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阮籍

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尉氏县)人。魏晋时代的哲学家、著名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他一生写的《通易论》、 《通老论》、 《达庄论》、 《乐论》等哲学、美学论文和诗文，被收入《阮籍集》，亦有称《阮步兵集》或《阮嗣宗集》，有的卷本有佚失，今存多为辑本。

阮籍是一个“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放浪形骸，反礼教而不拘小节的魏晋名士。其父阮瑀为曹氏所重，是建安七子之一，这使他在感情上倾向曹魏，但他不满意于曹氏末年的庸碌与腐败，更不肯同司马氏集团合作。在司马氏的残暴与高压之下，只好采取“虚与委蛇”的处世态度， 口不臧否人物，以求避嫌远祸。他的济世之志得不到施展，便消极遁世以独善其身。但他的爱憎是分明的，对礼俗、利禄之徒，他讥讽为“裈中虱”，以白眼相待，对“同道”则现青眼。阮籍的反对礼教，是因为司马氏提倡礼教以取皇权，实则他倒是承认礼教的。

阮籍的主要成就是诗文，因此他的美学思想除《乐论》这一音乐论作之外，主要表现在他的代表作八十二首《咏怀诗》以及带有辞赋气的散文《大人先生传》等著名作品中。阮籍诗文的审美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归趣难求”，即钟嵘《诗品》所说，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二是“使气以命诗”，慷慨任气，格调高浑。 “归趣难求”是说他的诗委婉、曲折，多用比兴而诗意过于含蓄，难以猜测。这是恶劣的政治环境的限制，使他不能直抒胸臆的结果。但在客观上也由此开拓了进步作家在黑暗统治下，抒情述怀的道路，对后世作家有深远影响。阮籍的“使气以命诗”，是他继承并丰富了建安作家慷慨悲歌、愤世嫉俗的优秀传统。鲁迅以“使气”即用宏放志气写诗，概括阮籍诗文的美学特色，说明他有济世之志，对社会政治不能忘情，反对“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幻想一种没有君臣、 “名教”，不受道德礼法约束的“自然”社会;同时又不主张废除而是维护真正的“名教”，使之成为“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的社会现实。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调和“自然”与社会的矛盾终不能实现，转而陷入内心苦闷，因而在慷慨悲歌中， “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的虚无主义、人生如梦等消极情绪也有许多流露。

《乐论》是阮籍的音乐美学专论。虽然他在哲学自然观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天地合德， 日月顺其光”，因而把音乐也看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认为“自然之道，乐之始也”，但是由于他太相信礼教，企图调和礼教的矛盾，所以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礼乐思想的继承。他主张音乐应当“咏先王之德”，不能“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他批评“楚越之风好勇”，“郑卫之风好淫”，都不是好音乐，因为“好勇则犯上，淫放则弃亲”，极力主张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以消除“音异气别，曲节不齐”的现象。阮籍一再声称“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稍有不同的只是他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他把乐看作是内，是自然;把礼看作是外，是名教。这在思想体系上，与儒家礼乐思想并无本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