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自有桃花源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在他的住宅边，种着五株柳树，于是别人叫他“五柳先生”。他的竹篱茅舍很破，四壁空空荡荡的，不能遮风蔽日，却住得很快活，在里面读书，会忘记穿墙而进的风。偶尔他也去亲友那里喝酒，亲戚朋友看着他，总说：“你有这么好的才华和高远的志向，为什么会混得这么差呢?”他也不回答，把酒喝光，回家去了。他的生活清苦，却安然自在。

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陶渊明。公元365年生于东晋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死后亲友私谥“靖节”。

东晋淝水之战以后，谢安趁前秦崩溃的时机，派谢玄收复黄河流域大片失地。可是晋孝武帝却重用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竭力排挤谢安，使谢安不能施展他的才能。谢安死后，东晋政权落在昏庸的司马道子手里，东晋的朝政就越来越腐败了。

公元399年，晋安帝在位的时候，会稽郡一带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过了两年，起义军十几万逼近建康，东晋王朝出动北府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这时候，东晋的统治集团内部又乱了起来。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带兵攻进建康，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帝。过了三四个月，北府兵将领刘裕打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打那以后，东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因看不惯当时腐败的政治，陶渊明隐居在柴桑。实际上，陶家也算破落仕宦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但到了陶渊明这代，家庭衰微，他八岁丧父，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大部分时间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官到征西大将军。行为有点怪，好老庄，蔑视名教，喜欢喝酒，喝到忘形得意时，旁若无人，非常潇洒。陶渊明很小就崇拜这个外祖父，所以自己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痕迹。

孟嘉家里藏书很多，陶渊明很小就开始阅读这些书，每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去问祖父。东晋时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祖父教他读书，比较杂驳。除去老庄，还学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杂书。

实际上在公元393年，大约28岁的陶渊明也曾当过官。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去江州担任祭酒。我们说的祭酒，可不是只顾喝酒，而是当时地方上主管教育的官。江州祭酒即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兼大学校长，是比较高尚的职位。但晋以来的世族门阀等级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渊明家族式微，等同庶族，所以官场上没人瞧得起他。由于受到排挤，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没多久，陶渊明辞职不干了。回家后不久，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大概是前次做官的经验太糟糕，他宁可在家里种田，也不肯去州里上任。

后来，陶渊明越来越穷了，靠自己耕种田地，也养不活一家老少。亲戚朋友都劝他出去谋一官半职，他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是个名将后代，又有文才，就推荐他在刘裕手下做了个参军。但是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看出当时的官员将军互相倾轧，心里很厌烦。他叔叔陶夔于是又介绍他任彭泽县令。与以往的祭酒参军不同，陶渊明此次入仕是有一定实权的，很多大人物都是从县令做起的。

彭泽是个很小的县城，在籍人口只有2万多人。但它水系星罗棋布，土地又肥沃，算得上鱼米之乡。陶渊明来到彭泽任职，心里非常满意。因为这里离他家乡不远，从彭泽乘船，仅二天时间就可抵达上京里附近的内河渡口。

当时官场有条潜规则，就是县令可以拥有县内三百亩公田的支配权，收入也归县令所有，用于补贴生活。想到这笔收入足以维持家里的生活，陶渊明非常高兴，准备把这三百亩全部用来种糯米，再用糯米来酿酒，就可以“令吾常醉于酒足矣”，但他妻子不干——“你可以喝酒，但我们喝啥?”于是坚持要种粳米。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各种一半。处理完工资分配的事情后，陶渊明就去彭泽上任了。

当时彭泽县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户口人数不足。农民愿意做黑户，不肯上户口，也就是入籍，于是出现了在籍人口远远少于实际人口的怪现象。这是孝武帝太元年间实行每个成年男丁收租米五石的口税制的后遗症。按人口收税，使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要开荒就要男丁，要男丁就要交税。所以他们不愿意拥有更多土地，有些农户甚至还把比较贫瘠的土地丢掉，抛荒不种。这些现象导致了政府税收减少，官府负担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面临这种情况，陶渊明上任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查户口。

清查户口在彭泽县已有十几年没有开展过了，原因是前几任的地方官员，有的不深入民间探访民情，对其中内情不甚了解，故而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有的是看出了问题，也抓了，但由于种种干扰而中途夭折。其干扰者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财大气粗的大地主，因为有钱，就用钱贿赂清查的衙役，帮他们隐瞒人口;二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或与执法人员胡搅蛮缠，使其无法清查，或利用家族中有人在州衙做官，以势压人，使清查人员不敢进行正常工作，只是象征性地登记完事。

