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勉强看了会儿代数——好比某些官员漫不经心地勉强研究着民生规划——抬头看了看依旧的墙壁和依然的人群，闷头沉思了一会儿——好比那些官员闷头沉思自己乏味的黄脸婆——我很觉没趣。
正巧一只小虫趣意盎然地飞来。它在我头顶嗡嗡绕了三圈，最后居然误撞我发，落到代数书上。看来代数那些绕来绕去的概念也“非人地”把小虫子绕进去了。
我赶紧用钢笔尖点住冒犯者，从腰带上解下小刀割去了小虫的翅膀。钢笔尖所点之处，代数书洇湿了一片。
小虫子顺着我的中指——“河西走廊”——大模大样地进入“中原腹地”——掌心，又继续跋涉，到达胳膊上。大约胳膊上汗毛对它来说太高大了，于是止住不前。我心想汗毛之于它，正如大兴安岭茂密丛林之于我吧。
等着它走，没承想这虫子是虫子中的哈姆莱特，迷路般延宕不走了。这样过了几分钟，大兴安岭火了，把它抖落下来。忽然哈姆莱特要飞，身体胀大了一倍。我没注意它还有一对备用的小翅膀！忙用钢笔帽帽住——这叫作“雷峰塔”。哈哈，小南蛮，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丁零零——”
最后一堂晚自习的下课铃响了！
铃声似利剑刺破了杨瑞明的睡眠，被击中的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浓密的黑头发似原子弹爆炸时所产生的蘑菇云仿佛一下子耸上了天花板！
“走！”蘑菇云说。
“走！”我合上钢笔帽，站起来。哈姆莱特低低地飞走了，向着它的“蟲生”。
穿走廊，出校门，我们在夜色阑珊的马路上飞奔，仅用了十五分钟便奔到了县电影院。
“刚开始。”蘑菇云摸到座位，边脱外套边说。他已跑出汗来了。我们用汗水服软了时间。
幕布上，“人生”两个大字刚刚映出。
一只小虫子扑棱棱从幕布上掠过。
二
“喂，你知道谁最像巧珍吗？”杨瑞明悄悄地问。一上午的瞌睡，使他的头发成为名符其实的爆炸头。
“反正吴玉芳演得不像。”
“我说咱班里？”
“咱班里？”我诧异地问，抬了头看他，仿佛要从他眼中拽出什么人来。
他突然打住。好比唠唠叨叨的老婆子瞬间丢失了舌头。我好生奇怪，禁不住扫了他一眼，却见那双漂亮的丹凤眼正脉脉照向前面。顺他那股光芒寻去，但见舒红领着几个女生正从那边走近来。
舒红是我们高一·2班音乐委员兼女生宿舍舍长。期中调位的第二天，她就托我给买“水分”，因为我是生活委员。“水分”就是提开水用的水票，各班生活委员负责统一去学校生活管理室购买。我好好地收了她的钱，以便等课外活动时去换。
课外活动还未开始，我就被班主任贾老师叫到办公室去了。贾老师开门见山，提出准备让我干团支书，他说本学期可以先让我代替团支书的部分工作，如组织、号召等。“通过实践的检验，你还是有号召力的。”这位政治老师说，轻车熟路地运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人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嘛——这个我以后要讲。从不知到知之很少到知之很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你的认识也是这样。你干卫生委员干得也不错——试试吧？”
从天而降的荣誉砸得我在教室里一直安静认真地学习到吃饭时刻，像注射了固定剂后终于立起来了的水豆腐。杨瑞明说“打水去噢”，我才猛地想到自己还怀有重任，拔腿往生活管理室跑去。生活老师看来没被什么荣誉砸着，早已经拔腿下班了，我分外气愤地对着房门踢了几脚，丝毫没注意到巨大荣誉之下所应有的矜持与安分。晚自习时很内疚地对舒红说明天再给买水吧。舒红同情地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三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对生活无话可说。你会在某一瞬间突然感到失落，感到茫然失措。而这种情绪居然主要是和天气有关。
青春时分尤其如此。
雨也分短跑冲刺式和马拉松式的，而秋雨多是后一种不紧不慢的作风。秋雨笼罩了这个小城。小城浸没在一种忧郁的色调里。开始凋零的树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楼房也不管不顾地让雨水在他们身上哗哗流着。所有的窗子都关闭着。人们都是一个样子地低头匆匆赶路。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将热量随蒸气收了回去，藏在天上某个地方，预备明年再放出来，送还给大地上的各种生灵。季节邀请朔风，从北面呼啸而来，即将在人间留下它们一年一度的临时性工程——冰。我在秋雨中感到寒冷，我在寒冷之中渴求温暖。
下课时我便不由地哼些歌，让歌儿温暖着我的情绪。情绪像风一样无头无脑，哼的歌也是无头无序——“大海呀妈妈”，“长亭外，古道边”，“红河谷”……
我哼歌时，坐我身后的舒红从来不多说话，而且多是立刻不再跟别人说话，只低着头看书或写作业。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泼辣多刺，每天很少听到她说什么话，我真想知道她为什么借走我的《红楼梦》（上）。我隐约觉得是因为我那么喜欢《红楼梦》，她才立刻也那么喜欢的，而且她好像唯恐赶不上我的喜欢。实际上沉闷的学习季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比别人多说几句话。我是从她言谈举止看出来的。她见了我总是脸红，而且很快低下头。我的出现使别人自卑，这令我很不安。于是我总是很快又走开。而这走开，恐怕也会被她理解我眼里没有她。
有种莫名的伤感侵袭了我。我不知这情绪从何而来，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使我具有那样一种茫然无措感。我仿佛站立在有雾的海边。看不清远方，甚至看不清自己。
就在这时，我感到舒红的脚搭放在我凳子后档上，心立刻不敢跳动了。我仿佛被人从后领凌空捏住，而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撒落下来一样，反正有种被别人抓住的感觉。我用眼角向四周一瞟：教室里很静，被前方不远处的大学入学通知书凌空捏住的同学们都在埋头学习。
她的脚放得很轻很轻，粗心人是觉察不出的。那双脚分量很轻，可在我心里却是很重。周围的一切变得明晰可辨，我的感觉突然变得很敏锐，我的神经变得敏感。我一下子收起小腹，屏息凝神，不敢稍动。
那双脚放在凳子上面之后就不动了，好像一只哑巴蝉无声地落在树枝上。我老老实实地坐着，连喘气也降低了频率。
“欧阳风——有人找。”
门口第一排的万修波对我喊。他先用目光准确定位，然后把指令呼啸着空投了过来。指令带着重量砸在了我的心湖上，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周围的耳朵。
像是被喊声钩出水面的鱼，我站起来。
要想出去，得先把凳子稍稍向后一挪，我试着在凳子上用了点力，凳子向后退了一些。我立刻觉出凳子还是原来的重量。舒红的脚早已悄无声息地抽回去了。哑巴蝉飞了。
四
再推开教室门，就意识到有许多熟悉的目光从教室不同的地方扫射过来，这里面首先有万修波的，他个头最小，在最前面，又紧挨着门。他的目光是看门老头儿的目光。他故意伸出脚去，横在我必经的路上，拿出要偷偷绊我的样子。这是我们亲昵的一种方式。
杨瑞明和丁鹏的目光带着质询，那目光分明就是一句带钩子的话，一句审问的话，一句带着间距、硬度较高的话。我很生气这样的目光。
我刚一进来时，还碰见舒红的目光。那目光是一个做错了事，只等着长辈来训斥的可怜孩子的目光。她只看了我一眼，知道开门的是我，知道是我回来了，她也就放了心。
我怀着一种被各种目光搅乱的心情坐到了座位上，发现自己的一张报纸没了，刚要询问，舒红告诉我是朱平拿去了。朱平来找舒红买水分，看到我桌上的报纸，就顺手拿了去，对舒红说我回时转告我一声。我心里倒挺乐意朱平看我的報纸，刚来的一期青年报上，有篇爱情小说，我后悔没把那篇小说用红笔勾画出来……正在这么胡乱想着，丁鹏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你给别人看报纸也不给我看！”一上来就这样老实不客气地责备我。
“哪里……”
“等她看完了，我看一下，怎么样？”
“当然……”
“好，我这就跟朱平说去。”
杨瑞明又晃着蘑菇云过来了。我仿佛感到头顶乌云密布。
“你报纸来？”他磨磨蹭蹭、慢慢悠悠、黏黏糊糊地问。
“借出去了，要看得排队挨号！”杨瑞明学习很差，除了那双丹凤眼，我再不大佩服他。在我和丁鹏的友谊中，丁鹏是主要的，因为他嗓子好，体育棒，人长得又帅，所以在我们的友谊中，我甘愿处于次要位置上，仿佛大不列颠之于美利坚。对杨瑞明则不同，我是主要的了，是老大的感觉。
“刚才来找你的是谁？”他又问。
“同学。”我简单地说，打开笔记本，准备做作业，意在结束这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狗仔式非正式采访。
“男同学女同学？”狗仔刨根问底，拿起我放在桌上的钢笔帽，把弄着，也把弄着我的回答。
我有点火了，心想看来我不说是女的你还不满意呢，于是便没好气地回答说：“女的，名字叫杨瑞明！”
我实在做不下作业了，抬头去夺杨瑞明手中的钢笔帽。
“谈这么长时间！”杨瑞明说，居然并没有发觉我的讽刺。
我在抬头的一刹那，看到那双丹凤眼痴呆呆地盯着我身后的舒红，那张嘴好似也有点向那偏了。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中，三只钟表的表盘都瘫软下来，随着地心引力而下坠，像液体流动。在我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中，杨瑞明的嘴也瘫软下坠向舒红的方向，半呈流体，挂在傻呆呆的脸盘上。
五
有好几天，舒红没有将脚放在我凳子后面的档上。我并没有十分期望她这样做，也并不知这会导致什么，甚至连这些都没仔细想过。也许只是感到它们本来习惯于放在那里，而当没有放在那里时，心里多少有点恍恍惚惚。这可能有点像美国人，他们习惯于借别国的债而生活，当中国不买他们的国债时，他们的福利生活多少有点恍恍惚惚。
直到那初中男性同学再来找我，我领他在教室里露了一次面，这种局面才改变回来。那次我怀着乱糟糟的心情，疲惫地走回教室，却看到舒红眼里快活的光。她在跟同位开一个玩笑或是说一个笑话，两个人各分一半笑声。我刚坐下不久，突然就觉察到它们又飞来了。我敢肯定这双脚不是随随便便放下的，它有选择。一般来说，假若你为了休息或方便的原因，把脚放在前面那人凳子的档上，你绝不会把双脚一齐去放上，而是先放一只再放一只。而舒红的脚总是同时落在那档上。我在以后的许多次机会里，都试过把双脚同样放法，每一次试的时候，我就想，舒红是个很细腻很细心的人。她用细节说话。这等同于秘密电码。不能破译密码的人是不能同她对话的。
这双脚像一对鸟儿，一起栖息在我的凳子档上，在那里筑了家。我以前起立的时候，总是把凳子往后一撤，正如火箭上天起飞前，总是把大地努力一蹬；或者正如某些人的升迁，总是把同僚狠劲一蹬，踩着人家脑袋往上爬。现在我却不敢用力了。我要外出，总要先对同位说上几句话，说“该歇一歇了”或“到出去的时间了”，要不就伸个懒腰或慢腾腾地合上课本，合上钢笔帽，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那对鸟儿或哑巴蝉“我要出去了，我得把凳子往后挪挪了”。好比一种含蓄的广而告之。而我挪凳子的时候，也总没出过什么麻烦。
大雪飘飘而下，这是胶东半岛第一场“阳春白雪”。
我病了，脑袋晕乎乎地发胀，咳嗽，觉得自己的肠胃就要吐出来了。流行性感冒吗？我感到虚汗淋淋。小个子的万修波风风火火跑来摸摸我的手，冰凉；摸摸我的脸，滚热。他说我仿佛把脸伸到火炉旁烤火而双手忘在窗外一样。他不知道我身上也是热一阵冷一阵，像是一会儿在火炉旁，一会儿又跑到冰天雪地的门外去一样。
万修波建议我回家，我说不必；他又让我回宿舍，我说再等会。那时再有几分钟就要吃晚饭了，我想我还是能坚持到那个时间。万修波听我这么说，先跑出教室，打饭去了，我在刚刚趴到桌上时，试出凳子后档上那双鸟儿又飞来了，这次它们破例地动了动，像是在安顿，又像是在用力，我的双脚是停在凳下的，那两只鸟儿中的一只不小心触到了我的脚。我的脚下意识地向前一挪，我也能觉出她的脚在这同时也往后一缩。这是半秒钟的事。世界上时空无限，造物者创造这个世界可以万年、亿年为单位计时，半秒钟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我忘不了这个半秒钟。在那个下雪天，在我得了重感冒的时候，在万修波跑出去不久。
晚饭后，百无聊赖。我翻看以前的笔记本，翻到“交朋友”一节。这是一种简易的算命办法，不知从哪儿摘录的。我一阵机灵，想给自己算一下命。
找来一张白纸，分成几小块，又做成十八个纸条，写上十八个名字，九个男的，九个女的，然后把它们团成纸团，混杂在一起放在手里晃，晃几下便往桌上一撒，从中取一个纸团打开，并依次这样做下去，一直把纸团顺次打开，再和笔记上列的十八种态度一一对照，“命”就算出来了。
算的结果令我很满意，这种满意甚至又使我相信算命有时是很准确的。按照笔记本上所说的，舒红是“永远和我在一起”的人，朱平是“关心我的人”，丁鹏是“你最可靠的朋友”，万修波“对我忠心耿耿”，杨瑞明“和我交情一般”。我手舞足蹈，又歌又笑，把打水归来的万修波吓了一大跳，以为我神经错乱。我不在意他的打趣，只感到很满足。我甚至立刻想象到舒红对着我幸福地微笑。“永远和我在一起”，不就意味着我们要永不分离，我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忧乐向她诉说了吗？
年轻人的心啊，从来就是那样单纯。晚自习时我便开始给舒红写信。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写信如同聊天；在我当时心目中，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而是正常的交往。我只是想找人交流一下对人生的看法，找一个与我心气相通的人，找一个灵秀的人。我写那封信的速度比那天大雪纷纷而下的速度还快。万修波大感惊奇，说我写信像我的名字一样——“像风一样快”。我没力气说什么，我在心里说：那是因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掩饰和虚假。
我不知道的是：如何给舒红送信呢？
六
“发现新大陆了吗？”晚饭时，杨瑞明端着饭盒以及他的发现，来到我这边。
“没有。”我有点明白校园哥伦布要谈些什么了。周六那天，我就发现舒红的发型奇怪地改变了，原来有些土气的小辫子不见了，代而替之的是运动头，像风靡当时的《排球女将》上的小鹿纯子一样。同行的刘秉树说舒红性格变了，说她在他们那个初中时是个很活泼调皮的野丫头，他推论说舒红变“深沉”了。
当一个人怀有不为人知的使命、责任或秘密时，他就会变“深沉”。舒红怀有的是什么呢？
哥伦布扒了几口饭。
“看见了吗？”他悄悄地说，“舒红削头了。”他说到这儿，并没停下来让我回答，自己接着评论说，“她真好看。”恰如从来就有的一种评论家，总是自己拟定文本，又据此得出自以为是的真理一般。
“好看什么！一般。”我假装不耐烦地说，内心里倒有点真的想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
“敢说！”评论家瞪圆了眼睛，甚至略有点撒娇的意思。
“抢了抢了。”万修波在一旁早不客气了，他用匙子来挑杨瑞明的菜吃，且先作大嚼大咽样，结果还没等我们笑，他自己却先笑起来了。
