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

1975年的一天，天下雨，队里不劳动，我和几个姑娘一起到同里镇去玩。

同里是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离我插队的地方不远。那时候，到同里去，几乎成了我们沉闷的劳动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同里镇虽然不大，但是在我们这些乡下姑娘的心目中，它就是一个大超市，一个大百货场，它甚至就是一个世界。经常地，我会在这里挪不开脚步，为一块花布犯愁，为一双人造革的鞋踌躇，但最后我还是走了，因为我身上没有钱。

不过不要紧，过几天我还是会来的，同里就是这样吸引着我，一趟又一趟地去往。

1975年的某一天，我从同里回来，天下着雨，路上比较滑，在跳过一道沟坎的时候，只听得腰间嘎巴一声响。

其实不是因为沟坎，也不是因为跳跃，腰早已经受过伤，只是我年纪轻，根本不去在意腰伤是什么。

腰很酸痛，我回到家，队长的哨子响了，因为水太大了，下午冒雨突击开沟。

贫下中农、铁姑娘们投入了开沟的战斗，我去不去呢？去！一咬牙，我和贫下中农一起冒雨参加开沟。

开沟中，腰越来越疼，雨也越下越大，从里到外几件衣服都湿透了，但我还是坚持干，到三点钟左右就开了一百二三十公尺沟，坚持战斗到结束，虽然腰疼、衣湿，但心里却暖乎乎的。

这是冬天，12月。

心里虽然暖乎乎，但是腰直不起来了。

从这以后，我便开始了辗转治病的经历。

医生看了片子，皱眉说：“你年纪这么轻，就得了这病，以后你怎么办？”

我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

医生说：“你还笑得出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笑的什么，总之我没有一点点难过的心情，也没有一点点紧张不安，没有被医生的危言耸听吓倒，甚至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也没有问清楚。一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不太清楚，只知道是第五腰椎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要问医生的，医生跟我说不清楚，医生说：“第五腰椎是最下面的一根腰椎，人的腰部活动主要靠这根腰椎，这一根腰椎有了问题，人的腰还能怎么样，你自己想想吧。”

我没有想。

当时我并不明白医生说的“以后怎么办”意味着什么，现在回头再想，我才明白了医生的担心和关切。虽然我根本就不记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老医生还是年轻的医生，也许他的子女或者亲属也在农村插队，或者他并没有子女亲属在农村，他只是对我的同情，一个伤了腰很难再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前途渺茫又浑然无知的女知青。

谁也不会没有个三病六灾的，谁也不可能没有个三病六灾的，其实有时候生些小小的无伤大害的病也是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呢，按现时流行的观点说是深沉伤内，感冒的人不容易得大病重病绝病。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的根据，有没有严格的考证，但是来由总是有一点的。

我小时候生过的病是很多很多还是很少很少，已经不怎么记得，留存的两次比较大的病的记忆，一次冬天的猩红热，一次生在夏天的副伤寒，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当事者迷，也不明白那两次病如何把家里大人折腾得要命。以后长大了才知道这两种病都是比较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要了我的小命，高烧不退，夏天我躺在地板上看到斑驳的天花板上好像在走马灯，母亲和外婆忧心忡忡，母亲说：“这孩子不太好呢。”

和我同一天住病房的一个女孩，第二天就去了，和我生的一样的病。我看着她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床单，被人推着走向了她的短短的人生的终极。我一点也不悲痛，也不害怕，没有兔死狐悲的伤感，也没有唇亡齿寒的恐惧，不是我没有心肝，因为我还小，根本不明白生与死的意义。当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饿，伤寒是不能吃东西的，于是家里大人如临大敌，在我病好后仍然不敢让我吃东西。有一天母亲带我去复查，我实在饿得不行，却又不敢说要吃，看到医院门口有卖茶水的，我对母亲说：“我要喝水。”其实我哪里是要水，只是饿得没有办法，水也是能够救命的东西呀。母亲买了一杯茶水，我还没有端起杯子，就倒下去了。母亲吓坏了，抱起我冲进急诊室，医生看了一下，笑起来，说：“没事，肚子饿了。”

