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书家代笔》

赵翼《陔馀丛考》卷四〇“书家代笔”条：“《韵石斋笔谈》谓，东坡时，有丹阳人高述，能仿公书。赵松雪时，有京口人郭天锡，仿松雪书逼肖。董思白有门下士吴楚侯名翘，后改名易，以能书荐授中书。为诸生时，思白颇拂拭之，后思白官京师，诸祈请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志而去。楚侯寓舍绫素堆积，多于思白架上也。然则今世所得思白墨迹，大抵皆楚侯书耳。”（商务印书馆，1957，883、884页）某乙写的字充当某甲的，如果是在某甲的授意下，那么某乙的行为属于代笔，否则就属于仿制或者作伪了。从赵翼转述的情况看，吴楚侯当然是董其昌（思白）的代笔人，而高述和郭天锡就不能算作苏轼和赵孟（松雪）的代笔人了。考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书家馀派”条，相关事件无甚出入，不过姜氏认定事件的性质是“馀派”而不是代笔：“（苏、赵、董）三公同时皆有临池馀派以演其传，如优孟之于叔敖，抵掌谈笑，并其神情似之……而八法之绪，如岁之有闰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3、114页）就像闰与岁的关系一样，馀派也有依附的对象。从概念本身的含义看，馀派尽管具有依附性，但仍然是一种公开流传的派别；相比之下，由于一件作品不能同时归属两个人，所以代笔往往会掩盖部分事实。可见，姜绍书将吴楚侯划归馀派，赵翼将高述和郭天锡算作代笔，二者都不够妥当。本文借用赵翼的题目，而所指则限于吴楚侯之于董其昌一类，即书家乙因得到书家甲的授意而在幕后为其代劳，庶不误会。

一

古代各文艺门类的创作主体大都不出官员范围，至少也有密切关联，书法方面也是这样。官员总要书写公文，也会有私人性质的书法活动，二者之间当有关联。就本文讨论的书家代笔而言，便不能与长期而广泛存在的公文代笔无关，故兹略述公文代笔事。

雍正二年（1724）三月二十六日漕运总督张大有上奏曰：“臣当盘粮催漕忙迫之时，写字手颤。凡有紧要密折，臣仍亲自恭写，其馀公事奏折，仰恳圣慈准令代写。”雍正皇帝批复曰：“忙时令人代书可也。若遇密事，仍须亲写。即字画稍大，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8册，614、615页）臣下的奏请合情合理，君上表示体谅，往来的言语中包含着公文代笔的一般文法，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代笔的事由不一而足。《宋书》卷六一：“（衡阳文王）义季素拙书，上听使馀人书启事，惟自署名而已。”（中华书局，1974，1654页）这是因不能符合公文的字迹要求而请人代笔的。又，《南齐书》卷四三：“（谢 ）兄朏在吴兴，论启公〔事〕稽晚， 辄代为启，上见非其手迹，被问，见原。”（中华书局，1972，764页）这是出于行事方便而使人代笔的。又，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十四日大学士朱赓奏：“臣俄病、俄起……不得不嘱笔代书。”（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2426页）这是因为生病而嘱人代笔的。与张大有奏请代笔不同，义季、谢朏、朱赓等人的事例说明当时代笔不必事先得到准许。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文法是君臣都能接受的，因而实际发生的代笔十分常见，以至于自己书写公文成了值得一提的事。《陔馀丛考》卷四十“自书奏牍”条按语曰：“自书奏牍，本不自六朝始。《后汉书》：‘樊宠所上书，辄手自书写，毁削草本。’杨赐疏末云：‘臣谨自手书密上。’皇甫嵩前后上奏五百馀事，皆手自书，毁草不宣于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书具对，愿寝臣表，无令宣泄。’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书法相高也。六朝则书法盛行，无人不从事于此，遂无有不自书章奏者……唐时则表章多有假他人书者。阳城劾裴延龄，倩李蘩书之，蘩即以告延龄是也。宣宗命柳公权自书谢章，勿限真行，亦以其时多倩人书者，故特命自书耳。宋胡邦衡《谏和议》一疏，亦自书……又《宋史·张孝祥传》：‘孝祥工书，尝自书奏牍，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此又后世自书奏牍故事也。”（878、879页）如果朝廷的规矩是官员的奏牍都要自己书写，就不会有“臣谨自手书密上”“手书具对”之类的签署内容，也不会有“柳公权自书谢章，勿限真行”这样的命令了。从自己书写公文的官员来看，有的是由于书法水平高超，但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保密，所以，只要不是必须保密的公文，代笔一般不会带来麻烦。柳公权楷书、行书造诣极高，竟不自己书写公文，尤其能够反映代笔环境的宽松。

