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对《世说新语》（下称《世说》）贡献最大者非汪藻莫属。汪藻可谓自刘孝标以来，《世说》流布与研究的最大功臣。其所撰《世说叙录》及《考异》等著述，是研究《世说》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汪藻的《世说叙录》（下称《叙录》）还与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于严州的宋本直接有关，没有汪藻，《世说》古本的面目将陷入混沌晦暗之中。

汪藻（1079—1154），字彦章，号浮溪，又号龙溪，汪谷之子。北宋末、南宋初著名文學家。官至显谟阁大学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卒赠端明殿学士。汪藻为官清廉，才学俱佳，工诗词，尤善四六。《宋史》本传称其“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

作为南北宋之交活跃在政坛、文坛上的人物，汪藻很早就对《世说》产生兴趣。与汪藻同时且与之多有往还的吴曾（1162年前后在世）在《能改斋漫录》中有云：

大观三年，汪藻彦章为江西提学，作《石头驿记》云：“自豫章绝江而西，有山屹然，并江而出，曰石头渚，世以为殷洪乔投书之地。《晋史》及《世说》称，洪乔为豫章太守，去都日，得书百余函，次石头，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岁，而洪乔之名，与此山俱传。石头于他书无所见，以图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尝以豫章之西境为西昌县，俾县令治其地，盖今石头是也。及观韩退之《次石头驿寄江西王中丞诗》，则白晋以来，知其为石头，至退之时，又知其尝为驿也。其大略如此。”后又云：“自洪乔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驿之名始传。”然则石头之名，汪彦章徇流俗之失，竟以为洪乔投书之地，失之矣。予尝考之，盖江南有两石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与夫王敦、苏峻之所据者，此隶乎金陵者也。余孝顷与萧勃即石头作两城，二子各据其一，此豫章之石头也。洪乔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致书百余函，次石头，皆投之。盖金陵晋室所都，都下人士，以羡出守，故因书以附之。投之石头，谓羡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后人以羡尝守豫章，而豫章适有石头，故因石头之名，号投书渚矣。意者将记洪乔之刚介，以增重石头。殊不知豫章之石头，非金陵之石头。（《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石头之名有二”条）

据此可知，至少在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汪藻即做过与《世说》有关的考辨文章——《石头驿记》，此时汪藻不过三十岁。政和七年（1117）十一月，为校书郎，参与编修《秘书总目》，得以遍览皇家秘籍。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汪藻知湖州，上表修《实录》，“访寻故家文书，纂集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绍兴八年（1138），上所修书，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凡六百六十五卷。大概正是利用两次修史之便，汪藻才得以广搜大内珍本及私家藏书。《叙录》所提到的《世说》各家藏写本，当在其中。

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世说新语》于严州。此书久已亡佚，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云：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叙录》者，近世学士新安汪藻彦章所为也。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按：《唐志》作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自余诸家所藏，卷第多不同，《叙录》详之。此本董令升刻之严州，以为晏元献公手自校定，删去重复者。

这是今可见文献中第一次著录汪藻的《世说叙录》。据此则标题“《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可知，汪藻《叙录》当系单行本，并未如今所见影宋本一样附于书后。故有学者认为，1952年影印自日本尊经阁之宋本，并非董弅绍兴八年刻于严州的原刻本，而系后来的“补版重刷本”（参潘建国《日本尊经阁藏本世说新语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卷末董弅《跋》云：

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翦截，最为善本。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讹舛，语有难解，以它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绍兴八年夏四月癸亥，广川董弅题。

今按：此据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所附董弅旧跋。今所见日本尊经阁影印本《世说新语》无此跋，盖流传散佚矣。董弅虽未提汪藻《叙录》，但不排除参考过《叙录》之可能。根据今人潘建国的考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同在浙江为官的汪藻与董弅过从甚密。汪藻曾为董弅母亲撰写挽诗，题《广川夫人挽诗二首董弅待制母》（《浮溪集》卷三十一），还曾应董弅之请题撰《严州高风堂记》（《浮溪集》卷十八），文末云：

