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赤岸”是一个小村的名字。
她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太行山脉深深的皱褶里，像蜂巢一样，简单又丰富，默默地悬挂在高高的崖壁上，沐浴着风雨，黏附着阳光。
小村的脚下有一条河，叫“漳河”。漳河浩浩而下，渲渲而响，喧响在历史里，流淌在《诗经》里，于是，就有了采桑人杨柳依依的柔媚，就有了楚霸王破釜沉舟的豪壮，就有了版图上河北、河南两省的分野。顺便澄清一下，两省的界河并不是黄河，而是漳河。其实，漳河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条大河，她和黄河一起，哺育了广袤的中原文化。她曾是传统文化里“河”的代名词。
说来也巧，小村脚下的漳河是两省的界河，而小村身边的太行山何尝不是两省的界山呢？我们所言的山西、山东的“山”就是太行山。
太行山就是传统文化里“山”的形象代言。
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四省系于一处，这真是天下绝有的特殊山河了。
还有一巧，在小村西南五公里处，有一处始建于1500多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娲皇宫，中华民族最著名、最辉煌的创世纪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就附丽于此。传说，古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为了挽救苍生，女娲氏毅然“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并“抟土造人”，“别男女，通婚姻，繁衍人类”。玉帝为彰其功德，特设殿于此，以供瞻仰。千百年来，作为全国最大的女娲庙，这里一直是国人朝拜女娲神像、研究女娲文化的中心。
如此说来，此地山河真是天地日月的风水线了。
沿着漳河两岸，是大山和大河联合打造的一条高深绵长的从西北到东南方向的“V”形谷地。数不清的山头，奇形怪状，像一群群列队的武士。山壁为屏，白云为幕，日月为灯，全然一处迥异于外界的江南水乡风光。河水清清，岸边是厚厚的黄土，在这深山里，黄土就是黄金了，可以生长稻子、玉米、小麦和各种蔬菜，这是滋养这一方生灵的温床。山里人就是借此安身立命的，筑巢而居，汲水而饮，种田以饱，渐次繁衍。
1940年代第一個冬天的某个日子里，我们本书的主人公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悄悄地转移到这里。他们蜗居在这个女娲庙下的小村里，面对着破碎的山河，苦心营构，炼石补天，长达六年之久。
司令部迁进小村后，各机关也陆续迁至附近，绵延数十里的河谷里，布满了星星般的部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银行、《新华日报》（后改名《人民日报》）、新华广播电台（后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兵工厂……这个“V”形河谷，默默地接纳了这支新生的民族解放力量。刘邓和他们的九千儿郎以这里的山山水水为母体，为温床，为被子，为枕头，为乳汁，悄悄地滋养着，滋养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六年后，当他们从这里走出的时候，已是中国最大的武装力量了。
当时，以小村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已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块根据地——辖150多个县，2551万人口，面积12万平方公里，并拉出了一支30万人的野战军，直至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走出了解放战争中最为奇妙的一颗战略棋子，影响了历史的方向。
作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决策者，正是这几年艰苦卓绝的经历，使得邓小平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全面成熟了起来。可以说，以小村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是邓小平人生中第一块丰收的试验田。
透过历史的烟尘，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晚年邓小平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已在此时此地破土萌芽。
炮火硝烟中，太行群山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沉默着，像一个个大智若愚的长者。沉默的，还有大山的灵魂和那颗永远清醒和年轻的心，她在静静地观察着这场战争，暗暗地护佑着她的子孙。这是她的土地、她的家园，不容外来异类的欺凌。当魔鬼来临的时候，她用自己的胸怀，消释着恐惧；用自己的身体，抵挡着子弹。虽然焦头烂额，伤痕累累，但一场冬雪就是一层敷伤的白纱，悄悄地包扎了伤口，抚平了脓疮。一声惊雷，春风浩荡，绿绿的又长好了皮肤，待到漫山野花绽放，那更是她的满面笑容了。
