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官方就建立了规模庞大、体制完备的官府藏书系统。如太平兴国三年“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宋史·太宗本纪二》）。端拱元年，又“诏就崇文馆中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建隆三年，太祖于太清楼设“经、史、子、集、天文、图画”之“六阁”（《玉海》卷一六四“咸平太清楼”），作为皇帝御览图书之所，形成了完备的“三馆六阁”藏书体系。在官方藏的影响、带动下，两宋寺院藏书、私家藏书也十分兴盛，藏书家、藏书量均超越前代。据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统计，宋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藏书家仅187人，而两宋藏书家多达311人。并由此形成了国家藏书楼，国厅监、郡县、书院藏书楼，寺观藏书楼与私人藏书楼四种类型的藏书楼阁（朱建亮《李清照及其藏书》，《图书馆》1981年第2期）。

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就是众多私人藏书家中的典范。为了藏书，他们可以“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可以“所谓宗器者，可自负饱，与身俱存亡”（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历来为后人称道和艳羡。

一、 藏书来源方式：家传、自购与誊抄

赵明诚之父赵挺之，是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显宦，《宋史》有传。赵明诚出宦时，其父已是宰相，由于这种优越的出身环境，其部分藏书亦或是最初的藏书均来源于家传。《金石录》中的大量跋语可以证明，如《唐遗教经》跋：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物最为旧物，盖先公为进士时所蓄尔。可见赵挺之早已留意于金石之学，并收藏金石拓片甚夥。想必，这也与赵明诚在十七八的年龄就对金石之学发生兴趣有关。《宋史》本传载，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于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费进士第”，并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尝著《洛阳名园记》”。著《礼记精义》十六卷、《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这个事实，正印证了李清照在《后序》中叙说的“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也奠定了他们藏书的基础。这是他们藏书来源的第一种方式。

第二个来源就是自购。赵李夫妇生活在中国雕板印书最为繁盛的阶段之一的北宋，又有以藏书为“甘心老是乡矣”的虔诚心态。所以，“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就成了他们寻书、购书的真实写照。以至于每“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后序》）。然好景不长，随着赵挺之罢相、去世（1107），赵氏兄弟入狱的一连串变故，赵明诚与李清照在母亲的率领下回到了青州私邸。开始了赵氏夫妇一生中最为甜蜜幸福的闲散生活，“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但“赵、李族寒，素贫俭”，李清照在《后序》中坦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而赵明诚又终生以地方官获微薄俸禄，故而难以支付持续藏书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所以，避免不了无钱购买喜爱藏品的尴尬境地：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金石录后序》）不难看出，他们的微薄收入难以满足他们的藏书热情，为了改变这种窘况，他们不得不考虑搜集藏书方式的转变。最终，最为折中、势在必行的办法出现了，那就是誊抄。

誊写，是他们藏书的第三个来源。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曾为宰相，两兄亦俱曾供职秘省；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尝为太学博士，这种得天独厚的亲旧关系，自然使他们容易接触到官方藏书。所以，《后序》说“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为了收集到更多、更好的藏书，他们借助官方藏书的资源，“尽力传写”（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载：“陆志陆跋北宋刻大字本《资治通鉴》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记曰：关借官书，常加爱护，亦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书明白登薄，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损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可见借阅制度严格，这或许是督促赵氏夫妇不惜一切誊抄的重要原因）。这种搜藏方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若无此书，誊抄本当然可以免除购买费用；二，若有此书，比如名贵善本之类，誊抄可以“分身”善本，解决日常所用、外借的矛盾。

此外，还存在不确定来源者。如赵明诚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四则题跋：右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四，崇宁五年仲春重装。十五日德父题记。时在鸿胪直舍。

后十年于归来堂再阅。实政和甲丙申六月晦。

戊戌仲冬廿六夜再观。

壬寅岁除日于东莱郡宴堂，重观旧题，不觉怅然。时年四十有三矣。二、四两则跋语之间，钤有“赵明诚印章”“赵氏藏书之印”两方印章，可证此跋为赵明诚手迹无疑（有关此四则题跋与史料的印证情况，可参薛祥生《析赵明诚的〈集古录跋尾〉》，《超然台》2008年第2期）。但这横跨16年光阴的四则题跋（崇宁五年，1106—宣和四年，1122），虽然一再为我们在跋语中透露“重装”“再阅”“再观”和“重观旧题”，四次重复，足见其对收藏《集古录跋尾》的看重、钦慕。但我们无法得知赵明诚获得《集古录跋尾》的方式及其相关信息。

二、 藏书规模及特色

（一） 规模

据《后序》载，建炎丁未（1127）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时，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后序》）又：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后序》）这十五车当然是一个概数，但其中必然包括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及的“葬（明诚）毕……一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但，这两万两千卷只是他们藏书的冰山一角，若将青州故第的“十余屋者”一同考虑在内，可想而知其藏书数量该是何其惊人！

