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明末清初海陵如皋（今江苏如皋）人，与方以智、陈贞惠、侯朝宗并称“明末四公子”。很多研究者都为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与董小宛爱情描写的真挚所感动，由此学界对《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的关注也比较多。但对冒襄另外一篇类似的文章《祭妻苏孺人文》却关注不够。既有研究多从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分析冒襄的形象，难免会带有些许的片面。但若仔细分析冒襄的《祭妻苏孺人文》，我们就会发现，冒襄在生活中和悼祭文写作上受到士大夫家族的伦常观念影响非常深厚，文中多以礼抑情，与此前《影梅庵忆语》中的“真情”说似成对比，这对于重新认识冒襄的情感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将《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祭妻苏孺人文》二者进行比较，重新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冒襄的情感世界，并讨论其形成缘由。
一、 非“情”实“礼”
按照悼祭文的范式要求，作者在文中需要克制规范地写出对亡人的情感。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辩·祭文》说：“按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其辞有散文，有韵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 郁而不宣，皆非工于此者也。作者宜详审之。”（《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此关照冒襄的两篇悼祭文，确算得上“恭”“哀”，且在写法上继承了自汉晋以来悼祭文的既有模式，在情感上做到“郁而不宣”。王立在其《中国古代伤悼文学的三大模式——悼祭文学主题片论》中提出三个具有代表性大模式：其一“闻音生悲，因情达景模式”。在《祭老妻苏孺人文》中，则有“无风之波，雷惊象涌，白诈不休，鬼语当昼，复死亡相继”（《祭老妻苏孺人文》，《冒襄全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以极萧瑟幽寂之景来烘托内心的哀伤之情。《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中亦有这样的环境描写：“孤灯自读，凄风飒雨，悲音起帘笼，能令搏黍巧转，化为蜀帝啼魂。”（《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写出了文成之后再回头看时的悲凉。其二“未亡人、稚子情态烘衬模式”。《祭老妻苏孺人文》中，“两儿四年哭母，血泪已枯”描绘了未亡人特别是二儿情态，从侧面形象写出了苏儒人的离世所带来的不尽悲凉，下文又说儿孙生活平稳，“穗儿……能竦骨练身，以担艰危难……丹儿竭力结局，笃伦好义……”希望苏孺人泉下安心。其三“古人古事喻指亡人模式”。上引《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中“能令搏黍巧转，化为蜀帝啼魂”中的蜀帝啼血就是比较常见的典故，表现了对相随九年的董小宛的不舍。《祭老妻苏孺人文》中则有：“又割宅同居，数年中形影相依，厉害与共，幸生全，仇视婴杵，极不可言。”此处“婴”当指程婴，“杵”则是公孙杵臼，化用了赵氏孤儿的典故，讲其妻在家庭中所遭受的委屈。
其实冒襄在《祭老妻苏孺人文》中，不无对结发妻子痛悼、怀念之处，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着“情”的一部分。文中最后写道：“触绪万端，笔墨难赴。生平虽不能文，每捉笔如洑流奔泉，随地涌出，独为此坐三整夜。正如荒鸡乱啼，无关翰音，及伸纸直书，又如风蒲猎猎，摇情不定。”以冒襄之文采，写一篇悼文尚且需要独坐三整夜，动笔时又觉得万般生涩，必定是思绪万千，难以言说。比照他写《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中所说的“两日夜成”的感情又有所不同。文中正面写到妻子生活细节的唯有一处：“岳母所拥甚厚，从不乞一丝一钱，有所贻，必坚辞曰：吾翁驰骋天路，儿夫才誉蔚起，拾芥视科第，无需此，亦用所辞。”这里许是最为生动的苏孺人形象了，短短几句话里充满了对丈夫的崇敬之情。
但通篇看来，冒襄皆以儒家传统的人伦来要求和概括其妻苏孺人的一生，尽数苏孺人孝公姑、事夫及对待亲族、仆婢的周到仁义之处。上面所写苏孺人与丈夫的深情倒也可以理解为礼教传统中“出嫁从夫”准则的一种表现。在文中描写母亲生病后，他与妻子希望以自己和儿子来代替：“我与妻密祷身代儿代，每月誓行千善。至期母愈，衮殇。吾妻不大声哭儿，幸得代也。”这里的描述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确是符合伦常的，在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须将父母放在妻子之上。
