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答李翊书》

唐韩愈写于贞元十七年。李翊，唐代较有名气的古文家，韩愈的朋友兼学生。《答李翊书》是韩愈阐述自己的“文以明道”，鼓吹形式革新的理论观点的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

首先，韩愈认为要作好文章就得加强道的修养。道是文的根基“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只有先做有道德的人，而后才能成为有作为的文人：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但这里着重强调的还是书本修养。

其次，学道作文是有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开始时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然后，辨古书之正伪，也能自有所得：“当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通过艰苦历程，以达到的目标则是： “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揭示了学习创作的一般过程。但韩愈认为，即使这样，也不能就此停止道的学习，学道是终身之事。实现上述要求，就须有坚定的信心，执着的信念，不以他人的毁誉为转移。 “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做到这一点，还须有“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精神。这些看法都是可取的。

最后，韩愈还与孟子的“养气说”一致，提出了文以气为先的见解。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文艺心理学内容，即从创作角度来看，学习的内容不是直接化为文章的内容，学习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内在文气，这种气势虽然更为抽象，但却又更为直接地影响了一个人的遣词造句、安排章节过渡等。而文字或媒介的运用决不是孤立的。它是依赖于人的内在才情的。这在当时又有反对矫揉造作文风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洵、苏轼等的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