杨瑞明急忙护住自己的饭盒，万修波频频进攻，造成后方空虚，杨瑞明围魏救赵，转而去抢万修波的菜，万修波大吵大闹，作势要杀杨瑞明，煞是滑稽。
这样，到饭菜吃到末了时，一直猴在我和万修波那里的评论家才又挤出一句话：“她很像我原先一位同学。“
“是吗？”我心不在焉，心里却一下子明白他心底的奥秘。
晚上，杨瑞明依然来我这儿，不断地找借口，一会儿要报纸，一会儿要本子，要不就拿我桌上的东西把玩，身子就亘在我和舒红之间的边际上，不由地让我联想起克什米尔那块让中印烦恼的土地。由于他站着，我坐着，他居高临下扫视的目光使我不能忍受。他说话时声音故意很大，像台调不准的收音机。他夸张地笑。我觉得自己像剑，像火药，片刻就要刺杀和燃放。然而这大火药桶只是在心里升温罢了，长剑也只戳着自己的胃肠。我悲愤地在心里骂了许多“奶奶娘”，就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雷军长一样，也在心里甩了好几次军帽。
杨瑞明根本不知我心里有剑与火药，还能甩帽子，他像块超级糨糊一样，站在我的桌旁就不走了。一会儿说我脸色白了，一会儿又说天气真好。没有人理他。过不几分钟，他又说快吃饭了。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我的剑与火药依然在肚子里，帽子也没从口中甩出来。
下了晚自习，舒红走了，杨瑞明走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了，门外嘈杂声不断传来，我觉得有点冷，抬头见门是开着的。
走过去往走廊里瞅了瞅，两三人正走出西边出口，我掩紧了门，我想两三分钟内不会有人来。
舒红真是细心。她的桌面上放着几样东西：打开而又扣着的历史课本，成45度角斜放的钢笔，还有一个三角板。我刚要忍不住去打开她的桌凳，却突然发现了什么，近视眼发出光芒：她桌凳上的锁斜挂在壁扣上。我像个警官一样，对这高超的锁凳技术报以轻轻点头；又像个小偷，因窥测到主人家的心态而狡猾地一笑。舒红制造了这样一个看似散漫、毫不在乎什么的假象，实际上一切都暗藏心计。我若开凳，必将牵动全部，而她也会在打开桌凳之前，就明白它已被人打开过了。
我小心地打开这个桌凳，像哪部电影上医务人员从伤病员脑颅里取子弹一样细心。
桌凳里面的书籍笔记本井井有條，我借给她的那本《红楼梦》（上）赫然立在丛书的最外边。我把装了信的信封放在她所有的笔记本和课本上面。关闭桌凳，斜挂上锁，摆好桌面上的物什。
仿佛一切未曾发生。
七
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我的竞技姿势极佳。
从把信放入舒红凳里去以后，我的轻松心情就开始了。我的话语从来没这么多，我的笑声从来没这么响亮而准确，我的胳膊不再懒惰，我的两条腿争着往前跑。体育课上，跑一千米犹如在宿舍里偷吃万修波捎来的花生米一样，速度如风。
我复习的总决战已全面展开，化学、几何、代数、物理等四个理科战场上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我军在向纵深处挺进，战斗在继续。在历史、政治两个文科小山头上也响起了零散的枪声，不久我就要转移重心，用密集的炮火封锁这两小山头。在语文、英语两个战场上，军号也即将吹响，我的心在严阵以待，我的两双手十个手指协同作战——噢，胜利在望，曙光在前头！
上课做习题，总是刚划完最后一个题的句号，下课铃就嗡嗡响起，我用钢笔点的一点就等于按响了铃；上自习，总是刚刚复习完自己规定的部分，时间就到了，我合上了书本就等于关上了时间大门。在宿舍里，我没工夫跟杨瑞明说话，也不愿意同他打交道，对他异常冷淡。这突然的降温使杨瑞明措手不及。天气一下子降温，人就要加点衣服以求温暖，友谊降温也是这样。杨瑞明一整天小心翼翼地陪我说话，像个做错题的小学生。他说起话来讷讷的，经常与别人说着说着眼神就瞟向我，看看自己是否又出错，是否说得不对方向。我于是顺势而行，更加不理睬他，更加不看他一眼。下课时他缠着我，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出去休息一下，他赶紧说：“咱俩一块去。”我就推说不去了，要到厕所去，他立刻改口说也要去厕所，我再说连厕所也不去了，他说：“好吧，在屋里坐会儿吧。”我暗自发笑。晚饭时，万修波又吆吆喝喝，大张旗鼓地违反“君子协定”，越过“国境线”，到我这边来抢菜吃。我高声呵斥了他一下，杨瑞明端着饭盒站在一边，正想着说什么话，见我开了口，他立刻接了茬口过去，对万修波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最严厉的批驳。我的脸上一本正经，肚里的肠子却都快要笑弯了。我意识到这种变化是我自己復习展开得好而带来的。心里就一再对自己强调要好好学习，争取保持这种精神状态。
今天的物理测验考得不坏，明天的代数测验也会不坏，反正我一点不害怕。我的精神是这样饱满。咱的水平是有的，只不过平时心不在焉而已。就像贾宝玉，平日里吊儿郎当，有事没事专往女眷处钻，而真要收了心，考个功名什么的也并不是很难的事。
我像一匹脱掉缰绳、甩掉包袱的资深野马，重新回到了广阔无垠大草原之上，并为之奋蹄长嘶和激扬跳跃。也正像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一样，我的复习过程经历了我与知识间的防御阶段，目前已进入相持阶段，不久将进入大反攻阶段。我们眼前出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场面，枪声、喊杀声、大江奔腾声在我心中久久回响。
奋斗着的青春自有一股逼人的光芒。
八
舒红似乎总很高兴。送出信的第二天早上，我故意去得很晚，怕有点麻烦。万一一下子嚷出来，怎么办？或是，万一那天早晨不是舒红本人开凳，而是别的同学偶然借什么东西，去开她的凳怎么办？这些问题直到我那天早上走进教室才知道答案。一切正常，平安无事。舒红和同位嬉戏不止，很像池塘里两只游玩的鸭子。
只是每每打开我的藏有希望的凳，失望就会随即产生。每天我都要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而又特别在乎地用眼睛迅速瞄一下子凳里凳外。我的脑中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我在朦胧中期盼。
离送信那天转眼四天了。我有点不耐烦。我承认这一点，也承认尝到了等待的滋味。往往在做完作业之后的“下脚料”时间里，我就空出脑袋来想这件事。有时相当不耐烦，有时也有一种奇异的淡淡而美妙的享受。
我并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在品尝一种很接近恋爱的滋味。但那时的我肯定拒绝说我在恋爱。不，我没有。真的没有。我有的只是交流的渴望，有的只是相知相识心灵相互印证的渴望。《诗经》上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讲的大约就是同一种情形。不过，有人说异性友谊和同性间的友谊，不过都是友谊而已，没什么了不起，我却觉得异性友谊是种奇妙的友谊，和同性间的友谊肯定并不是平行等价的。
课外活动时，同舒红打了一个照面。当我走近她时，我自然地抬起早就准备好的眼睛，到她脸上寻找她的眼睛。她也如此。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我询问，她审视，共同确认，之后匆匆握“手”，匆匆把“手”抽开——她保持着原来的步伐走过去了。我也没放下同万修波的说话，走向她来的地方。
很多事情，是用眼睛来完成的。
九
第五天。时间一下子变得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蹒跚而艰难地走。那星期过得奇慢，我既诧异又清楚。
我有些不安，脑子里甚至产生了一些古怪的念头，但很快又有新念头把它们镇压下去。又一批新念头冲上来，接着又被更新一批念头打压下去。这是怎么回事？成千上万的念头到我这儿来大串门吗？
语文课上，王老师让舒红念《察今》第二段，舒红念得磕磕绊绊，像醉鬼回家。王老师很不满意。我呢？高兴？忧虑？得意？怜爱？不，都不是，却又都有点。我搞不十分透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将情感世界搅乱了，让我分不出条理来呢？
我烦闷郁闷又苦闷。
杨瑞明依然在向我这边盯看，他的目光像战斗片上日本鬼子的探照灯。
一周百分竞赛情况又公布了，我的早操和课间操有几次没上，被贾老师不客气地点了名。
这一天除了不顺眼的事，就是倒霉的事！
体育课上，万修波把排球老是打得很高很远，我说了他几次，他更加撒着欢地击球，变本加厉地大笑。排球在天空中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和月亮差不多高、和水饺差不多小时，就慢慢地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没等球皮着地，哈哈大笑着的万修波就又抢着把球送上了天。球又一次次接近月亮与水饺，又一次次地失败，下来回报地球。有一次，我还被万修波撞倒在地，他像头牛一样壮实，他这一天也像头牛一样发疯了。
一节课没摸几下球皮，我气鼓鼓地走了。万修波仿佛知道自己玩过头了，连忙跟了来。我一点不理会他，跑回宿舍。
我躺着，在那阴湿的天气，阴湿的墙角，阴湿的被窝里，心里也是阴湿的。有几个没上体育课的同学，在门外洗衣服，有几个人在里面窸窸窣窣地翻着书。我躺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不过并没有沉睡，我在想，在想自己苦心寻找的知己。我很早就知道鲁迅给瞿秋白那句话，也很早就为之感动过。我觉得自己孤孤单单来这世上一遭，就是为了要找几个知己，一起做些喜欢的事。这几乎就是我当时认可的所谓人生意义，但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和我畅快地谈论人生，直来直去地评论一切不平之事。我想着自己孤独如此，没有自己所渴求的那种友情。而没有别人的娓娓娓言谈，没有了人生的映照，也就几乎没有了我生命的华彩绽放，整天只是一堆没有灵魂的肉，软在那儿，没有动力与热能。
万物在镜中发现自己，镜子则需要在另一面镜子中发现自我。我就是镜子，我在寻找另一面能发现我的镜子。
眼圈有些热，眼睛有些湿润。接着，眼泪流了出来，途经面颊。它们流到枕巾上，痒痒地、热热地。我放任它们流着，让眼泪滚出两条清明小河……
十
西伯利亚寒潮按部就班地向南推进，天气冷了。冷空气将人们多余的热量和额外的热情一并掠走。冬天是冷酷的季节，冬天因而是实际的季节。
在北风的怂恿下，作为寒潮南侵计划的一部分和有利的辅助，大雪傲慢而阔绰地飘了下来，驻扎在北风掠荡后的各个城市、各个乡村。每个人都知道雪花是什么，诗人都会说雪花和盐、棉絮一个颜色，都会说雪花比盐轻，比棉絮重。但不是每个人都想过，雪花比棉絮严肃，比盐更轻灵。严肃和轻灵，再加上纯洁，这便是独一无二的雪的境界。
胶东半岛埋没在雪花中，包含进雪的境界里。
我在这北风逐渐收紧它的口袋的时候，对世界产生了怀疑。一系列思索乞丐般涌进我的脑海，仿佛它们都惧怕朔风和严寒，躲进我的大脑中寻找归宿一样。我整天的学习和生活都沉浸在巨大疑虑之中，我堕入沉思的大洋之中，不能自拔，而且日益下沉，我漸渐被思绪的海洋淹没了。万修波不理我了，杨瑞明只知嘻嘻哈哈，舒红再没跟我要过一次报纸，教室里冷冷清清，大家一见面只讨论天气，宿舍里潮气上升，大家偎着被窝只顾保暖，偶尔也骂句天气之类的话。我学会了记长篇日记，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心灵上的大门在白天是关闭或半关闭的，只有到了深夜，才对着自己打开，像不说话且颇有听德的朋友。我自由地向她倾诉。从那时起，慢慢地，我夜里的世界丰富了。
我发现，我所致力于寻找的知己是不存在的。我对朋友要求甚高，我不可能找到一个“完人”。我所追求的是种纯净无言的艺术环境，在现实中也是找不到的，我只找到失望和怀疑。我从温暖的家中走出，带着从书中得来的理想和幻想，去奋斗，去追求，但却蓦然发现，这个世界另有一套不同的规则与要求，在这个环境里，我找不到所要找的知己，我的梦找不到落脚点。
我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我是多么软弱无力，我多愁多忧，敏感多疑，从肉体到思想都脆弱无力。我用艺术的尺子去裁剪生活，结果发现生活总是不够尺寸。我因而更加多疑，并恶性发展，甚至有时带有病态色彩。我给自己开的药方是：博览群书，直面现实。我感到了知识的贫乏和一种对新鲜知识饥饿般的渴求。
我的理想和幻想的鸟儿，在思考中渐渐落在了大地上，就像雪花在北风中渐渐落在大地上一样。我重新用一种较为实际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我的心因而变得平静。
这些思考，对于十六岁的我来说，算得上沉重而又深刻的了。而当我自己亲自意识到了这一点时，我所获得的巨大满足是不言而喻的。我像是经过一场大病，肌体正在迅速康复，我仿佛经过一场艰苦的沐浴，现在已经接近结束。当我有一天早晨，从睡梦中醒来，突然看见阔别几日的太阳重新映红了窗子，并在这突然发现中猛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经历了一场艰难的思考之后，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从床上跳起来，拉开窗帘，贪婪地望着这个新鲜的世界，像一个解放了的奴隶。当我看见新的黎明时，几乎想向他说出自己的全部秘密，包括给舒红的信。
舒红呢？舒红总是很平静很高兴的。人群里说说笑笑，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了，这次的她悄悄地静静地端详我的眼睛，这次的我悄悄地静静地端详她的明眸。我进入到她的心里，她进入到我的心里。眼睛原来真的是心灵之窗啊！这扇窗户只允许心的进入，也只有心的输出，其他办法是无法进入或输出的。这是一个秘密。人群里也再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俩。像是一棵葱绿的苹果树，所有苹果都是青青的，除了两颗已经发红。每当独处时，或是深夜里，我总要细细地将她的明眸在眼前闪回，回味几遍，并在一种心灵上的甘甜中感到了无比的满足与幸福。
十一
提纲，讲义……雪花般铺天盖地落在每张课桌上。据班内有关人士不完全统计，在四十五分钟时间里，英语课代表接连发了十二张提纲或讲义或习题。整整一班，别想干点别的事，接过讲义，叠起讲义，放起讲义，再接过讲义，再叠起讲义，再放起讲义——循环不断直到下课。纸张沙沙摩擦声，同学不耐烦的嗤嗤声，查问声，小声喃喃声……好一曲宏大而颇有节奏的发讲义进行曲。
老师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印提纲。
课代表们机械、冷淡地发讲义。
爬书山、渡题海的战役在每张课桌上全面展开，同学们俯首甘为课本牛。
题山题海题公题婆。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眼镜。不断地瘦下去驼下去的身体。
丁老师说：“这些提纲纲举目张。”
贾老师说：“这些习题是上届考试题。”
牛老师说：“这些习题是精选习题”
王老师说：“这些讲义对考大学大有用处。”
话语都是掷地有声，都能把地球甚至月球砸出几个坑来——敢情月球上那些坑洼就是中国老师们这样砸出来的。满目疮痍啊。
白天时间全用去“游泳”和“爬山”，每个人都呛得难受，也都累得要死。
