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人物形象

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是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创造出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典型形象。没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是不典型的，而典型形象一定是有独特个性的。刻画人物性格是塑造人物的关键。在小说创作中，作者要善于调动各种手法和手段去描写人物，并要充分利用情节的发展去展示人物的性格。只有当小说创造出了典型形象，它才具有了艺术的生命力。

一、塑造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

小说的典型人物，是指在作品的典型环境和情节发展中形成具有独特个性而又足以反映出特定社会关系本质的人物形象。别林斯基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要创作出典型人物，就必须对生活中多样复杂的人和事进行集中、概括的艺术加工。通过比较、分析及综合，剔除缺乏表现力的、非本质的现象，集中有表现力的、本质的内容，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特征，能揭示出人的某方面本质的艺术形象。生活中本身就有不少具有真善美行为和假恶丑行为的人物，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性格不一定具有审美和认识意义上的高度概括性，也不一定能形成小说所需要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因此，简单地或原封不动地叙描实际生活中的人和事，就难以具备人物的典型性，难以揭示人物和事件的本质意义。这就需要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去对生活中可写的人和事进行艺术概括，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既是个别的，又能由这个个别体现着一般；既是独特的个性，又是某种类型的共性的概括。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他相似的人们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宋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阿Q正传》中的阿Q、《红与黑》中的于连、《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等，他们都是人们熟知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各具特殊个性，然而又是一定时代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不管他们各自是什么性质的典型，是大的典型还是小的典型，他们都具有各自生活范围的概括性，其中任何一个典型，都可以代表着某一类人，表现着某一种社会倾向及本质。这样的典型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创造典型人物，可以进行大胆的想象和虚构，但无论什么样的想象和虚构，都是不能离开生活实际，凭空捏造的。一般说来，作者在小说中所写的人和事，都有他在生活的观察感受和积累中所熟悉的人和事的根据。这种根据就是广义的创作原型和狭义的创作原型。广义的原型是指作家所熟悉的众多人物，他们身上各具的特征可供他作典型采用；狭义的原型是指作家所熟悉的某一类人中有突出代表性的某个人物，作家可以将他作为典型的基础。从中外作家创作的实践来看，创造典型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在广义的原型中概括许多人的特征，集中加工成典型，即鲁迅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这种方法为中外作家普遍采用。杂取种种，是指作者对生活中大量同类型的人，进行观察、体验，将分散在各个人身上的具体特征，综合熔铸而成为作品中的艺术典型。高尔基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他们最有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等等，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用这种手法创造的典型，才是艺术典型。“杂取种种人”这种方法比较自由，它能把大量的、分散的、而又能有力地表现人物本质的现象、特征集中起来，往往使典型更加丰满，更具概括力和表现力。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是作者汲取了生活中大量同类型人物的特征，由几个原型糅合熔铸而成的。安娜外貌的原型，是普希金的女儿——普希金娜。普希金娜的美貌与风度，为作品中人物的肖像描写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模特。托尔斯泰是按照对她音容笑貌和服饰的记忆来描绘安娜的，作品中“安娜并不是穿的浅紫色，如吉提所那么切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长袍，她那看去好像象牙雕成的咽喉和肩膀，和那长着细嫩的小手的圆圆的肩膀全露在外面。长袍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搀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色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她的发髻的样式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散在她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髻，增添了她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颈子上围着一串珍珠。”除了普希金娜，作者还把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皮罗戈娃作为生活原型。皮罗戈娃是托尔斯泰临近一个庄园主比比柯夫的女管家和情妇。1872年皮罗戈娃被比比柯夫遗弃后，卧轨自杀。托尔斯泰曾在车站亲眼看见皮罗戈娃被货车压得血肉模糊的身躯，深感震惊和沉痛。作者在小说中不但让主人公沿用皮罗戈娃的名字，而且在安娜受到种种打击后，最终在痛苦和绝望中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托尔斯泰在作品里是这样写她的：

她突然想起她同渥伦斯基初次相逢那天被火车轧死的人，她明白了她应该怎么办。她敏捷地从水塔那里沿着台阶走到铁轨边，在擦身而过的火车旁站住了。她察看着车厢的底部、螺旋推进器、链条和慢慢滚过来的第一节车厢的巨大铁轮，竭力用肉眼测出前后轮之间的中心点，估计中心对住她的时间。

“那里！”她自言自语，望望车厢的阴影，望望撒在枕木上的沙土和煤灰，“那里，倒在正中心，我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