风气盛行之下，有的官员甚至组织了具备一定规模的代笔班底。《水窗春呓》卷下“书契圣手”条：“往时官场承平之际，上下皆重文字，凡贺禀贺启，皆骈丽绝工……其好声气者，则书札遍天下，幕客率数十人，各司一技。又蓄善书少年一二十辈，时尚楷书，所谓欧底赵面，皆华实挺秀，十数人如出一手。每有长函，则分手缮写，刻许已就，合而观之，不知为众所书也……其尤精者，虽奏折，可直书不用衬格，且可立书不必坐也。甚至马上有木架亦可缮折，此惟军中有之，稍缓辔写数行，驰而前复如之，如此数次，折已缮毕，中途早餐即可拜发，不需时刻也。”（《水窗春呓》上卷作者为欧阳兆熊，下卷作者为金安清，中华书局，1984，44页）按，金安清主要活动于光绪年间，欧底赵面的楷书流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对于金氏来说正是“往时”。

金氏描述的是集约化、全方位的代笔情形。可以推想，假如不是接续了已有的脉络、参照了既往的事例，是不会猛然出现如此盛况的。这里代笔的文本既有作为公文的奏折，又有属于私人文字的贺禀、贺启、书札、长函。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并不在书法艺术的范围之外——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2164页）也就是说，有时公文代笔与书家代笔几乎是一回事。同一个人，面对体制时是官员，面对社会时是书家，他如何对待公文书写，也会援例对待书法活动。不具备官员身份的书家未必对上述情况全无了解，因而彼之公文代笔也可能成为此之书法代笔的诱导或促动因素。

二

官方性质的公文书写带有仪式特征，私人性质的书法活动则比较自由，因而与公文代笔人相比，书家代笔人的构成更为复杂。从与主使者的关系看，常见的代笔人身份包括子侄、妻妾、友朋、侍臣、幕客、僮仆及社会人士等，可谓五花八门。

杨万里《答葛寺丞书》：“某臂痛，不能亲札，敬占儿辈代书，皇恐不宣。”（《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2824页）又，《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姚继”条：“少师一帖小楷书，称侄继代书。少师赈济还吴，见酒帘字，问知一少年书，呼而见之，养以为子……是代书此跋者也。”（中国书店，1984，1015页）又，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二“名将妻妾”条：“刘太尉光世侍妾名意真。善书史。刘书札皆出其手。”（中华书局，2007，34页）又，钱仲联《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挽江建霞京卿标”条：“（吴）董卿与建霞交谊至深，方建霞初入词林，回苏籍过沪，流连数旬日。其赠送知交联扇，悉为董卿所代笔。董卿固善书，今市间有鬻建霞墨迹者，多董卿行书。识者亦莫之辨也。”（凤凰出版社，2004，3629页）上述代笔人皆为主使者的亲属或朋友，他们的代笔关系依靠情感维持，代笔行为约略等于办理家庭事务或履行朋友义务。

徐珂《清稗类钞》“赐御书”条：“翰林以入直南书房为最荣。帝至南书房，则供奉者出立门外，呼某入，则入……每赐御书，如福寿、嘉祉、松鹤、松寿字，多南斋代笔。”（中华书局，2010，488页）又，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三“端方等代笔字”条：“沈敬字习之……入端忠愍公方幕府。以书法与端忠愍公相似，遂专为陶斋制府代笔。世传制府所书之联、扇、题跋，半出习之手笔。”（中华书局，1998，296、297页）又，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游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宫、霍家之冯子都也……九之声势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颇为主人代笔。”（中华书局，1984，45、46页）又，《清稗类钞》“刁约山书摹颜柳”条：“慈溪刁戴高，号约山。善书，法颜、柳，结体劲正，腕力独健。索其代书者屦填户，约山亦藉润笔资以佐药饵。然性狷介，不代显者署名。”（4057页）南斋翰林、沈敬、宋九等人虽然不会像刁约山那样在明面上收取主使者的“润笔资”，但代笔属于他们的工作内容，所以他们和刁氏在代笔一事上没有本质区别，即他们的代笔行为是一种交易。