只有晚上，世界才归于和平和宁静。风止了，它像鸟一样，夜晚栖息在树枝间，休养生息。太阳消去了，代之执行人间照明任务的是教室里的白炽灯和马路两旁的高压钠灯，这些人造的光明总是温柔的。晚自习自由的时光，虽被强行剪分成三节，但老师们一般是不来授课的，尤其是第三节晚自习，最靠近深夜，也最自由、温柔、和平和宁静，从而也可以说最靠近心灵。第三节晚自习是纯粹的自习。这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四十五分钟。我在此时记日记，在日记白纸提供的广大土地上，纵横驰骋，自由自在地放牧自己的想象。有时我累了，跟班长说一声，早早回到宿舍，换个姿势读书，或者是早点睡觉，提前进入梦的大泽。
现在我就回到了宿舍，瞌睡虫牵着我。
宿舍里早有丁鹏和捣蛋鬼徐厚兴蛰伏在那里，他们对我的回归报以热烈的欢迎，场面神似上世纪末中国迎来的两次真正意义上的回归。既然“志同道合”，又难免有些共同的话题。
话题首先从班级生活开始，三个人乱七八糟地发了一筐议论，就像我们眼前有一个垃圾筐，我们把一个个脏纸团往里扔。我扔得最少，显得最没有洞察力，心里也感到惭愧，同时充满了对他们两位先驱或先行者或无产阶级革命家（学生就是无产阶级）的特别敬意。丁鹏说得尤其多，他和二班气氛的活跃相比，论证我们班文艺节目不活跃和学习气氛太浓。他还断言我班一定会出现“高分低能儿”。“高分低能儿”在当时是个很革命性的词，像“改革”在个词在当时同样时髦，我听了很以之为然，心中又悚然一动，思量自己会不会也成为“高分低能儿”。
中国人是颇能发明“概念”的民族，近几十年此种能力尤其优异。有些概念能杀人，有些概念能伤人。有些概念的副作用甚至持续发酵数十年。我不知道“高分低能儿”这个概念是否也是如此。
丁鹏还提到班副。而谈到班副，徐厚兴的话就多了，他们一人一句，扭麻绳般，扭成一个很长很长的话题。
丁鹏说他讨厌班副的巴结嘴脸，他说他与班副一言不发。“一言不发，不管什么时候。”丁鹏这样强调了一遍。
徐厚兴言必称“伟大的班副先生”，丁鹏更多是正面攻击班副，徐厚兴却多是为自己分辯，在这分辩中，从反面攻击班副。因为徐厚兴是有名的捣蛋鬼，光从他头上歪戴的那顶“特务帽”就能看出来，班副屡次说他“斜”，而徐厚兴的主要论点是“‘斜’不等于坏”，他其中的一个论据是“靳开来（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人物）很‘斜’，但人很好”。我觉得这是篇很好的议论文，可以推荐给语文老师王老师当佳作读的。
这些谈话，像我党的历次会议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总有伟大作用一样，对我的言行也产生了巨大作用，其实现在看来也许只是一种刺激。第二天，当杨瑞明又把鼻子和嘴贴在后门玻璃上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跟他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再不来往，并“一言不发”，不管什么时候。也是第二天，在课间操时，我说了一句话，班副立刻接了过去，而且是笑着接了过去，这种捧场却令我非常别扭，我连脸也没扭一下，更没回答，而是径直走到徐厚兴跟前，拉着他，说说笑笑地走了。
徐厚兴的语言总是风趣的。他和万修波一样，也来自农村，他们都没有我的那种烦恼、忧郁什么的情绪，他没有我这么多“思想”。他们整天笑哈哈，对一切生活片段都能感受到无尽的乐趣。他曾给我讲过几个农村故事，多发生在他童少年时期。他提到许多小伙伴的外号，像“面条汤”、“歪把子梨”等，他还提到十年动乱中的一个砍柴的老头。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受到生活中纯朴的美。我向往那些纯朴的故事的境界，也单纯地、一厢情愿地向往农村。
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个话题是最敏感的话题。丁鹏大大咧咧地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立刻像鱼儿上钩样被他的叙说吸引住了，徐厚兴大笑道：“别听他胡咧咧，他在作弄你呢！”
即使是作弄吧，我也有点心甘情愿，因为丁鹏的故事是那样新鲜诱人。他说他有个同学，叫司马雨，她是姓司马，但原来不是叫“雨”的，因为她爱哭，遇阴天就流泪，逢刮风天也流泪，泪水像雨水一样多，于是同学们送了她这个外号“司马雨”，这名字渐渐取代了她的真名。司马雨天资聪明，上课总爱睡觉，考试总在前十，她说起话来很有幽默感。而且，丁鹏还特别告诉我，她最爱看《红楼梦》。丁鹏说她读此书时，也哭，哭得天地变色，哭得昼短夜长，哭得风动雨落，这样天长日久，书的纸张居然被泡起来，上、中、下三大本《红楼梦》倒像六大本的分量。
徐厚兴一点不信，他听一句，笑一句，笑后就批驳一句，那架势跟当下时髦的书评家一样，当年金圣叹圈点才子书，也未必这样细心。徐厚兴一口煞风景地咬定，说司马雨流泪是因为她是个沙眼，而且嘲笑丁鹏，说即便把《红楼梦》全吃在水里，泡三天三夜，晒干了也没有六大本样子。
浪漫的我对徐厚兴这篇颇具现实主义倾向的议论文不以为然。
鱼儿已经被诱饵的香味强烈吸引，此时以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拉扯得回来。
“她住在哪里？多大了？”我问。
“看，急了吧！“丁鹏露出渔夫般的笑，我甚至能感觉到大海在夕阳辉映下所闪现的粼粼波光，“十六了，住在山上。”
“哪座山？”他凭空搬来的这座山压在我的心头。
下课铃响了。早有脚步声噔噔传来，晚睡时间到了。
“就是……西山……上。”丁鹏模糊地说，把一个呵欠打成两半，一半在山这边，一半在山那边。
十二
经过难以数得清的“军事演习”和“练兵”之后，同学们终于很快上了战场。对情人来说，情场即战场；对学生来说，考场即战场；对全部国人来说，人生即战场。总而言之，我们实则总是处在一种战备状态。老校长作了总动员，全校校会如同进攻敌营前的誓师大会。
这是一年一度的全县大统考。
考试是严肃的，换考场运动中，有次我和舒红刚好走对面。她很注意地看着我，寻找我的眼光，期望再次得到等值的回应，仿佛现在社会上那些热恋中的男女，渴望以吻寻找吻。但我这次没法正眼看她，抬头一直往前走。就像两列火车相对开来，一辆载着旅客，一辆拉煤，旅客们看着煤而煤无动于衷一样。过后我对自己这个变化很奇怪。我自己一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要和舒红交朋友吗？我不是给她写信了吗？我这样怎么能行？细想一想，也并不全是清楚。很可能是当时考试时紧张的空气，使我无法顾及她？
也可能是因为丁鹏的话。丁鹏不是说我们班的音乐活动不活跃吗？而舒红就是音乐委员。我是那样笃信丁鹏，以至于他这样说了以后，自己连想也没想，就也认为音乐活动不活跃了。而这也就意味着对舒红的一种否定。当这种心理上的票决自然而然地上浮为行动……
与此相异，我和丁鹏的友谊在升级。严冬的气温在继续下降，寒暑表上的红色水银柱一天比一天往下走，但我们的友谊刚好相反。世界上事物的搭配就是这样不同。在最冷的天气里，偏能产生最热的情。丁鹏的嗓子很美。他一张口，别人的口就不再能张开。舒红早发现了这个音乐天才，每次音乐活动都请他教歌。当然，舒红也是教的，但由于丁鹏是“请”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活动，丁鹏成了主角，舒红仅仅是个配角。
舒红不知道，她请了丁鹏，丁鹏否定了她，作为丁鹏铁杆朋友的我从而也无情地否定了她。
丁鹏对我简直好极了，我不敢奢望有更好的好。和我照面时，他的脸上就涌起最亲密朋友的笑，那种笑是带有羞涩的笑，他轻抿的嘴唇和明亮的大眼睛，洋溢着无限的温柔。他站在讲台上教歌，我坐在位子上，恭恭敬敬地听，一字不漏地跟他唱。有时，明知他唱错了，我也不去改，而是勇敢地跟随着唱。当台上台下，我们的目光碰在一块时，我的心就猛烈地颤抖着，全身充满了弄潮儿酣游大海时那种特有的快乐和无畏。像一对明快而敏感的少女，当我们的眼光碰在一起时，就会激发出最美丽的歌；像火把和柴堆，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时，最热烈的火就会熊熊燃烧，而我们两个都是火把，又都是柴堆；我们点燃对方，也同时被对方点燃；我们为各自而兴奋。
同性少男少女最容易产生这种类似于异性友谊、爱情的另一种友谊。因为少年正处于由儿童向青年的过渡中，正处在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中，还没有形成各自独特的男子汉气概和少女心理，他们的性格处于一种交融混合的混沌状态。在这个时期，每个男孩都带点温柔，每个女孩都有点直爽。所以，当两个男孩子或两个女孩子因互相崇拜、信赖和羡慕而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友谊时，应该看作是有理由的。用时髦的术语来评，会简单地认为这是“同性恋”，并大力指责，踏上一只脚，或尽可能地踏上几只脚，如果他们有的话。但我无法指责自己。我在丁鹏身上体会到了一种人间最高尚、最纯洁的友情，这是我在父母身上所没有体会到的，也是我到了集体宿舍后，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的。我把丁鹏那花朵一样的微笑，牢牢地刻印在记忆里，在跟着他唱歌时，我小心翼翼到了有点战战兢兢的程度，我生怕出错，哼走了调，打乱他的教歌计划，就像我生怕惊跑春天枝头上唱歌的小鸟。
那天晚上，丁鹏还一本正经地说，他愿意给我和司马雨搭鹊桥，安排我们见面等。他还说，假若他记性好的话，年假回来，他会给我带张她的毕业照片。
司马雨成了我的心病。我的眼前早已有了一个亭亭玉立、爱流眼泪的女孩。
司马雨也成了丁鹏开玩笑的话题之一。有次，我做完了老师布置的题，抬头，舒了口气。我的眼光随便地一扫时，却与他的眼睛相碰。他微笑着点点头，又很快低下头，写着什么，下课时，他传给我一张纸条，我把那张折叠了有万千折的白纸打开，但见正中写道：“欧阳风+司马雨=风雨大作。”
我被他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这张纸条一直夹在我笔记本里，像保存情人礼物一样仔细，像保存名人签名的书画一样虔诚。
可我现在却找它不到了。时光何时以何种方式把它收回、抹去，我无从知晓。
十三
放假那天是个晴朗的天，仿佛天庭也正值假日。上午十点开大会。十点以前，临开会还有几分钟，贾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像所有中国大小领导的总结讲话一样，他先肯定我的成绩，指出我的缺点，然后话锋一转，提出让我“同丁东换一换”。我起先不明白，心里咯噔一跳，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又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却下风帘护烛花，忐忑不安地想是否我给舒红写信的事露馅，他要给我调换座位了？慢慢地，我才知道贾老师是让我与丁东换换职务。
丁东是现任团支部书记。
“……你交际能力强……有能力不要藏起来。能力像刀，不用会生锈的。对你自己來说，学习有个压力，这会给你个督促作用；对班级来说，班级也会受益……你曾被评为优秀班干部，当团支书，可以更好地发挥才能。”
开完大会以后，我推着车子跟万修波出去玩，迎面碰着仙风道骨的王老师。王老师握住我的车把说：“《光明日报》、《春笋报》举办征文比赛，题目一个是‘我和老师’，一个不限题目。一等奖五百元，二等奖……什么来着？……寒假有工夫的话，试试看。”
我带着万修波，围着小城兜风。万修波在后座上仍是大嚷大叫。他一点不老实，一会指着这个评一阵，一会指着那个笑一阵，他不指时就唱：“欧阳风在吼，欧阳风在叫……”模仿《黄河大合唱》的调子。那歌儿似乎把小城砖红色的屋顶也擦亮了。
回来时，我将贾老师话细细道与丁鹏听，征求他的意见，令我迷惑和气恼的是，他既不喜，也不恼；既不问，也不答，鼻子里只“哼”、“哈”着，好像“哼哈二将”本领全集中在他一身之上了，仿佛我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仿佛他对此漠不关心。我又找刘秉树，刚跟他说“贾老师让我干团支书”，他就说“好啊”。我又提到自己的组织能力不够，他坚决支持我当团支书到了对我这个理由不耐烦的程度，他说：“既然贾老师让你干团支书，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儿戏。”我被他的逻辑说服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坚定的、真挚的语气说服了。
十四
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三天是元宵节，我约着万修波，万修波拉着薛永青，同去看街景。
正月初的小城，依然沉浸在旧年的喜庆气氛中，这种气氛在正月十五晚上的庆祝中，达到了最后的高潮。小城欣欣然打扮起来，各个地方都是美丽的，而体委运动场中、第一百货楼前、小城邮局前面的街道上人群最多，也最为热闹，尤其是运动场上举行的群众性灯火舞会，规模盛大，气氛炽烈。当夜色全部把小城遮严时，我们还欣赏到了用小炮从楼顶燃放的礼花。争奇斗艳的焰火，使我们眼花缭乱，这种场面，由于是亲临其境，我甚至觉得比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燃放的礼花还漂亮、壮观。
在到县工会去看灯谜的路上，不断见到舞龙的队伍、扭秧歌的队伍和踩高跷的队伍，头顶上不时一片光明，照亮地上一张张欢乐的脸庞，那是焰火在快乐绽放。
最让我欣赏的是用喇叭、竽等合奏的“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曲调，在众多的人物造型中，有唐僧与孙悟空一伙、老太婆、老大爷、毛驴、跑旱船者、县官及差役、公子及小姐等。我最着迷的是那个老太婆，她风风火火，故意大幅度地晃着身子，手里的蒲扇左翻右扇，夸张性很强；那老大爷，相比之下倒平和得多；看到公子小姐们过去，我睁大眼睛寻找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但只看到几个涂脂抹粉的怪物。
一道红光闪过，天空中出现一个红色的球状物，升到尽头时，豁然展开，成为一个巨大的圆球，红星点点耀明夜空。人群中一阵欢呼，人们纷纷抬头去看。孙悟空手搭凉棚，着急地鉴别来了哪路神仙，老太婆婆疯疯癫癫地赶上老大爷，夺下他的烟袋锅，用蒲扇指指天上这团火球……
“落了，落了……”
“噢噢……”
人们不由地随焰火的熄落而自叹自赏。
就在那红红的火球将要燃灭时，顺着它降下的方向，在远远的人群中我突然发现了朱平。朱平着红红的上衣，白白净净的脸面，即使在晚上也看得分明。她刚好站在马路的那面。
踩高跷等的队伍又欢欢闹闹走起来时，不见了朱平。“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而，那天晚上，我向对面望了几百遍，却再也没见到她的身影。
仿佛是个幻觉，又仿佛是个预言。
“你怎么不说话了？”薛永青问。
“啊啊……没有什么。”我说。
薛永青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是从这晚上开始的。
我从没见过世上还有比薛永青更平静的人。他从不发牢骚，从不烦恼，他的眼光静澈得像夏天夕阳下的海水一样。我因为烦恼多多，所以格外敬重没有烦恼的人。我以前没有机会接近薛永青，而这晚上，我在前边，边看边发句评论；他在后边跟着，边听边赞同几句，我们像是有约在先，立刻对对方有了好感。
