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清议之风极盛，或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抨击宦官专权的弊端；或品题名士，臧否人物，成为徵察辟举的根据，批评的标准以儒学名教为依归。党锢以后，名士傥言讥评时政的风习渐趋消歇，清议转变为清谈。魏晋清谈的主要内容也有两项，一为品藻人伦。虽其标准与汉末有异，越来越鄙薄实务，标榜放达，且日益和九品中正制相结合，但品题的基本形式所变无多。此类清谈可谓清议之别称。二为讲说玄理。它不复拘守儒教旧旨，而崇奉《易》、《老子》、《庄子》为经典，号称“三玄”。此类清谈实即玄学之别称。这是构成魏晋清谈的核心部分，与汉末清议的性质已迥然不同。玄学清谈的议题，主要有才性四本之论、言尽不尽意之论、声有无哀乐之论、贵无崇有之论等。名士多手执麈尾指划，以助谈锋。清谈时，一般分主、客两方，谈主先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称“通”；谈客随即针对其论题加以驳诘，称“难”；一通一难，合称一“番”。谈士可一人自为主、客，可二人互为主、客，也可主客辩论数番，而由第三者最后总结。魏晋玄学清谈的嬗递，大体呈现四个阶段。曹魏后期以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为代表，援道入儒，以《老》解《易》，以《易》《老》解《论语》，虽口谈玄虚，而志在用世。魏末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兼重老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佯狂避世，行为放诞，清谈与纵酒相结合。西晋以王衍、乐广等中朝名士为代表，笃重庄学，却又沉湎于情欲；热中贵无、崇有之辩，而又渐入油滑之途，甚至信口雌黄，随时更改义理。东晋以许询、孙绰等过江名士为代表，多留连山水，不问世务，出现了名土与和尚深交、谈玄与谈佛合流的风尚。及至南朝，清谈愈加空洞无物，风气虽盛，实已接近尾声。关于魏晋清谈的资料，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一书所记最详。后人的研究专著，有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和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二书(商务印书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第三卷亦有全面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