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
再看与上一篇题材、内容类似的同时期作品《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石处士写招聘，写送行，写祝愿，还是“实”在的内容，只是写法用“虚”。
乌重胤召请石洪之后，经石洪介绍，又请温造。韩愈《寄卢仝》诗写到：“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水北山人”指石洪，“水南山人”指温造。两个人的身份、情形类似，诗的讥刺之意溢于言表。同样的题材和主题，要表达同样的用意，要避免写法重复；因为作者同样要用曲笔表达深微的立意，同样要“虚”写，用“虚”的手段要有所不同。送温处士不只是写法的“虚”，而是进一步构想用“虚”，完全与事“实”不着边际。
文章化用一个《战国策·燕策二》里人们耳熟能详的伯乐相马的典故。原典是说有人对告伯乐说有骏马想卖掉，牵到市面三天，没有人搭理，他请伯乐围着马转一圈，看一看，离开的时候又回头看看，结果马价增加十倍。后来东方朔的赋《七谏·哀命》里用典说：“当世岂无骐骥兮，诚无王良之善驭。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驹跳而远去。”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里考证这位王良就是伯乐。韩愈的《杂说》四首的第四篇就是利用这个典故加以生发，以说明识别人才的人之難得，以抒写对于才能埋没、大才难施的感慨。而送温处士这一篇则利用伯乐这个历史人物，另作“新典”：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如此自我作古，接着，就他凭空制作的这个典故展开议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第三步，再以这个“新典”做譬，以说明乌重胤招聘石洪、温造事：东都固士大夫之冀比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谘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搢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后面三小节，次第说明以治国得人的重要，抒写友人受聘离去的感怀和郑余庆率下属赋诗送行的美意。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
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
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这篇文字同样巧妙地是寓讽喻于祝颂，写法则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里所评论：行文须知避实击虚之法，如题是《送温处士》，便当赞美温生。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从彼联络下来，想出‘空’‘群’二字，全用吞吐之笔，令读者于言外得温生之贤，而乌公能得士意亦于笔端带出。此所谓避实击虚法也。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卷里评论《杂说》里的“世有伯乐”一篇，说是能够“以摇曳之调继斩截之词，兼‘卓荦为杰’与‘纡徐为妍’”。这一篇笔法类似。
《后汉书》卷一《孔融传》上记载孔融的故事：“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如此编造事典，体现孔融在权威面前肆意讥讽、玩世不恭。后来人这样做，典型的有苏轼，他参与科举考试的时候，梅圣俞为考官，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答卷里编造一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不详出处，报告给主司欧阳修，让欧阳修怀疑自己记忆经典不熟。如此大言无稽，也是恃才傲物的态度。如此编造史实做成文章，杰出的例子有杜牧的《阿房宫赋》。
这篇作品人们熟悉，不烦抄录。写作的宗旨有作者在《上知己文章启》里的自述：“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宝历”（825—827）是唐敬宗李湛年号，十六岁即位在唐王朝急速走下坡路、矛盾四伏的时期，是历史上著名的游宴无度、荒于国政的小皇帝。唐敬宗在位三年就被贴身宦官和军将谋杀，是唐朝最短命的皇帝。作者说写这篇赋是讽刺唐敬宗，实则也是忧虑一代强盛的唐王朝的衰败与危机。从客观意义上讲，也是揭示荒淫误国的历史规律。这篇文章文体称为“赋”，实则是议论文字，至多只能算是“赋”的变体，是汉大赋和六朝抒情小赋之外的“文赋”。文章结构简单：前幅描写宫室、伎乐、财宝的极其盛大繁华，后幅议论如此不顾民命、奢侈豪夺终于破国灭族的后果，归结到对历史规律的认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睱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立意前此的历史上很多人表白过。文章做得好的，如贾谊的《过秦论》，言论概括得清楚的，如唐初魏徵对唐太宗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杜牧这篇作品确实写得好。据说写出来之后立即誉满两京，后世更是称颂千古。它用语精粹，骈散间行，前幅写宫室，描摹刻画，情境宛然；后幅进行议论：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曰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如此夹叙夹议，形象而深刻。但是这篇文章所写阿房宫兴衰并非史实。王士禛在《池北偶谈》里已经指出：杜牧之《阿房宫赋》，文之奇不必言，然于事实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宫未成，二世元年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为堂室，今释阿房宫弗就，是彰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谏止作阿房宫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杀，斯就五刑，是终秦之世，阿房宫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则牧之所赋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者指此。此实不名阿房宫。而谓有不见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实矣。予既辨此，后读程大昌《雍录》、赵与旹《宾退录》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近代考古也证明阿旁宫并没有建成。另外，杜牧关于宫室的描写，也有所继承。宋人廖莹中（？—1275）《江行杂录》早已指出：杜牧之《阿房宫赋》云：“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陆傪作《长城赋》云：“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辈行在牧之前，则《阿房宫赋》又祖长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杨敬之作《华山赋》有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小星荧荧，焚咸阳矣。”《华山赋》，杜司徒佑已常称之。牧之乃佑孙，亦是效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袭为难也。在古代，如《史》《汉》之类典籍是文人作文常常从中取材的。如修建阿旁宫这样的“事典”他们是熟悉的。就如苏轼写《赤壁怀古》一样，当时人都知道黄州的此赤壁非嘉鱼的彼赤壁也，但他仍然要赤壁之战的典故来抒写感慨。这在用典上是借题发挥，明知故犯。但读者应当知道其间的原委，文章做得好，也就值得赞赏了。