母亲飞走的魂魄才回来。

医生补充说：“她的病已经好了，可以让她吃东西了。”

慢慢地长大起来，我一般很少在医院的病床上躺好多好多天，只有一次骑车摔了跟斗，脑震荡，休息了好些天，但也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是在自己家的床上。医生对像我这样的轻度脑震荡，是很不当回事的，处理完伤口，医生说：“回家吧。”

我说：“不用住院？”

医生说：“医院有什么好住的，你以为比你家里舒服？”

医生说的是实话，只是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幻想自己生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是浑身雪白的医生护士，步履轻盈，语气温和，真让人有一种入仙境遇天使般的感觉。到大了才知道，那一切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多半的医院，只有死亡，只有痛苦，烦躁，嘈杂，没有天使，只有痛苦的人，病人痛苦，医生护士也痛苦，于是幻梦终于破灭。

1975年或者1976年医生将我浑身的骨头扳得嘎巴作响，医生的额头上渗出汗来，母亲也在一边出汗，我浑然无知，可能还唱着什么歌曲，从医院里走出来。

直到现在我的腰一直是有病的，只要稍作弯腰姿势，就给我颜色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并不后悔，真的一点也不后悔。一个人一生中必然会有、也确实需要许多次的作假，但是我的这一份感情却不作假。

我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这样不行，孩子一辈子的大事。”

后来母亲到处打听，终于辗转得知苏州老阊门附近有一位推拿老医生，姓楚。

母亲领着我从吴江坐乡村班车来到苏州，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现在重新回来了，却是为了治病。

苏州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了。

楚医生在哪里呢？老阊门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幸好我们知道楚医生在老阊门的一所医院工作，但是听说楚医生病人特别多，没有熟悉的人介绍，恐怕他不肯收下新的病人。

我和母亲天不亮就从吴江出发，赶在医院上班之前到了医院门口，我们守在进门的地方，不知道哪一位是楚医生，母亲看到一个人就问：“您是不是楚医生？”

都不是，有的人摇摇头，有的人笑一下否认了，也有的人很不高兴，态度很不好地说：“不是。”

母亲说：“这肯定是和楚医生关系不好的，或者是嫉妒楚医生的。”

像这样病人守在医院门口慕名找医生的，不知道多不多，如果我是楚医生，我会很高兴的，后来母亲又问了一个人：“您是不是楚医生？”

楚医生点了点头，说：“我是的。”

母亲说：“好不容易找到您了，楚医生。”母亲像是看到了救星，她急着诉说我的情况，楚医生说：“进来说吧。”

我们跟着楚医生走进医院，来到推拿病房，我看到许多病人，他们都在等着楚医生。看到楚医生走进来，他们的神态都和我母亲差不多，楚医生让他们再稍等一下，他问我：“你怎么啦？”

“她是下放青年，腰坏了。”我母亲急着把拍的片子拿出来。

楚医生说：“不用看片子。”他的手在我腰里推了几下，脸上已经露出知道了明白了的意思，他说：“你来推拿吧，每天一次。”

我母亲“啊呀”了一声，说：“我们在吴江。”

楚医生说：“那就两天一次，不能再少了。”

母亲和我互相看看，我们说：“好。”

楚医生说：“今天就开始。”他向其他老病人说：“她是乡下的，你们等一等，我先给她推拿。”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打听到了楚医生家的住址。

我们走出医院的时候，心情好极了，我们可能没有钱买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肯定吃了点什么，肯定非常好吃，母亲说：“后天再来的时候，带些什么给楚医生呢？”

第三天早晨，母亲起了大早，去买了一大块猪肉和一些鲜活的鲫鱼，我们提着肉和鱼在老阊门到处打听母亲得来的那个地址，最后终于在某一条小巷的深处，找准了地方，敲开门，正是楚医生家。