绍兴七年，予友董弅令升为是州，期年政成，乃为堂于州治之左，日从宾客觞咏其上，而名之曰“高风”，以景慕子陵之贤，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为记。令升可谓能尚友千古矣。令升清介有守，观其所慕，足以知其为人，故余述子陵出处大概，以告令升而使并刻之。绍兴九年六月记。

潘文进一步指出：“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即在绍兴八年校刻《世说新语》之前，董弅应已读过《叙录》，或许，正是汪藻对于《世说新语》的研究，才引发了董氏据家藏本校刻是书的意愿。”至于汪藻撰写及刊刻《叙录》之时间，潘建国认为“最有可能就在汪氏出知湖州的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间”。此说发前人未发之覆，当可信从。

可惜此本历经劫波，亡于中土。明嘉趣堂袁褧刻本《世说新语》陆游（1125—1210）写于淳熙十五年（1188）的《跋》文云：

刻本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1188）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

也就是说，当时董弅原刻本及后来的“补版重刷本”（即今所见影宋本），在淳熙年间已全部毁于劫火，故陆游初到新定作郡守，为“以存故事”，乃不遗余力重刻之。从此，董弅刻本及汪藻《叙录》不见于中土，历八九百年。又，《四库全书总目》云：

晁公武谓当是孝标续义庆原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谓家有详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合。其每卷析为上下，则世传陆游所刊本已然，盖即旧本。至振孙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自明以来，世俗所行凡二本：一为王世贞所刊，注文多所删节，殊乖其旧；一为袁褧所刊，盖即从陆本翻雕者，虽版已刓敝，然犹属完书。

四库馆臣于汪藻《叙录》，虽道听途说，终难窥其“庐山真面”，一句“佚之久矣”，多少憾恨在其间！

所幸此书流入东瀛，1929年，即日本昭和四年，东京前田育德财团将此书列入“尊经阁丛刊”影印出版，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华书局复将“尊经阁丛刊”本缩小影印，是为影宋本。汪藻《世说叙录》二卷赫然附于书后，使国内读者终于得窥其庐山真面。

汪藻《叙录》包括四个部分内容：首《世说叙录》，著录《世说》书名、版本、卷数及篇数。次《考异》一卷，校勘史敬胤《世说注》与《世说》本文异文。次《人名谱》一卷（尾残）。复次《书名》一卷（已佚）。兹将《世说叙录》全录于下并加按语以说明：

（一） 《世说叙录》

《世说》。（《隋书·经籍志》：“《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今亡。”）

《刘义庆世说》。（《新唐书·艺文志》：“《劉义庆世说》八卷。《小说》一卷，刘孝标《续世说》十卷。”）

《世说新书》。（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曰《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世说新语》。（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

按：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

今按：此为《世说叙录》之第一部分，著录《世说》书名四种，亦涉及卷次，同时亦提到《世说新书》李氏本（三卷）、颜氏本（十卷），《世说新语》家本五种，分别是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和黄鲁直本。这是非常重要的版本信息，另文详论。尤其是，汪藻以“《世说新语》为正”，从此结束了《世说》长期以来书名不一的历史。再看“卷次”：

两卷。（章氏本跋云：“癸巳岁，借舅氏本自《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门，离为上下两篇。”）

三卷。（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又李本云：“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合卷为三。”）

八卷。（《隋·经籍志》《唐·艺文志》并八卷。）

十卷。（《南史·刘义庆传》：“著《世说》十卷。”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

十一卷。（颜氏、张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无名，只标为第十卷。）

按：王仲至《世说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世说》其止于九篇乎？《隋书·志》称八卷，似是，然则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而《义庆传》称十卷，则《世说》本书卷第今莫得而考，于孝标注中，时有称《刘义庆世说》云云者，则今十卷，或二书合而为一，非义庆本书然也。世传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谬，右二章小异，故出焉。’赵氏本亦以为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序异，又互有所无者。”仲至之言是也。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今姑存之，以为《考异》，载之《叙录》，而定以九卷为正。用钱文僖本，分为十卷。

