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出路

中国文化之出路

陈序经

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着手;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给它寻找一条出路。关于中国文化底主张,大约可分作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对复古派的批评

复古是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传统思想。在思想繁盛的春秋战国,除法家外,都是趋向于复古的。他们以为自五帝已至三王五霸,一代不如一代,便说上古是黄金的时代。复古是最好的办法。所谓“固有”的文化观念,只在中西文化接触前有之;迨接触一经发生,马上便成功了一种新局势、新要求,也便没有所谓固有文化的存在。结果,能适应的,便可生存;不能适应的,便归淘汰。即在事实上,也是不对。历史上的记载,都是一代比一代进步。恐怕还有人以为复古,是复返古时的道德。其实道德只不过是全部文化中的一部分,常常要受文化的各方面所影响。每一时代,每一地方都有其道德;所以道德这种东西,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社会进化,而人类的道德也便跟着改变;所以今日中国的道德,也未必沦落。从整个历史来看,还是进步,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趋势看来,委实不能容许我们去复古。为什么我们偏要复古·复古不但是去做古人的奴隶,简直是要去再过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生活!我们忘记了这三百年来,我们太落后了!我们太不长进了;落后唯有直追,不当踌躇退后;不长进唯有对着现代世界的文化迎头赶上,不当开倒车的去复古!

对折衷派的批评

关于这派的意见,约有下列数种:(一) 道和器。这种主张是以“西洋之器,调和中国之道。”其实每一种器,必有一种道而来。设若中国之“道”,是要靠西洋之“器”来保护才能够存在,试问还有什么存在之价值·从科学之道,原则,和信仰,而得到物质之器;中国无此“道”,安能得此“器”·(二) 体和用。这种主张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所著的《劝学篇》便是主张先以中国的学问为体,才去看看西洋有什么所长,然后拿过来应用,此种论调,本来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体和用是不能够调换;因为无论那一种机体,都同时有他的功能;体和用是没办法分得开的。(三) 物质和精神。这种思想,是以为中国的是精神的文化,西洋的是物质的文化。所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外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为的是物质文化所表现之处,便是精神文化所寄存之处。视察其精神文化,同时也可懂得其物质的文化。它们的关系正如一个人的肉体和他的灵魂的关系,两者处处都是互相为用,而不可以分开的;纵能分开,也不能使我国非物质的精神生活,和西洋的物质文化相溶。(四) 科学的方法。还有些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文化的特质,把我国固有的文化全盘托出,然后看那种特质是好,那种不好,而决定取舍的方针。但试问这样便能把东西文化调和了吗·主张此说的人们,可算是个好理想家,只惜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吧了。

关于彻底全盘西化的理由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向澈底西化的途径。照主张澈底全盘西化的人们的见解,以为目下我们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事实上,都已采用西洋的方法,这就是不只在思想上,并且在实行上,都已趋于完全采纳西洋的文化。他们的主张,有下面的两个理由:(一) 从文化的发展上看来,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它的思想,也的确比中国的思想为高。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至于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更不及西洋人的讲究。就是梁任公先生在他的《清代学术史》里,也要承认非用西洋的方法,便不能把国学来复活。真的,死的国家,也需要赖西洋方法的注射,才得保其生存!(二) 从理论方面说来,西洋文化,是现代的一种趋势。今日中国一切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无一而非渐趋于西洋化。西洋文化是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成为现代化,和世界化。日本的本身已自西化。澳洲也成为英国文化扩张的区域。对着现代世界文化,虽欲不加以接受,亦会被迫着去接受;因为文化的趋势是不能逆倒的。美洲的黑人和白人交处,自动的去接纳西洋文化,便得以继续繁衍。在1865年得了解放,以后更日进无已,可是该地土人,不肯接受,便日渐归于淘汰。我们若以为帝国主义是西洋文化的产物,我们若想打倒可恶的帝国主义,决不能以王道来打倒它,却反过来要用帝国主义去打帝国主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际上,非此便无法为中国的文化找到一条出路。可是有些人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民族也必随之而亡。此说是不真确的!文化是由人类所创造;过去的文化,只是前人努力得来的结果。现代和将来的文化,还要今日的我们善继善承的不歇地去发展与创造。(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以满足其生活努力的结果和工作。)文化的本身,是整个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一国家,任何一民族的专有或专利品;所以文化亡,并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试看东邻的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尽量的采纳西化,结果便一跃而跻于富强之域,他们不但种族因之而兴盛,他们的祖宗所遗下的文化也因之而光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有些人以为我们若不去发展中国的文化,便恐怕将来在历史上没有了位置。我则以为这是未免过于忧虑。因为中国文化,老早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

