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是唐代边塞诗创作的高潮期。其标志是，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盛唐诗人，都写有边塞题材的诗歌，这个时期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多彩，艺术上高度成熟，名家、名作集中涌现，还出现了像高适、岑参那样在边塞诗的创作上集中用力的杰出作家。

下面，先谈谈盛唐边塞诗创作形成高潮的背景和原因。首先，这与唐诗高潮期的到来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盛唐时期是唐诗发展的高潮期，或者说最繁荣的阶段，一方面，如果没有唐诗发展高潮期的到来，边塞诗的创作高潮恐怕也难以到来；另一方面，边塞诗的创作高潮又是唐诗发展高潮的一个标志，一个组成部分，假如没有边塞诗的创作高潮，唐诗的发展高潮一定减色不少。

其次，盛唐边塞诗创作高潮的出现，还有它的社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盛唐时代文人出塞的现象相当普遍。应该说，盛唐时代是一个边患并不严重，边地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出塞的文人反而多了起来呢？我们知道，初唐时期，遇有征战，皆派大将临时组建幕府、调遣部队出征，战争一结束，幕府随即撤销，幕府人员也各自离去，而到了唐玄宗时代，则在边地设了十个节度使，每个节镇都有固定数量的长驻部队（当时府兵制瓦解，士兵多是招募来的职业兵），如河西节度统辖八军三守捉，有兵七万三千人。这样，由初唐到盛唐，幕府就由临时设置转为常设，边地部队也由临时调遣变成长期驻扎。这些常设的边地节镇，除了需要各级军官，还需要各种文职人员，因此就出现了文人入边幕的现象。应该说，盛唐时代文人入边幕是颇为踊跃的，其原因之一是，为开元、天宝盛世所孕育，当时的士人多有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建功立业的壮志，正是这种豪情壮志，促使他们走向边塞；原因之二是，入边幕是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唐代制度规定，节度使可以自辟僚佐，《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由于存在这一制度，于是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未释褐者通过入幕以释褐，例如有一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入仕无门的文士，通过入幕而释褐，还有一些不愿走科举道路的文士，通过投笔从戎而释褐，又有一些科举及第后不等吏部授官而自入边幕求职从而释褐的（其中多数人入幕后，往往须累积一定的资历或军功，才得以释褐）；另一种是，已释褐者通过入幕而进身，如有些已释褐者由于官卑职微，仕途不得意，因而到边地幕府谋求进身的机会，像诗人高适、岑参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任职期满后还没有得到新的职务的文官（开元十八年以后，守选制度化，非常参官任职期满后，大抵都要守选多年才能获得新的任命），也常到边地幕府寻找发展机会（前资官受辟入幕，可不守选）。入幕后的文士进身的门径主要有二，一是立军功，二是受到幕府主帅的赏识、提拔和举荐，当时因入边幕而进身的文士，数量不少。不少文人的入幕和对边塞军旅生活的真切体验，为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和得以突破前人的成就，创造了条件。

上文说的“文人出塞”，除包括入幕外，还应包括游边、使边两个方面。游边与唐代的漫游之风有关。盛唐时代交通发达，公私粮食丰足，“行者不赍粮”，路上无盗贼，这些都为漫游之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文人游边，除具有一般漫游的性质外，还往往兼带有寻找入边幕机会的目的。如高适游幽、蓟就是如此。当时文人游边常到之地，主要为幽州、陇右、河西一带，因为这些地方较近，又有战事，比较容易找到入幕和立功的机会。使边，指的主要是朝廷派使者到边镇传达军令政令、了解边地情况、考查官员的治绩、宣慰戍边将士等等，还有朝廷派往四方诸国执行外交任务的使臣，每每要出入边镇，另外州县官吏，也会被派往边镇送兵、送衣粮等。游边和使边的文人在边地的时间虽然一般不会很长，但边塞新异的生活、景物与风俗人情，也能激发他们的浪漫豪情和创作灵感，使他们写出一些优秀的边塞诗来。如果将入幕、游边、使边三类人加起来，那么应该说，盛唐文人出塞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在盛唐边塞诗的创作队伍中，可分为有出塞经历者与无出塞经历者这样两类人。其中有出塞经历者居于多数，是边塞诗创作的基干和主力，如在边塞诗的创作上居于盛唐诗人前列的名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王维，都曾出塞，存诗不多却享誉当时且有边塞之作广被传诵的诗人崔颢、王翰、王之涣、祖咏、陶翰，也都各有出塞的经历。可以说，一批未曾出塞的诗人，正是在这些有出塞经历诗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写作边塞诗的；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局面，是在曾出塞与未曾出塞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在有出塞经历的诗人中，高适、岑参是公认的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但写作的边塞诗数量最多，在边塞诗的题材内容、艺术表现上也有大的开拓和突破；他们取得这一成就的契机是，出塞的时间最长，边塞生活的体验最为丰富和充实，所以能够突破边塞诗创作的传统格局，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下面，我们就以高适、岑参和王维为例，来介绍盛唐边塞诗的面貌和成就。