这是一种特殊的“虚构”，构思上用“虚”。如果说上一节说的是写作技法的“虚”，那么这一节说的则是作品内容的“虚”。
用“虚”的意义：散文的演进
本文开头引述了吉川幸次郎关于中国文学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两大特长的论断。这基本应当是指文人的诗文，特别是隋唐以前的作品。这两者是相关联的：因为“非虚构”，那么写作的艺术就主要体现在使用语言的技巧上。这也是文学史上之所以把学术论著（如诸子百家的著作）、政治论文（如晁错、贾谊的政论）、史书（如《左》《国》《史》《汉》看成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因）。应当说，随着历史发展，所谓“文学的自觉”在观念上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演进，写作用“虚”作为创作方法逐渐发展，体现在散文创作上则成为一种趋势。
郝经（1223—1275）是著名的理学家，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文弊解》，是论写作的流弊的。其开宗明义就说：事虚文而弃实用，弊亦久矣。文中说：三代之先，圣君贤臣唯实是务。至于诰誓敕戒之辞，赓和之歌，皆核于实而晔于华，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史臣赞曰“聪明文思”，孔子称之曰“焕乎其有文章”。自其发见者而言，不以文为本也。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易》之文，实理也；《书》之文，实辞也；《诗》之文，实情也；《春秋》之文，实政也；《礼》文实法而《乐》文实音也。故《六经》无虚文，三代无文人。夫惟无文人，故所以为三代无虚文，所以为《六经》，后世莫能及也。这是崇尚写“实”的。他所说的“三代”文章“以实为用”，是合乎实际的。出于他作为理学家的立场，当然认为“虚文”不可取。在他之前的朱熹又曾针对当时文坛情况说：因论文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如张承业及宦者等传，自然好。东坡如《灵璧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发人意思。（《朱子语类》一三九）他说的这段话，当然有针对性。他主张要“七分实”，没有把写“实”绝对化，也是因为已经是唐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写作用“虚”成为潮流的环境下不得不然。
本文上面用作讨论对象的是两种文体：“记”和“序”。这是两种六朝以来演进明显的文体。它们的演进反映了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
关于“序”，前面已经说过由《诗大序》那样的文籍的“序”演变出集会游宴的“序”。关于“记”，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里指出这种文体“《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着其说”。儒家经典《礼记》里有《学记》《乐记》，分别是关于教育和音乐的理论著作。后来演变出记述山水景物、亭台楼阁的记叙文，内容、写法也变得丰富多彩。徐师曾又指出：按《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盖亦有感于此矣。然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论。而欧、苏以下，议论寖多。则记体之变，非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托物以寓意者（如王绩《醉乡记》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韵语为记者（如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是也），有篇末系以诗歌者（如范仲淹《桐庐严先生祠堂记》之类是也），皆为别体。这样，无论是“序”还是“记”，到唐代（实则主要自中唐“古文运动”兴起），无论是体制还是写法都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其丰富多样的表现中，突出体现一种趋势，就是弃“实”用“虚”。
魏了翁在《师友雅言》一文里曾说：《离骚》作而文词兴。盖圣贤诗书，皆实有之事，虽比兴亦无不实。自庄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渔父、卜者等为虚词，司马相如又托为亡是公等为赋，自是以来，多谩语传于世。这是说古代情况，只是庄子、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赋“多谩语”，即荒唐无稽的“虚语”。这是讲除了《庄子》和辞赋，古代文章用“实”。而屈大均（1630—1696）在《无闷堂文集序》里说：文人之文多虚，儒者之文多实。其虚以气，其实以理故也。这里的“文人之文多虚”，主要应是指古文家的散文。同样，袁枚在《與程蕺园书》一文里又曾说：尝谓古文家如水，非翻空不能见长。果其有本矣，则源流混混，放为波澜，自与江海争奇。所谓“翻空”，就是用“虚”。由纪“实”而用“虚”，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作者的主观创造能力，能够灵活地使用记叙、描写、议论等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段，从而开拓出散文艺术发展的广阔天地。不过，所谓“虚”，不是凭空虚构，不是无病呻吟。“虚”用得好，要有充实的内容，真挚的感情，杰出的艺术手法，如毛先舒有《文论二》说：虚者，实之藏也；无用者，有用之藉也。归根到底，文学作品出于作者的创意，即使一种广义的“虚构”。这是文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两者都是反映人们生存的“真实”的。历史家追求恢复历史“实在”的面貌；文学家则通过他们的“虚构”，带着他们的热情和美感，写出另一种“真实”。
中国散文的发展，如本文讨论的唐、宋名家的一些“序”“记”表明的，正是按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好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