只有平衡或趋于平衡，交易才能维持。在主使者地位高于代笔人的代笔事宜中，除去主使者可以凭“地位差”强迫代笔人的部分之外，主使者终究要支付相当的酬劳。《清稗类钞》“束脩奉弟子”条：“袁子才为尹文端代拟对联，文端贻书答之，并以风肉一盘为报。书中有‘谢代笔之劳，兼谢在旁磨墨者之劳……’等语。又云：‘自行束脩以上，为弟子奉先生而言。今自行束脩以下，又为先生奉弟子而言。’”（1775页）尹继善（谥文端）所为正是意识到代笔的交易性质的表现，尽管他通过幽默的方式进行了掩饰。当然，酬劳的形式不一定是显性的财物，特许的权力、累加的资质、社交服务等隐性回报也是代笔人愿意接受的，因为它们可以折合为或最终转化为财物。

三

代笔之所以成为一种交易，其原因不外乎代笔是不得已的需求。换句话说，主使者须要出具作品，而代笔的代价小于亲笔。这种交易又是持续存在的现象，因为有此需求的人士层出不穷。

礼尚往来是通行的社交规则，不过，对书家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在书家的全部创作中，有的是为了酬答对等交往，有的是为了应付不对等交往；前者的实质是抵偿，别有意味的是，后者也会笼统地成为书家的债务。产生书家不对等交往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书法艺术本身的特点，在求书者看来，创作是举手之劳，毛笔可以反复使用，墨汁用量不大，书作中算得上成本的只有纸素，而纸素可以由求书者提供；另一方面是书家的文人身份附带着“义”而不是“利”的社会关切，这令书家在应对非文人身份求书者时自动处于下风（在应对文人身份求书者时书家同样处于下风，就算对方的索要是鲁莽的，自己不答应也会带来愧疚，所谓“开口三分利”），在满足求书者要求之前，书家被视为欠债者，甚至书家本人也这么看。《启功隽语》“避暑趋凉”条：“书画债多压人，沈尹默先生、散之老、费新我先生生前都有‘铜钱债易偿，书画债难逃’之叹。”（文物出版社，2009，121页）如此情态，古今无异。

侯青甫《金缕曲》：“对客频㧑手，愿诸君收回绢素，那容分剖。书画词章三绝技，此语最难消受。况八十龙钟衰朽，终日涂鸦涂不了，惯直从辰巳交申酉。问所得，几曾有？尤多亲友之亲友，贴签条某翁某老，不知谁某。积压纵横旋散失，寻觅几番搔首。愧爽约又将谁咎？要不食言原有术，或先将润笔从丰厚。问破钞，可能否？”（《清稗类钞》，4043页）表面看来侯氏是在重压之下提出了对策，其实只是无奈的唠叨，八十岁的老人准备开始收取润资，除了象征意义还有什么？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梁山舟（梁同书号山舟）侍讲以书名重海内。余过其家，见笺绢塞满两屋。余笑曰：‘君须有彭祖八百年之寿，才还清此债。’梁为一笑，赋诗自忏云：‘誓墓归来王右军，暮年都付代书人。小生那敢希前哲，只合从人役苦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633页）又，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八《学士梁公同书家传》：“（梁同书）尝言：‘古善书皆有代者，我独无。盖不欲以伪欺人，我性如是。’”（中华书局，1993，1378页）梁同书表示他不敢效仿王羲之让别人代笔，也不想以伪作欺人，所以只好自己辛苦，好像表现了一种不很平凡的态度。然而讽刺的是，梁同书没用别人代笔，却曾经为自己的父亲代笔。《学士梁公同书家传》：“公（梁同书）于书法出天性，十二岁即能为擘窠大字，求文庄（同书父梁诗正）书者不得暇，辄命公代书。”（1378页）即便出于大胆的估计，任人役使而又能保持心理平衡的书家也只能是少数，在书家不打算自己创作的情况下，请人代劳不失为一种对付“书债”的积极策略。