事态和局势在自然中摇动着，自然而然又有偏向。那是天地的恒心，那是宇宙的法则！
渐渐地，日月的天平终归偏向了正义……
这委实是一座扭转乾坤的大山。
这委实是一个饱含玄机的小村。
南有赤岸村，北有西柏坡，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依附的两个最著名的小村，前者走出了邓小平，后者走出了毛泽东。
它们是两个内涵丰富的箩筐，里边盛装着太多太多的秘密。
太行山以她坚挺的脊梁，担起这两个箩筐，走向了平原，走向了城市，走向了胜利……
第一章 赤红对苍黄的探问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天地的魔瓶里跑出了一群恶魔，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点燃了邪恶的火种，使整个世界浊浪滔滔、狼烟滚滚；而在另一个阵营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家们，为了各自民族的利益，却在进行着一项共同的建设——人类反法西斯运动。
这是一幕用血与火染红大半个地球的悲壮历史。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为时最长、牺牲最大、毁坏最烈的一场战争。
踏雪而来的矮个子
一个矮个子年轻人，稚嫩的脸，正从白雪皑皑的黄土高坡上走来。
他骑着一匹枣红马缓缓地走着，那是一匹老马，是从骑兵团的马棚中随便拉来的。西北贫穷，连马也养不肥。不过，倒是能吃苦，跑了几天，浑身汗淋淋的，也不使半点性子。那天刚下了一场大雪，天地间白茫茫的，太阳出来一照，大山们光烁烁的，都裹上了一头白纱巾，像娴静的新娘。
这一天，是1938年1月18日。
这一天，是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上任的日子。
关于邓小平上任的故事，历史原著的情况是这样的。
张浩病了。
张浩是谁？
就是那位林彪的堂哥，那位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那位支持毛泽东，给了张国焘致命一击的神秘人物。
1935年9月，自恃强力的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与毛泽东不辞而别，坚持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川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强硬的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经过前几年在川陕边界的发展，已有8万人马，是毛系红军的两倍多，力量大得很。
据与张接触过的老将军回忆，张国焘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否则也不会把红四方军带得如此的昌盛。
当时，张的身份是红军总政委。共产党主要领导在王明走后是博古，博古之后是张闻天。由于形势忽明忽暗，忽左忽右，争执不休，一直未形成真正的权威。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进了领导中心，但党的总负责人仍是洛甫，而洛甫显然也是个过渡人物。所以，作为中共“一大”的组织部长，当时资格最老的人物，而且也是目前最有实力的人物，张国焘的想法也是自然的。所以，他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响应。
毛泽东焦头烂额，连他的不少亲密战友也在观察风向，态度暧昧。
正在这时，张浩从苏联回来了，历尽千难万险，只身步行到了延安。
张浩回来的的确确改变了共产党的方向。
一是代表共产国际正式传达了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这是苏联的私心所为，是为了讨好国民党政府，以从战略上牵制日本，但却从根本上幫了共产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统一战线，怎能有后来的西安事变？怎能有国共合作？怎能有共产党的兴旺？虽然，统一战线的想法在一些人心中已开始筹划，但在与国民党打杀了十几年的党内是不占上风的。张浩以共产国际身份的正式传达，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张浩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打电报给张国焘，明确表示支持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字面上讲，两点似乎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便知，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张国焘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