我们母女俩都有些慌张，我们把肉和鱼往地上一放，就退出来。

因为隔一天需要治疗，父母亲商量让我住在苏州，他们找到苏州的老熟人，替我联系了住的地方——吴县第一招待所。

吴县第一招待所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在它的旧址上，建起了苏州人民大会堂和苏州会议中心，我十分喜欢它的格调和感觉。有许多人认为在古城苏州的市中心地段建这么一座大会堂，是破坏了苏州的整体风貌，我无法对此做出我的评判，但是我确实从心底里喜欢这座建筑。每次经过那里，我便有自豪的感觉，好像那是我造起来的。

退回去许多年，吴县第一招待所是一座很普通的县级招待所，因为吴县是一个没有自己县城的县，吴县的地盘也就在苏州市区内，而且在市区内许多好的地方都给吴县占了，比如第一招待所。

我在1976年的一些日子里，住在这个招待所里，每两天用在治病上的时间，坐车往返，等候，治疗，等等，大约是两到三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

我开始创作我的长篇小说，题目记不得了，也许根本就没有题目，也许有个《枫树湾的战斗》之类的题目，因为记得我写的那个地方就叫作枫树湾，是枫树湾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与走资派斗争的故事，编的。

过了三年，我进了大学，又写小说，我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写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小说，底稿还没有脱手，报纸上已登出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我迟了，落后了，失去了作用和意义，真悔，要接受这一教训，万事不能拖。”

从前就是这样写小说的，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79年初。我住在吴县第一招待所写的那一部长篇，主人公是个男知青，叫华铭，为什么让他姓华，当年正是华国锋被毛主席看重的时候，毛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

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我试图寻找到当时写作长篇小说的笔记本，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有些失落。我唠唠叨叨地向家人和朋友讲个不停，我说我记得前几年翻箱倒柜的时候我还看见那几个笔记本，是牛皮纸的小笔记本，现在怎么会不见了呢？我不会将它们扔掉的，到哪里去了呢？我的长篇小说说不定已经完成了呢。

他们说：“逃走的鱼总要大一些。”

我不知道自己在吴县招待所住了几天，反正时间不是很长，后来就发生了变化，父母亲的一位老同事老领导，无意中知道我在苏州治病而且一个人住在招待所里，他们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不由分说将我接到他们家住下。

那时候他们家的住房条件也不宽裕，都是几人同住一间的，每次他们家来了客人，都看到一个陌生的我坐在那里，客人都要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他们就回答，这是某某某的女儿，他们说出来的是我母亲的名字，而不是我父亲的。

客人说：“哦，怎么住在这里呢？”

他们说：“她在乡下劳动，腰伤了，在苏州治疗。”

我低着头，因为我没有地方可躲，我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有一次我干脆走了出去，他们也没有在意。等到客人走了，才发现我不在，一家几个人出来找我，他们很担心我。

我住不下去，回家了。治病期间，我再也没有在苏州住过。

再下次来苏州治病就是我一个人，我坐了长途汽车，到苏州南门的汽车站下来，再坐1路车到观前街下车，再转5路车或者3路车到石路下车，再走一段路，过一座小桥，穿一条小巷，就到来医院，这所医院当时叫作延安区人民医院。

“延安”显然是“文革”中改的名字，后来就恢复了原先的区名：金阊区。

整整二十年以后，我来到苏州另一个区沧浪区医院治疗，沧浪区“文革”中改名为红旗区。

二十年后我是因为颈椎病日益严重来看医生的。

许多年来我一直伏案写作，我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别的快乐和轻松，我几乎将写作视为我的唯一，我在写字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又一整天。

大家说：“你要活动了。”

我说：“噢。”

他们又说：“你写得太多了，可以停一停。”

我说：“停下来干什么？”

有人说：“你哪怕干干家务带带孩子。”

我没有听从大家的劝告，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作，作品很多，因而大部分是粗制滥造的，有人说：“你宁可把写五篇十篇的精力和想法写成一篇。”

我却不这样做，在写作这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的过程中，我十分的愉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得了颈椎病。我想这很正常也很合理，我并无很多的怨言，一个人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他得到什么同样也就要付出什么，这道理我想得通。

