指导博士生。在研究生的培养实践中,先生一贯以身作则,固守澄心淡泊的学者传统本色。他年过花甲还亲自为研究生上基础课,认真熔炼教学内容,注意从读书方法和研究门径上启迪后进。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问,他总是耐心给予解答,娓娓道来足令对方辄觉如沐春风。

先生少时接触经史,尝谓平生最服膺的两句话,乃是《礼记·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史记·五帝本纪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是箴言日后就被先生当做座右铭,勉励自己将最宝贵的生命投注于学术事业。为此他克服严重眼疾带来的困扰,以其文弱之躯支撑着持久的精神劳动,使攻治学问成为他生活中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哪怕是到了身体日趋衰薄的老年阶段,先生依旧慎思明辨、耕耘不辍,把进学和求知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他一九九六年退休后的十余载里,仍有《乐府诗述论》《文心雕龙译注》(与周锋合作)、《望海楼笔记》《唐诗精读》(与杨明、归青、杨焄合作),经由上海古籍、东方和复旦等几家出版机构陆续刊印问世。而在九十年代后期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两卷本),二一年由复旦出版社出版,二三年获上海市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陈子展先生在早先曾说:“王运熙先生是长寿的。古人云:‘早衰,寿之征也。’他年轻时体格衰弱,让他善于用理性看待自己的身体,故一定能够长寿。”先生年过八十犹尚思维清晰、行动自如,其情状果如子展先生所作的预判。然而无法逆料的事还是发生了,二一一年五月中旬某日下午,先生外出归家途中突遭车祸,导致左腿股骨骨折,当即送往医院抢救,虽手术十分顺利,奈其体力绵弱,卒未恢复独立行走的功能。后转入挂钩医院继续治疗,辗转病床将近三载,终因呼吸、消化等器官衰竭,抵二一四年二月八日零时三十六分,不幸病逝于上海武进路第一人民医院,享年八十九岁(按实足年龄计算为八十八岁)。先生献身教育事业,潜心学术研究,功垂当代,式范后昆,二八年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二一二年十二月,汇集先生本人学术论著的《王运熙文集》五卷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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