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文学也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家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需要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在戊戌变法前的一、二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提出诗歌应“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继续鼓动“诗界革命”。但真正在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被当时改良派作家看做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在龚自珍之后，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历任驻日、英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在国外十六七年，深受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的影响，形成了“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理想。归国后，参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曾助湖南陈宝箴创行新政，积极参加戊戌变法。戊戌政变后，隐居乡里，以诗人终。黄遵宪作为政治家和诗人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作诗是“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他“穷途竞何世，余事做诗人”。但在“诗界革命”中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早在青年时期，他便提出了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的主张，抨击那些以摹拟古人为能事的诗人是“俗儒”，认为他们是“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并且别创诗界之论，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他认为诗歌应能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认为今古不同，今之人也不必与古人同。主张继承古人优良传统，但认为应力求创新，变化多样，“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从而达到“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他的论诗主张表现了变古更新的精神。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也表现了“新派诗”的崭新风貌。他的诗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的领域，反映了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他的《今别离》四首，吟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使诗歌创作有了新气息。作为政治家兼诗人，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的许多诗描写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逐客篇》揭露美国侵略者掠夺华工开发美国反而虐待华工的罪恶；《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光辉战绩，表现出希望后继有人，抵抗外国侵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愿望。《度辽将军歌》揭露了湖南巡抚吴大澂在中日战争中的可耻失败；《哀旅顺》极写旅顺地势的险要，失之可叹，表现了对国土沦丧的悲愤。《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诗以极大的热情鼓舞士兵抗敌的情绪。这些诗歌都从不同方面表达出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改良主义的政治家，他的诗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和贪官污吏的罪恶也加以抨击，《邻妇叹》描写了旧社会苦难妇女的不幸。《己亥杂诗》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现了悲愤的情绪，怒斥顽固派的残酷愚拙，悼念维新党人。黄遵宪的诗能以传统的形式表现新的思想内容，能把散文化的笔法与严整的韵律相谐和，做到了旧风格含新意境，取得了诗界革命的新成就。他的诗以现实主义方法反映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和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有“史诗”之称。黄遵宪的诗表现了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不仅内容方面有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而且在形式方面也不能彻底摆脱旧形式的影响，力求保存旧风格，有的诗歌古奥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