张国焘在苏联工作过，十分清楚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在强大的心理压迫下，他服软了，很快就回电陕北党中央，表示取消第二“中央”，听从以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调遣，同时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国共合作后，张浩走马上任129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委员）。
张浩在党内素有“钢人”之称，他一生曾三次负伤被捕入狱，被国民党用刺刀、棍棒、苦刑送到阴间门口，三次又凭着悠悠一口气活转回来。对他身体摧残最严重的一次是1931至1932年间，当时张浩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被关进日军抚顺警察监狱。数九寒天，日军宪兵强行撬开他的嘴巴，灌冷水，肚子灌胀后，就穿着大头皮靴在身上连踩带踢，水渗着血从鼻子、口腔、肛门往外涌，但他始终不吐一字，以至于日军怀疑他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疯子”。
担任129师政治委员后，艰苦的环境和异常的苦累，使他的脑病后遗症时时发作，出汗，脸白，晕迷。过黄河到晋地后，已经几次突然昏倒了。
1937年12月，刘伯承不得不把张浩的病情向延安做了全面汇报。
让谁替代张浩呢？毛泽东、张闻天拿不定主意。
最先考虑的是徐向前，他原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这支队伍是他带起来的，与全军将士都比较熟悉，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但毛泽东却另有想法，八路军已在各地扎下根来，还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八路军纵队，直属总部统辖，徐向前是军事干部，将来另有任用。
又考虑任弼时，也不妥。中央机关工作离不了弼时同志啊。
还推荐了另外几个人，都不合适。
1937年底，中央电召刘伯承专门回延安，就此事征询他的意见。
谈话是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中进行的。
刘伯承先问中央有什么考虑？选择129师政委人选的条件是什么？
毛泽东一一做了回答。
刘伯承这才说：“我认为有一个人，比较合适。”
“什么人？”毛泽东“哦”了一声。
“一位个子不高，经历不少，功绩不小的人。”刘不慌不忙地说。
毛泽东眼前恍然闪出一个人：邓小平！
接着，刘伯承具体分析了几个理由。
129师士兵大都是四川人，对四川人有一种亲切感，邓小平与大家易于融合；邓曾是中央秘书长，现在是八路军政治部的副主任，这些职务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承担的，邓以这样的身份到129师就职，大家会信服的；邓曾在广西组织领导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有很好的组织能力；邓还是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在中央苏区，就是为了支持你的正确路线而受到排斥打击，但他立场不变，这样的人值得信赖；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从干部阶层的年龄结构上看，129师需要一个比我年轻的同志，邓小平才三十多岁……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若有所思地说：“对，你说得对，小平是个人才，我们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小平头上呢？对，129师就让小平去当政委！”
此时，邓小平正在设于陕北泾阳县云阳镇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里忙个不停，新兵动员，政治思想工作，政策、条例的制订，各级政治体系的建筑……
前一段，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了86个红军将领，就是没找到他。几天前，斯诺夫人海伦再到延安，仍没见到他。毛泽东便写了一封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斯诺夫人持信到了云阳，不巧的是，邓小平又于几个小时前离开此地，到部队里去了。海伦只好怏怏而归。
直到41年后的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斯诺夫人才见到他。满头霜发、老态龙钟的她颤巍巍地拿着毛泽东的信说，你好难找啊。
几天后，邓被正式任命。
蜀龙
1938年1月18 日傍晚，邓小平来到了辽县西河头村——129师司令部驻地。
刘伯承和彭、林、贺一起到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战区军事会议去了，这是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军事将领第一次参加国民党军事会议。几天前，在总部开会时，朱、彭私下对刘通报了中央的决定，但刘伯承走得匆忙，临行时没有向别人交待。