原载1934年1月15、 16日广州《民国日报》

〔鉴赏〕 陈序经,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幼年随父前往新加坡求学,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获博士学位,随后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公开提出“全盘西化”论,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争之肇始。在此演讲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充实和修改,形成《中国文化之出路》一书。书中,陈序经对当时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三个派别,即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主张折衷办法的,作了深入介绍和比较研究。在批判复古派和折衷派的基础上,陈序经给中国文化开出的药方就是全盘西化。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主要来源于他的一套文化学理论,即“文化圈”论、“文化层累”论和文化的“一致与和谐”论。文化圈论就是文化整体理论。陈序经认为,文化作为人类为生活努力的结果和工具,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文化的本身,是整个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一国家,任何一民族的专有或专利品”。对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否定,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文化层累论就是文化进化论。在列举了孔德、摩尔根等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化分期理论后,陈序经认为,不论是否赞成文化层累的划分,“我们总要承认文化有高低之分,它演进的程序是由低而高,其演进的原则是由纷乱浑漠而变为明确的特殊的形态,由简单而变复杂,由少数不法和漫散的结合而变为多数部分和明确的结合”。文化的一致与和谐论,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后发展趋势,即认为两种高低不同的文化接触以后,其结果必然是低者被高者代替。在陈序经看来,东西文化一低一高,它们既已接触,从发展趋势来看,东方文化必然逐渐成为陈迹,西方文化必然逐渐伸张为共有。在陈序经看来,复古派的错误主要在于看不到文化的演进性。以为“一代不如一代”,“上古是黄金的时代。复古是最好的办法”,实际上视文化为永远不变的。折衷派则不理解文化的整体性,以为文化像一间旧屋子,随便可以部分地拆毁,看看哪几块砖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以“西洋之器,调和中国之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是精神的文化,西洋的是物质的文化”等,就是折衷派的具体主张。复古“是去做古人的奴隶”,折衷派“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全盘接受西化。全盘西化的理由,陈序经认为有两条:一是近代西洋文化是近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这种趋势是不能逆转的。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各方面均不如近代西洋文化先进,因此,假使中国要做现代化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采纳而且必须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考察了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接触的历史,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当时的中国不仅态度上,而且事实上已是趋向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了。相比胡适,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观要更加彻底。在胡适看来,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主张乃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和手段罢了,其结果自会出现一种折衷的倾向,而不会真正达到全盘西化的结果。陈序经承认文化有惰性,但正因为文化有惰性,所以主张要“全盘”的西化,否则,无法消除文化的惰性。当胡适后来建议将“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时”,陈序经对胡适的这一改动十分不满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因为二人在西化思想上的不同见解,所以陈序经并不将胡适视为全盘西化的同路人,而把其归为折衷阵营,认为其思想实乃“折衷派中一支流”。近代以来,随着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以后,“向西方学习”就成为中国人的时代主题。“全盘西化”思想无疑是这一时代主题的极端表达,它是不甘落后的中国人,力图迎头赶上成功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探寻。在陈序经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力主全盘西化的背后,看到的是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有偏激之处。他在倡导全力学习西方的同时,片面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只是时代差异。既然西方文化是现代的、合于时宜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应该而且能够脱胎换骨地“全盘西化”。只看到文化的时代性,完全否认文化民族性的片面主张,是纯粹理想主义的,是一点也没有实行可能性的。尽管如此,作为中西文化问题上的一个派别的主要代表,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在今天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仍然是需要不懈探索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