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三座里程碑》

国学即国故之学，即属于过去的固有之学，著名学者李学勤指出：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复杂，可是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从历史上看，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董仲舒是儒家学派的经学大师、朱熹是儒家学派的理学大师，作为不同历史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形成了儒家学派的三座里程碑。

孔子：使中华文脉得延绵不断，孔子之功大矣

有人曾这样评价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孟子则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即圣人中识时务者。孔子的学说不仅符合春秋末期的时代要求，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基石。

根据孔安国对上古文献的解释：“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
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由于文字发明替代了远古的结绳纪事，产生了文字符号作为载体的典籍；所谓“坟”其意为大；“典”，其意为常；“索”，其意为求索；“丘”其意为聚，把九州的出产，风物都集中加以记载。

同时《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六艺”，是当时上层贵族子弟学习的典籍，春秋时代还没有常规军，官制没有文职武职之分。各级官吏平时治理平民百姓，农闲时教民备战，战时成为领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礼”“乐”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指导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书”“数”传授的是自然科学常识，“数”不仅包括数学和算数，还包括天文、历法；“射”和“御”是军事教育，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一般赶马车叫“仆”。《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是说孔子去卫国，坐在冉有赶的马车上；《诗经·车攻》“徒御不惊”，这“御”指的驾驭战车。因此“六艺”教育培养的是文武全才的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诸侯坐大，根据《史记》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250年之间，发生大小战争220多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导致了贵族最底层士的崛起，齐孟尝君食客数千人，无贵贱；魏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亦若是，这些食客既是他们罗致的士人。与此同时私学应运而生，孔子、墨子、荀子、鬼谷子以至孟子都是开设私学的代表人物。



据司马迁记载，孔子作为大教育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记为七十二人，《仲尼弟子列传》记为七十七人），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叫有教无类，是孔子遵循的教育理念，孔子“学而不厌”，向老子请教礼，适周问周礼，适齐向齐太师问音乐。有人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事实也是如此。《礼记·射义》记载，孔子领着弟子去演习“乡射礼”，孔子不只亲自下场示范，指导射箭的要领，并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当孔子示范射箭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孔子射艺之精。鲁哀公狩猎，打到一只异兽，谁都不认识，找到了孔子，孔子说，此兽名曰麒麟，可见孔子之博学多能。孔子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以上资质的，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原因是告诉他，他也不明白。所以孔子弟子三千人中，身通六艺者才七十多人。子贡闻一知二，颜渊闻一知十。对孔子的教育，颜渊曾感慨万端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孔子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着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虽然高深和不容易琢磨），然而夫子善于一步一步诱导，用各种典籍多方面丰富我的知识，用各种规矩约束我的行为，使我想停下来都不行。既竭尽了我的才能，似乎能够独立。至此，就是想跟踪，也无从着手了！最得意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孔子教育水平之高可知矣。

孔子不仅是大教育家，也是大学问家。虽说《三坟》《五典》等书早已失传，但其思想仍为先秦诸子所继承。《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古籍，记载的是先王之道、言行和事迹。《郭店楚墓竹简·语从一》对其内容做了阐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虽说孔子“述而不作”，但他“目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不一”，于是搜集整理《礼》《乐》《春秋》《易》《诗》之旧章，古诗原有三千多篇，孔子删为305篇，《春秋》本为鲁国的史书，孔子加以修订，《易》书中的《八索》予以剔除，将六书编订为儒家的“六艺”，使中华文脉得延绵不断，孔子之功大矣。



学者高培华认为，正是由于孔子收集整理古文献，“以述为作”传授给弟子，弟子又散居四方，继续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才得以丰富和发展，从而奠定了教育进一步专业化的基础。中国教育文、武之分化正是建立在从孔子、孙子开始的文教、武教基础之上。以孔子、子夏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和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武家，分别从这两个源头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代奉孔子为“文圣”，奉孙子为“武圣”，不是没有原因的。

应该指出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当时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诗》《书》《易》《礼》《乐》《春秋》当时只是“六艺而非《六经》。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建立了儒家学派。《汉书·艺文志》指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论汇编。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将孔子的言行和几个弟子的汇集在一起。汉代初年，形成了《论语》的定本，蕴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以政治、伦理为主，也涉及教育、哲学等多个方面。《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典籍。孔子认为：“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意思是：“尧真是伟大呵，天最大，只有尧能效法天，他对人民的恩惠浩浩荡荡，百姓简直说不出他是如何的好。他的功业太伟大了，他的礼仪制度真是光辉灿烂！”孔子还认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说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为百姓操劳，一点也不为自己。

孔子推崇尧舜伟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作为主体内在的意识，“仁“是由自我决定的，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为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则是“仁者爱人”，人必须具有恻隐之心，具有宽广的胸怀，别人痛苦，你也感到痛苦，别人快乐，你也感受到快乐，这是出自一种爱心，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孔子还进一步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能站得住，也要别人能站得住，自己要办事行得通，也要让别人办事行得通。儒家的“理”是要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自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梁惠王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爱自己的亲人，进而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爱自然万物。所以仁者把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推广为“天人合一”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9月，地点美国芝加哥，出席世界宗教大会的几千位宗教领袖或代表，签署了《全球伦理宣言》，其中一条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加强沟通和对话，彼此尊重，是调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群族与群族、宗教与宗教必须遵守的准则，也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造成生态危机的有利信念。



孔子一生追求完美，为了追求知识上的完美，十有五而有志于学，每事问，创立了儒学；为了救民济世，主张为政以德，奔走各国，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为了儒家的发展，收三千弟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为了追求人格和道德上的完美，“吾日三省吾身”，他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司马迁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想望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马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己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的《宣言》中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两千多年来，中国需要孔子的智慧，世界的未来也需要孔子的智慧。