邓小平的原身份是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大家以为他是来视察工作的，所以对他都表示了客气的欢迎。邓小平却不客气，直接住进了刘伯承的屋子，每天到附近各部队找人谈话，吃饭时就去师部食堂与大家一起围坐在院内的石头上。
邓与四方面军将领并不熟悉，只是在西路军失败、援西军撤回陕北时，中央委托他和罗瑞卿、杨尚昆负责召开过一次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在王家楼。那是双方第一次见面。
副师长徐向前随周恩来到临汾与阎锡山谈判去了，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参谋处长李达陪着他。
邓小平频频开会，引起了部下的种种怀疑。
师机要科科长杨国宇爱写日记，他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一月十八日 晴 西河头
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政邓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怎么刘师长刚走，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刘。奇怪，我们的政委张浩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杨国宇又写道：
20日，在辽县开政治工作会议，全师营以上干部均出席，我因工作未参加，后来听说是邓主任作的报告。
21日，前方打得很激烈，政治工作会议照样开。
24日，政工会议完毕，西河头河滩上的人马，纷纷回队。看来师长不在家，就是邓主任主揽一切。
大家在猜测中度过了十几天。
几天后，刘伯承從洛阳回来，大家才知道，这是新来的政委！
两人是老朋友了，1931年在苏区认识的。
从此，两个人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这一年，刘伯承46岁，邓小平34岁，都是四川人，都属龙。
遥想太行山
129师原来的战略构想是：立足晋北的恒山山脉，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的山地游击战。此计划是毛泽东和洛甫提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
可是，随着太原等重要城市和铁路线的沦陷，战局的发展使这一计划变得十分被动。如果再这样的话，八路军将全部置于日军的重兵包围中，战略上的机动地位将全盘丧失，既无法有效地钳制进攻晋南的日军，又无法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待他们的将是全盘挨打的被动局面。
必须向南移动战略区！
只有向太行山靠拢！
共产党早就看上了太行山。早在1936年东征的时候，中央就将东征的战略部署分为三步：一是渡黄河；二是立足吕梁山；三是向东发展，扎根太行山。这个目标提得非常明确，红军在山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吕梁地区，最理想的是太行山区。
现在，129师已开进了太行山，可太行山并不属于自己。就像刘备借荆州一样，这里是阎锡山的地盘，虽然已经沦陷，太原、长治、晋城、临汾等中心城市和各县城已被日军占领，但各地的专署和县政府体系仍然存在，粮、款征收依然渠道通畅。八路军吃的粮食，全是阎锡山提供。
共产党仍无立足之地。
青石板种庄稼——扎不下根。
如何把太行山化为己有呢？
共产党就是靠山起家的。井冈山、六盘山、大雪山、大别山，山是共产党的福地，是国民党的畏途。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不是靠着井冈山才保留了火种，积蓄了力量吗？几次奄奄一息，可一旦走进山里，便立时生机勃勃。共产党与山的关系，如同鱼与海水，鸟与森林……
所以，当新的机会来临时，共产党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再次投向了大山，太行山、恒山、管涔山、中条山、吕梁山、沂蒙山……
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说，太行山，就全交给你们了，由你们来当山大王。
山大王，是强力的象征。
可129师呢？
力量太小。
这里有一份129师1937年9月出师时的人员和装备详表：
人员：9307人
马匹：445匹
骡子：90匹
步枪：3412枝（弹43012发）
马枪：724枝
自来德枪：539枝（弹2872发）
手枪：93枝（弹6051发）
花机关枪：3挺
重机枪：29挺（弹23222发）
轻机枪：93挺（弹27361发）
手机枪：72把（弹310发）
迫击炮：6门（弹67发）
……
没有军用地图，只好在太原的书店里买了十多本小学生地理书，一个团发一本。学生地图太简单了，太不明显了。忻口战役后，卫立煌南撤时给了几幅地图，仍不够，只得让参谋处长李达他们自己绘制。
还有，129师在三个师中是最复杂的。
红四方面军的底子，都是张国焘老人马。
徐向前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一批如狮似虎的战将多年出入他的帐下。