先谈王维。大家知道，高适、岑参是在边塞诗的创作上集中用力的作家，而王维则不是，他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称。但王维的边塞诗创作，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随即受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之聘，留在幕府任节度判官，时间大约一年多。王维是有出塞经历的，但他并非到出塞后，才开始创作边塞诗，如《少年行四首》其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这首诗大抵作于早年，它写游侠少年自愿从军边塞，渴望到那里去建功立业。很多诗歌多写边塞从军之苦，此诗独说不往边地去从军之苦，这说明时代已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关注和向往边地，视那里为实现自己壮志的场所，这是盛唐社会蒸蒸日上所带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高涨的产物。末句“纵死犹闻侠骨香”是全诗的警句，它集中地表现了游侠少年为国杀敌、不怕牺牲的昂扬斗志和英雄气概。前面我们谈到，盛唐士人多有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促使他们走向边塞，王维此诗即可印证这一点。又如《燕支行》，它作于开元九年，那时诗人也尚未出塞，诗中歌颂武将出征获胜，刻画了一个理想的将军形象：他既有英雄气概，又有爱国壮志；既有先国后家的品德，又有克敌制胜的谋略；既勇猛威武，又刚毅沉着。全诗豪情四溢，具有盛唐边塞诗的昂扬格调和浪漫精神。当时，王维只有二十一岁，具有远大的抱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而唐帝国也正处于国力强盛、国威远播的时期，可以说，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使此诗上述面貌的出现成为可能。

再看王维出塞后写的诗，《使至塞上》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这首诗作于诗人刚到河西的时候。由这首诗不难看出，使边的文人即便未在边地久留，也能创作出优秀的边塞诗来。清王夫之评此诗说：“用景写意，景显意微，作者之极致也。”（《唐诗评选》卷三）指诗歌借助边塞风光的描绘，抒发自己出塞的豪情。诗中颔联所写，蓬草随风飘转在秋日，鸿雁北归胡地则在夏初，所以归雁句是实写眼前之景，征蓬句则带有象征的作用。诗人这里自比征蓬，其中寄寓着他独行出塞的漂泊之感和悲壮情怀。颈联仅用十字就勾画出了一幅雄奇壮美的边塞风光图：大漠辽阔无涯，长河纵贯其中，远方长河尽头的地平线有圆而红的落日，近处沙漠中长河边有直而白的孤烟。四种景物安排得多么巧妙、得当，具有分歧统一、均衡协调之美。而从这一幅壮丽、开阔的画面中，我们又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的豪迈情怀、阔大胸襟。这一联诗不仅状边地景物如在目前，用字亦堪称千古独绝，清黄培芳说：“直、圆二字极锻炼，亦极自然，后人全讲炼字之法非也，全不讲炼字之法亦非也。”（翰墨园重刊本《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上）末联以路遇候骑，喜闻前线破敌作结。末联与颈联联系紧密，因为颈联所抒发的豪情和所描写的平安火，已为末联的结尾作了铺垫。全诗笔力劲健，风格雄浑，是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又《出塞作》云：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这首诗作于入河西幕不久，诗意可分为前后两半，前四句明写匈奴狩猎的浩大声势，暗指他们乘机来犯的气焰之盛，渲染天骄的气焰之盛，正是为了显示出唐军的强大。清金人瑞说：“前解（前四句）写天骄是真正的天骄，后解（后四句）写边镇是真正的边镇。”“前解不写得如此，便不足以发我之怒；后解不写得如此，便不足以制彼之骄。”（《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三上）后解中的护羌一联，前句说防守，后句说反击，朝、夜二字，突出了军情的紧急和扭转局面的神速。全诗通过敌我双方的对比描写，鲜明有力地表现了唐军将士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和昂扬斗志。全诗格调高昂，气势雄壮，方东树说它“声调响入云霄”（《昭昧詹言》卷一六），极是。《从军行》云：