我每次找到一个新朋友，总是快乐得像要发狂。现在，我又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们一直把小城各主要街道的光景看完了以后，才慢慢走回宿舍。
宿舍里，刘秉树在下象棋，丁鹏、徐厚兴、班副、丁东、朱涛六人在热火朝天地甩“够级”——这是一种至今仍风靡于齐鲁大地的一种特有的纸牌游戏。杨瑞明刚刚捉完蚤子，抱着棉被偎近我的床，夹在我和万修波之间。万修波吹胡子瞪眼，拿出老太婆疯疯癫癫的形象，杨瑞明连连告饶：“都是同一战壕里的阶级弟兄，不要这么冷酷无情嘛。”
我们三个人躺下。
“你能看见我的眼吗？”熄灯后，杨瑞明问。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我的。”但我分明能感觉他眼睛在温柔地喷火。
他艰难地呼哧着，把手伸进我的被窝，并顺着我的大腿一直往上摸，我把身体蜷了蜷，握住了他运行的手。他便又用蘑菇云头倚靠在我的头旁，我的耳朵被刺得难受。但我忍着。
“×××！”他低声痴情地叫唤着。
“她是谁？”
“《生命的十六天》中的女主人公，漂亮、多情。”
“我最讨厌这些东西！”我恨恨地说，“这些作家是些妓女作家，他们把人的感情写歪了。”
他已习惯于我的评判，不为所动。或者说，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叙述滑行中，不能自拔。
“……她要留他住宿，何祖璋不敢。她把他送到门口，他将要离开时，她忽然叫住了他，拉开了自己上衣的拉锁，露出雪白的身体，让他看……何祖璋给拉上拉锁，说看到了……”他一边说，一边多情地感叹，将头更靠紧我的脑袋，那头发更见刺人。
“×××，唉唉，×××……”他唤着她的名字，很有点哀痛欲绝的味道。
十五
在新学期第一次班会上，贾老师宣布了班團委的改组，我是团支书，朱平是音乐委员，丁东是生活委员，舒红只担任女生宿舍舍长，不再兼任音乐委员，班长、班副没变，丁鹏依然是体育委员，刘秉树依然是宣传委员兼组织委员，学习委员杨军、卫生委员朱涛也没有变。
黑板上，写着几个粉笔大字——“春的季节”。贾老师说这次班会是“改革的足音”——这些年我们听惯了这种慷慨激昂正气昂然的词调，但我们很少想到其实这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意味着春天，改革用大脚抑或臭脚踢倒了谁、踩伤了谁，很多时候我们也少有关怀。我们只顾慷慨去了。我们过分地信任正气歌了。
这学期第一次作文课上，王老师主要是讲解评述同学们的作文。上次写的，是响应教育部号召而作的，题目是“我的老师”。这也是王老师希望我在寒假当征文去写而我没有完成的。可能像“我的异性同学”这样的题目才会吸引我去写吧。
王老师和尚数念珠一样，数了许多人的名字，说这些人这次作文写得不坏。这里面有舒红的名字。
我趴在桌上，用钢笔无所寄托地在练习本上打点，王老师没提我和朱平的名字，我觉得这不可能。
“而我要着重提一下的，”王老师终于把那叠作文本推到一边，把放在边上的另两本拿过去，“是——”他说，“欧阳风和朱平的作文。”
一句话，分三回说，用三种不同轻重的语调。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我觉得许多人在看着我。我的脸一定红了，仿佛王老师的话是催红素，而我的脸是当代胆大妄为商人手下的西红柿。
王老师在评论中，用了“风格”一词。他说朱平作文的风格，有点像张抗抗的，而我的呢？则近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作品的风格。催红素还特别指出，西红柿的作文水平，“不只在高一级部是拔尖的。”进一步把我往速朽上推了一下。
星期五的每阵铃声，对我都有特殊意义。
作文课下课的铃声一响，我就把眼光撒向朱平，想找个最佳时机，跟她说我的打算。真巧，朱平来找舒红，向我走来，我就对她说，团活动内容多一些，向她的音乐活动借点时间。
“行啊！”她脆快地答应，声音的明快刚好跟我的解释的拖泥带水、颠三倒四成正比。
“团活动什么内容，书记？”她好奇地打听，语气中明显后缀了调皮的成分。
“我只教一首歌，剩下的时间全归你。不过，借了东西可要还啊。”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就这样借了她三十五分钟时间，但从没有还她，许是忘记了，许是对那种玩笑性质的一本正经没有在意。不过，这已经很高尚了吧，某位名作家公开地要求“借我一生”，某些官员也不惜一次次修改生日、履历，厚颜无耻地租借、延长任公职时间。
朱平教的新歌是《趁你还年轻》。
十分钟后，我把王老师又请了回来。黑板上的歌词擦去了，代之如下几个大字——“曹雪芹和《红楼梦》”。
刘秉树和其他几个人在布置着。所谓布置，不过是讲桌前加了把椅子。黑板上写了这行字而已。不过这字写得很来劲，是刘秉树请班级首席书法家班副写的。黑板四角也画了些对称的图案。
王老师精神抖擞。站在讲台前的老师，正如同立在作战图前的将军。“把黑板擦了。”他说。刘秉树愣了一下，尴尬地照做了。王老师在讲台走了个来回，又顺手把椅子提到一边。
“现在开始我们的讲座。”他换了一种平静然而神圣的语气说。
十六
接下来的一次班会上，贾老师无情地宣念了丁鹏记录的不上早操的人名名单，其中我的名字被念了四次，我心里又慌又失望，面容还是冷静的。
那阵慌而失望的心情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恼怒。我觉得自己受了丁鹏的戏弄。事实归事实，朋友毕竟是朋友啊！记录不上操的人名，是你体育委员职责，但你从来没有提示我一声啊！之前之后都没有！丁鹏伤了我的自尊。我最好的铁杆朋友伤了我的自尊。
“那是你的错，不怪他。”我的心对我说。
“可我们是好朋友啊！”我反驳我的心说。我同我的心在辩论，最后都同意我采取理智的态度。我应该同丁鹏礼尚往来。尽管这样，我觉得自己还是丢了一种东西似的难受。
那一阵子的上帝，仿佛是个美国人，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这不，他给我真的难受，也不忘送我假的好受——我被朱平折服了，我低了头。
我拿起笔，翻开书——可我根本没法写下去。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仿佛兵变后的军营。脑细胞们拒绝再为大脑效劳，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帮，拉拉扯扯，吵吵闹闹，到处乱逛，又互相冲突。我脑子里嗡嗡直响。那青春蓬勃的神情，那泼辣老练的点将，那悠长幽远的歌声，那妩媚的、真正少女特色的粲然一笑………
我读不下书。我写不下字。一种更有力的力量控制了我，我对大脑的混乱局势无可奈何。我的心着急地和我磋商，我们拿不出一个办法。
我怎会不被她折服呢？
唱完了以前学的歌，像《小螺号》、《春水湾、淡水湾》和《趁你还年轻》，她又教了一首新歌《小小少年》。这首新歌是那样强有力地吸引了我，以至于学唱过三遍后，我就会唱了。教完这歌后，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原想不会有什么内容了，哪知她依次叫了班长、班副和体育委员、卫生委员、生活委员的名字，干什么？猜谜语！气氛如同烈火般，大家兴致很高。班长没在，班副猜中了两个谜语，丁鹏仰头看天花板，眼睛思考样转了三圈，故意没猜中，罚唱歌曲一支。他从别人手里拿了个歌本，翻一翻去，选了首《火箭兵的梦》。朱涛猜一句诗的作者，没猜着，他唱了首《黄鹂儿鸟》，这首歌情调明快，教室气氛热烈到极点，朱平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每人回去准备一首歌，下星期有师生联谊会。”
朱平这样说，结束了音乐活动。刚好，下课铃讨好般响了。
自习课。朱平写完作文了。她回过来，叫着舒红的名，想把作文递给她。她们相隔比较远，而我就处在她俩中间。舒红的手还没有伸出，朱平的手臂伸出老长，手里晃着作文本，红红的衣袖、白皙的手指、绿色的作文本封面和晃动着的纸页，像是倒映在湖里的風中花草。我急急地抬头，闪电般地扫了她一眼，颇像没有经验心浮气躁的渔翁，见到水面的一丝波动，便匆忙抛出钓竿。朱平显然感受到了这般闪电，她有点惊讶，但平静地望了望天空——我的脸和眼睛——又把眼转向舒红。她的眼睛在我这边停留的时间，是最正常的时间。她的视线中没有我，我只是相当于路边一棵树，路中间的一块石头。她也许会不吝瞥上一眼，但她的注意力并不在那儿。
舒红接了过去。我眼里的闪电，从最明亮激烈的光一下子降至最暗淡平常的光。我从热情的山上，摔进灰心的深渊。一时间里，我眼红耳燥，感到自己渺小得正缩成一只可怜的小老鼠。
舒红悄没声地又把脚放在我的凳子后档上。
我突然想：舒红借朱平作文看，因为我曾经借过朱平的作文看？
十七
我想过给舒红去信，因为她很忧郁的样子。打了几遍草稿，想要往信纸上抄时，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我又感觉她很像无忧无虑。我摸不清她的真实心情，只好把自己对她的安慰、化解和鼓励，暂时放置了起来。
实际上，忧郁的还是我自己。
听，窗外的檐雨，“啪嗒，啪嗒……”有着那样一种慵懒舒适，散漫和闲愁。
如果说秋雨给人的感觉是清愁，春雨就是闲愁。
外边的雨兀自下着，书桌上的几何课本打开着，我直直地枯坐着，愁便诞生了。像春雨一样细密，像风一样变幻，我的学习劲头的大小和情绪的高低在一天里，也不断变化着。愁后便忧，忧后便悲，悲绝生哀，哀后又是愁——这种情绪的车轮战，把我的学习劲头打得一败涂地。我制定了一天的学习计划，立下了“今日事，今日毕”的誓言，然而，大半天过去了，脑子里嗡嗡作响，脑子像一个路边旅馆，每秒钟有成千上万的念头、感想、言语、计划……涌入和经过，手中的钢笔却像万钧重物，竟难以举起。
“欧阳风，贡献点歌声。”没注意的工夫，朱平飘到我身边，“联谊会快到了，给你报个独唱怎么样？”
这个女孩就那样简简单单地站在我课桌旁，大大方方而又正正经经地说。她的这种潇洒的突袭直接构成了对我的优势的威胁。我居然一下子慌了，脑细胞叛乱，脸不争气地红了。号称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被溃穿之时，法军肯定也是如此慌乱的，只是他们的脸不是红了，而是白了。
“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
我本能地说，眼睛无助地乱望，但并不去看她的眼。她的眼太锐利。我甚至像求助于什么一样，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手足无措。年少的人啊，总是那么敏感，总是那么惧怕失败，尤其是在自己看重的异性面前，要么过分自尊，要么过分自傲，要么过分自卑，内心波涛汹涌，何曾有过真正的平静？
我把凳子往后一推时，试出来舒红把脚匆忙地撤走，像惊飞的小鸟。
“别装蒜！我看得出来。”
朱平的话语和声调里，带有一种巧妙的肯定与赞扬，而且居然还带有一种小小的可爱的警告。像一个充满善意和包容的大姐姐对贪玩贪吃的小弟弟明察秋毫般的警告。
“先给你报上啊。”她不客气地说，其实是以一种商量的语气说。
她的不客气带给我的，与其说是一种恼意，倒不如说是种潜流般的暗自高兴。有这样一种女孩，她坐下来，宁静得像一湖平平的春水；她活动起来，像一匹活泼动人的小枣红马。朱平就是这样的一种女孩子，她没有我和舒红常有的那种忧郁。我欣赏她的宁静和活泼。
“救命则个！”我很快恢复了自信与幽默，冲丁鹏说，夸张道，“朱平要谋害我！”
朱平挨个统计完节目后，又走回来。
“我说朱平，”丁鹏仰着脸，很倜傥，略带些居高临下般的劝告的语气，唤了朱平的名字，停顿了很深刻的一段时间。短短几秒钟很有弹性，它足以引起朱平全部注意力，它足以突出丁鹏本身，也足以使我心里有点异样的触动。
“朱平，你要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别人不能唱，就是不能唱嘛。”他用了“不能”这个词，盖棺论定，仿佛我是个残废。而且，“人道主义”不就是救死扶伤嘛？
朱平看看无比坚定的他，又看看特别复杂的我，也许是因为她的本子上，已经统计了足够的节目，也许是因为我请出他来的原因，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在本上划去了我的名字。
运载炮弹的增援战车兴许还在路上，盛大的战事却已然草草地结束。我勉强谢了丁鹏，心里却隐约有点不高兴。我忽然有股反抗性的冲动，想让朱平不划去我名字，而是给我报上，而且报好几首，我要唱，我要唱得很好，我要证明自己其实也能唱几首不太走调的歌！
年轻人的心迹，有几个人能够读懂？
啪嗒，啪嗒……
窗外的檐雨，以其慵懒和散漫的节奏侵入我的耳朵、我的脑袋、我的思考、我的静默。一种淡淡的愁绪油然而生。
十八
师生联谊会在星期五的最后两节，在原本是音乐活动和团活动时间里召开了。
“我是最积极的，第一个来。”牛老师一开门，就幽默地牛了一下，同学们报以更牛气的热烈掌声。
贾老师、王老师等一一进来了，掌声继续。
给老师们献过花，我致过两句开场白，节目就开始了，最難忘的是王老师和牛老师的斗嘴。
“王老师的歌在肚子里。”
“王老师是最坏的一个。”
王老师不愧是语文老师，他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切，牛老师只好先出节目。“王老师对古诗有研究，今天我班门弄斧了。”她清清嗓子，朗朗诵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同学们跟随着追日跨河，和声越来越大，最后一句几乎是全体人员一起吟诵出来的，仿佛全体登上了黄鹤楼、鹳雀楼、岳阳楼……反正不用买票，多登几个是几个。
“现在咱们该请鲁班了，王老师，来一首？”
对牛老师的聪明挑战，王老师机智地作了拆答，他站起来，有理有据，有板有眼地分析说：“既然牛老师愿意更上一层楼，那么咱就让她更上一层楼。来！欢迎牛老师再来一首！”大家哗哗地鼓掌，看本年级化学界、语文界这两大掌门人斗法。
牛老师又诵读了一首古诗：“现在该王老师了吧？”
王老师笑眯眯地又站起来，依然是理由充足：“咱们开始不是说好，要按年龄大小顺序吗？我还是小字辈，由不得我。”
节目就这样继续下去。王老师太滑头，最终只唱了三分之一首歌，拔高时哑了嗓子，歌声像飞到高空的风筝，遇到了天外来风，忽忽悠悠，一下子抢到地上。这自然是王老师的耍滑技巧，大家轰地一笑，饶了他。贾老师唱了一首关于小白鸽的歌。英语老师出了个谜语，“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头漏风，细的一头能碰”，谜底要打一物，没人猜出，英语老师只好自己说出是“针”。
同学方面，刘秉树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朱平、丁鹏、朱涛都唱了歌，但总起来说，老师方面更吸引人一些。
联谊会后，我和刘秉树在操场上散步、漫谈。
“可惜万修波没来，要不——”我提起话头，没有说下去。
万修波前两天就回家了，有急事，听徐厚兴说，他的父亲有生命之虞。
“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应该给他留些什么才好。给他寄封安慰信？要不，就给他留些瓜子吧——要知道，在那种情形——”
我当然是知道的。去年，刘秉树的父亲不幸辞世，当贾老师在班上说了这件事后，我在悲痛之余，寄给刘秉树一封信表示与之同悲，并激励他。他收到那封信时，心里不会不充满一种感情。
我庄重地点点头。我们便把分送给我们的瓜子儿凑在一小袋里，用细线系住口。
十九
万修波回来了，臂上戴孝，瘦了。我告诉他，把那小袋瓜子拿了出来。万修波什么也没说，双手接了，小心地放进了上衣兜里。
