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 人人有诗意》
蒙曼曾担任《中国诗词大会》嘉宾评委，她精通中国古诗词，对诗词及诗人写诗的故事有着独到见解。她常常能看到诗人的伟大之处。比如她最爱李白的诗。从诗的境界来讲，她认为浪漫主义诗人有特别高妙之处。她说李白的伟大恰恰在于人人都脚踏实地，只有他飘在云端。她也喜欢杜甫。她认为杜甫的伟大之处，是大家都脚踏实地，而他踏得更深，比大家都更深邃。蒙曼认为还有一些诗人，在脚踏实地的时候能够踏得如此踏实，当他想超脱的时候，又能够立身在山顶之上。
每个人都有诗意。蒙曼认为，诗给了我们另外一种视角，让我们可以如在云端，有距离地看待今天的生活。
采访蒙曼，她自称只是一名诗歌的爱好者。她喜欢诗，却不是诗人。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教授，她的本业是历史。如果说最好的诗跟现实会有一定的距离，而历史学最大的特点是历史跟现实永远不可以脱节。早在2007年，蒙曼30岁出头便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成为这个节目最年轻的主讲人。在讲述武则天时，她以宏大、客观的历史视角看待武则天的影响。有人说，她在讲述历史时有独特的女性视角。其实当代社会的变化会给历史学带来崭新的视角，大概正是当代女性的优秀表现给予了她特别的认识。同时她给学生讲述《中国古代妇女史》课程，她也由此更加明确当代中国女性有很广阔的发挥空间。
赤诚面对生活
蒙曼认为最好的诗一定是真诚的。诗人在他写诗那一刻，他迸发出了人生中最真诚的情感。在生活中，精通诗词给蒙曼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更敏锐地去发现美，更赤诚地去面对生活。
在最近参加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中，蒙曼听到了迷人的法文诗歌朗诵。她并不懂法语，却倾听到诗中音节、音韵传递出的美感。这样的状态恰与她儿时最初接触诗词时一样，即使不懂诗词更深层次的意思，但依然能感受到美。蒙曼举例，就像“两个黄鹂鸣翠柳”，她儿时会从音韵与色彩中去理解诗。
而到了青春期，随着对诗词涵义的理解加深，蒙曼眼前有新的美出现了。当读到“杨柳岸，晓风残月”，她逐渐感受到诗中的意境之美；再后来，她领会到文字的精巧美意。譬如，“何处何生愁，离人心上秋”，“愁”是在人的心上加一个秋天的“秋”；到了青年时代，蒙曼开始放眼看世界，她更容易感受到波澜壮阔的力量。这个时候，她喜欢“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句；慢慢到了中年，她看到了杜甫诗中更深邃的力量，杜甫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贴近人心疾苦，让人感受到大地的温度。
蒙曼以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举例，向记者讲述好诗能展现出的丰富层次。在她小的时候，读到的是诗词中音节音韵的美。稍微长大一点，她看到的是诗中的色彩。她说：“爱美之心在中国古代是有正面的理解的。诗人对芙蓉花的美的追求，和对衣衫的美的追求融为一体。”再大一些后，她明白这首诗原来讲的是人生的一种不得意。她说：“这个小姑娘，从小对美有那么天然的纯真的追求，又那么努力地训练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为什么哭泣呢？没有人来向她求婚，她是一个如此美的人，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但是她的美落不到实处。”蒙曼由此引申到李商隐本人，他有对美的追求，写诗写得那么好，也很有学问，可是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继而做官的机会。这个时候，他跟诗中那位小姑娘融为一体，一个人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所有的美到最后都白费了。“这样的情感是人有一定经历之后才能理解得更深。”蒙曼说。
蒙曼最喜李白诗，她认为李白是大唐盛世的最好体现。蒙曼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历者，她认为李白诗中蓬勃向上的时代力量与当代精神的契合度最高。
有节制的创作者
在蒙曼童年的记忆中，爸爸妈妈是非常爱看书的人。她的家里有很多藏书。因为父母经常去书店买书，以至于后来书店的员工拿着书单直接到她家，让父母选购。因此蒙曼从小的阅读体验非常丰富。与学诗类同，蒙曼对历史的认识也随着不同年龄阶段而不同。小时候学历史，蒙曼对历史掌故更感兴趣，比如她很小就可以跟人讲述“模棱两可”的故事。后来攻读历史专业之后，她会对真相更感兴趣。“我们也会去探讨。比如大家都说这件事是这样的。但它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经过一些调查，发现它不是这样的。还原的真相可能与真相之间有很大区别，这是学历史面临的最大的难点。历史遗留下来的记载往往是破碎的，而且集中在有限的区域、有限的人群中。这是历史材料搜集与分析的难点。”她说。而如今，蒙曼更加认可“经世致用”，认为学习历史的关键是要对社会产生作用。