壮观的数量自然保证了种类的繁多。不过，依据现行学科类别进行划分的话，无外乎三种：

其一，金石学类。虽然，《金石录》跋文和赵明诚自序、李清照《后序》中多次提及赵明诚倾心于欧阳修《集古录》以及金石拓本，上文提及的“金石刻二千卷”即是明证。再从《金石录》五百零二条跋语来看，继承欧阳修、刘敞的“补史”作风十分明显，大量史籍与金石学有关，以便作为考订史实的参考书目。如《金石录》卷十六《汉金乡守长侯君碑》中的“余案《霸列传》”“又案《高祖记》”“又《汉书》”等，都可佐证其收藏大量金石学相关书籍。这与高文先生核查《金石录》跋文中共征引史籍一百多种的事实正相吻合，而这些参考藏书既有可能就是跋语中的“家藏”“余所藏”者（刘长青《浅谈我国古代藏书的使用》一文中从官方、寺院、私人三个角度对古代藏书的使用状况做了详尽分析。指出，私人藏书的最主要目的在用，在于学术交流，而非藏。《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其二，文学类。李清照不仅有与赵明诚收集金石拓本的共同志趣，还对文学尤其是在词的创作研究颇感兴趣，造诣甚深。如在《词论》中，指摘北宋之前的词坛老宿十九人之多。又，《金石录后序》称：冬十月，金人陷洪州，邃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后序》）建炎三年，作为他们藏书散尽的最后关头，李清照依然保存大量的文学著作，于此可见其文学类藏书之一斑。

其三，艺术类。缘于金石学的研究进展，赵氏夫妇在搜集金石拓片的过程中聚集了许多书画作品。《后序》载：“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奔太夫人丧南来……又去画之多幅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既然都能用得出“留信宿”的手段，还对无计可施“惋怅”数日，其对书画作品的爱好已昭然若揭。

若将这三大种藏书依据版本形式来划分，结合《后序》可知盖四种，即拓本、写本、刻本、书画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四种之外还有副本。《后序》称：“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副本的作用就是原本之外，另备一本，供日常转借、阅读。其多寡的程度是等第藏书家实力的尺度。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俗语‘借与人书为一痴，还书与人为一痴’。予每疑此语近薄，借书还书理也，何痴云工？”可见比较珍贵的版本，爱书成癖的主顾自然不会外借。有了副本，一可保全藏书家珍本不致散失；二可满足朋友亲故的求索使用，这样就解决了珍藏与使用的矛盾。赵氏夫妇的的副本藏书，显然至少出于同样的目的。至于这些副本确系多少，能占其藏书总量的百分之几，我们不得而知。但从《金石录》五百零二篇跋文中可知，亦间有借观他人书籍之语，但是珍贵版本还是副本，还是其他种书，我们还不能确定（王文《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藏书考略》，《图书馆学研究》1983年第2期）。

（二） 特色

要想充分利用、保管好数量如此庞大的藏书，自然需要设置库房、分类编目与校勘补休等工作。《后序》载：“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可见，他们自早年屏居青州之时就注意到了藏书的校理工作。后来，还对此深有感触：“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可见，这已然成为了他们晚间的日常活动，天天沉浸在与藏书共处的日子里。

但这藏书与日俱增，“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污损，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开始“簿甲乙”，制定较为细致“簿”（目录），分类登记，便于存取。惜其目录未能传世，也使得我们无法精准评价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王国强《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3期）。但让我们欣喜的是，赵明诚《金石录》已经显示出较为明晰的编纂体例，大大有别于《集古录》的随时录入。这对目录学的横向发展，无疑具有开拓作用。

三、 藏书散失

依据《后序》的记载，赵氏夫妇的藏书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散佚过程。其一，靖康丙午，在淄川：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这次金人犯京师导致的藏书散失，数量几近一半。李清照称“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无限悲悯之情，涌上心头。

其二，在青州。《后序》所谓“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其三，在洪州。《后序》称“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然据《宋史·高宗纪》可知，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之事，乃权知州事李积中“以城降”。即如此，这批藏书应为金兵劫余。

其四，在四明。《后序》曰“……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此次丢失之后，李清照自言将所有书画砚墨五六簏，放在自己卧榻之下，供自己把玩而已。

第五次散失，在会稽。《后序》：“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李氏自言至此已十去七八，仅余“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只能像爱惜自己“头目”一般，呵护着这历尽千劫的心头之物。

五次劫难之后，李清照保存到最后的藏书究竟是什么呢？现可知有三。其一为《金石录》；其二为《哲宗实录》。《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绍兴）五年五月三日，诏令婺州取索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明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三《蔡忠惠公进谢御赐诗卷》谢克家绍兴三年九月十一日的题跋：姨弟赵德夫，昔年屡以相示，今下世未几，已不能保有之，览之悽然。（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三）又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载赵明诚建炎二年三月十日跋文：“此帖（《蔡忠惠赵氏神妙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行书四行后缺）。”岳珂识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徳甫的传次第……德甫之夫人易安居士流离兵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可见，赵氏夫妇所藏之书，在七八十年后偶尔显露峥嵘。无怪乎李清照在《后序》中有“人亡弓，人得之”的曠达之语。

李清照这一生于患难的绝世才女，在历尽颠沛流离、凄凉愁苦之后孤苦离世，却给我们留下了至今难以企及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而赵氏夫妇藏书的聚散过程，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的一支逆流。但，这仅仅只是两宋文化罹难中的沧海一粟，由此可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安定是文化发达兴旺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