我的颈椎病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只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是什么病，也不愿意去看看医生，也不曾去接受过什么治疗。我不知道这是惰性还是什么。我在忍无可忍和暗自担心的情况之下，也向人说说我的颈椎病，大家听了，说：“哦，职业病。”

“没办法的。”

或者说：“颈椎病，我也有，谁也有。”

基本上大家不把颈椎病当一回事儿的。

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它不客气地发作起来。我时而头晕，时而头疼，时而胸闷透不过气来。在夜晚我的肩和背疼得让我难以入睡，因为根本不能使用枕头，倒栽葱似的躺法让我觉得天旋地转。常常用安眠药帮助睡眠，并且像神经衰弱病人似的，以为黑夜是世界末日，而早晨又会感觉一片光明。可是颈椎病的早晨一样让人感到沮丧，在早晨起床时感觉从后脑勺到背部整个就是一大块铁板。我的活跃不止的思维和它的外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若想回头看看窗外的景象，我必须带着我的背一起去看。我觉得我开始像个老人似的行动不便。

我想起多年前我在乡下做铁姑娘时，逞英雄，挑起自己本来承担不起的担子，又在寒冬腊月光着脚下河挖泥，努力表现出英勇气概。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岁月把我的腰掏空了。现在我的腰间像两个空虚无底的深渊，我无法重新将它们填满，除非我有本事使时间倒流，倒流的时间也许能填满它们，当然也许不能。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为我过去的岁月后悔，即使能够还我一个从前，我想我大概仍然是那样度过。

有一次我从家里的高高的桌子上摔下来，我是为了往樟木箱里收藏毛衣准备过夏才爬上高高的桌子。我在家并不做什么家务的，但是像爬高这样的事情，我不能让年近七十的老保姆去做，我虽然生性懒惰，但自以为良心还是有一点的。那一天我爬上了高高的桌子，我收藏了由保姆洗干净的毛衣，我从桌子上摔下来，毫无防备地让我的尾骨对准了水泥地。事后我丈夫以及许多关心我的人都认为我没有应变的能力，我对此颇为不服，我想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八十公分的空间距离内来一个前滚翻或者后滚翻，然后双脚稳稳落地，得一个9.95分，正因为我无法做到，所以我的尾骨摔断了。只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尾骨已断，我在地上像死狗似的躺了一会儿，双手不是抱住屁股而是抱住了头，以至于听到沉闷落地声而赶来的保姆老太在一边连连问道：“是不是摔着头了，是不是摔着头了？”

事后老太还常常说起，她大概不明白，我怎么不抱住断了的尾巴，却抱住头。

我努力回想当时的情形，我想我抱住头而不抱屁股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全部感觉都在我的头部。

我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爬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向我的电脑，那几天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我不知道在现代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稿子是需要赶写的，也许赶写的并不是一篇稿子，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固执。我坐在断了的尾骨上继续写作，五天后，我赶写的稿子写完了，我到医院去拍片子，医生说，你的尾骨摔断了。医生为我做了复位手术，没有成功。医生说，你来得太迟了，尾骨只能永远让它断着了。我心里很害怕，医生安慰我，说，幸好是尾骨，尾骨是人身上最无关紧要的一块骨头，即使割掉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医生最后说，也许，以后到了阴雨天，会酸疼，会有所感觉。医生的话说得不错，在黄梅天的时候，我的尾骨和着我身上的其他骨头一起来凑热闹。

在折断了尾骨后不久，我的左脚踝扭伤了。大家都对我另眼相看，以为我这一年交了什么华盖运，我亦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毕竟走过了这一年，到来年的现在，我的左脚踝又开始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我的脚筋酸疼，走路的时候，脚踝软弱无力，经常左拐右扭，像扭秧歌。

另外我还有许多别的不适，它们在黄梅天里都一起来了。我的自我感觉一败涂地，我像个老人似的老是追忆着什么，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似乎在生命的路上走得太快了一些，我大概性子太急，预支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然的话，我怎么像个老人似的在黄梅天里乱发老伤。