中午时间，给舒红去了信，将我在星期五联谊会后的心情略微一述，就谈到朱平给我报独唱节目的事，请她“代向朱平同学道歉”。在我心目中，早把舒红当作一个可以与之诉说心事的朋友了。我想我是坦诚自然的，我对舒红说我可以把日记交给她看，只要她想看。因为，其实原本就只是一种交流嘛。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向朱平道歉的举动，像是画蛇添足，主要源于联谊会后的感触，是一种不安，也更像是一种表现和提醒。
晚饭后，丁鹏、我和薛永青畅谈了一些时候。丁鹏由一度的不活泼重新变得活泼，由对生活的灰心一下子又充满了信心——信心如帆，不鼓不行。灰心可不是青春的颜色。但是，假如真的没有风来为之鼓帆，这艘生命的独木舟又会驶往何方？
我趁这种情势，装作随便地问起了司马雨的事。他没有提到照片，大约是永远忘不了吧，不过，他津津有味地说“司马雨很俊”，他描摹了一遍，用语言给我勾画了一幅美女图，像政客惯于向民众许诺的美好图景，把我的心撩拨得像是赤脚走在春天草坪上那种感觉，像我小时候，爸爸用他青春的胡子茬轻轻扎在脸上的感觉：痒痒难忍。薛永青率直地说：“你们整天说俊俊俊，什么是俊？欧阳风，你就不仅是个才子，而且还是个美男子。真的，我越看越像。”
我明明白白地析出他的话，全是孩子般的真诚。可我仍然很惶恐，在我心目中，别人总比我更漂亮。我永远在仰望别人，或者老是在寻找可以仰望的人。漂亮总是别人的风景。
我于是当场否定了他的话，找了条他太主观什么的理由草草地反对他，而不去享受他由衷的赞美。官员接受贿赂堂而皇之；我接受赞美，诚惶诚恐。那一半还在于，丁鹏也在场。
连小狗都知道，咂摸一块肉骨头，要拖到角落里去独自享用，而不是当着另一只饥饿的大狗的面。
二十
舒紅给我写了第一封信，这是早饭后，我在桌凳里发现的。早晨时间太紧，我只匆匆看过一遍。她写得很长，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童少年般的天真，我太高兴了。我仿佛是荒原野路探索中的人，在前行的路旁，忽然发现了一株美丽的植物。而她见到我后，也“啪”地绽开了一朵小花，等同于一句问候。
征得了班长的同意，以“送温暖小组”为名，我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化学老师牛老师和丈夫离异，和小女儿一起生活，她自己身体不太好，联谊会那天，不巧她心爱的小女儿也病倒了。她在联谊会召开前，急急忙忙地把女儿送进了医院，为了不至于耽误联谊会，又从医院匆匆赶回。联谊会结束后，她谁也没告诉，就又骑车上了医院。这些都是从贾老师那里知道的，我刚一听说，同班长一商量，就发起了为牛老师踊跃捐款的活动。同学满腔同情，本来预计全班七十个人，每人捐一毛钱，捐款总数最低在七块钱以上，谁知刚刚收到第二十八位同学的捐款，款数已超过十块。我很受鼓舞。
万修波是这次活动最热心的带头人，班长刚听到我的建议时，犹豫不决，而万修波刚刚从我的话中听出一点风声，就开始为我宣传动员开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热心，谁曾遭遇过困难，在这困难中曾得到过别人的安慰，谁就更能理解遭难人的心。他也是第一个捐款五毛钱的同学。他把钱交给我时，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
丁鹏与薛永青是好朋友，问到他们时，丁鹏掏了掏自己的所有几个兜——仿佛贪官在质询的检察官面前把自己完完全全撇清一般——说暂时没有钱，便向薛永青借。他们两个一共交了四毛钱，我让丁鹏在簿上写他的名，丁鹏提笔这样写道：“丁鹏：三毛。薛永青：一毛。”
到最后时，我又问了问薛永青，他看了看簿上的数目，并没有大惊小怪地提出异议，只说自己捐一角太少了，便又捐了一些。
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丁鹏借了薛永青的钱，还有还的时候。薛永青也从来不问不催，仿佛一切平常。
买礼品时，当我、万修波、刘秉树、朱涛提着书包，一起往外走时，薛永青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办了一件好事。我佩服你。”
知道这是内心的话，我很激动，刘秉树顺杆爬树：“听，有人在崇拜你了。”
一方面我很激动，一方面我真想揍自己一顿，因为我觉得自己激动得快不能自持，要跳起来了。我心里狠狠地骂自己：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太轻浮，并从心底伸出一万只拳头，把自己恶狠狠地按住揍了一顿。
去给牛老师送补品时，我还在默默地揍着自己。班长、班副、化学课代表晓芬和我一起去，班长提着提包。我们准备走时，恰巧碰到丁鹏，我把他也拉上，他没推辞，扯过提包，往里瞅瞅，就提在自己手里。我们一行人，就这样进了牛老师家，班长打头，我在最后。
牛老师刚吃完晚饭，在家拾掇碗筷，小女儿趴在桌上翻看《少年报》。我们说明来意，牛老师让了座，说了些感谢全体同学的话，慢慢谈到学习问题上。我说话不多，因为班长、丁鹏在。虽然我在刘秉树面前会一大套一大套地侃侃而谈，但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不愿去冒尖，况且那一万只拳头随时会伺候我。丁鹏是跟来玩的，他不像班长那样，承担着维持话题继续的重大责任。他的目光四下里打量，我发现在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眼睛紧紧盯住晓芬的眼睛。我心里怦然一动，明白那不是一般的盯。丁鹏和晓芬刚好坐对面，丁鹏的眼睛像钉子钉进木材一样牢固不移地盯着晓芬美丽的眼睛，从他的眼里，流出一种痴痴的光。晓芬几乎一晚上都低着头，看自己眼前的地面，像个千古罪人。
第三节晚自习，我仔细地读了舒红给我的那第一封信：
欧阳风同学：
第一次给你写信，真不知该写什么。
谈你？谈我？我认为理所当然应该谈我自己（瞧我多自私）。我，十六岁，初中毕业于小城的一所乡村中学。看到这儿，你一定会哑然失笑，这像是信么？倒像是检查书。不管它是什么，信手写来的，只要你能看懂就行。
我刚上高中时，就已决定，到高二上文班。原因很简单，我喜欢语文。为什么不上理班，原因也很简单，我不喜欢化学。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书包里经常鼓鼓囊囊，装满大小厚书，什么《西游记》、《一千零一夜》，上课时，强烈的读书欲望和怕被老师看见的恐惧心情结合在一起，真难以描绘。最后，终究忍不住，把书拿出，那动作就像一个小偷。升入初中，我满以为我读了那么多书，语文一定会不错，谁知，每一次作文发下后，老师的批语就给了我当头一棒。字不多，只有两个，外加一个大得惊人的感叹号“太糟！”这就是初中第一次作文的评语。尽管如此，文学仍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我。
我曾一度对雪莱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几首“诗”，可后来，因诗兴大减，对雪莱自然而然地淡漠了。我就是这么一个见异思迁的人。
我喜欢大山、小溪。小时候，放学就爬到树林后的山上去，摘酸枣，采野花，划破衣服也不在乎。有一天，因跑得太远，竟迷了路，直到天黑，才有一位过路的伯伯把我送回家，妈妈一边紧紧抱着我，一边骂我“野丫头”。野丫头没什么，本来嘛……
我最怕狗和蛇，即使有大人在前面领着，也不敢从狗身边走，一定要绕道。妈妈说我是“胆小鬼”，管她什么来，我仍是我。
美好的童年过去了，我总觉得现在越来越无意思，整天运动在一个公式里：学习——吃饭——睡觉，周而复始，枯燥无味。我曾幻想：在一个山青水静的偏僻地方，有一所小木屋，那是我的家。四周什么人也没有，我可以愉快地唱歌、跳舞、欢笑、嬉乐，让我的声音、身影融进大自然中。当我从幻想中醒来，又暗暗笑自己，白日做梦。
当然生活中也有快乐。一到晚上，我和朱平的调皮话就没完没了，昨晚，晓芬厚着脸皮当“红娘”，要把我嫁给朱平。我和朱平毫不客气地打了她一顿巴掌，直到她求爹又告娘。看着她的狼狈样，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如果你高兴，请把你的日记给我看看。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出格”。平时，我总想装作老成，可又总在无意中显露了幼稚。
另外，我把抄诗、写诗的本子送给你看，作为一种交换。后面几首是我自己写的，《三月，悄悄地说》是刘秉树写的。他是我們学校的第一才子，初中时，经常有诗登在校黑板报上。还有，你让我替你向朱平道歉的事，我也办了，她说，没关系，她根本没放在心上。
同学：舒红
二十一
期中考试即将来临，运动会又要在周末举行，加上天气稍有转热的样子，教室里秩序不比以前了，徐厚兴经常弄出几个怪动作和怪声音，像个兴风作浪的海龙王。教室气氛中增加了一点浮躁。晚自习时，教室里嗡嗡扬扬如集市上的声音，班长制止了一下，那喊声却并没压倒嘈杂的谈论声，相反，班长的声音反而听不见了，倒像一株渐渐萎去的树。
期中考试前，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
班里设有“表扬簿”和“意见簿”，是向同学们敞开的。但长久以来，“表扬簿”上的人和事，皆出自班长一人一手，而“意见簿”上，却写满了对班级、对班长的意见。徐厚兴嘲弄性地称班长为“班头”，这个光荣称号很快流行起来，大家再也不用别的称呼了。班长不同于团支书，他要抓纪律、考勤，要处理种种杂事，直接触动各个同学的神经，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得罪人。
班长事先同班主任打了招呼，晚自习第三节，走上讲台讲了起来。过了几分钟，班主任也来了，站在一旁听着。
班主任进来之前，教室里一片混乱，徐厚兴等差点把班长轰下去，连朱涛和丁鹏都附和这股乱潮。我注意地看了看朱平，她显然是学不下去了，但她一脸安详样儿，这阵儿正放下笔，悄悄地和同位晓芬说什么话，她们也在笑，但那种笑是恬静的、最个人化的笑。她们不介入眼前的混乱，纯净得像无垠沙漠中的一汪绿洲。班主任来时，班长的声音后面，才没有了哄笑的追逐。班长一条条对“意见簿”上的意见作了申辩和答复。他表示“天塌下来，我也不怕”，他还动情地感慨自己“有职无权”。
“假若我像一厂之长那样有权，我早就……”他说。
这话他曾对我感慨过，他说假若像改革后的厂长责任制工厂里的厂长那样有权的话，他早就把徐厚兴等开除了。
班主任随后讲话。他引用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来过渡，高度评价了班长，说他对班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班主任又讲了一件事。劳动课上，李永德不正干，且挑起事端，以巧妙借口，打了万修波一耳光和一拳头。
“你，李永德简直嚣张到了极点！作为万修波，刚刚失去了父爱，遭受了人生中第一不幸，情绪上十分烦躁……”
“……李永德逻辑？混蛋逻辑？……你是怕掉架子……”
贾老师说到了激愤处，两次拍了桌子。没有料到的是，李永德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缓缓地站起，唾沫乱溅地分辩，好一副大无畏的形象。
“就怕掉架，怎么啦？”
“他死了父亲不关我事，只要他犯着我，我就不客气。”
所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李永德以“独特”的逻辑，和班主任贾老师单打独斗直面交锋。他甚至举出了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作为理论支持。那副无赖形象，让你恨不得抓过他来，当胸塞他几顿老拳，再创造一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不刮掉他的眼镜才怪呢！”朱涛课后恨恨地折断路旁一段树条，把它当作了镇关西，“不发泄一下，我心里真他娘地难受！”
二十二
星期五，又是一个星期五。
音乐活动，朱平教唱新歌《只有爱是永远的》。
第二天就是期中考试了，这还不是放松情绪的时候，同学们多没有兴致，懒得去唱，只有团结在朱平周围的女生们在微弱地哼着。仿佛哼的不是歌，只是义气。教室里有笑的，有说的，徐厚兴早没了“特务帽”，露出锃光瓦亮的头来，这阵子正在晃着说笑着。他一晃，活像房间里二百五十瓦的大灯泡，在风吹来时的情景。李永德间或吹几声口哨，我对他恨得要死。
贾老师进来转了一圈，教室里气氛严肃了。发现人数不太多，贾老师又从宿舍里清理出许多“遗民”来。没有多久，班主任便退回去了，教室里又犯了病一样，重新乱了起来。这种景象，也许在外国影视中可能找到相似的镜头：一大批教徒在做弥撒，表情庄重，椅子底下和墙角周围，耗子们在叽叽咕咕，碰头又约会，在大摇大摆地干着自己的偷挪事业。
正在勉强唱着的时候，锵锵的锣鼓声又从操场上破窗而来。
实在没有办法了，教完几遍后，朱平似乎有点怄气的样子，一扭，走下了讲台。窗外的锣鼓声仿佛为了庆祝这个结束，一时间大作一气，声震霄汉。
同学们大都与窗口齐起身来，将头探出去，热心地去看外边的风景，有踩着凳子的，有跪在桌子上的，统统一种形象，鸭子般向外伸着脖子。
我没有站起。我觉得不应该站起。这不只是礼貌不礼貌、纪律不纪律的问题，我在帮忙维持朱平应有的自尊。我一动不动地坐着，铁塑一般，并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
朱平坐下了，俯身时，一绺头发散下来，半遮了她的右脸，她用手拢上去。因为她是低头的，那绺不听话的发又重新滑下来，丝毫不听手的调度。她坐在那儿，手里握着钢笔，钢笔似乎也被房地产商买断，同样不太听她调度。她脸色涨红了，突然咳嗽了几下。
我坐不住了。我的嗓眼里难受。
然而朱平并没有被周围的乱象压服住。一分钟后，她就高高兴兴地同晓芳说起了什么，叽叽喳喳的，分明是春天里最快活的小鸟。
我的担心消失了。我咽了口唾沫，心里感到舒畅得很。
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下，团活动自然也不必有什么大举动了，再说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所以，在音乐活动课将结束时的几分钟里，我简要传达了团支书会议精神，希望那些非团员们在期中考试中考好，为加入团组织打好基础。
晚饭后，在照例的散步中，我同刘秉树谈论起龙新华的《柳眉儿落了》以及铁凝的《一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邓刚的《迷人的海》等。他很激动，立志考试后写篇小说，是关于“禁区”文学的。
二十三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学校安排大扫除，同学中急着想回家的，纷纷打点行李，刘秉树、薛永青、万修波都要回家。我拖着一把扫帚，这儿点点，那么拂拂，不时叹口气，心里很难受。
我赌气不和他们告别。打扫完卫生后，我爬上床，打开了一本《优秀中篇小说集》，漫不经心地看着。薛永青轻轻地敲敲床帮，说：“欧阳风，我走了。”我闭上眼，装作睡着，并不还声，刘秉树似乎已走出门外，正对万修波或薛永青说：“走吧走吧。”薛永青走出对他们说：“欧阳风睡了。”已走出门的万修波又跑回来，轰的一声，替我掩紧了宿舍门：“走喽！走喽！”他大概扬起了提包，边跑远边高兴地喊着。
门掩紧的时候，我的眼泪也滚出来了。
“走吧！走吧！你们都走吧！只留我一个！”我恨恨地叫道，感到自己像被抛弃在孤岛上的鲁滨孙一样。
