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杰出的历史剧作家。早期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1923)，与“五四”文化革命相呼应，以反对“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封建礼教为题旨，歌颂了勇于叛逆反抗、敢于坚持自由意志、维护人格尊严的思想精神；《聂荌》(1925)与“五卅”运动相呼应，歌颂了反抗强暴为民除害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这三个剧本1926年以《三个叛逆的女性》题名结集出版。抗战时期皖南事变后，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其中四部以战国时期秦国与关东诸国的矛盾为题材，以揭露各国内部亲秦派的卖国投降，歌颂各国反秦派的斗争为题旨。《棠棣之花》(1941)以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历史故事，围绕韩国内部抗秦与亲秦的矛盾，表达“主张联合反对分裂”的主题。《屈原》(1942)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它以楚国内部爱国的抗秦派与卖国的亲秦派之间的矛盾斗争为主要线索，揭露了郑袖等人卖国求荣、迫害忠良的反动与丑恶罪行；歌颂了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思想和斗争精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形象；最后以婵娟的壮烈献身和卫士仆夫追随屈原去汉北结束，暗示了光明的前途。《虎符》(1942)以“窃符救赵”的故事，歌颂了信陵君等人反抗强秦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高渐离》(1942)以高渐离忍辱含垢击杀秦始皇未成身死的悲壮故事，控诉秦始皇的暴虐无道，歌颂人民顽强英勇的反抗斗争。此外，还有写元朝末年段功和阿盖公主同车力特穆尔的矛盾斗争的《孔雀胆》(1942)和写明末少年爱国志士夏完淳起兵复明未果殉难故事的《南冠草》(1943)，都是表达反对侵略歌颂爱国，反对分裂维护团结的主题。

郭沫若历史剧的显著特点，是以“借古鉴今”的精神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剧作多选取与现实斗争有某种关联和相类似的题材，以便于反映现实的迫切要求。例如在抗秦与亲秦斗争的历史故事中，表现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卖国，反对专制独裁，主张团结御侮、除暴安良、坚贞自守的主题，使历史剧作在现实的民族斗争和反共逆流中发挥了直接的战斗作用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崇高壮美的悲剧精神是郭沫若历史剧的另一特点。剧作中的悲剧主人公，多是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作品着重表现主人公在激烈曲折的斗争、灾难死亡的严酷考验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给现实以鞭策，给人民以鼓舞。革命浪漫主义是郭沫若历史剧的又一特点。作者重视历史史实，以史学家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创作时采取“失事求似”的原则，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加以改造发展，使之与现实斗争相呼应，使历史生活和历史主人公更理想化，在现实中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喻效果。剧作饱含激情，特别是在正面形象的塑造中往往注进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历史人物形象中透露了作者的面影。总之，郭沫若的历史剧以“革命浪漫主义的豪迈气魄，激发了广大人民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热情，从而加倍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茅盾：《化悲痛为力量》)，为文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为促进中国现代话剧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