她想倒在开到她身边的第一节车厢的中心。可是她从臂上取下红色手提包时耽搁了一下，来不及了，车厢中心过去了。只好等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投身到河里游泳的感觉攫住了她，她画了十字。这种画十字的习惯动作，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周围笼罩着的一片黑暗突然打破了，生命带着它种种灿烂欢乐的往事刹那间呈现在她面前，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第二节车厢滚近拢来的车轮。就在前后车轮之间的中心对准她的一瞬间，她丢下红色手提包，头缩在肩膀里，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微微动了动，仿佛立刻想站起来，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子，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轧过。“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她说，觉得无力挣扎。一个矮小的乡下人嘴里嘟嚷着什么，在铁轨上干活。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哔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

（选自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这些例子已经能够说明，安娜·卡列尼娜的模特儿不止一个，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曾说过：他写小说的模特儿“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当然，这是形象的比喻，人物的典型性格，既不能简单地拼凑，也不能孤立地塑造，而应与整个作品的情节结构，特别是人物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并随着作者对作品主题的深化，人物的性格也常常随之改变。

最初，托尔斯泰是要写“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带有“私生活”的色彩。创作开始时受了普希金小说的启示。在人物塑造上，初稿中的人物构思，安娜是个趣味低劣、卖弄风情、智力低下、品行不端的女人。相反，卡列宁外表固然平庸，心地却颇善良。渥伦斯基聪明可爱而且比较崇高。最后，作者还让安娜获得丈夫同意离异而和渥伦斯基结婚。以后，随着作者思想认识的深化，引进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在俄国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搏斗的动荡时代里，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改变了原先构思中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和命运，塑造了更有代表性、更能揭示社会本质的安娜的艺术形象：她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憧憬幸福，敢于和卡列宁这样冷酷无情的官僚决裂，但在她的生活道路上，她的行为遭到了贵族社会的鄙视和打击，她的爱情，最终也遭到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迫使她走上自杀的道路，酿成了社会的悲剧。正如托尔斯泰以后所说：“这种长篇小说，凡是我能够从新颖的、独特的、于人们有益的方面所深透理解的东西，都可以不勉强地放得进去。”

另一种是以狭义原型为基础，把这种原型的经历作为基本事实和主要线索，舍弃原型中不能表现本质的现象，适当合理地补充一些同类型人物的某些本质特征，创作出比原型更集中、更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这种方法使用得当，能使“原型”和艺术典型的真实得到自然地融合，使人物形象产生特殊的“亲近感”。但如不能突破真人真事的限制，出现在小说中的“原型”就很难满足读者艺术欣赏和审美的期望值。作品中人物想要使人信服，感人至深，完全根据真人真事，是不易写好的。不论是“杂取种种人”，还是选用狭义的原型，都需要艺术的集中与概括。如契诃夫在《套中人》中塑造了一个胆小又保守、顽固的典型人物——别里科夫。他的生活原型是契诃夫的故乡塔干罗格初级学校的教员兼学监亚历山大·狄珂诺夫。

狄珂诺夫是一个保守、僵化、刻板的人。他在塔干罗格初级中学干了三十多年的教员兼学监。他教出的学生，有的做了学校的校长或教员，成了他的同事，但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一直没有变化，总是说着同样的一套话，穿着同样的外衣，一直住在那间屋子里。他在学校并不严厉，但也不放松任何规则，他对待一切新生事物，总是那句口头禅：“见你的鬼！”他不论晴天、雨天，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行动总是轻手轻脚的，因此，学生都叫他“蜈蚣”。作者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设计了这样的人物形象：一个鼠目寸光的人，不管什么天气，都带着伞，穿着套鞋，怀表装在灰色鹿皮的套子里，小折刀也装在小小的套子里。对恋爱，不敢想象，不相信有那么回事。他爱那种不会使他精神混乱的文学，那是席勒、荷马等。当他躺到坟墓里去的时候，会发出微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经过作者对知识分子中“狄珂诺夫”式的人的习惯特征和思想本质的艺术概括，并运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套中人”的形象。小说写出了别里科夫思想僵化，对一切事都不敢超出常规，把现实生活完全封闭在套子里面，极力维护旧的制度和旧的风俗。他反对一切自由思想的萌芽，对周围的人形成巨大的压力。他的肖像、心理、行为跟现实极不协调，作品这样描写别里科夫的肖像和他的言行：

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动听，多么美妙！”他说时露出甜美愉快的表情。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眯细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

“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很显然，上述的描写，既有狄珂诺夫言行举止的影子，又不完全和他一样，甚至于在品质上也有较大的变化。作者根据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了必要的夸张，艺术地写了“套中人”的形象。作品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深化了别里科夫的思想——已不仅是狄珂诺夫保守、僵化的思想，而是极力维护和死守旧制度、旧习惯的腐朽灵魂。创作中，运用狭义的原型塑造人物，主要撷取他一生中最足以反映本质的个性特征，经过艺术加工，在作品构成的特定环境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将原型与作品中的人物画等号，不应作自然主义的简单纪实或摹写。正如鲁迅所说：“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细微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生活中的狄珂诺夫，是不够成为保守、顽固的典型的，只有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才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