很想起来干点什么，抬起身来，想想又没有什么可做，便倒头看那本集子。情绪的低落使我看书也没了兴致。《美食家》的开头，《蓝屋》的结尾，随便地翻了翻，很觉索然无味。唉，情绪上不来，一切都没意思。
宿舍里只我一个人，没回家的，像丁鹏，都出去玩了。我叹了口气，两眼瞪着天篷。这时有阵歌声，断断续续从远处飘摸进我耳朵：
小小少年
很少烦恼
眼望四周阳光照
……
觉得这歌是为我唱的。
忽然想起朱平和舒红来。不知她们走没走，决定到教室去一下。这样想着的时候，慢慢起了床，细听远处的歌声，早已没了踪影，就又觉得有些奇。这歌声像是有灵性的，来的是时候，去的也合人意，令人恍然如在梦中。
最后一门考试前，如我跟舒红约定的那样，我就把信和几本日记放进她桌凳里。舒红这时正在教室里，几个女生围着她，她在那儿小声哼歌，她们不时一齐笑一阵。我并不同她们搭话，她们已是很完整的一组风景，搭话是煞风景的。我打开了桌凳，将书本全搬出来，再按次序一一整放停当。这样整理完了后，我便坐下来，静静地摘抄起《红楼梦语言艺术》来。我的情绪居然也被整理得有条有理，一心舍不得放下自己的书。直到晚上最后一遍铃声响起，值班室的小伙计在走廊头上吆喝了几句，这才收拾起书和笔记。
回到宿舍时，却见丁鹏，不知从哪里弄来四副扑克，正捧在手中长笑不止。伍子胥鞭尸之时，楚庄王“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之刻，范進中举之后，恐怕都无法与此种笑法之特相比肩。他以史上最长的时长完成了仰天大笑的动作后，左手抱着扑克，右手在空口一抡，口里一声吆喝，眨眼间六个人围成一圈，热火朝天地打起“够级”来。这里面还有朱涛、班副、徐厚兴、杨瑞明等人。
《红楼梦》下册刚刚被舒红借去，我拿出上册和中册，钻进了被窝，拣自己最喜欢章节看，并体会《红楼梦语言艺术》中的许多论述。
我慢慢地看着书，眼睛渐渐地有些涩了，便合上了书本。东面的六个人还在打扑克，西面的同学大都进入了梦乡。我靠着窗。此时正是深夜，窗外万籁俱寂，偶尔有几点小声，却是分外清晰，像是窗外那棵柳树正在抽芽，或是两个小蚂蚁在打架，一起从柳树上滚下来，落在小草上，小草颤悠悠地抖了一下……
不知不觉中，我也进入了梦乡。
二十四
贾老师公布期中考试成绩。班长退了，刘秉树退了，朱涛退了，丁鹏退了，舒红退了。只有朱平像跳龙门的锦鲤，飞跃直上，闪亮在前几名内。
朱平当上了音乐委员，这个职务没有拖累她，反而托举着她大大前进了一步。而舒红呢？我很担心，我敏感地觉出，部分原因是她想象太盛大，精力不在学习上所致，心里有点后悔给她看《红楼梦》——在我们那个时代，它属于影响学习大业的闲书——我心里不是滋味，很想立即给她写信，安慰她一下。
我也不知道朱平对我，为什么有那么多魅力。自从托舒红向她道歉后，她偶尔也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瞥我一下。她常向刘芳说话，而刘芳刚好就在我前面。两个女同学在我面前，高谈阔论，我很不自在。而她背过身子去时，我就在后面偷偷看她几眼，虽然感到不好意思，却也是不能自禁。两颗相互不明心迹的心，相互揣度对方的心理，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好多年过去了，我才明白这一点，才后悔当初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大胆地和她交朋友，去自然地交流，去纵情地说笑，去自由地畅谈即将盛装上演的未来。
可是，又是什么阻隔了我们？性别？自卑的心理？校规？学习的压力？时代？我想起了初中时洒脱不羁的“八大金刚”，想到了与舒红的通信。交流的通道隐约存在，可是对于没有把握的尝试，特别是对格外看重与心仪的异性，我还是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是啊，万一失败了呢？万一天塌下来咋办？
是的。我提到了我们的天。在青春的大地上，心仪异性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不经意的手语，就可以是我们各自的天。
我们在默默地成长。
我们在寂寞里前行。
我们在成长与前行中一次次地错过。而当错过得太多时，我们也许就会走向麻木。
当贾老师宣布完成绩时，我的心里涌起一股致命的羞愧，并且带有歇斯底里反抗的小形象。知耻而后勇。我主动同朱涛换了位，满足了他的要求，让他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去和杨瑞明坐在一位。这样一换，远离了舒红，也远离了朱平——其实在每一位学子心目中，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他的心再摇摆，总有一天会摆回正规的，而我的心就在这一天“回规”——刚这么一调换，万修波就对我说：“你怎么跟他调了呢？你吃亏了。”我坦然一笑。我认定学习是自我努力的事，不在于环境，特别是小环境的好坏。
在我换位之前，给舒红留了一封信，勉励她克服自卑，在以后的学习中努力，虽然这其实也是我的毛病。
每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多少都会有一些自卑。自卑是谦卑的兄弟，其实近乎一种美德。只有追求完美的人才会有自卑心，那些没有自卑心的，好多并没有一颗求美之心。
二十五
我所倡导策划的“班刊”《小荷》诞生那天，朱涛被人盗去人民币七元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七元，约莫相当于今日的七百元，甚至更多。
上一年万修波和丁东都被人盗过，我认为有必要把这几件事连起来看，贾老师注意地听着。顺着这个茬，我们又仔细商量了一会。之后，我们畅谈起别的话题来。贾老师劝告我以后报哲学系，不报文学系，他说搞文学创作是很苦的事，而我又善于思考，对哲学、思想偶然有些独特的见解。我们还谈到班里各同学的学习，谈到朱平的进步时，从班主任嘴里得知，朱平快要转学了，因为她父亲刚刚调到上海去了，她全家不久也要搬过去。
听到这条该死的消息，一股依依不舍之情黯然生于胸间。我甚至想把我所有辗转想过的，以及我同舒红之间通信的事全都告诉她。我又想到了丁鹏，想到和他一起起草，以全班的名义写一封信。甚至，在我心中，连其中个别字句也都酌斟过了。
此般柔情，可惜后来不知不觉全盘交由了风。
“你病好了吗？”万修波一觉醒来，见我直瞪着眼，在那里唉声叹气，便过来问。
“嗯。”我应了一声，心想这可是块心病。
二十六
看见朱平，我的心气儿就不安定。
化学课上，课讲了一大半，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从牛老师那儿，滑到她身上。她的身上有种圣洁的光。她两手握着笔，然后顶住了唇部，脸微微昂起。一个眼镜片儿、红衣服、黑发、白脸，这是她的脸面形象。
“舒红——”
我正在心里为朱平画像的时候，牛老师提问了。
舒红站起来。
“你讲一下，制氢气为什么非得用浓盐酸和二氧化锰反应不可？”
舒红讲了一些，但显然并没说完全。
“朱平，你来补充一下。”
我的心一跳。
朱平像从竹筒里往外倒豆子一样，“哗哗”把所有理由说全了，而且一口气背出了其化学反应分子式。
我松了一口气，没去看舒红。牛老师让她们俩都坐下。
“锰元素是个伟大而渺小的生灵。”牛老师充分展现了作为资深教师的讲课艺术，“昂首挺胸的氧化铜，不可一世的氧化铝，都想从HCL中夺取Cl，但都失败了。HCL是个顽固的保守的老太婆，她不想把Cl2随便嫁出去。于是MnO2来了，Mn可是正四价啊！”
“MnO2派锰元素夺取了Cl2，择娶了这个骄傲的公主，兩人结合成了MnCl2，因此他洋洋自得，自以为很伟大，但是，由于他抛弃了昔日帮助他成为伟大者的氧元素，而变得渺小，因而哪，锰的价值就下跌了，从正四价变为正二价。而氧元素与氢元素幸福地结合了。”
这节课是我听得最认真的课之一。
下课时，刘秉树约我出去，说各所大学里的招生广告已贴满报刊栏，拉我去看，虽然不是毕业班，可毕业是所有学子们的未来。我同他、薛永青、徐厚兴等一起去。
看广告时，碰到班副，诸人一起劝我别学文，说学理很实惠，有个工作，有个职称，有吃有喝，任何政治风险来了都不怕——那时的中国，刚刚脱离一场巨大的政治风险，人们还是心有余悸——班长则独树一帜地说，要当大官还是得学文，他说周恩来和毛泽东都不是学理的。他很自信。
朱平也在看那些广告，和晓芬一起。她谈笑自如。她们两个那样亲密，整天有说不完的话。她的笑等于我心里的一把草。她一笑，我就别想往别处看，心里头草长莺飞。她在看一所南方大学的广告。那地方一定很美。
再回到教室时，看见舒红坐在座位上，低头做着习题，打开的书，似乎还是化学。
打开桌凳，我无意识地拨弄着自己的书，拿出下节课要用的语文课本和笔记，放好化学课本和笔记，又就势想了一会，猛然想起一句话，便从语文笔记上“哗”地撕了一页纸，切割分明了，写上一行“吾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衩哉”，向杨瑞明要了胶水，贴在桌凳内面上。杨瑞明化学课上打了四十五分钟的长盹，这会儿正抓紧课间十分钟睡觉呢，被我弄醒了，朦朦胧胧的，很不乐意，一边收拾他留在桌上的足有三寸长的涎水，一边迷迷糊糊地凑过来看，一边哼着：“欧阳风，你疯了吗？”
王老师进来之前，班副在分发油印的第二期《小荷》报。我和班长在报纸内容设定上的纠结，实际上让班副总负责了《小荷》的主要办理工作。这期上的文学内容只有朱平的一篇幽默小说《到底谁缺德》，是我约的稿。
二十七
“‘有些’这个词怎能放在‘十年动乱以前出版的小说’的前边呢？不能！这样容易产生歧义。中国有一个十年动乱就够了，难道你还希望它有好几个吗？”王老师用这段话驳倒刘学君和朱涛后，又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谁还有不同想法？”
手掌急切地竖起来，如一片树林。
王老师的目光仿佛树林上空的鹰，它飞翔，盘旋在林子上空俯仰着，寻找着，最后，它停在了朱平竖起的那棵瘦而白的小树上。
“朱平。”
朱平，这个语文课代表，是有威信的，她一站起来，下边争论的杂声就压下去了，大家都注意听她的看法。
“‘有些’可以放在‘十年动乱以前出版的小说’前边。”
她显然懂得自己的价值和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她说这话时，是用了下结论的声调，一字一顿，带有韵律，铿锵有声。她很严肃，仿佛是个专家，被请来鉴定处理大家都治愈不了的疑难杂症。
她刚说完，下边的杂声，像刚刚才趴下了的人，重新抬起了头。
王老师不耐烦地挥挥手，一是让朱平坐下，二是把杂声按下去。他皱起了眉头，用几乎是要打断任何人话语的神情，争辩说：“不对！”
争论在继续。杨瑞明被吵醒了，眯着眼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以为是谁打架了。教室里很热闹，集体分贝比较高。
朱平趴在了桌子上。
她脸色通红，眼睛中，我是看不清的，但我想象着，那里一定噙着晶莹的泪珠。由于趴在桌面上，长发拂住了桌面，蒙住她的脸，仿佛一束圣洁的黑纱罩在雪地上。
她用手去堵住嘴巴。
她强大的自尊之墙，却是用纸糊成的，别人一戳，那墙就会倒掉或残破，露出墙内的脆弱来。她在脸红和掉泪，而一秒钟前，她还是那样自信，那样指点江山，那样胸有成竹地以一个最后鉴定人的身份，去评判这场学校语文史上少有的学术争论。但她此刻一下子变得这样弱。她坐下来，俯在桌上，像朵萎落的花。王老师培养了她的尊严，又伤了她的尊严。我用恶狠狠的目光盯住这个瞬间成为“凶手”的人。
“凶手”站在黑板前，只管讲他的理由，信口开河，滔滔不绝。我越听越觉别扭，刚开始，我是同意王老师观点的，现在，居然只觉得他每句话都是错的，我的小树痒痒着，预备他一结束滔滔不绝，就起来反驳他的“无耻谬论”。
下课铃响了。
王老师连忙自己熄了战火，让同学们记下作业，但让战火留到课下去燎原。
这时的朱平，已恢复了她纯白的颜面，理了一下头发，专心记着作业。
我直想告诉王老师，他对朱平产生过多大伤害。
但是，青春与成长，其实本来就是由如此这般的伤害组成的啊。伤害多了，人们便会不再称之为“伤害”，而称之为“常态”。成年人就生活在常态之中，或者说，过多的常态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年人。
二十八
一天中午，同朱涛在教室里时，朱涛哼着一个新歌的调子，哼着哼着就走调了。
“这歌太好了，可是我学不会。”
他是听了广播里的播送，只会了几句。
“让朱平教一下怎样？”我随便提个建议。
“对啊！”他眼睛一亮。
“怎么跟她说？”随即他眼睛又一暗，望望我。
“你直接跟她说呀！就说你想学，拜她为师不行吗？”我大大咧咧地指点江山，像无处不在的诸多业余专家慷慨激昂指点中国的未来。
“那不行。”朱涛一口否定，“怎么好意思。”
年轻的心啊，都是一样地自尊当道，谁也不愿意矮谁一头，哪怕只是虚晃一枪。
我们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拿出纸笔，写下一行“请教唱《故乡情》可以吗？”签名时，把笔交给朱涛，“你也得留点笔迹。”“我留下什么呢，你都写好了？”朱涛说着，接过了笔，在字条右下角缀上了“想学《故乡情》的两个同学”。
“是你自己想学，别把我拉上。”我特别小心眼，斤斤计较。
“那怎么写？”朱涛咬了一阵笔杆了，“对了，”他说，“把其中的‘两个’划去。”
“行。就这样。”我说。
找一张白纸，誊好。
下面的问题是怎样放字条了。这可不仅是个技术活。
朱涛建议夹在课本里，又怕老师不讲课本，只做习题。放桌凳？也不妥，好像别人翻看过她桌凳似的，我们可是光明正大的。朱涛搔搔头发。
“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一下吧。”我开玩笑。
最后，我们两个人就临时召开了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把字条放在她铅笔盒里，这样既保险，又得体。于是全体满意，皆大欢喜。
做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会议解散，并很快把这件事忘光了。直到星期五音乐活动上，朱平真的教唱这首由程琳唱红的日本名歌时，我才想起来曾有那么一回事。这一想不要紧，歌没学好，乱七八糟的事倒想了很多。
朱平向来是不锁凳子的，每次放学回去时，只是将和页谨慎地扣在桌壁上，并不上锁，但桌面上布置着笔、铅笔盒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字条放入她铅笔盒后的第二天中午，她锁了桌凳子。这种风格倒和舒红差不多：由不謹慎到谨慎，由放松到警惕。
青春最初其实是不设防的。你见过春桃拘拘束束了吗？你见过春花不蓬勃烂漫了吗？但是，当春风一拂，春雨一点，那景致才稍稍端庄利落一些了。
晚饭时，迎面和哼着《故乡情》调的朱涛相遇，我们会意地一笑，早各自凑上脸去，轻轻碰在一起，摩擦了一下，让外星人以为我们是蚁族的。
二十九
星期六，我和朱涛从电影院回来。我们手里拿着的报纸和刊物是刚从小摊上买的。边走边读，不知不觉地来到县汽车站。抬眼时，我忽然瞥见舒红的背影。
她手中提着橘红色提包，显然是在等车回家。不期然见到我们两个，窘迫地避到车站门口那棵树后。树干挡住她的脸，只显出她的一个侧面，视线向着车站里面，她用这种姿势说明她的处境，说明她并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态度来和我们打招呼。我和她习惯了在信中交往，但信与信的交往是间接交往，而人与人的交往是直接交往，对于后一点，我们还很陌生，岂止是陌生，我们何曾当面交心过？
况且身边还有个朱涛。多了个朱涛，就等于把原来可能是一次的私人晤面提升为了社会性见面。鲁滨孙在孤岛上时可以裸身独对大地海洋，但他回到大陆之后，必得束上腰带。