陈赓、倪志亮、刘志坚、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王树声、王新亭、王近山、王建安、秦基伟、李聚奎、赖际发、谢富治、王宏坤、李天佑、李天焕、张东逊、郑维山、皮定均、韦杰……
这是一个弄不好就要引爆的炸药库。
在延安，许世友拉了王建安、陳再道、洪学智等三十多个军师级将领要回川陕根据地打游击，还扬言要枪毙毛泽东。要不是王建安临时报告，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毛亲自做工作，三十多个人被从宽处理，最重的许世友，撤销了职务，开除了党籍，判刑一年。
虽然表面平静了，但心底的想法，谁能看得清楚呢？
最明显的是在徐向前的安排问题上。
一方面军军团长林彪当了115师师长，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当了120师师长。四方面军呢？虽然张国焘和陈昌浩犯了错误，但四方面军的军事统领一直是徐向前，而徐只安排了一个副师长。
别的师都是原首长掌握，老兵老将老熟人，上下知心，只有129师，师长、政委都是外派的。
中央在安排129师领导人选时，是颇费心思的。
四方面军是鄂豫皖的老底子，将领大都是湖北人。后在川北发展壮大，所以士兵多是四川人。鉴于此，安排了湖北人张浩和四川人刘伯承当主官。
现在张浩累倒了，邓小平来了。
他低矮瘦弱的肩膀能扛得住吗？
面前的任务，一如这太行山般沉重。
真假阎锡山
如今，陌生的太行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都瞪圆了眼睛，看着这个矮小的年轻人，他才34岁，还是个光棍汉，一口四川方言，能与这片大山融为一体吗？
但，邓小平是个沉默的人，与面前的太行山一样。
最终，他与太行山达成了默契。
最终，这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山头，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最紧密的随从，最勇猛的战士！
他的目光，向西看去。他看到了一盏灯，灯下是一个老翁，嘴唇上的两缕胡须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上下扇动着……
一盏抗日明灯在山西点亮了。
可以说，这盏灯是阎锡山和共产党共同点亮的。
当然，燃料就是当时弥漫在山西沟沟岭岭间特有的浓厚的民族抗日气氛。虽然，这盏灯后来燃成了熊熊烈火，把阎锡山烧得焦头烂额。但我们不能否认阎锡山在抗日初期的功劳。
人们印象中的阎锡山是精于拨拉算盘的生意人，一个见风使舵的阴谋家，一个修窄轨铁路的土皇帝，一个“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旧军阀。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既有旧学渊源、又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开放型知识分子，是一个依靠地方有限财力迅速发展了地方经济的实业家，是一个在抗战初期积极抗日、吸引全国热血青年投奔的抗日战士，是一个为八路军提供了巨大舞台的盟友。
真实的历史总是要比教科书复杂百倍。
留学日本，结交孙文，提倡三民学说，参加辛亥革命，年轻时的阎锡山是中国政界的一个鹰派人物。
也曾暗揣天下之心，几次参加军阀大战，占据北京，号令天下，几近登顶，但最终功败垂成。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年近五十，闭门疗伤，恍然而知天命，暗叹一声，方收回窥视天下之心。1934年11月9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到他的老家河边村探视其病重的父亲后，更铁心归顺南京。乃父临终前，再三告诫在其墓室后壁上全文镶嵌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让阎百日守墓时晨昏默念，暗示他安守辅臣之命，勿生谋鼎之念。
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阎锡山安心治晋。
世人多以阎氏在山西修窄轨铁路以诟病，讽刺其搞地方封闭。其实不然。
当时山西主要有两条干线铁路，正太路和同蒲路，都是窄轨。
正太路与阎没有关系，1902年由慈禧批准，法国道胜银行承办，因而采用当时法国型铁路轨距，即一米宽之窄轨。
同蒲铁路是阎于1933年5月开始修筑的，此前再三申请，才得到南京政府允许，但筑路资金需要地方自筹，所以，阎锡山修筑同蒲路始终贯彻一个经济的原则。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坚持仿效正太线将同蒲线也修成窄轨。据阎锡山给南京政府铁道部的《山西省修筑窄轻轨铁路之理由书》中透露：修每米38公斤宽轨，全线需要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同蒲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四万吨公里，连同客运收入（旅客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约350万。如果以该路运量每年增加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抵，50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还亏损37.43亿元。而改修窄轨，则不仅铁轨成本降低，而且能够节省大量人力与其他材料，投资仅需3400万元。20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并可盈利670万元。50年内约可赚回30.63亿元。正负比较利弊自明。