今按：这里又提到章氏本、章氏舅氏本为两卷本，晁氏本、李氏本为三卷本，唯李本云“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合卷为三”，与事实不符，盖颜氏本、张氏本及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等皆为十卷本。尤其是汪藻所引王仲至《世说手跋》弥足珍贵，不仅提到敬胤注相关情况，且又引出刘本、赵氏本两种家藏写本，以及赵本所提及的宋人陈扶本和梁激东卿本。陈扶本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见于文献著录的最早的《世说》版本。汪藻又定《世说》卷数“以九卷为正”，事实上为后来董弅严州刊刻之三卷本的定型做了铺垫。同时，据“用钱文僖本，分为十卷”可知，汪藻撰写和刊刻《考异》所用底本为钱文僖本，故《考异》所云“前卷”或“前篇”，当指原为九卷本的钱氏本。

再看篇数：

三十六篇。（钱、晁本并止三十六篇，今所录十卷是也。诸本自《容止》至《宠礼》。）

为第七卷，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

三十八篇。（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为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

三十九篇。（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为三十九。）

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为正。

今按：此处描述了诸本《世说》之篇数，又引出邵本，最后“定以三十六篇为正”。可以说，汪藻《世说叙录》所做的乃是正本清源的工作。《叙录》之后，无论书名、卷次、篇数等基本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二） 《考异》

《考异》一卷。

今按：汪藻《世说叙录》目录中又有“《考异》一卷”，所谓“考异”，其实就是将“钱、晁所不录”而“诸本”作第十卷的“四十九事”，加上刘本《跋》提及的“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二事，恰好五十一事，也即今所见敬胤《世说选注》，与钱文僖之三十六篇九卷本进行校勘。汪藻《考异》正文前小序云：

共五十一事，唯“刘琨却胡骑”“祖约道王右军”“王敦初尚主豫武帝会”三节，前篇所无，余悉重出。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谬，后人妄取以补其书。所载正文与前篇时有损益，而注多不同，虽传写舛谬难读，然皆诸史所不载者，弃之可惜。其所载以宋齐人为今人，则敬胤者，孝标以前人也。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无者，以白字别之；其用字不同者，一注白字别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无者，以黑圈别之。

汪藻《考异》不仅保存了史敬胤的《世说选注》，而且通过校勘异文，又可使读者了解钱文僖本及其他宋代家藏本的“冰山一角”，文献价值自不待言。故日本珂罗版影印宋本传到国内，研究者莫不如奉拱璧，争相引据。

然汪藻《考异》亦有缺失，如正文固然可与“前篇”或“前卷”互相雠校，而将敬胤注文与“前卷”刘注比勘则无意义，如“王大将军下，庾公”条，敬胤“庾公”“中郎”下均有小注“庾亮”“子嵩”，盖刘注因前文有注故不重注，而敬胤注乃在刘注之前，自然不同。

（三） 《人名谱》

《人名谱》一卷。（有谱者二十六族：两王、谢、羊、庾、荀、袁、褚、裴、殷、孔、江、陆、杨、蔡、桓、范、何、陈、孙、卫、贺、郗、傅、顾、阮；无谱者二十六族：周、刘、张、李、陶、嵇、山、祖、诸葛、钟、温、卞、乐、杜、戴、韩、习、许、和、吴、伏、高、应、冯、满、萧。又僧十九人。）