我终于有了一点危机感，我想到虽然我可能是预支了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即使偿还了预支的部分，我的生命毕竟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地走我的路，我想到我应该去治一治我的老伤了。

但是我一直犹犹豫豫，治病将要花去很多时间，说心里话，我的时间常常只舍得花在写作上，在其他事情上花费时间我会觉得是一种浪费和罪过。于是在隔了整整二十年后，我来到另一座区医院。

说起来我的时间是够多的，我不用每天去上班，我也不承包什么任务，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我的紧迫感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生。我不上班，但是我对时间却掌握得很准确很精细，我想象不出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谁会像我这样把时间抠得那么紧，我每天每天都得把时间的分分秒秒把握得一丝不差。对于我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手表和钟，我离不开它们，我不知道我一旦看不到手表和钟，一旦我觉得自己再也掌握不了时间，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1975年1月2日日记片段：（插队期间）

“回吴江过元旦，家里人、其他同学都劝我多待几天，但我内心感到很惭愧，贫下中农元旦还在坚持劳动我却回家舒舒服服地过节，还要多住几天，真不像话，内疚的心情、焦虑的心情迫使我一分钟也待不住了。今天一大早我就赶回生产队，下午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1975年4月25日日记片段：（插队期间）

“‘懒’字千万不能让它冒头，情况往往是越懒越懒，甚至有许多坏事都是从懒开始的。

最近我身上的懒字开始重起来，比如晚上不想学习，不是玩就是睡觉，这是非常不好的，我绝不能让懒字毁掉我的青春。”

1976年4月18日日记片段：（插队期间）

“看电影、看书，不能为消遣而看，为的是受教育，从中吸取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

1978年4月23日日记片段：（大学期间）

“时间是极其宝贵的，又是极其短暂的，快似马驹过隙，贵如金银财宝。现在，我有了很深的体会，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多么亲密的伙伴呵。

要时间就得会利用它，会挤，会钻，不浪费一分一秒。

但愿时间，不要离开我，我需要你。”

这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仍然如此。

因为我永远觉得时间不够，所以即使我生了病，我也找离家最近的医院看病，节省时间。

这家医院虽然离我家不远，但是我从来没进去过。我记得我母亲被病魔折磨得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出入了许多家大医院。后来有一次，母亲走进在我家附近的这座小小的区医院，医生给她开的药是食母生，母亲捧着食母生回来。在她过去的许多年中，她顽强地和病魔做斗争，她不知服用过多少食母生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药。母亲从小医院里捧回一小袋食母生的时候，像是捧着一袋救命丸，母亲说：“也可能的，说不定大医院治不好的病，小医院的食母生就治好了。”食母生到底没有能够挽救我母亲的生命。但是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对于病魔的不屈服，对于生命的渴求，我永远不能忘怀。

现在我也走进了我母亲曾经满怀希望走进去又满怀希望走出来的区级小医院，我想我也同样满怀着希望。

医院的门廊昏暗而潮湿，我在平时无数个日子里经过这座医院，偶尔也回头朝里看看，完全无目的，我看到的就是阴暗而潮湿的景象。我知道这类级别的医院不能指望它有多么好的医疗条件，门廊两边各有两个窗口，挂号，划账，付款，发药。我站在挂号窗口前，抬头看到墙上贴着满满的门诊指南，有许多专家门诊，但在专家门诊中我找不到伤科，也找不到和我的老伤多少有些关联的科室，我茫然地看着老专家们的名字，我突然想，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部厚厚的书。对我的这种想法我自己一点也不怀疑，我的思绪奔放激动起来，商人对着满街的人流感叹，呀，都是钱哪，虽然未免贪婪，思路却绝对正确。心理学家则说，你们每个人都能给我提供一份临床实例报告，虽然过于自信，却也得之无愧。和他们一样，我想我的职业病又犯了，我立即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批判，我想到我是来看病的，我看病是为了今后更好更多的写作，我并不是来找写作素材的。关于写作和写作素材，我应该将它们托付给来日方长这个词，我努力收回自己奔放的激动的思绪，我怀疑在我对区级小医院尚未有一定的了解之前，我是否能够贸然地把自己的病和自己的未来交给它。小医院较差的医疗设备和条件，使人不能立即对它产生一种完全信赖的感情，我想这也是正常的，我犹豫再三，没有先挂号，按照就医指南的指示，我先在一楼转了一圈，又上了二楼，在面对楼梯的地方，看到了一块伤科的牌子。我向里边探了探头，我记不清我当时看到了什么，到以后日子长了，我自然会知道，那天我看到的无非也是病人和医生，医生在替病人推拿，病人在等待医生推拿。我只是记得并没有人和我说话，大概会有人向我看看，但是确实没有人同我说话。我退开来，又向走廊里头走去，我看到了内科、小儿科、针灸科等等，我心里越发地茫然起来，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该看哪个科，我不知道是针灸更好呢，还是吃西药，喝汤药，或者是做牵引，做理疗，推拿，也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那一刻，我站在区级小医院的二楼走廊上愣了一会儿，最后我义无反顾地走向伤科，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就因为它靠着楼梯。当我再度走到伤科门前探头探脑的时候，我终于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医生说：“你看病？”