《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中，那“尴尬人”是鸳鸯，而现在，少女初见少男的尴尬中，那“尴尬人”是舒红。
朱涛也看见了。
“不要招呼了。”朱涛跟我悄悄商量着，低下头走路。
在电影院门口，我们也遇到过几位本班的女同学，我及时地向她们问了好。那时，朱涛正忙于看电影广告，没顾上打招呼，待临到他必须说点什么时，他的目光从电影广告移过去，毫无准备的表情，很尴尬，只搓着手干笑。他为此恼了一会，认为自己真笨。
他这样对我说，对我是一个为难。我们和舒红越来越近了，近得我拿不定主意，是向她打招呼，还是不打招呼；拿不定是听从自己的，还是朱涛的。我们低着头，踢着脚下的小石头，谈论着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就那样一步步接近那棵树，接近那次尴尬。
到了。
我下意识地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了她一眼。
谁见到火山喷发前，山下温泉那种热度？谁见到亘古森林燃烧时，山上的那股大火？
我在一眼间，就看到了这些。我觉出一股巨大的热量扑面而来，排山倒海一般。
那是她的回眸一望。就在我想着打不打招呼时，她也在想打不打招呼；就在我不由自主地想看她一眼时，她也这样不由自主地做了。
我无法全部道出她一秒钟的眼神里，所包容的巨大能量和复杂内容。它包含了一切，它暴露了一切。时间和时代没有给她以机会，向我表白。但一切都凝聚在她的眼光里。她的眼神里，一定包含了她许多个日夜想对我说的所有话，所有心情，所有心声。这些日积月累的情感在心里发酵，早已具有核聚变一样的能量，现在，在这特定的场合，由她的双眼发散出来，更加集中和火热。
见到朋友的激动、少女的激情、巧逢的喜悦、相见的欢愉，以及不安、惭愧、羞怯和自卑……所有的蕴藏都涌上来，不能从口中说出，只能从眼里表达，这些蕴藏都争着展示，终于使作为舞台的脸面涨得通红，正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我分明感受到她眼光中辐射出来的热，又担心超过引起朱涛怀疑的必要时间，连忙低了头，照旧和朱涛一起低头走路。
相比她火热的目光，我用来迎接她目光的目光，显得多么平静和小气啊。这种不平衡，便使我产生了一丝不安，少女的盛情，少男的平淡，温度会杀死温度的。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
那可是一道强烈到不能再强烈的光亮！
三十
再次从家里回来时，舒红穿了一套刺眼的衣服。
粉红的底子，绣着红花，像是扑了粉的花一样，光艳夺人又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薛永青说看不惯，他说见了这套衣服就作呕。
“一个乡下女孩，到了小城，半年多就变得妖里妖气了。”
我很想为舒红说几句，但想想薛永青说得也很在理，于是心里就只好埋怨舒红了。
下午，在为非洲饥民捐款过程中，高兴了一阵，又愤恨了一阵。高兴的是万修波、徐厚兴捐那么多，愤恨的是李永德几个见面遁逃，或说“无钱了”的话。
大体上收完钱后，我和薛永青去书店。但什么书也没买成。空手去，空手回。在书店外面，意外地撞见了我那位初中同学，他叼着烟卷，正在翻看一些封面很大胆的通俗刊物。见了我，他很高兴，高谈阔论了几句。在一大堆以裸体半裸体女郎为封面的刊物前，我感到心跳加快。
“一到了社会上，我就烦。”回来的路上，我对薛永青说。
薛永青也感叹社会上犯罪的人很多，他还说《中国青年报》办得不好，继而又批评自己只看到社会阴暗面。
薛永青谈到他旧日老师中，有一个一心往上爬的老校长，有一个现学现教的数学老师，有一个没有文凭的外语老师，这些都是他初中的事。
谈到丁鹏，他说没有人能使他的脾气变好。我说有一个，那就是朱平。我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好比是放一两只花花绿绿的气球，看对方举不举气枪。
我们还谈论古诗和现代诗，谈到音乐。他说他喜欢古诗，不喜欢现代诗，一点也不喜欢音乐，认为音乐不会给他带来幸福。我对此挺感遗憾，又被他的真诚和爱好的新鲜奇特而吸引。
“我很自卑——无论在哪一方面。”他说。
我很不相信，我所敬仰、喜欢的薛永青居然也会有自卑？我原以为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常有自卑心的。没想到却发现这是青春少年的普遍现象！
其实关于自卑，我还想说，它也许也与那个时代有关。毕竟，我们整个民族那时还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与强大的外部世界相比，整个民族其实还带有明显的民族性敏感、多虑与不自信。
谈到将来时，薛永青希望毕业后能做一个养海带的人，居住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小海岛上，與蓝天、海浪、海鸥做伴。
三十一
第三期《小荷》发到同学们手中时，正是自习课，班长皱了皱眉头。班长上讲台说，由于期终考试临近，复习时间紧，决定停办《小荷》。
我有些恼火，不是因为停刊，而是因为停刊的方式。《小荷》有四个编委，分别是班长、班副、刘秉树和我。我们三人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停刊了。
贾老师信任班长，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略给我些许安慰的是在这最后一期的《小荷》上，刊登了我根据朱平小说改编的小小剧本《到底谁缺德》。这是唯一的艺术作品。我看见朱平在仔细地看。她会想什么呢？
课外活动时，我去生活管理室结算一周的账单，偏偏那么巧，朱平也在结算账单。
“喂，朱平，给你。”我掏出那张“华东六首一市作文竞赛启事”，递给她。这是我跟王老师要的，共五张，一张贴在教室最显眼的地方，一张给刘秉树，一张给班副，一张留着，一张预备给朱平。我本想通过舒红给她——多年后我忽然悟道：通过一位女生给另一位女生传话、收转物什，怕是我最幼稚、最天真的做派之一。
她拿着看，连问：“什么什么？”好似唇下挂着一串红红的冰糖石榴。
“你自己拿着看吧。”心事儿很重的我相当困难地说了这几句话，居然拔腿就跑了。
我的青春，我少年的时光，我的向往和小秘密，很快也会这样，拔腿就跑掉了。
三十二
班风在变乱。徐厚兴、万修波对班副的矛盾，李永德对丁鹏包括对班长与班主任的矛盾凸显。这一切焦点在于教室后面黑板上的“暮鼓晨钟”一栏。“暮鼓晨钟”是黑板报新开辟的栏目，是班副的主意，上面专门登载一天之内的“坏人坏事”，包括迟到的、旷操的、违反纪律的人员。结果，写上去，便被人擦去了。班副给徐厚兴、万修波的罪名是“上课说话”，而他俩坚持说是在讨论问题，弄得班主任也没有办法。班长干脆以少管闲事为座右铭，高挂免战牌，腾出时间复习去了。
矛盾虽然勉强平息下去了，但正如把皮球压到水下去，保持水面的平静，而手总有疲倦之时，皮球总有重出之日。班中的平静，恰如一潭死水。
我的心情也不佳，低落得如天邊最低的云。连日来，又没有个好天气，连一贯平静的薛永青也有些忧郁了。
一天，我搞了个小小的心理测验：“在晴天，你心情开朗，随白云一起飘荡；在阴天，你心情忧郁，随乌云一起低吟吗？”
薛永青回答：“是的。”杨瑞明则干脆回答：“不是。”
又一天上午，睡眼惺忪的杨瑞明忽然对我讲：“你一定飘荡了吧？”
我向窗外一望，阴了几天的天重见笑颜，暖阳下，石榴树红籽儿在簇绿中一闪一闪的。
我的心绪真的飘荡起来了，对杨瑞明述读《射雕英雄传》的滑稽态容也不去挖苦了，甚至认真听取了他的一些文学批评。杨瑞明一见我对他感兴趣，也就立刻来了兴致，更为详细阐述他卓绝的文学评论，像“黄蓉太调皮，骂人很厉害”，“欧阳锋华山比剑，天下第一，可惜发了疯”等等。我对这个欧阳锋很不以为然，细打听这个“同名者”，知道他很毒辣，颇不高兴——这大约有点类似于未庄的王胡忌讳阿Q说“亮”啊什么的。
下课时我与万修波比试臂力，以1︰1平了纪录，很是轰动过一帮周围的人。
周末，秉树没在，我同班副散步。我们不知不觉向郊外走去。待站在田野边上，看绿油油的麦苗一望无际，风吹来，像海浪的波涛一样起伏，麦香阵阵，我们的心儿也似乎随之荡漾起来了。
班副说别人都误解他，以为他向上爬，实际上他作为班副，上有班长、班主任，下有众同学，夹在两股力量之间，两面受挤。我很留心，很警觉地听他讲这番话，但想了想，他的确也有苦处，于是又同情起他来，陪他说话。望着万顷麦田，看到小路旁的柳树，柳树边的小河，班副感叹地说：“二十年后，我们各自在哪里？在干什么？”这使我很受触动。我们约定二十年以后，还在那块有小路、柳树、小河、万顷麦田、水井和机车、葱地旁边相会。班副还说他向往一种“桃花源”的境界，一种“夹花生树，落英满眼”的地方，也同样让我击掌相叹。
如今，时光早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在这么多年中居然一次也没再见到班副。我们的美丽约定当然也随之消散。那些过去的好时光，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忘掉呢？我也曾想，我们曾去的那片田野，不会也被征地用作房地产开发了吧。
就在我们文文绉绉地抒情时，还亲眼见到了一件更为抒情的事。我的另一位初中同学，著名的“八大金刚”之一，有名的奶油高干，同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搂抱在麦地旁边，不巧的是，正是在我们散步的必经之路上。
这位金刚，在初中时与我并无深交，在这种情形下，更是不愿意与我深交。他把头稍稍埋了下去，那个女孩子则几乎把头埋到了小巧的鞋里面，一头秀发全部垂了下来，遮住了她的脸。我能感觉到，她很漂亮。
这位奶油金刚在初中时就已公开谈恋爱，女友很漂亮，他没考入高中，当时不知在哪儿落脚。
田间地头也自然不比封闭校园。描写青年男女恋情的鼻祖《诗经》中，有二十多首诗提到情人间约会的地点，大多都是在野外的田间地头。一者可以远离人群，二者可以回归大自然，岂不美哉。
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出格行为。
三十三
音乐活动内容是同学们点播节目。朱涛第一个被点播，他唱的是《故乡情》，朱平很细心地听他唱。丁鹏被点播后，神情傲慢，慢腾腾地唱了一首，这时场面就有些冷了。有人想嘲弄李永德，递字条给朱平，点他唱，结果他死也不起来。朱平又展开了另一张字条，是点播刘学君的，刘学君真叫人生气，她仿效李永德，说他不唱，她也不唱，仿佛李永德是她的光辉榜样，李永德干啥，她也干啥一样。朱平再四再五地请他们两个起来唱，那种神态简直带点苦腔了。我这才意识到朱平也这样软弱，软弱到你起来唱首歌，她会感激到涕泪交流的程度。没办法的办法，她自己唱了一首《酒干倘卖无》，也是仿我们这辈的同龄歌手程琳的，作为过渡。
这次音乐活动也有个高潮，但这高潮来得很不正常。班长担起这一重任，他被徐厚兴公开点播唱《只有爱是永远的》。班长站起来，说他不太喜欢这首歌，说它太轻浮，太罗曼蒂克，太“小资产阶级”——这不比现在时髦的“小资”。在那时，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能把人贬死的贬义词——再说调子也高，不过，他说他可以唱首《燕子和小花》，说这首歌借燕子和小花，歌颂大地，歌颂春天，听来很顺耳。说话间便唱起来了。这一唱不要紧，全班人中，没有不在笑的，很少有没笑出眼泪的。班长唱的兼有大鼓书、山东快板的味道，又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种军旅刻板的调子，掺和成他的演唱。朱平笑得不能自抑，她用牙齿咬吮着拳头，努力不使自己笑出来，但那憋红的和发笑而抖的身子却说出了口里没说的事实。徐厚兴恶作剧很成功，他也仿佛自我实现一般，达到了一种顶峰体验，只见他忘情地大笑不止，朝天笑一阵，朝地笑一阵，两手不住地敲打桌子，算给伴奏，也算是对自己杰作的赞赏。刘姥姥进大观园，给大家带来的欢乐不过如此。可敬的是，班长是不笑的，他在徐厚兴粗野的伴奏下，极有兴致，一唱到底，恰如一逗到底的草书，又如一锅乱七八糟的稀粥。
还幸亏班长这一唱，真正让同学乐了一乐，要不，朱平真会下不了台的。
团活动课人气不旺。我漫窗望去，见丁鹏在打篮球，感到很生气。有一天中午，我和朱涛没有午休，在教室里学习，那天恰巧是丁鹏值日。“回去睡觉去！干什么？”他一步闯进教室，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劈头就这样说，话中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当时，脸上想堆笑也堆不起来了，现在，该我上团活动，他又领几个人在外打球，是故意报复我吗？
班长是在教室里的，他在打喷嚏，像是感冒的样子。班长是第一个穿凉鞋的，他穿凉鞋是没有办法的。他有三双布鞋：一双老头布鞋，一双运动鞋，一双军鞋，但三双分别都丢了一只，班长只能穿凉鞋。单单班长的鞋丢了，又单单是三双鞋各丢一只，这实在是令人生气的问题，班级之乱，也由此可见一斑。班长已怀疑是徐厚兴或李永德干的，含沙射影地骂了几句。
因为没有别的事，我和薛永青他们到书店去，见贾平凹的《月迹》，刘秉树、班副和我各买了一本，我们都欢欢喜喜。我没带钱，薛永青给我买的，回来找给他钱时，他的脸却红得像下山的太阳一样。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贾平凹的散文？班副说，他的散文清新细腻，将人带到了一个准“世外桃源”的世界，让人领略到在现实中领略不到的风光。
回到教室打開桌凳时，发现一封信。
“谁给你的信？”班副首先发现了。他的这句话招蜂引蝶，立刻引过来许多目光。
“欧阳风谈恋爱了！”徐厚兴大惊小怪地下结论。
“别瞎说。”我匆匆看了一眼，装作满不在乎的调子，一边往口袋里装信，一边说：“一位男同学写的。是对团活动的一些建议。”
三十四
那封信是舒红写给我的第二封信。全信如下：
欧阳风同学：
你好！
不知为什么，今天突然想到要给你写一封信，也许心里有很多事情要同你说，反正是一种强烈的欲望，迫使我拿起笔。
第一件事，先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也许，朋友之间不需要这么客气，不过，以礼相待是必要的。期中考试考得不好，致使自己灰心丧气，干什么都没有劲，你就反复开导我。有时，我的这种坏脾气，连我自己都觉得讨厌，可你仍不厌其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悲观。我有信心进步，你相信我吗？
上次跟你说我要学文，就是希望到高二能分开班，现在想来，倒希望它不分。全班同学在一起，转眼已有一年，彼此之间的感情很深厚，融身这样的集体，几乎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学到内在的东西，尽管有几个人神经不太正常，也有几个坏得出奇，但那毕竟是少数。在我们班内，我认为最可敬的要数班长。那一次，他在班上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想用精神压力使我屈服，那是办不到的。”我当时听了，差点儿掉下眼泪。回宿舍后，许多同学都为班长鸣不平，朱平也对我说：“我当时听了，真想上讲台说句：‘我们谢谢你’。”