然而陈维崧的《苏孺人传》中关于这段的描写却显得更为现代人所理解：“盖自衮也殇，而孺人哭泣之声未尝达于户外，出则欣然色喜，曰：‘儿死，吾姑其获生乎！且固吾夫子志也。’”（《同人集》）陈维崧曾在水绘园居住八年左右，文中对苏孺人对于儿代母死的“色喜”，却用一个“哭泣之声未尝达于户外”，侧面刻画出一个伤痛的母亲形象。这当然应该考虑到冒襄是不能够或者说是不可以写出苏孺人这一面的。结合陈维崧《苏孺人传》中的描写，苏孺人的形象渐趋立体，虽然也有苏孺人作为大家庭的儿媳所应该有的作为如：“与先生为耳语：某贫不能婚，某贫不能嫁，某寒至无衣，某饥至无食，某死不能殡，某生无所归。”可以看出苏孺人的善良，更重要的是这个对话发生在冒襄赈荒却被乡人指点的情况之后，虽然心中有着不满，仍然关心乡里，支持丈夫的善行。苏孺人去世之后的情形也有描写，较冒襄悼祭文情感更为哀伤：“卒后而恭人年八十余，发毵毵白，顾苦健忘，每日哺，必拂孺人之屏帐而问曰：‘吾妇安在？数日何不一示老人也。’”马恭人健忘，但在八十余岁还记得儿媳，侧面表现了苏孺人的孝顺恭敬。文最后又描写了苏孺人收养的侧室所出之女对母亲的思念，亦能看出苏孺人的宽容和通晓事理。
与陈维崧《苏孺人传》比照，冒襄文中刻画苏孺人的直接形象却非常少，几乎只是刻画了一个普通、甚至是不近人情的贤妻形象，对于二人夫妻之情更是难见。如赈灾之事，只用“吾妻恒出奁中金佐之”来表示。一方面也表现出冒襄恪守祭文的写作方式，虽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但也不能表现为情感的宣泄。《祭老妻苏孺人文》中也提到了董小宛的离世：“怜爱如其左右，伤其瘁死，绘遗容，封幽宫，命两儿春秋祭且拜之。”这里也只是描述了苏孺人作为一个理想的大家族文人之妇，替丈夫纳妾，宽容对待其妾，在其死后还不忘祭祀。
另外《祭老妻苏孺人文》作于其妇过世四年之时，严格尊崇了古人“居丧不赋诗”的传统。相较于其妾董小宛，冒襄在顺治八年董卒后，即有题咏，后又有《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其序有“今辛卯献岁二日长逝永别者已逾六十又五日”，可知应写于董辞世两月余，冒襄同样是写祭悼文，因为其对象的不同，仍遵照了已有的传统。
与妻子苏孺人相比，《影梅庵忆语》描写董小宛的部分，“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浒关至梁溪、毗陵、阳羡、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余虽怜姬然得轻身归，如释重负。”冒襄一直是以矜持自重、以礼抑情的态度对待董小宛。他多次以父母、科举以及家族等缘由拒绝佳人，可算是传统士大夫的典型。甲申之变，冒襄在逃亡之中，“一手扶老母，一手拽荆人”，让董小宛一人“颠连趋蹶”，危难时刻将其母亲和妻子放于姬妾之上，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能颠倒了伦理次序。而董小宛在冒家亦是一个脱离风尘、循规蹈矩之妾：“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女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冒襄在文中塑造的或者说意图塑造的首先是一个标准的妾，其次才是一个能够以烹茶、调制食物、分享娱乐自己的红尘知己。冒襄写董小宛的自抑，更强调自己严格遵守伦理道德，不得有私。
从内容上看，《祭老妻苏孺人文》与《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甚至是《影梅庵忆语》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冒襄在为妻子苏孺人写祭悼文时，处处谨慎，对情感甚至是生活细节都不加笔墨。然而仅从《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中就能看出来，冒襄对董小宛更存有私人的情感，原因不过是董小宛只是一个妾，不需要各种限制，所以更为随意。但这随意的抒写之中，冒襄与董小宛都谨守着家庭伦理。由此看来，苏孺人、董小宛都只是寻常礼教人家的妻与妾。
冒襄的妻子苏孺人亦是当地名门中翰林公之女，与冒襄同岁，二人父母在他们三岁时便立下了婚约，十九岁时苏孺人嫁入冒家，此后凡四十四年。其间经历了长子之死、大饥荒、甲申之变、冒家的败落等，二人生活中应不无笃情之事，但通览其文，并无打破礼节之处。这与董小宛被提及的高频率相比差别明显，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苏孺人“妻”的身份。
二、 情与礼复杂交织的缘由