我点点头。

医生说：“这是伤科。”医生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看什么？”

我说不出我看什么，我要看的地方似乎很多，从头到尾，发了许多老伤，一想起我的老伤，我心绪就烦乱起来。我尽量使自己的头脑不受烦乱心绪的影响，我镇定了一下，我想到我必须有所取舍，突出重点，所以我只是稍稍地犹豫了一下，我说：“我看颈椎病，是这儿吗？”

回想那一刻我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其他的老伤，突出我的颈椎病，我想我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我完全服从于我的写作事业。许多日子以来我已经感觉到我的颈椎病开始影响我的写作生活，我想我也许无法承受不能写作的打击。为了使我在生命的后半辈子仍然能够写作，我开始治疗我的颈椎病，别无他意，我这个人真是很简单，很专一，所以我对医生说，我看颈椎病，是这儿吗？

医生似乎有点怀疑地再将我打量一番，然后他点点头：“挂号去吧。”医生说。

我重新下楼挂了号，就这样，我走进了伤科门诊，我开始接受推拿治疗，连等待加治疗每天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碰到病人多的时候，时间更长些，医生说：“这第一阶段的治疗，你至少需要三个疗程，三十天。”

我莫名其妙地又心疼起来，好像我花时间治病是浪费了我的生命似的。其实，我明明知道我已经预支了生命，我从来没有浪费过生命，但我的思想列车固执地坚持着它一贯的轨道，不肯有半分偏差，我无法控制我的思想列车，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拗，我无可奈何。

我每天上午到医院去接受治疗，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安慰自己，我对自己说，来日方长，我并且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我说我现在每天花整整半天的时间进行治疗。关心我的人都认为这很有必要，认为早就应该如此。我每天到医院去的时候，面容平静如水，步履坚定沉着，在每天的治疗过程结束后，我的头部背部的感觉确实轻松多了，我慢慢地走回家去，相信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从容不迫的样子，他还会有别的想法。其实我内心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知道我内心是怎么回事的大概只有我自己，毫无疑问，我的内心一点也不平静，我焦虑不安，心情毛躁，思绪烦乱，面对电脑我的头脑里竟然一片空白一片苍茫。我的写作许多年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不敢说行云流水，至少也是缓缓细流，虽无磅礴的气势，却也源源不断。现在我的思路终于堵塞起来，我情绪波动，忽而沮丧，忽而悲哀，忽而又很亢奋，我不必奇怪，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写作碰到了障碍。许多年来，我一直写作，我其实并不知道我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活着写着就是目的，除此好像再无别的目的。当然我不能不说在我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怀有种种目的，但是多年以后，我再回想那种种目的，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它们。我曾经在一些文章中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谈到过写作的事情，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写作，我也不知道我写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是结束，我觉得我活得够不潇洒，可是有许多人认为我还是蛮潇洒的。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作游戏或当作休息，也不是为生活做一些点缀，也不是为生命增加些色彩，我想我大概是太认真，我把写作看得太认真，做得也太认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年复一年，我生产出大量的作品，能让人记住的却很少很少，我被普遍认为是“可惜”了。对此一说，我亦有同感，就像我们平时经常能见到生活中有这样的人，他们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吟诗作画，书法也写得不错，文章也常常上报，自己又会修理电视机录像机，玩古董也玩得内行，集邮票也集得专门化，总是无所不能似的。这样的人很受社会欢迎，这里开会请去写会标，那里歌咏比赛又去做指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忙前忙后，觉得他们若是能朝专一的方向发展，也许能够成更大的气候。这想法大概是不错的，但事实上，多才多艺的人他们仍然是那样生活着，就像我一样顽固不化。我想我自己几乎是一年忙到头，一日忙到夜，我这样做的结果，大概使我的才能像细细的流水似的一点一滴流走，而不是将它们聚成某一种较强大的力量，我可惜了我自己。但是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一如既往，我的思想列车固执地沿着旧轨道向前开着，我依然如故生产大量的作品，其中有许多粗制滥造的东西，自己也不忍卒读。我不知道我到底算是对自己负责还是不负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走火入魔的恐怖感，我无法做到使自己不去想写作的事情，我很害怕。