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

这首边塞诗并不具体描写哪一次战役，而是着重表现边防战士们的精神面貌。诗歌用极省净的语言，绘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战斗图画，表现了战士们争先杀敌的英雄气概。诗歌主要通过人物行动来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而描写人物行动，又往往依仗于听觉形象的刻绘。如首联用号角声和部队出动的响声，来表现军情的紧急与战士们行动的迅速；次联用“笳悲马嘶”之声来衬托战士们争先赴敌的气概，三联以烟尘里的“战声”来表现战斗的激烈。林庚《唐代四大诗人》评此诗说：“这里既无夸张，也无感叹，它不动声色而声色俱在其中，这样的写法在盛唐边塞诗中乃是自成一格的。”（《唐诗综论》第116页）所论甚是。

王维的边塞诗，写的往往是经过典型化了的当时人们对边塞战争的感受，而不是某一次具体边塞战争的描述。他的边塞诗多着眼于写人，很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恰到好处地把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他的边塞诗大多是英雄主义精神的赞歌，即便是《老将行》《陇头吟》这样的边塞诗篇，揭露了朝廷对立功老将的冷酷无情，也还是将老将的爱国热情突出地展现了出来。总的说来，他的边塞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

下面谈高适。高适曾三次出塞：第一次游幽（治所在今北京西南）、蓟（治今天津蓟县），第二次使清夷军送兵，第三次入河西、陇右节度使幕府。高适游幽、蓟的时间，在开元十九年秋至二十一年冬。当时幽、蓟一带边患严重：开元十八年，契丹军事首长可突于率其族人并胁迫奚人一起投附突厥，从此连年侵犯幽州、蓟州一带，直到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杀可突于后，幽、蓟边地的战祸才基本平息。高适游幽、蓟期间，作了《塞上》《蓟门行五首》《自蓟北归》等边塞诗，这些诗写出了作者在边地的所见所闻所感，现实性很强。如《蓟门行五首》其二云：

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

诗中虽言汉事，实指唐代。“戍卒”四句，为戍边士卒遭轻慢、虐待而哀伤。同上其四云：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

这首诗表现幽州少年勇武善战、从军报国的气概。同上其五写都山之败：

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

据《唐书·北狄传》及《通鉴》卷二一三载，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契丹可突干来犯，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命副总管郭英杰及偏将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率精骑一万，并领降奚之众迎敌；可突干引入突厥兵，与唐军战于都山（在长城外，今河北迁安县北）下，“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通鉴》）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战士们的宁死不降，反映了盛唐时代民族精神的蓬勃高涨。诗的头两句，先点出战斗发生的地方——长城外，接着为战士们的奋不顾身、壮烈牺牲而赞叹，而歌哭，充满了浓厚的哀痛气氛。《自蓟北归》说：“五将已深入，前军止半回。”“五将”指薛楚玉、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新唐书·北狄传》称薛楚玉也参加这次战斗），这两句诗也写都山之败。高适的这些诗，皆直面现实，有感而发；不以词采取胜，而以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感情引人。高适开元二十六年作于宋州的边塞名篇《燕歌行》，就是以他游幽、蓟时积累的边塞生活体验为基础创作的，它不是写某一次具体的边塞战争，而是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深刻地表现了当时边塞征战生活的广阔场景和多种矛盾，既有对男儿自当驰骋沙场、杀敌立功的英雄气概的表彰，也有对战争带给征人家庭痛苦的同情；一方面描写了敌人的凶猛和战斗的严酷、危险，揭露了军中苦乐的悬殊，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战士们复杂的内心世界，颂扬了他们奋勇杀敌、情愿以死报国的精神，并对将帅的骄纵腐化和不恤士卒，给予了有力的鞭挞。通篇苦难与崇高对照，抗敌的豪情与不平的愤怨交织，构成了一曲慷慨悲壮的歌。

