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故事来源于中唐时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描写的是唐贞元年间寄居在蒲州普救寺的少女崔莺莺和张生相爱而终于被遗弃的故事。莺莺的形象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被封建礼教迫害的无辜少女的共同命运，有一定认识价值。但在作品中，作者却宣扬了男尊女卑、女人是祸水的封建思想，并且为官僚文人玩弄女性的无耻行为开脱，作品的思想倾向是落后的。

宋初，《莺莺传》被收入官修的小说集《太平广记》里，引起了文人的注意。苏轼的诗词曾多次引用《莺莺传》。秦观、毛滂也以此为题材写过〔调笑转踏〕词。赵令畴更以说唱形式写出了《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十二首。不但内容充实了，而且删去了原文女人误国的一段议论，在篇末对张生的始乱终弃表示了不满，对莺莺则寄予了一定的同情。

宋金对峙时期，宋杂剧有《莺莺六幺》，金院本有《红娘子》，南戏有《张珙西厢记》，惜皆失传。金章宗时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一般称为《董西厢》)。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思想倾向，把老夫人作为对立面，把郑恒作为反面人物来刻画，用他们的形象来表现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戕害。而且把轻薄文人张生，改变为用情专一的青年，把消极忍让的崔莺莺，改变成为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羁绊的少女。把张生始乱终弃所造成的悲剧，改变成为和莺莺私奔、终至团圆的喜剧。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可以说这部大型的说唱作品是《西厢记》故事演变的第一次飞跃。它直接孕育了王实甫的《西厢记》。

但是“王西厢”对于“董西厢”又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一个再创造。它是“西厢”故事演变的第二次飞跃。在主题、情节、人物等各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在主题思想方面，“王西厢”明确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比“董西厢”“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在人物塑造方面，老夫人成为贯穿全剧的反面人物形象，封建家长的代表。张生对爱情的追求也执着、严肃得多了。莺莺反封建礼教束缚、追求婚姻自主的自觉性也大为增强，基本上剔除了她的封建门第观念与功名富贵思想，从而使她成为比张生更值得重视的人物；在情节结构方面，“王西厢”更为集中，更为严谨。把偏离主题的孙飞虎围寺事件由六分之一减为二十一折中的一折，不使其喧宾夺主，又删除了枝蔓，堵塞了漏洞，重复拖沓之处也进行了提炼，使《西厢记》成为一部规模宏伟的大型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