也许我现在就说这是一种恐怖仍然为时过早，也许人在他的一生中碰到许多次的恐怖，但没有一次可以算作是真正的恐怖。其实人也只是在想象恐怖的时候，心理上对恐怖更有畏惧，一旦真的感觉到恐怖，也就那样，能怎么样呢。像我，总以为万一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写作，我会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的不能写作，我又会怎样呢？我想一定不怎么样，我至少不会去死，我会活下去，会好好地过日子，会找些别的同样适合我的工作来做，或者我能将那一份新的工作做得更好也是可能，就像热恋中的男女都有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痴迷，却不知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进行多种可能性的组合，谁也难说究竟哪一种组合更合适。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写作对我来说并不一定就是最佳的选择，我想我也无法解释，因为我无从对比。

现在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认认真真地治疗我的颈椎病，我不应该再有多余的想法，我应该让我活跃不止的思维休息一会儿。我每天按时往医院去，医生说：“你很准时。”门诊室里等着许多病人，像这样的门诊治疗，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应该约定时间，既不让病人等着，医生也可心中有数，医生说：“可是我们这里做不到。”

时间是捉摸不定的，更多的人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时间。在医院的伤科门诊，我看到许多和我一样发着老伤的女人，医生告诉我，她们大部分是女工。

我和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说说话，我说：“你什么病？”

女工说：“呀，我的病呀，多着呢。”她指指自己的腰，然后是颈，然后是腿，然后是头，说：“到处是。”

我说：“怎么得的？”

女工笑了，说：“他们都说我是做出来的病。”

女工在工厂上班辛辛苦苦，下班以后立即奔到菜市批发部批发了菜到市场上去卖，女工自己拼命挣钱并且省吃俭用，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拣处理品买。女工脚上的皮鞋，女工手里的提包，无一不是削价商品。女工抬起脚让我看她的鞋。

我不知说什么好。

大家都笑，说：“活该。”

女工也笑，说：“是活该。我做了也是白做，我节省了也没有用，我男人讲面子，穿要名牌，吃要高档。”

大家说：“你做了给他用？”

女工说：“每一对夫妻总是搭死的，你这样，他便那样。”

大家又笑，说：“那是，要不然你家不发死了，只做不用，钱往哪儿堆呀。”女工突然叹息了一声，过了好一会儿她说：“现在我想通了，我再也不做了，我也不节省了。”

大家一片笑，说：“不会的，你仍然是要做的，你也仍然是要节省的，这才叫搭死。”

女工笑着默认大家的话。

我想，原来，我就是那位女工。

黄梅天还没有结束，雨还在下着。我从医院回来，又坐到电脑前来了。

生活就是这样。

当我辗转在苏州老阊门的金阊区医院治疗腰病的时候，我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会在另一所区医院治疗颈椎病，治疗手法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