晚明时期阳明之学盛行，士人个性极度张扬，甚至连自视甚高的方以智在年轻时也曾“往往酒酣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无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相谓天下狂生也”（方以智《孙武公集序》，《稽古堂二集》上，《浮山文集前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当时的士大夫多带有自我解放的意识，这在某些方面就表现为情的张扬，晚明士妓的交往也是纵情的一种方式，如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媚、冒襄与董小宛等的结合都是一时佳话。但正如罗宗强先生在《明清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中所说：“重自我，重情，甚至纵欲，向为研究晚明思潮、晚明文学者所重视，亦常被当成个性张扬、自我觉醒之产物加以肯定。我人若从各个层面考察此种重自我，重情，甚至纵欲之现象，或者会发现，问题远较我人所想象者为复杂。”（《明清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冒襄祭悼文中，一再地表现出对情的克制，这与人伦对士大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家庭伦理作为古代社会变化缓慢的部分……至于家族、家庭，在关于特定时段士大夫的考察中，不应只作为一部分‘背景’”（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冒家作为当时扬州府地区比较传统的家族，其家训有言：“百行莫大大于孝……妇人女子，则当孝翁姑、敬大夫，和睦妯娌，惠好邻居。如有孀妇须慕贞良，立志守节，以图旌表，为宗族光。诚能遵行不怠，则为盛世良民，不坠冒氏家风。”（《冒氏家族劝诫文》，《冒氏宗谱》卷四，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从家训中可以看出，冒家严格遵循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规范。冒襄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冒襄的私情亦不得违背这样的规范，呈现出以礼抑情的特点。
处于明清易代的特殊时期，王朝的覆灭又使得他们反思空谈的心学，进而普遍表现出对礼学的重视，以礼来解决现实问题：“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其核议拨乱而反之正乎？”（ 顾炎武《答汪笤文》，《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一时期的士人又在总体上表现为从阳明心学到程朱理学的复倾。明代万历中期至清代康熙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随着没落的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和宋明理学的衰颓及其“空虚之弊”的暴露，出现了一股反省既往、面向现实、由虚返实、崇实黜虚的学术思潮——实学思潮。明末清初一度盛行的实学思潮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注重文学的时代意义、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创作经世致用的目的和提倡批判现实的精神，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尤其在明亡以后，清初的思想家更是将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空疏无用的学风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在文学流派上，冒襄深受竟陵派的影响，很多研究者也认为他属于性灵一派。他在随祖父归乡后开始向族曾祖冒愈昌学诗，而冒愈昌在崇祯元年（1628）与张玉成等诗人结社吟诗于冒梦龄的逸园，倡导“以唐宋为则”，并介绍后七子及钟惺、谭元春等人的诗歌主张。冒襄也因而得以了解谭元春其人其诗。其十四岁编刻的《香俪园偶存》中便有《寄谭友夏》一诗：“孤踪落拓东海上，独擅中原欲识君。天外峋嶙文岳崎，日边浩瀚藻江溃。香名遍洽湘兰味，曲兴应来洛女云。十载情深千里梦，秋风促雁一相逢。”诗中表现出他对谭元春才情的景仰，谭元春对于文章作法有着这样的描述：“古今文章之道，若水泻地，虽地皆泻，常窟穴于忠孝人之志，幽素人之怀，是二者皆本乎自然，而文章之道，恒以自然为宗，使非贞笃恬淡之人，讽高历赏，光影相涵，虽甚勤心，亦莫得而取之。”（《谭元春集·古文澜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提倡文中要有“忠孝人之志”和“幽素人之怀”。竟陵派虽然也属于晚明性灵的一种，但在情感抒发和写作手法上处处要求脱俗复雅。这也影响了冒襄的诗文创作，无疑也影响了其悼祭文所呈现的私人情感世界坚守以礼抑情的原则。
三、 结语
通过分析冒襄《祭老妻苏孺人文》《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二文，我们可以发现，冒襄的情感世界远非《影梅庵忆语》中所建构才子佳人的美好神话。儒家传统的家庭内部关系以及对情感的节制要求，使得冒襄悼祭文呈现出以礼抑情的特点。明末清初的士人不仅有着群体性的特点，也有着个体的特质，在冒襄的身上就集中表现为回归理性，以及对情的抑制。作为易代之际的士大夫，冒襄情感世界并不单一，同时也坚守传统的纲常伦理，《影梅庵忆语》《祭老妻苏孺人文》作为悼祭文也在一定方面表现出了尚古主悲的民族情感表达方式。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