高适第二次出塞的时间在天宝十载冬，当时他任封丘尉，奉命将在本地招募的新兵送到清夷军，此即所谓“使清夷军送兵”。清夷军有兵一万人，驻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城内，属范阳节度使所统九军之一。高适这次出塞的诗作，有《送兵到蓟北》《使清夷军入居庸关三首》《蓟中作》《答侯少府》等。《使清夷军入居庸关三首》其一云：

匹马行将久，征途去转难。不知边地别，只讶客衣单。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

这首诗写送兵征程的艰苦。首二句说山路难行；三、四句写边地的严寒异于内地；五句说溪寒泉声凄苦，实际不是“泉声苦”，而是诗人的心绪苦，此即移情入景；六句中的“干”字，不仅写出了树叶的枯黄（眼见），还写出了风吹焦叶的声响（耳闻）；末二句以云海的漫漫无际来表现边地的遥无尽头。《答侯少府》说：“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诗中对安禄山之视边兵若刍狗，随意将他们驱赶到战场上去送死以邀取荣宠，无情地予以揭露，表示无限哀痛。史载天宝十载秋，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诬其（指契丹）酋长欲叛”，请求出击，他发兵六万，出塞千余里，结果惨败，士卒伤亡殆尽，自己独与麾下二十余骑逃归，高适这些诗句就是针对这次战争说的。《蓟中作》云：“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诗中慨叹自己徒有安边之策却无从施展，“已承恩”“诸将”当指安禄山及其部将。史载唐玄宗对安禄山一味宠信，早在天宝三载，就让他当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妄启边衅，以邀功市宠，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岂能安边？然而他已受到皇帝的宠信（“已承恩”），诗人又能何为？只有失望而归。“已承恩”三字下得好，很有回味余地，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说：“乃不云天子僭赏，而云主将承恩，令人言外思之，可悟立言之体。”

高适第三次出塞在天宝十二载，当时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辟高适为幕府掌书记。《登陇》诗云：

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

此诗即作者受辟赴河西任职途经陇山时所作。诗写仗剑离乡，不辞万里之劳，情绪是颇为昂扬和振奋的。《塞下曲》云：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依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这首诗作于在河西哥舒翰幕府任职期间。这时的诗人，颇想跟从有军事才干的主帅哥舒翰立功边疆，因此心境与前两次出塞时迥然不同。在这首诗中，诗人刻画了投笔从戎者的矫健身姿，描绘了他们挥戈出征的壮观场面，还抒发了热烈向往边功的慷慨豪情。全诗笔调奔腾欢快，精神昂扬亢奋，其内容和情调，在诗人这次入幕期间写的诗中，很具有代表性。

总的说来，高适前两次出塞时的作品，既有豪迈雄壮的一面，又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形成了悲壮的特点；而第三次出塞期间的诗歌，则以豪壮为主要特色。这种不同与作者身份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前两次出塞时，高适是游边者和使边者，身份自由，不像受府主辟署入幕的文士那样，对府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所以观察现实冷静客观，这使得他那个时候创作的边塞诗，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东北边地的边患，以及征战生活的多种场景与矛盾，揭露边将的无能、玩忽职守和为邀功市宠而妄启边衅，表现戍卒的生活与思想感情，颂扬他们情愿以死报国的精神，并以深切的同情，为他们受到的非人待遇鸣不平，常议论边策得失，慨叹自己徒有报国的壮志和安边的谋略却无人理睬；而第三次高适是以幕僚的身份出塞的，热切希望跟随府主立功边疆，所以作品多表现从军出塞、征战立功的豪情，由于幕僚对府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因此不免给他这次出塞时的创作，带来某些局限，例如盲目颂扬府主战功，缺少同情士卒疾苦的诗篇等。

