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

君子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对于这三句话,南怀瑾先生的理解是:这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孔子说:“一个人可以和他讲直话,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鱼一样肯对他讲直话,这就对不起人,是不对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发生错误,宁可下一个警告,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自己还认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败了,会想到我的话是对的,那就对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讲话,是对不起人,是不应该的。有时候有些人,无法和他讲直话,如果对他讲直话,不但浪费,而且得罪人。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说的时候直说。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由此可见,若要谨言慎行,稳妥自如地行走社会,我们就该做南先生所说的有智慧的人,即应该说的时候,就直接说,直白地说,以免失去可以与之直说的人;而若是对方听不得直话,那就不要浪费口水和精力和他说,以免说错话,因逆耳的忠言而得罪人。

据《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最猖獗的时期——唐朝至德初年的时候,唐肃宗在灵武避难。这时候,关东献来一百多名俘虏,唐肃宗立即诏书下令将这些俘虏全部处死。

执行死刑的时候,俘虏中有一人仰天叹了口气,被经过的司膳员外郎李勉听见了,出于好奇,便问这人,既然选择造反,却又为何要仰天叹气。于是,叹气的人道出自己的心里话,无奈地说:“我是被威胁在那里做官的,不是真心反叛的。”

素来大臣们都知道唐肃宗是个明君,因此进谏的时候,向来都是直言不讳的。于是,李勉直言进谏说:“那一百多名俘虏中,被逆贼挟持为官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很多人都想洗心归顺朝廷。如果将他们杀尽,就等于驱赶天下人去帮助贼逆。”

听罢,唐肃宗急命驰马前往赦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归顺。

安史之乱时期,起初,叛军所到过的州县,都未见有敢抵抗的,人们都认为唐朝气数已尽。结果在唐肃宗时期,它却再度兴起。这与大臣、皇帝的不失言和不失人的品行是密切相关的。

大臣们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做到不失言,亦不失人;而唐肃宗也能“善纳直言”,给大臣们以直言的机会,并且采取大臣们的有效意见。如此一来,君臣一心,既不失人,亦不失言,重整江山,再振唐朝威风。

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自我人生经验中我们知道,朋友之间也应是这样的,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间也应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的脾性和器量不一样。所以,现实中我们要做到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假如对方是可以直言相劝的人,当看到对方的错误或者是缺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使对方能在我们的直言中更加了解自己的缺陷,进而想办法弥补不足,如此,才能规避错误,少走弯路。

比如,当身边的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耿耿于怀的时候,若对方是个可以与之直言的人,那就大胆地告诉他要看得开,沉迷于痛苦中不过是顾影自怜,很可悲。越是直白的话越犀利;越是犀利,越醒目。哪怕是瞬间他会因此而崩溃,也比长痛不止要好。而这,也正是不失言的表现。

而如果对方接受不了直白的规劝,那么就索性选择不说话,抑或是少说话。以免失人。

例如,工作上,如果你的上司不喜欢员工对他的决定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或者是建设性的意见,若要冒险,那就换个说法,委婉、迂回地说;若要明哲保身,那就干脆不说。

事实上,生活中,我们可能常常会因为怕得罪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劝的人没有劝;而往往又因为说错话得罪人。这就是失人失言的表现。

君子既不失人,亦不失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若想谨言慎行,做一个不失人、不失言的人,首先就要学会识人。哪些人是南先生所说的“能与之直言且不怨恨你的人”呢?而哪些又是“听不得直言,稍有逆耳直言便心生怨恨”的人呢?

对此,南先生主要提出了两点:第一,识人要看一个人的气度。一个人听不得直白的劝诫,必定是个气度狭小的人;同理,气度小的人,也通常听不得、听不进别人的逆耳忠言。

第二,要看一个人的个性。一个特立独行没有合作意识的人,直言相劝等于自找麻烦。深明大义的,至少在言表上不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你的好言相劝,但在心底,根本就不把你的话当回事,甚有小人,还会把好意的劝谏当成攻击,自此怀恨在心。

因此,若要谨言慎行,就必须先从识人开始,做一个不失人,也不失言的人。如此一来,也便能成为南先生所说的“真正具有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