城北的何泰，有良田数百顷，家中成年奴仆有几百人。因为何泰的弟弟何隆长期担任寻阳郡的郡丞，是太守的副职，所以历任县令都对何家格外优待，只登记在藉男丁20名，与实际数字悬殊。所以其他大地主也效而仿之，清查人口工作只能半途而废。而陶渊明在这次人口普查工作中，却是“擒贼先擒王”，敢啃硬骨头，第一天就从何家开刀，他通过突然拜会何泰，带领衙役进何府，当场责成何泰管家拿出花名册，逐一核对，共查出何泰家隐瞒成年男丁200余名，一举震动了全县，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清查出被财主豪绅隐瞒的成年男丁3000多名。

初战告捷之后，他又布告周知各地，宣布从次年开始，每个成年男丁所缴纳的税米由原来的五石减少为三石，百姓齐声欢呼，纷纷赞扬新县令的英明和爱民如子的美德。

而陶渊明就因为这次清查户口，得罪了寻阳郡丞何隆。何隆为出胸中这口恶气，便设计利用督邮刘云的手去惩戒陶渊明。督邮是郡中的属官，负责具体监察和考核郡中所属各县官员的政绩，对各县官员的升降任免有着直接的影响。寻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而闻名远近，每年冬夏二季，他都要巡视各县，称作“行部”，而每次行部，都是满载而归。

刘云受何隆之命，依计来到彭泽，他事先没有行文通知，而是突然闯进县衙，以便给陶渊明一个措手不及。恰在这时，陶渊明正和几个幕僚喝酒闲聊，听说何云驾到，立即撤席出迎。不料刘云却怒气冲冲，不仅不还礼，还呵斥道：“本官行部来到贵县，你等衣冠不整，形态懒散，是何道理?目前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你等不思国恩，励精图治，为民造福，反而白日聚众豪饮，不理政事，朝廷要你等滥官污吏何用?”说罢扬长而去，给了陶渊明一个下马威。刘云走后，陶渊明问旁人道：“督邮今日发怒，不知究竟为了何事?”一幕僚答：“督邮一向贪婪，依卑职看来，他不过是借题发挥，想要索要贿赂罢了。”陶渊明听后愤然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索要贿赂，他显然是找错人了。”说着，他也不再去见督邮，索性把身上的印绶解下来交给小吏，辞职不干了。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终告结束。

入选理由：

最能体现知识分子风骨的经典故事。

阿离之言

魏晋南北朝是个混乱散漫华丽的年代，到现在我们所说的魏晋风范，大概就是指当时文人所追求的态度：放肆、自我、热情、奔放、浪漫。那时候的文人多有点怪癖，比如喝得烂醉还爱裸睡的刘伶，比如打铁的嵇康。陶潜除外，他是难得的田园派，恬淡隐逸。

东晋文坛上，陶潜是个领军人物。当然，他的诗词歌赋确实写得一流，但当时文章写得好的人不能说车载斗量，也是有点数目的，何以出了陶潜这样一个领袖级别的人物?我私以为，陶潜的长红不衰，与其隐逸精神代表了一批文人内心的渴望有关。

陶潜的一生丰富多彩，几次做官，几次又都辞官，应了那句“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不过在这反复的进退里，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回归自然怀抱，去过田园生活。隐于野的生活很平淡，但陶兄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不为五斗米折腰”充分体现了文化人的风骨。

中国有句话叫“文如其人”，严格来说，是“人如其文”，文章写得好，人自然就善良;如果是坏人，文章再好也不能千古流传。后来有个叫蔡京的奸相，一手好字风流潇洒，文章也是四平八稳的。可在历史上，就是个鼻子抹白灰的丑角。所以说，陶潜千古流芳，是其精神上根红苗正的缘故。

对陶潜的普遍看法是，他早期也是个热心政治的有为青年。大概是家学渊源，他曾祖是东晋名将，爷爷当了太守，老爸也是官，轮到他要不做官，简直抬不起头来。但这位仁兄，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从小就没啥追求来着。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东晋吧。有人写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称之为华丽血时代，那时候内有宗室斗争，外有军阀虎视眈眈，官员们爱钱爱权就是不爱民。这样一片黑暗的环境，对一个自诩清高的文人来说，是多大的侮辱。在陶潜出仕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许多与他本性相违背的事情，他甚至需要低声下气去迎接粗鄙的官员。作为一个骄傲脆弱的文人，他太刚，无法弯曲，只能选择退居田园。

陶诗里将田园生活描写得如诗如画，比如采菊东篱下，或者戴月荷锄归。这种山水田园式的生活乍一看很美妙，实际上意味着自给自足。陶潜开园种地，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在这种清苦的逃避里，他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这是无奈之举。从他的名作《桃花源记》也可以看出：逃避战乱的人将自己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人找得到他们，于是过得非常幸福。陶潜的田园生活，实际也是自我封闭式的精神桃花源。

这种生活是对是错，我们无法置评，只是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出仕的陶潜。或者，一个无关紧要的政治家，一个文采飞扬的思想家，经过时间洗涤之后，后者的分量，或许会更重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