下面谈岑参。岑参曾两次出塞，第一次是天宝八载至十载在安西（治今新疆库车），第二次是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至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在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身份都是幕僚。第一次出塞期间的诗歌，有的表现为国从军的豪迈精神，有的反映诗人的苦闷，而表现得最多的，则是边地的风光和诗人自己的思乡情绪。如《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此诗作于天宝八载赴安西途中，表达诗人离京后对长安故园和亲人的思念。后二句不说自己思念家人，而写家人挂念自己，为了使他们释念，自己虽与入京的使者马上相逢，行色匆匆，仍不忘请他“传语报平安”。漫漫客行途中乍遇故旧的喜悦与转眼别离的匆遽，思念家人的迫切心情，都于此十四字中流露出来，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碛中作》云：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这诗作于赴安西途中翻越沙漠的时候，首句写在沙漠中行走的特有感受，因为沙漠茫无边际，遥望与天相连，又在西方极远之地，所以有“欲到天”之感。次句写在碛中见月思家，并交代离家后的时间。沙漠中除了沙还是沙，所以常常看月亮，知道它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这样写很符合在沙漠中跋涉的情景。又《银山碛西馆》云：

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银山碛在今新疆托克逊县西南，铁门关在今新疆库尔勒市北，这首诗也作于赴安西途中。首句以箭喻西北边地之风，既状其疾，又谓其寒（寒风如箭一般穿透人的肌骨），极为贴切；第四句写疾风夹带着尘沙直射人面，这也是塞外沙漠特有的景象，足能引发人们思家的愁泪。诗的最后两句点出自己出塞的目的与立功边陲的志向，激昂豪壮，意在自我激励，排遣愁绪。

岑参第二次出塞期间，自感受到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赏识和知遇，情绪较为开朗和昂扬，他的那些豪气横溢的七言歌行，都是在此期间写作的。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首诗天宝十三载或十四载九月写于轮台（在今乌鲁木齐），是为奉送封常清出师西征而作的。诗的头两句展现了西北荒漠独特的风光：浩瀚无际的黄色沙海一直延伸到天边；接下来三句写入夜狂风怒吼，飞沙走石，表现出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气候的瞬息万变，同时以大胆的夸张、想象，突出西域风光的奇异，从而为后面的歌颂唐军将士作了铺垫。下面“将军”三句写唐军将士半夜行军的情状，大笔挥洒而出；“马毛”三句以实中求奇的细节描写，渲染天气的严寒和行军的急速，这些都衬托出了唐军将士不畏艰险、豪迈坚强的精神面貌。有这样的将士，怎能不使敌人丧胆，所以最后三句的预祝胜利，也就说起来信心十足了。全诗以西北边地奇异风光的描绘，有力地衬托了将士们的英雄气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走马川行》一样，也是一首豪气横溢、读了令人振奋的七言歌行，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岑参的北庭诗中，写到过一些当时的边塞战争，如封常清的“西征”“破播仙”等，过去学术界讨论过这些战争的性质和对这些诗歌的评价问题，其实，西征等大概是小战役，史书失载，其所征讨的对象和战争的起因，都说不清了。不过联系当时西域的形势来考察，仍可大致推知其性质。我们知道，唐灭西突厥后，西域诸国皆内附，成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羁縻府州，其长官世袭，由朝廷任命各族首领充任。可以说，这种诸国内附、边疆安宁的局面，对唐及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都是有利的。当时西域各国大都国小力弱，它们之中如有背唐者，皆无例外地需要依靠吐蕃或大食（阿拉伯帝国，在今伊朗）等的支持；天宝时，吐蕃、大食是同唐争夺西域的最主要力量。虽然西域的各次具体战争的情况相当复杂，但当时唐王朝赋予安西、北庭节度的主要使命，是“抚宁西域”（《通鉴》卷二一五），即维护诸国内附、边疆安宁的局面，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唐在西域进行的战争，大抵都同这一使命的完成有关。例如《走马川行》说，“西征”是由于敌兵来犯引起的，所以它大抵是一场为了维护西域安宁的局面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而进行的战争。