今按：《人名谱》乃汪藻《叙录》第三部分，也是占据篇幅最多的一卷，用力甚勤。《琅邪临沂王氏谱》下小注云：“凡《世说》人物可谱者，自临沂王氏而下二十六家，然《世说》所记止于晋末，今用诸史，谱至陈隋。”据此可知，汪藻将《世说》人物世系谱至陈隋，其抱负深远，可以想见。唯所涉人物众多，千头万绪，千虑一失，在所难免。如杨勇即指出：“宋本所附汪藻《谱》，错误太多，清人转引，以讹传讹，并未订正，谬种流传，不堪设想；以至今行有关《世说》谱系，无一不误；其误之甚，非检校史籍不能自知。琅琊王氏人物众多，汪藻所列并不详实；当广拾众制，从新订正为是。”（《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版）杨勇不满于此，乃撰作《汪藻世说人名谱校笺》，其《序例》云：

宋本《世说新语》所附汪藻《世说叙录》，内载《人名谱》乙卷。……今汪《谱》中无谱者满、萧二族及僧十九人全佚，其余大体完好。又卷首《琅邪王氏谱》下注云：“凡《世说》人物可谱者，自临沂王氏而下二十六家，然《世说》所记止于晋末，今用诸史，谱至陈隋。”又《谢氏谱》“别族”下云：“谢太傅同时有谢奉者，会稽人，字弘道，安南将军。《谢氏谱》云：‘祖端、父凤、弟穆，字立远，侍中。廷尉卿。’非阳夏族也。”则汪藻之前，王氏以下二十六族已有旧谱可循，汪氏之谱，不过取前人旧谱，稍加钩勒谱至陈、隋而已。然汪《谱》甚草率，例意虽存，而内容错乱，辈次混淆最甚，字迹之漫漶斑剥，更难以猝读。（《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四册）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汪藻《人名谱》如何瑕瑜互见，其人筚路蓝缕为《世说》学开疆拓土，泽被后世，功在千秋，绝不可一笔抹煞。

（四） 书名

书名一卷。

今按：汪藻《叙录》本有“书名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谓“《叙录》二卷”，当是《考异》和《人名谱》，盖《书名》一卷，南宋已佚。“书名”何所指？据前引陈振孙《解题》所谓“末记所引《书目》”可知，应是刘孝标注引书目，否则不可能占据一卷篇幅。此说如成立，则汪藻应是历史上为孝标编辑“世说注引书目”的第一人。其后不久，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高似孙（1158—1231）在《纬略》卷九“刘孝标《世说》”条赞完“实为注书之法”后，又将孝标注引书目共一百六十余种列于其后（见高似孙《纬略》卷九）。很显然，高似孙当是受到汪藻的启发。降及晚清，叶德辉编《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其写于光绪癸巳（1893）的序文称：

六朝唐人书注最浩博者，梁裴松之《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及《文选》李善注三书而已。郦亭《水经注》犹后也。三书恒为考订家所采获，检阅颇难，故近人孙志祖有《文选注引用书目》，赵翼有《三国志注引用书目》，独《世说》无之，良为阙漏。往读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世说》有新安汪藻本，首列《考异》，继列《人物世谱》，末记所引书目，明以下刻本皆从宋。陆游本出，与汪本不同。盖其亡佚久矣。暇日取《世说》注中所引书，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廿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俾读者因是书而得刘、班之流别，稽故书之逸文，以视孙、赵之草率成篇，殆不可同日语矣。（《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光绪十七年王先谦思贤讲舍本）

叶德辉虽后来居上，然汪藻草創之功，高似孙后续之力，自不可没！

总之，汪藻的《叙录》做了许多可谓“划时代”的文献考证工作，无论是考证书名、卷次、篇数的《世说叙录》，还是校勘敬胤注的《考异》，以及详考人物世系的《人名谱》，皆为《世说》研究题中应有而长期阙如之义，这与有宋一代文化昌明，文人学者为官之余，以传承文化、光大学术为职志的时代风气是分不开的。汪藻及其《叙录》，可谓《世说》研究史上一颗失而复得的明珠，虽经历史烟云的遮蔽而千年不彰，终究难掩其夺目的光彩。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