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任性而发

为了反对明代诗文创作中的复古主义流弊，公安派袁氏三兄提出了“性灵说”的创作理论。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的“任性而发”就是这种创作理论的纲领。 “任性而发”强调的是“见从已出”， “率性而行”，实质是强调表现自我的真实。在自我中又是自我的“性”，即自我的心灵最重要。这是他审美实践的信条，也是评诗论文的标准。他们以推重其弟袁中道的诗，因为那些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自己胸臆的标志是“情”，袁宏道强调真情、真声，反对粉饰蹈袭，他特别欣赏小修诗中的疵处，因为正是这些疵处显示了诗人的本色。他认为流传于闾阎妇人孺子中的《擘破玉》、 《打枣竿》之类，虽是无闻无识之人所作，但因为是真人们作的“真声”，因此历久不衰，为人传唱。 “任性而发”这种理论观点在当时最大的意义是对诗歌表现性情真实的强调，把真实作为取得艺术美的前提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特别在明代复古文风很盛的时候，更显出“任性而发”这种创作理论的进步性。 “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这就是袁宏道反复强调的理论中心。

“任性而发”是对创作主体性的推重， 也是对创作的独创性的张扬。因为各人有各人的性，只要各人使自己的“性”“信口而出，信口而谈”，不拘格套，独抒己见，就可以避免创作上的雷同，就会显示自己的真面目，这就是所谓审美的独创性。独创性是离不开主体的创作个性的，没有个性，也谈不到独创性。 “任性而发”就是企图通过创作个性去实现文艺创作上的独创性，这也是有道理的。但就这种理论的实质来说，把人的主观的“性”看作文艺的第一源泉，这却是唯心的，实践起来，使文学日渐脱离现实。三袁中的袁中道死得最晚，他虽然没看到“性灵说”的有害影响，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性灵说”提出之后， “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并颇有感慨地说： “而诗道又将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