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袁枚

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至江宁知县，晚年退居南京小仓山随氏废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在清代乾嘉时期，能真正与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相抗衡的，是袁枚的“性灵说”。由于性灵说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也由于袁枚在创作上的影响，这个时期文坛上最活跃的应属袁枚诗派，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

袁枚认为，文学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 他说： “从《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锺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他所说的“性灵”，即包括真情实感，也含有审美创造时类似联想、想象的主体心理特征。他说： “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他说的“堆垛”和“误把抄书当作诗”，实际是指翁方纲掉书袋式的“学问诗”。感情是诗歌的生命，袁枚对诗歌这种文字样式审美特征的认识是很精当的。袁枚的“性灵说”虽然继承了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论诗见解，但又不象公安派那样信口而道，任情而发，他主张“出人意外者，仍须在人意中”。当然，袁枚只强调表现主观的所谓“性灵”，忽视文学所依赖的客观社会生活基础，这显然也是缺欠。

袁枚从“性灵说”出发，主张诗歌应以立意为主，反对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要求突破传统的束缚。他敢于向儒家传统的文艺美学观点冲击，提出自己的审美判断标准。他说： “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对古人，他不一味崇拜， “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这种有分析的继承，比起沈德潜等人的推尊盛唐、汉、魏，要进步得多。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强调诗歌创作必须“有我”，师古而不泥古。学古而不能不变古， “当变而不变”，就会失掉“有我”，从而失去真诗。袁枚充分肯定了主体的作用，这对那些复古、拟古的文学主张是一次大胆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继承遗产，袁枚对明代的门户之见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引用杜甫的话表明要广采博收，不拘一格。他说： “多师是我师，非师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这种主张在当时并不多见。尽管他并未完全兑现自己的美学见解，但由于他不故步自封，所以他的诗歌中确有一些清新之作。

袁枚的论诗并不系统，而且充满矛盾。有理论上的自相抵牾，也有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地方。就是从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来看，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他只凭自己的灵犀写诗，只强调写个人的性灵、际遇，因此他的诗多是关于生活琐事和风花雪月之词，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