高中生涯快一年了，最大的莫过于我思想的变化。班长的责任感，你的稳重的待人处世态度和朱平的纯真，使我改掉了以往对社会的许多错误看法。在这个社会中，好人总还是占多数。对照你们，我感到了自己的危机——思想混乱，而且很悲观。刘芳曾对我说：“你太复杂了。”对于这句不置褒贬的话，当时我只报以苦笑。过后，我问自己：“你真的很复杂吗？”回答是模糊的。我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有着人应有的感情，有着人应有的理想，只是自己太多愁善感，这一点，也许就是她认为我复杂的原因。在初中时，我常为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而苦恼，自上了高中，确切地说，自你给我第一封信时起，我才觉得我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原本都是孤孤独独的一个，只因大家都孤独的事实，才使人觉得并不孤独。我的朋友中，最好的是你，其次便是朱平了。昨天下午，刘芳说了句：“做人真难。”我听说，感觉上很近，觉得她定会成为我的朋友。课外活动，我与她推心置腹地谈了整班，我真没想到，她所喜欢的人，正是我所喜欢的；她所讨厌的人，也正是我讨厌的。虽然放走了四十五分钟，可我又增添了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人生，真是一个诱人而又令人害怕的字眼，我将怎样度过它？只有探索。
你在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朱平，不只你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她纯洁而真诚，浪漫又开放。我在宿舍里称她是“平平”，她呢？只管称我“红红”。这是我们的内部语言。
时间关系，不说了。
谢谢！
同学：舒红
看到舒红的信，我与其说是平静的，倒不如说是略有担心。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模仿朱平，模仿更多的人……她的言语话谈，明显地受到了我日记的影响。
我很快复了信。虽然我对舒红性格变化之大有些吃惊和不安，还是用了明快的笔调给她回了信。我着重谈了学习，希望她努力学好功课。
刚写完时，秉树来找我。我把信推给他看。他默默地看完了，充满信任地、无比坚定地握了握我的手。
三十五
作为团活动的一次，我和二班团支书商量，两班赛过一次篮球，是男生篮球赛，那时，丁鹏出了大力，我们班比他们多投进了三个球。二班表示不服，又要来赛女生篮球，这次是班长组织的，全班人马围场助战。开战时，我方赢了十几个球，最终却输了三个球。班副说：“男同学打下天下，女同学又拱手送出去，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舒红在场上，穿着那件新得令太阳也惭愧的上衣，徐厚兴说这倒像一次时装展览。丁鹏孜孜不倦地盯着晓芬那苗条的腰身，他喝彩时，我不知他究竟是为球喝彩，还是为人。杨瑞明则不懈地盛赞舒红，他像个一级评论员，虽然他对篮球狗屁不通。
刘学君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旁边，我是从耳旁一声凝重的叹息，才得知她的到来和存在的。她不和常人那样去赞扬，偏偏采取了叹气的样子，自己班里进了球，她缄口不言，二班进了球，她偏高兴。我于是很讨厌她，觉得她是用她的装模作样的叹息，来引起我的注意。我站了礼貌上过得去的时间，抽身而去，远离操场。从大楼值班室开着的窗玻璃的映射中，看到刘学君站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我，不知所以然的样子。
躺在宿舍里，邻屋里飘出《妈妈的吻》那首歌。这是十六岁的南方少女朱晓琳的成名作，当时风靡大江南北。歌的曲调那样婉转动听，我安安静静地品赏，不由得想起了朱平。朱晓琳和朱平好有一比：都姓朱，都有着美丽的嗓音，都爱好音乐，都是十六岁，都与南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我来说，远方的朱晓琳，就是近处的朱平；或者说身边的朱平，就是远方的朱晓琳。而期终考试结束后，朱平就要走了，就要和朱晓琳合并了。我心灵中的一角明净的天空就要坍塌了。
晚上临睡前，邻屋录音机又把这首歌放了两遍，我在歌声中睡着。第二天早上，我睁眼便唱起了《妈妈的吻》，唱得那样的熟练，把杨瑞明和万修波吓了一大跳，以为我有神助。
三十六
丁东又少钱了。
第一次，丁东丢过十块钱，现在又丢失八块钱。八块，相当于他两个星期的生活费。他刚刚从家割麦子归来，全部钱就不翼而飞了。
我和薛永青商量，想秘密凑一些钱，凑够八元，给丁东放在他原来放钱的地方，就当作他一时没找到。
“那怎么行！”班主任直接否定了这一建议，当我与班长站在办公室里，同他汇报时，他说，“这次一定要查清，不能再让这个小偷漏网！”
賈老师气得浑身发抖，他还没有成熟到遇事不慌的境地。他甚至一气之下，决定不报考今年的函授了，全力搞清这件事。我和班长不由地对望一眼，感到我们更是义不容辞了。
“丁东星期四晚上，从家里回来，第二天中午发现钱丢了。这就是说，小偷作案时间是在一个晚上和一上午的短时间内。”班长思考着，叙述并分析。
“他刚一回来，就被小偷盯上，说明小偷不是外宿舍人，也不大可能是社会上的小偷。”我说。
“说不定是个和丁东很熟的人。”班长自言自语道。
事件的分析就这样拧麻花辫般继续下去。班主任马不停蹄，又连续招来丁鹏、班副等许多人。据班长考勤记录，星期四晚上只有丁鹏一人请假，病了躺在宿舍中，星期五，丁鹏全天躺在宿舍里。而且，据丁鹏回忆，他在这段卧床时间，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早上，一次是上午，都是外出解手，每次大约需要十分钟。
“早上，你出去解手时，是什么时间？”班主任问。
“早操时间。”
于是查上操纪录，丁鹏病间，由班副代记，一查，是李永德和徐厚兴没有上操。
“肯定是徐厚兴。”班长想到了徐厚兴在课堂上的捣蛋，并非胡乱联系地说。
“肯定是李永德。”我对徐厚兴是有些认识的，不太相信是他干的，但这个殴打万修波的李永德，我却总看不顺眼。
“把他们两个叫到我办公室来！”班主任立刻说，但他马上又改口了，“不，先叫一个来——叫徐厚兴吧！”
三十七
早自习时，我向学习委员杨军要一本诗歌选。
杨军找了一本又一本，都不是。
“就是它！“
终于找出来了，我大喊一声。
不想他的同位李永德听见了。
“你说我是小偷？”他过来问。
“谁说我说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的？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刚才说‘就是他’，不是朝着我说的吗？”
“那不是说你……”
“怎么不是？”
我很气恼，和他争辩不出结果。更为恼火的是，杨军惧怕李永德的漏风掌，没敢起来证明。我恨死了杨军，由此更觉得李永德是小偷了。
班长闻知后，一针见血地说：“做贼心虚。”
班主任也这样认为。
偷盗一事已风闻全班，大家议论纷纷。丁鹏是最积极的行动者。一来他和丁东是同胞兄弟，丁鹏父亲和丁东父亲是亲兄弟，二来丁鹏是最有力的见证人，三来丁鹏又是个热心人，天性好事。
班长却很少言语了，他把精力一直放在学习上，他的眼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深深地盯在了几天后的期终考试上。
后来，李永德向我道了歉，他知道是他听错了。我也立即表示了和好的态度。
夏天正在逼来。天闷得出奇。
教室里凡是能打开的地方，全都打开了，连厚积了一年灰尘的后门上窗也不例外。国民党当年从人民中征兵，也没征得这么彻底过。我们把所有窗户都征用了，空气里还是闷。从破扫帚头子斜斜撑起的后门窗子向外望去，人们都期望能看到窗外柳枝的招展。然而，柳条儿正在休息，似乎是无休止的休息，一丝也懒得动，树叶上直愣愣地反射着阳光，每片叶子就是一面镜子，刺眼得很。葛朗台若还健在，准把外面的柳树看成是挂满金子的圣诞树，他准幸福得死去活来。空气暧昧得很，懒洋洋得烦。
几何课上，老师讲了十四道题，画完图便写，写完便讲，讲完便擦，擦完再画……化学课上一节课不曾看完半页书，一班下来，书角下边，只留一个汗油油的手印，算作上课的戳记。语文课上，王老师踱来踱去，我觉出肘关节在流汗，肌肉像卸货车上的货物几乎要从骨头架上卸下来，软瘫在桌上。
闷死了。
天闷人闷，可谓“普天同闷”了。
复习当中每每偷懒时，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在隐隐约约地读课文，不用抬头，我就知道那是朱平。她坐得总是那样端正，总是那样认真。我自叹不如，骂自己无能，心中却还是懒得发慌。
三十八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手表上的时针指到十点了，我和班长在操场上散步，一圈圈地，围着三百米周长的跑道，我们边走边谈。谈论的主题是丁东少钱事件。
开始，我们肯定这是李永德，证据也有点，后来，否定了李永德，又找出徐厚兴，又否定了徐厚兴，因为那天早上，他俩是在一起的。线索接不起首尾来，像一团乱麻。
“丁鹏那天一个人一整天都待在宿舍里吗？”我问。
“是的，”班长说，“你怀疑他？”
我不置可否。
丁东是中午发现被盗的，丁鹏若作案，他有充足的一上午时间。在这之前，只是因为对他来说，作案时间太充足、太明显了，他又是班干部，没有人怀疑他。但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人员一个个被否定，他被肯定就顺理成章。
“班副也跟我说过。我们开始就没有想到他。”
谈论在继续。
又是一个从引出人物到少许怀疑，从少许怀疑到多许怀疑，又到百分之百怀疑的过程。
百分之百怀疑就是肯定。
晚间的风冷冷地吹来，冷不丁地介入我们的谈话。我和班长禁不住都颤抖了一下。
“我心里发毛。”班长说了这句话，便不再说。我们一起抬头向四周看。空荡荡的操场上，别无他人。夜色和风占据了一切。西斜的月亮在阴暗的背影下，显得冷漠无情。只有办公室还亮着灯光。
我们决定先嘱咐丁东一番，稳住他心，再去找班主任商量。
丁东被从宿舍里叫出来。刚刚嘱咐完毕，李永德、丁鹏等看电视回来了，李永德走在前面，看到了班长与丁东嘱咐的镜头。真是有点玄乎。
与此同时，班主任也在到处找我和班长。
师生三人重新漫步在操场上。原来，案情侦破的必然发展，迫使班主任也怀疑到了丁鹏。“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流传了几千年，的确有它的理由。
无论从时间、地点，还是种种别的关系上，丁鹏是百分之百的作案者。
他与丁东是同胞兄弟，但他却就偷了他这位兄弟的钱。而且，还有以前，朱涛、万修波、李永德等的钱……
“我心里真发毛。”班长又说。善良看到了丑恶，发抖的却是善良。
班主任理解地笑了笑，半为班长的善良与胆小，半为自己的淡定与成熟。他决定不在本学期了却此事，决定给丁鹏留下面子。再说，面临期终考试，让这一切事都变成小事就是上策。
因为怀有了共同的使命与秘密，我和班长相处更为默契了。
三十九
复习在继续。
对杨军的恼火消去了，而且，由于复习期间，我常有不明白的题，就去问他，他都一一解答，我同他居然好起来。杨军也有一双丹凤眼。有时，我觉得，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以其眼睛是否是丹凤眼为出发点。孟子似乎也是这种观点，他老人家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虽然孟子所说的“了”与丹凤眼还差老大的距离，但本质上还是暗合的。丁鹏也是丹凤眼，但他的丹凤眼没有杨军的圆润，倒有些三角之嫌。“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王熙凤不就是这样的吗？可见我是有理的。
谈得多了，渐渐谈到别的事上去。有一次，我说我讨厌他的同位李永德，谓之“李不德”。杨军说他同样如此，他讨厌李永德，经常生他的气，有一次，他赌气一天没跟李永德说一句话。这使我又惊奇又高兴：原来杨军也会生气！在我的心目中，别人都是幸福的，自己的痛苦、烦恼总是最多的，所以总羡慕别人，现在发现别人内心世界的秘密，仿佛盗墓贼通过盗洞打探到了远古珍宝的信息，能不又惊且喜吗？于是我同他越来越好，甚至把万修波、薛永青、刘秉树一时都淡漠了。晚上放学后，我和杨军一起运用起“统筹法”来，很是新鲜。宿舍、水龙头和厕所在三个地方，以往，我总是先回宿舍，拿出牙缸牙刷，到水龙头刷牙，再回宿舍放好牙缸牙刷，最后是到厕所去。自从跟杨军后，我们改变了路线：一放学，先上厕所，再到宿舍拿家伙，最后到水龙头去刷牙。杨军说这就是“统筹”。中学学过华罗庚的一篇说明文，主要谈的是统筹方法问题。杨军不愧是学习委员，会活学活用，把课本和生活结合起来，使知识融入生活中，又好像整个人都生活在知识的国度里。
万修波说：“欧阳风，你跟杨军这么亲密，我要嫉妒了。”
刘秉树说：“看你们勾勾搭搭、狼狈为奸的样子！”
薛永青只是笑，蒙娜丽莎一般平静而神秘的微笑。
四十
试前试后，一切都是匆匆的。
考前准备、考试、阅卷、讲卷、布置作业，选举“三好学生”和“新长征突击手”、班会、校会……杨瑞明和李永德在考试中作弊，一个扣二十分、一个扣四十分，两个都被通告。万修波、徐厚兴、薛永青、班副、丁鹏和我考得都不好。班里有好成绩的，是班长、刘秉树和朱平。
朱平在发语文卷时，问起过我，她问：“万修波在哪里？”这件小事使我高兴了一晚上，她注意到我和万修波好，关键是她主动问我了，好似我平白无故地捡了一沓子钱一般。
下午最后一节的下课铃声响时，我正同薛永青在操场上转圈，听到铃声响起，我拉着他就往教室跑，他不知我要干什么，我只说去“看看”。实际上我是去看那个刚刚让我捡了一沓子钱的朱平。从后窗看去，朱平不在，正懊丧间，一回头，见朱平正从教室门口那边闪将出来，向这边走，低着头，自哼着一种轻松的小调。
我突然被感动了。
“朱平——”我叫了一声，鬼使神差地。有个薛永青在，我似乎大胆了一些。加之考试结束了，我心态放松了不少。
她站住了，穿堂风耸动她衣袖飘飘，使她恰似一株亭亭玉树，“嗯。有事吗？”声调与玉脸同时上扬，是那种调皮的样子。她自哼的小调暂停了，这句话就成了休止符。
我的嘴唇挡住了牙齿，牙齿拦下了舌头，三者正在打架。窗外树上有小鸟在叽叽喳喳，仿佛替我着急。
“没事，你，要回去吗？”我在心仪的女孩子面前，永远只会说些废话，嘴皮子总会习惯性地失灵。酒鬼在陈年好酒前，一定也是如此。
“是啊。已经下课了呀。”
我一时又没话可说，继续笨笨地添了句废话：“嗯。下课了。”
朱平笑着，我也笑着。青春的花朵盛开。
“那，再见吧！”朱平及时说，对着昔日的好时光。
“再见！”我说，对着模糊的未来。
朱平微笑着走了，依旧沉浸在什么的样子低着头走路。她也是心地明净，别无杂尘。走到远处时，似乎又哼起她的小调。她仿佛永远生活在音乐中。
我无法留住时光。我只能站在时光的岸边，像孔老夫子那样感叹：逝者如斯夫。我也无法留住别人的未来。别人的未来在别人的時光流里，一去千里，无法回转。
但是，假如时光倒流，假如霍金所说的时光穿越真正实现，假如我重新站在那最后一个离朱平最近的时光岸边，我会直率地说：喜欢你。走好。长相忆。勿相忘。保持联系。永远联系。
还有好多好多知心的话……
“我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给你的了。”薛永青笑着说。
我破例没有回答。青春何曾有过答案。青春也不需要答案。单单青春，也许就已经是一切。
最后一个晚上，宿舍外边燃起了大火。我们把打扫宿舍弄出来的破鞋烂袜子一并点着，把我们的旧时光一并点着，把我们一年来的风雨寒暑一并点着。屋里，丁鹏、朱涛、徐厚兴、班副他们在打“够级”，朱涛唱起了《故乡情》，唱到痴处，把扑克牌一扔，全扔到火里去了……
一个学年，随之结束。
一段青春时光，随之灵光一闪，也被看不见的上苍顺势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