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戏剧运动与创作，在继承“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戏剧传统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左翼戏剧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自觉地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服务，各个革命进步的戏剧团体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戏剧创作上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929年8月，由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等人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是党领导下的进步戏剧团体。它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出版过《艺术》、《沙仑》两种刊物。1930年4月，艺术剧社即遭国民党查封。

1930年3月，由艺术、南国、摩登、大夏、戏剧、光明、辛酉等七个戏剧团体发起组织“上海剧团联合会”，同年8月改名“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初改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这是继“左联”之后在党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又一个左翼文艺组织，对推动全国各地的戏剧运动起着积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在“剧联”的领导下，全国广大戏剧工作者积极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宣传演出活动，其中田汉等人负责的大道剧社和适夷主持的曙星剧社曾多次联合演出这类题材的剧作。1933年后，上海剧运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一些剧团在“戏剧走向农村”的口号下，先后前往上海以外的市县演出，积极发挥戏剧的有效作用。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剧联”自动解散，另成立上海剧作者协会(即中国剧作者协会)，吸收和团结了更多的戏剧工作者共同从事抗日救亡的戏剧运动。

这时期有成就的剧作家，有属于左翼的，也有革命进步的民主主义剧作家。他们中除了前期已有名的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人外，还有新涌现出来的曹禺、夏衍、阳翰笙、于伶、宋之的、陈白尘等人。在戏剧作品上，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显示了我国话剧创作已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左翼剧作家中，田汉和洪深是两位影响较大的作家。

田汉这一时期的剧作，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给他1928至1929年间的作品带来一些消极的情绪。如《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等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阶级的矛盾斗争，但大都充满着感伤的情调。《名优之死》(1929)是他这期间的代表作。作品虽然揭露和控诉了反动势力对正直人士的迫害，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但全剧充满着凄凉、寂寞和无可奈何的情绪。1930年以后，田汉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充实了自己的思想，改变了过去的创作倾向。明朗、乐观、进取成了他剧作的基调。作品大都取材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生活。其中有反映工农的痛苦生活和斗争的，如《年夜饭》、《梅雨》、《月光曲》、《洪水》等。而影响较大的是宣传反抗侵略、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如《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战友》、《回春之曲》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奋起反抗，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乱钟》(1932)描写“九一八”事变时东北爱国学生的民族义愤和抗敌激情，表现了中华民族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和意志。三幕剧《回春之曲》(1935)是田汉这期间宣传抗日救国的一部成功作品。“九一八”事变后，旅居海外的爱国青年高维汉等人，义愤填膺，悲歌慷慨，告别了南洋，回国参加抗日义勇军。在“一二八”战争中，他们英勇地参加了战斗。高维汉头负重伤，失去了思维和记忆能力，但他时刻没有忘记“杀啊，前进!”这句话，表现了抗敌救国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

洪深是在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完成于1930年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其中独幕剧《五奎桥》是成就和影响都较大的一部作品。

《五奎桥》描写江南农民抗旱保苗的一场激烈斗争。地主周乡绅在大旱之年，宁可眼看着让农民的稻子旱死，也不肯把象征地主阶级威风的“五奎桥”拆开，以便让农民自己用高价租来的抽水船过去抗旱保苗。他们动用法官、法警和仆役来镇压和殴打要求拆桥的农民，暴露了地主阶级和反动官府的凶残面目。以青年农民李全生为代表的广大农民出于保苗活命的目的和对乡绅官府的义愤，团结一致，奋起反抗，终于把“五奎桥”拆掉了。从而扫尽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显示了农民的反抗力量。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