四

代笔不是秘密。为了避开代笔作品，有的索书者要求书家当面创作，傅山就有过这样的遭遇：“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傅山全书》第1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863页）。如果不认识书家本人，即使当面书写，也未必保真。叶廷琯《欧陂渔话》卷一引萧张翀《淞南识小录》云：“新安一贾人欲得文敏（董其昌）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礼，命童磨墨，墨浓，文敏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持归……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其昌）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年为己书者，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声呼屈。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为人所绐矣！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大喜再拜，始得真笔。”（大达图书供应社，1942，5页）新安贾人经历的是令其防不胜防的“亲自代笔”，在个人身份信息传播不畅的时代，代笔的确可能发展出一定的江湖成分。当然，以欢喜结局告终的剧情不是心地善良的书家上演的传奇，而是“厚币”的奏效。

关于书家代笔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艺术家和商人的双重推动下，艺术经济蓬勃发展。书画家与商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在应接不暇之际，一些名家甚至让人代笔捉刀”（中国书法家协会《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书史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720页）。这只是想当然罢了。其中的道理不算复杂，完成书法作品并不特别费时费力，在求书者支付足够润资的情况下，书家不会轻易选择代笔，因为代笔的本质是欺骗，代笔行为将妨碍书家吸引潜在买主，影响与回头客之间交易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与代笔者之间的利益纠纷——除非书家根本不在乎付出与收益的平衡，并且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足额支付意味着尊重。

傅山在给戴廷栻的一封信中说：“盘费欲以一二字画卖而凑之，不知贵县能有此迂人否？”（《傅山全书》第1册，477页）而傅山又坦陈子侄为自己代笔：“然此中亦有不传之秘。强作解人，又辄云能辨吾父子书法，吾犹为之掩口……每闻其论，正詅痴耳。三二年来，代吾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人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吾省劳。”（《傅山全书》第1册，864页）假如润笔期待得到了满足，料想傅山不至于说出这些陷自己于不义的话，解恨的口气表明他在不对等交往中并非彻底被动，他用代笔作品教训了对方。

书家代笔的种种情由略如上述，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求书者对代笔作品的接受。

与书家本人作品相比，代笔作品的水平难以一概而论。有低于书家本人的，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四“如山失官原委”条：“廉访书法本甚工，惜晚年倦于应酬，多由门客代笔……凡门客代笔之字，远不如廉访自书。”（中华书局，1998，73页）有与书家本人持平的，王恽《跋黄华书后》：“昔黄华老仙，方书翰得名，求之者众，日不暇给。张丹华家僮善于刻鹄，公时命代书，至真赝莫辨。”（《全元文》，凤凰出版社，1998，814页）也有高于书家本人的，上引新安贾人拿到董其昌的代笔作品后，“悬堂中，过客见之，无不叹绝”，得到真迹后“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书较工也”（《鸥陂渔话》，5页）。应当指出，不论代笔作品水平高低，求书者都可以接受，原因如下：许多书家对求书者采取无限期拖延的办法，有的书家虽非有意拖延，但总是（至死）不能完成作品，其结果都是不了了之，求书者得到代笔作品终究好于什么也得不到。

代笔作品是不对等交往的产物，对于书家来说，交付代笔作品只是减轻了损失，实际上仍然受到了损失，既然求书者是获益方，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满意。

鉴别代笔作品的权威是书家本人，即便求书者有鉴别作品的意愿，书家本人也未必配合，毕竟那是他们与代笔人的合谋。董其昌《容台集·论书》：“吴子赝笔，借余姓名，行于四方，余所至，士大夫辄以所收视余，余心知其伪而不辩，此以待后世子云。”（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25页）只要书家本人不发表意见，而求书者愿意相信他们手中的作品是真迹，故事就可以结束。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