再看看岑参北庭诗中的一些描写边塞风光和军民生活的作品，如《赵将军歌》：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

这首诗描写了塞外寒天军营中的生活片断。前两句写暮秋时节将军出猎的情状，后二句写将军出猎时与军中的少数民族首领以射猎为赌，将军场场获胜。唐代边防军中往往隶属有习于征战的少数民族部落，西域驻军中蕃汉杂处的情况更为普遍，本诗不仅写出了将军射猎的豪兴，也反映了西域各民族和洽往来的情形。这种情形在唐代其他诗人的诗中是很难见到的。又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

诗因送崔侍御还京，故由御史的霜威，联想到热海之热。热海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根据有关记载，热海盖因其地寒冷而海水不冻得名，并非水热如煮，而诗中乃据“阴山胡儿”传言，驰骋想象，用大胆的夸张，从海中水、海上鸟、岸旁草、空中雪等多个方面写出热海令人惊愕的奇观。接着作者又浓笔重抹，连着用蒸、烁、燃、沸、炎、煎、烧、烘等字，渲染了热海的奇热。此诗写景神奇瑰丽，引人入胜，这同诗人不视西域荒寒之地为畏途，具有立功边陲的壮志，不无关系。岑参的边塞名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把塞外的冰天雪地世界，写得充满了郁勃的春意，亦可见诗人当时的精神风貌，是颇为昂扬的。

在盛唐时代，岑参是写作边塞诗数量最多（约八十首），成绩也最突出的一个诗人。他的边塞诗内容丰富，形成了对边塞诗发展的一次新开拓。首先，诗人出塞之地是安西、北庭，这就使边塞诗反映的地域，由局限于长城内外，扩展到了天山南北；使西域荒漠的奇异风光和人情风习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现于诗中，并成为抒写出塞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的有力衬托。其次，他的边塞诗突破了传统征戍诗多写边地苦寒、士卒辛劳的传统格局，大大拓展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与内容范围。举凡军旅生活，征战场面，边塞景物，异域风情，诗人从戎入幕的情怀、感受与多方面的见闻，都在诗中加以表现；透过他的这些作品，读者不难感受到文质彬彬与英雄气概结合的崭新的军幕文士的形象。再次，他的边塞诗多采用舒卷自如的七言歌行体裁，不再沿用乐府旧题而自立新题，已接近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最后，他的边塞诗奇特峭拔，豪迈雄壮，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均显示出诗人富有创新精神。当然，作为入幕文士，对府主有一定的依附性，这也会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某些局限。

关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面貌和取得的成就，大致可用上述三个诗人作为代表。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中晚唐的边塞诗，总的来说，中晚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退潮期。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入侵，先后占领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后又占据安西、北庭，当时唐朝因国内各种矛盾激化，特别是藩镇割据严重，叛乱时常发生，因此无力收复失地；而吐蕃后来也发生内乱，进入衰弱期，于是双方订立盟约：唐承认吐蕃占有唐的土地，吐蕃承诺不再侵犯唐的边境，这样唐与吐蕃的战争就消除了。而此时的北方，回纥是唯一的强国（突厥、契丹已被回纥击败），因回纥曾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加以唐每年都送给回纥大量财物，所以关系大致是和好的，由于上述原因，诗人们的注意力便由外部更多地转向内部，所以边塞诗的创作热潮便逐渐减退。当然，退潮也有一个过程。在中唐前期，还有李益、卢纶的边塞诗，特别是李益，写的边塞诗达五六十首之多，不过他们的诗，已缺少盛唐边塞诗那样的浪漫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