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周作人

原名遐寿，又名启明，浙江绍兴人，青年时期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任北大等校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在翻译、新诗创作、散文写作方面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也是当时反封建的主将之一。1924年以后思想开始后落，主要从事小品文创作。以后又与林语堂等人一起提倡“闲适文学”，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等。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要求文学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非人的生活。其中以为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不在于题材，而在于作者的主观态度，从而正确地认识到创作意图与题材内容的差异。周作人的这一理论主张，可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等“为人生而艺术”一派的思想先导。稍后，他的主张还有所改变，他看到了人生派容易滑向功利主义，把文艺看作是说教的工具、政治的手段;而艺术派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了自己目的的表达，甚至把人生也看作是为艺术需要产生的，因而也不甚妥当。于是他提出了“人的艺术派的文学”将两者合而为一。1921年到27年，周作人出了《自己的园地》、 《谈龙录》、《雨天的书》三部散文集，其中有许多篇目是专谈文艺的，开始转向“个性的文学”的提倡，在《文艺的宽容》里他以为，文艺以表现自我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因而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自我表

现的文艺的基本特征，其余的人生派和艺术派都在其次。他以为真正的文学由于是从另一更新角度而产生的，因而自然就包含了美与人生， “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利用。”从个性引申到国民性，周作人以为，我们既然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希望它在文艺上发展起来，造成有生命的国民文学。同时也不要怕欧化，只要有自觉的国民性，欧化就成为丰富民族文学的必要手段了;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一种新鲜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用它来代替我们的血液。1928年之后，他提出了现代隐士文学的主张，以为这种文学的特点是不革命，而有反抗性。他把隐士文学的渊源从明末上推到苏黄小品、晋人小品，从而勾勒出了自己的文学史理论体系。1923年在辅仁大学所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可看作是这一体系的总纲，而他所倡导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则可看作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