二、个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小说中人物个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它的生活基础。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自然界也是复杂变化的。生活中的人，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教养、追求、经历和命运不同，形象有别，性格各异。每个具体的人的品质及性格都不是由单一纯粹的因素构成，而是多种因素形成的，体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小说的典型人物，是从大量的同类人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它的性格更应该体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单一平面的性格既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更不符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的要求。成功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应该是多元素构成的，否则，就难以成为形象丰满、个性独特的艺术典型。许多成功的典型人物，都体现了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前面所列举的法尼娜·法尼尼，就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她的性格是特殊的时代和现实生活造就的。法尼娜是19世纪封建贵族阶级中具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物。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贵族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冲击而走向衰落，但他们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意大利，还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影响。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涌进贵族庭园的个人主义思想，却对贵族社会中青年男女的精神生活，产生很大的震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渴望驶向一个新的世界而找不到航船。法尼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这种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与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与正在觉醒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思想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法尼娜能够在充满传奇色彩的浪漫气氛中真诚地热爱封建贵族和教会视为死敌的烧炭党人，又能够在血与火的搏斗炽热化的时刻，无情地出卖了烧炭党人。因为在法尼娜看来，爱情是她的一切，只要为了她的爱情，毁灭这个世界她都在所不惜，她是一个主观上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也是一个客观上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她的这一切行动，并不能说明爱情真的是至高无上的，只能说明她无力也不能摆脱她所处的历史潮流。她爱彼耶特卢，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革命者，而是因为他具备了他所渴望的那些传奇性的经历、非凡的理想、火一般的激情，她所不能理解但又想接触的斗争生活等，这是在封建贵族小圈子里几乎无法看到的。所以她在舞会上才说，只有那个逃走了的烧炭党人，才能得到她的欢心。她在与彼耶特卢相爱的过程中，自身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她也有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她虽然不是埋伏在彼耶特卢身边的敌人，但是她在关键时刻干出来的蠢事却是极为严重的罪行，而这一后果也是她始料未及的。

按照常规的好人、坏人的单一划分标准，就难以对法尼娜作出准确的评判。她做过坏事，但她可能被人们看作人性与人格有严重缺陷的好人，或被当作可以理解同情的人。因为，她不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仅仅是为了爱情，为了让她爱的人不去冒死亡的风险而留在自己的身边；她不惜放弃贵族生活而要与彼耶特卢结婚，她大力支持过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这种支持绝对是真诚的；她极力营救被捕的情人，即便是包含着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动机，但在客观上对革命党人的事业有重要的作用。她做过好事，但她可能被人们视为曾经向善向美但在关键时刻变节的坏人。因为她虽不是罗马教皇的密探，也不是公安大臣支持的奸细，但她却向教皇提供黑名单，出卖了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流血牺牲，导致了意大利烧炭党人最后的失败。

她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还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还是先好后坏、由好变坏的恶性转变人物？从实际来看，这些看法对法尼娜都不是很合适的。那法尼娜还算不算一个典型人物？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她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同一类青年的代表，她的性格的复杂性是当时社会生活不可克服的复杂矛盾的折射，也是她和她同类的人阶级地位和思想觉悟局限的产物。因此，法尼娜就是法尼娜，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是“这一个”的典型人物。司汤达是一百多年前的作家，他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和艺术真实性的原则去反映生活，他笔下的法尼娜，不是那种神圣而又高大的完美的英雄，不是某种固定观念的化身，而是生活中的人，她具有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人的真实性，性格的复杂性。她的悲剧虽然发生在昨天，却好像发生在今天，而且可能发生在明天一样。法尼娜“这一个”的典型意义大概就在于此。

人物性格的刻画，只有真实地表现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能产生更丰富的思想意义和审美趣味。黑格尔在谈到性格的丰富性时指出：“只有这样的多方面性才能使性格具有生动的兴趣。同时这种丰满性必须显得凝聚于一个主体，不能只是杂乱肤浅的东西。”写出典型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为了经过艺术提炼写出典型人物更有概括性、更有表现力的真实面目，使读者感到他们像生活中的真人一样。但要注意的是，丰富性、复杂性并不是“调味品”。那种不根据历史条件、时代环境和人物关系的实际情况，凡写“好人”“坏人”都随意加上一些相反的东西，以增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刺激读者的兴趣，这是不可取的。这样刻画的人物性格，并不能反映出人物的本质和生活的规律，不能使人物成为真正的典型，而只能是黑格尔所说的“杂乱肤浅的东西”。因此，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必须是符合人的本质和生活规律的。

人物的外在形象的描写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刻画出丰富复杂的性格却是很不容易的。创作人物形象、肖像这样的外在形象并非不需要描写，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调动一些适合的表现手段，对人物的行动、言谈和内心世界进行具体的、深刻的描写，这样才能表现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成为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