往往因为有了新的理论，会带动一些新的历史材料被认可。这是学历史的另一个难点，即创新理论。蒙曼说，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跟现实密切相关。“最初你会觉得大难题是材料的难题，后来你会发现即使同样的材料摆在眼前，这个人就能看出这个问题，那个人能看出那个问题来，每个人的视角不同。而且随着我们认识的变化，会产生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比如，过去谁也不认为老百姓的历史有什么意义，大家都看帝王将相的故事。但是现在，因为认定老百姓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所以我们会去注意关于老百姓的著作，会去看汉简里一个士兵给家人写的信。”她说。
蒙曼曾在《百家讲坛》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无论是讲述历史故事，还是讲述诗词与诗人背后的故事，蒙曼都是一个有节制的创作者。“如果没有节制，你是小说家了。讲诗词的时候，我只是告诉你，诗人当时是这样的一种心境，他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创作的，所以我说的每句话尽可能做到言之有据。在百家讲坛讲故事的时候，还原真相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是带着镣铐的创作，必需不违背事实，符合情理。”她说。
这样一个站在历史角度讲故事的讲述者，与普通讲故事的人最大的不同是她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在讨论它的意义。蒙曼认为，真相和意义是夹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真相中不包含意义，也没有一个意义可以脱离真相而存在。她讲述历史故事时，也在讲述她心目中的真相和意义，只不过人生本来就是由故事构成的。
因此，在讲述历史故事时，她会把她讲述的故事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她最大的特点是视角比较宏大。在讲述武则天时，她最想告诉大家，武则天对于中国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突显了中国文化的哪些特点。她说：“这就像你对着一张纸，有人说这张纸的一个角上有一个黑点，你隐约能看到。你说是一个还是一个半呢，你一直在纠缠那个问题。你看不到那张纸，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一直是倾向于跳出来看。它有一个黑点，两个黑点，那是小问题。但是我先要告诉你我看到的是一张纸。”
有胆识的女性向来得到正面认可
蒙曼认为，中国妇女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研习《中国古代妇女史》时，蒙曼认识到，中国从来没有把女性限制在一个非常难堪的维度里，没有过完全不承认女性能力的阶段。
她说：“中国讲，男主外，女主内。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间隔，其实是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只要是女性为家庭做的贡献，都叫做主内。它并不限制你在外面做事情，比如你做生意挣到的钱是给家人用的，那你就是一个典范。中国古代有胆有识的女性一直是受到正面认可的，而且她在家庭中是有足够的权威的。哪怕是古代中国女性在性别上受到的歧视，也以孝道的形式加以弥补了。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她在家里的尊严感是非常强的。”
蒙曼认为，中国文化是有弹性的。这个弹性是古代文化给今天最好的馈赠。她说：“因为中国文化有弹性，所以女性的翅膀虽然有一些弯曲感，但是相对来讲算是在那个时代的合理空间中。中国古代妇女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聪明伶俐地运用着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她们方方面面的能力有足够多的锻炼机会。”
每一代人最后都成为历史，这代人做了什么，那么历史就会积累到哪一步。不要说因为历史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就只能这么做。因为你在缔造历史。在与蒙曼的对话之中，记者看到了才华带给当代女性的智慧与广阔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