董仲舒：使儒学上升为国家层面主流意识形态，开创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与文化统一。秦灭六国，丞相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的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书《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焚书坑儒即这一文化专制政策的恶果。

西汉王朝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与经济上的繁荣，统一思想的课题再一次提了上来，有着西汉孔子之称的智囊人物董仲舒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与李斯的文化专制相反，董仲舒更高明，不只不再焚书而且所说的孔子之术，即孔子的学术，所说的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他以孔子的儒学和诗、书、易、礼、乐、春秋为标杆，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找出了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相吻合的文化形态，这一独尊儒学的主张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推行，而且一直到清朝两千年间都予以贯彻始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使得百家中的儒家取得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中的主流，把原来并不专属儒家而经孔子改造过的“古之道术”诗书易礼春秋（乐已亡佚）提高到经的地位，尊崇为五经，到了东汉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称“七经”。



“经”的本义是指纺织时纵向的经线，在纺织中它贯穿始终，是不动而静的主体，纬线则是往来穿梭的横线，故此“经”具有恒常纲领的性质。和纬书及其他的书相比，经书不是一般的书，而是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纲领性典范性的书。

西汉立五经博士并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士人无不以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为旨归，形成了二千年盛行的儒家经学传统。以治《春秋公羊传》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写出了著名的今文经学《春秋繁露》（今传本十七卷八十二篇）提出了“君人者，国之亢，发言动作，万物之机杼，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居于社会中心枢纽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

《春秋繁露》还提出了“君权天授”说。《为人者天》指出：“唯天子命授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必须秉承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管理好社会，不能为所欲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必仁且知》）这就是说皇帝做了坏事，天先用灾异来预告，如果坚持不改，那么天就会使他灭亡。因此天人感应说实际是专为皇帝特制的枷锁，用神秘的天规范皇权。

董仲舒上承孔子、孟子、荀子，下启宋明理学，使儒学上升为国家层面主流意识形态，开创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因此，董仲舒是儒家发展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

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从中唐开始，面对佛道两家强势的冲撞，以韩愈为首的儒者开启了重树儒家主体地位为目标的儒学复兴运动。到了北宋，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程瑾、程颐、张载都俱有儒学复兴的自觉意识，南宋的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理学建立的是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人伦者，天理也”，人伦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化为内在的精神欲求，汤一介称其为“内圣外王之道”真正道出了理学的真谛。处于论理学上的“自律”，形成的是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业。

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完备的儒学体系，体现了宗法社会国情的实际。朱熹从《礼记》中抽出了其中的《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并为之作注。应该说真正把儒学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主要靠的是《四书》，使儒学从学术层面深入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来。

《大学》开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熹认为是理学的三纲领。古代八岁入小学，学习“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正人”的学问。“明明德”前一个“明”字是使动词，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宏扬的意思，后一个“明”字是形容词，“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德行，“亲民”，程颐说“亲”应理解为“新”，即革新、自新。“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至善”，为最完善的境界。因此“大学”精神体现的中国宗法社会家国一体的原理和儒家伦理政治的本质。

《中庸》的“中”指心中，内心之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一个人还没表现喜怒哀乐时心中是平静的，不偏不倚的；“发而皆中节，谓之中和”喜怒哀乐总是要表露出来，表露出来要有节制，无过不及。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整个社会都会心平气和，形成和谐社会，天下也就太平了，这就是“中和”，这种“中和”也就是中庸，有人说：“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这一理解应该是确切的，所以《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底下普遍遵循的规律。进入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就其位，万物的生长也就繁茂了。

《四书》还包括《孟子》，宋代以前，《孟子》是和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并列的诸子之一。《孟子》一书还没有进入“经”的高度，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并为作注，极大的提高了它的地位。皇庆三年（1313年）至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恢复科举，明确规定程朱理学是取士的标准，诏以朱熹《四书集注》以试士人，读书人不仅要背诵《四书》正文，还要背诵朱熹的注释。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诏令翰林院学士胡广、杨荣等人篡修《四书五经大全》，以往注疏一律作废，并颁行于学宫，成为教学和学子学习的样本，影响之后的数百年，从此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范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说的就是有了这部官方指定的《四书五经大全》作为考试用书，天底下的读书人就不需要阅读其他的经史著作了。



宋代儒学的复兴和书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根据统计当时有七百二十多所，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地位最高，被称为四大书院，这些书院以其独具特色的办学机制，成为其他书院仿效对象。首先，书院把理学的传播和发展作为指针带动了儒学的复兴。当时重要的儒家学派，如湖湘学派、象山心学、考亭学派、洛学都是在书院形成的。兴办书院最盛的是江西、湖南、福建都成为“理学名邦”，道学传播基地；其次，书院逐渐形成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经营田产等基础事业。举一个例子，乾道三年（1167年），三十八岁的朱熹从福建徒步来到长沙的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会讲，进行公开辩论，听讲的人群云集，会讲持续了三天，许多重要的儒学概念，如“中和”“太极”“仁”都在讨论之列，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而张栻也接受了朱熹“未发时需要涵养”的观点，关于朱张会讲，台湾作家龙应台是这样评价的：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求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与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800年前的中国。

第三，书院管理臻于完善，基本上形成了研究教学、行政管理、财物后勤、学生自治相互联系的板块。第四，书院制定出了比较完善的学规、规程、揭示、学榜的规章制度。这些措施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书院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

理学作为儒家最为精致，极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及为深远，而其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则形成妇女守节的习俗，为害甚烈。

《朱子大全》康熙为之作序，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应该说朱熹是儒学发展史上第三座里程碑。编 辑 / 书 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