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杜诗中的“西陵”

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当时只重视首句,认为它反映了唐代中晚期大量胡商在扬州经商、生活的历史事实。至于该诗写作的时地、诗中的“西陵”在何处等等,从没想过要去深究。

最近读陈道贵先生《杜诗考辨二则》,其中第二则就是对“西陵”问题的讨论(《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2期),受益不少。陈先生首先指出了历来关于“西陵”的两种观点:一般认为指的是越州西陵驿,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萧涤非《杜甫诗歌选注》、陈贻焮《杜甫评传》等都持此说。不过,也有人提出过异议,黄生、卢元昌就认为“西陵”应该是扬州之地。在此之外,陈先生根据“西陵”的异文(《杜工部草堂诗笺》《九家集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均注“‘西’,一作‘兰’”)提出新见,认为兰陵(南兰陵)“虽不属淮南道之扬州,但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如取异文‘兰’,则‘兰陵’与杜诗所称之‘扬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较接近,其诗所写之境较为统一;而所谓‘故驿楼’,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来颇为著名的史实。‘西’与‘兰(蘭)’文字差异较大,当非形近而误。或许后世注家对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笔底,遂疑而改‘兰’为‘西’,造成杜甫此诗之异文”。

这三种看法中,第一种引证丰富,言之凿凿,诸家多采其说,似乎最为可取。但正如黄生等人所分析的,“钱引《水经注》及《会稽志》、《浙江通志》,证此西陵在会稽。……愚意西陵之名,或不止一处。详此篇上文曰‘扬州’,下文又曰‘淮南’,则西陵当在维扬,乘兴东游,亦即此地,无缘远及会稽之西陵也”(黄生撰、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1994年版),从诗意来看,西陵确实应该在扬州。陈道贵先生的新解中,对黄生之说没有辩驳,而對“兰陵”异文的解释又多属推测。南兰陵在常州武进,经曲阿(丹阳)、润州(镇江),过长江方能至扬州,两地相距约一百公里,而不是“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杜甫听到商胡要到扬州去,却回想起了兰陵,然后又让商胡问问扬州(淮南)的米价,这种“扬州—兰陵—扬州”的思维跳跃,也不合理。而且,异文“兰”字只见于注中,与之相比,各家显然还是更为认可“西陵”。

我认为黄生等人根据诗意推断西陵在扬州,是十分合理的。只是他们没有找到充分的文献依据,来回答“扬州有西陵吗”“扬州的西陵在哪”这一类的问题。幸而,2013年在扬州发掘出土了隋炀帝的墓志,为合理解释扬州“西陵”提供了新的可能。

隋炀帝墓志的释文已经有数种发表,这里引录的是发掘者公布的最新释文:“隋故炀帝墓志惟隋大业十四年太岁……一日帝崩于扬州江都县……于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荆棘芜……永异苍悟……贞观元(元或九)年……朔辛……葬炀……礼也……方……共川……”(束家平《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与收获》,洪军主编《隋炀帝与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版)不管是发掘者,还是其他对隋炀帝墓志进行释文的学者,对“西陵荆棘”的释读都没有异议。

“西陵”的“陵”显然不是指帝王陵墓,因为唐初改葬隋炀帝时,没有将其按帝陵的规格下葬,墓中出土的墓志即可证明这一点。“陵”有“大阜”之意,《诗·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陵”即高出地表的山峰。扬州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只有城北蜀冈为较高处。蜀冈呈东西走向,最高处分东峰、中峰、西峰。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所在,今为观音禅寺。中峰为栖灵塔所在,唐代诗人多喜欢登塔赏景;欧阳修为扬州太守时,曾在此建平山堂,据言登上平山堂,镇江金山、焦山亦可历历在目。隋炀帝墓则在蜀冈西峰顶部,结合陵有山峰之意,可知墓志中的“西陵”就是指蜀冈西峰。

唐代扬州西陵(蜀冈西峰)附近是否有驿站呢?有的。唐代赵嘏《广陵道》诗云:“斗鸡台边花照尘,炀帝陵下水含春。青云回翅北归雁,白首哭途何处人。”斗鸡台、炀帝陵都在唐扬州子城西的蜀冈西峰,旁边即是“广陵道”。更直接的证据是比杜甫稍晚的权德舆(759—818)《宫人斜绝句》:“一路斜分古驿前,阴风切切晦秋烟。铅华新旧共冥寞,日暮愁鸱飞野田。”隋炀帝巡幸扬州时,把死去的随行宫女葬在蜀冈西峰南侧的斜坡上,其地称“宫人斜”,与隋炀帝陵距离很近。从权德舆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宫人斜旁边就是古驿站。

总之,根据《解闷》(其二)的诗意,诗中的“西陵”应该在扬州。而隋炀帝墓志中明确提到“西陵”,这个西陵(蜀冈西峰)旁又有古驿站,与杜诗完全吻合。所以,杜甫所说的“西陵”,应该就是扬州的蜀冈西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