同蒲路从1933年5月动工到1937年抗战爆发基本贯通。这四年里，阎锡山花费了太多的精力，省署人员几乎全体总动员，轮番上路劳动。阎每周召开两次筑路会议，雷打不动。四年中不仅修成了850公里长、贯通全省南北的干线铁路，而且还完成了总长度达180公里的五条支线。
由于阎锡山一切从节约出发，处处精打细算，不仅工期大大提前，而且建筑费用大大降低，同蒲路的建筑费总计1650元，每公里费用不足2万元，不及原设计费用的一半，更不及宽轨铁路费用的五分之一。
这不能不说是阎锡山在山西的一大德政。
造产救国，这是阎锡山治晋的又一思路。阎在日本时，就认识到工业化是世界潮流，是国家强盛之根本。中原大战后，闲居五台河边村的阎氏就聘请留美博士边廷淦为召集人，在太原设立西北实业公司筹备处，聘请各类专家为筹备委员，分设特产、矿业、纺织、化工、水利、牲畜、肥料、冶金、交通、商业、银行等十二个组，在山西各县、西北各地进行资源调查，设计规划。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阎锡山自兼总经理，对全省旧有官办工矿企业进行了全面改组。
到全面抗战爆发，先后只有四年时间，西北实业公司名下已拥有数十家大型工业企业，建成了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的规模可观、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体系。它所形成的以重工业、機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到1949年及其以后，甚至现在。
阎对自己奉守颇严，每天早晨，他都要集中司令部全体人员，集体训话，宣读重要文件，即使在落难的时候，也未曾辍。他的确也是一个勤政的人。
阎个头不高，粗壮，最突出的是两只圆圆的眼睛，明察秋毫。几百人的朝会，他讲着话，下边有一个人走神，他一眼就能看出来。稍稍驻目，一道电光闪过，令人不寒而栗。
可以说，在日本进占山西的这几年里，山西民族工业、国民教育都发展了。民间称贤“阎先生”。
虽然归顺南京，但阎锡山依靠其特殊身份以及与蒋介石的特殊协议，山西依然是国民政府治下的唯一特区。蒋系军队不在山西驻防，蒋系的各种特务组织，也插不进山西。最典型的是国民党党部问题，自从1931年被阎默许捣毁以后，一直没有建起来。偌大的国民政府治下的山西，竟没有国民党党部，没有公开的国民党员，真堪称民国怪事。
对这个资历高、实力强、威望重的政治老手，蒋介石想消化，却又苦无时机，只好私下里急得拍墙。
日本一来，局势变乱，黑红梅方，重新洗牌。
抗日是肯定的，虽然他曾在日本留学，与几个侵华的主要人物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多田峻等人是密友，对日本也不无好感，但他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民族意识浓厚的中国知识分子军人，国难如天，他的本能拒绝他在民族问题上有任何犹豫。
既要依靠国民党，又要防备其借抗日吃掉自己。
对于共产党，虽是敌人，却是羽翼新成，不可小觑。惹不起，却也躲不过，因为只有一河之隔；躲不过，只有利用。
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阎锡山清楚地知道，阵地战是打不过日本人的，只有放进来打。共产党在穷人里面却很有人缘，进行全民抗战，要发动民众，只有依靠共产党。
既能合力抗日，又能牵制国民党的吞并，还能交好共产党，更能将全体山西民众团结在自己的旗下。一招棋变，全盘皆活，何乐不为？
处在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夹缝中的阎锡山，是当时最清醒最谨慎的老翁。
倾斜的小城
小城是何时筑起来的？
小城是如何建起来的？
不晓得。
可以推测的是，小城的始祖一定是一个匆忙的粗心的汉子。
这从歪歪斜斜的小城街道上可以看出来。涉县城全是斜街，走在这里的外地人，是分不出东南西北的，即使是本地人，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意识，有点儿类似天津卫，仅仅知道前后左右。连县城的城门，也没有正南正北的，全是偏方向的。太阳出来了，不是在正东，而是在偏北，因为城内的主街其实是东南向的。
也难怪先人。这本是一片深山河沟里的荒蛮地带，若非是走投无路，谁会到这儿来落脚呢。这儿离稍稍繁华的武安、磁县、峰峰都是百多里，路呢，也没有，除了大山还是大山，相连通的只有那一条条深深的河沟，那是冰川世纪的脚印。人们就这样踏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蛋儿，在日月的灯下，赶着毛驴儿，驮着山货，默默地走。走上三天两天，才能走出大山，遇到集市和盐粒。
河道是他们延长的路，河滩就是他们收缩的家了。草草地在河边搭个棚，垒几块石头，扎几根篱笆，就是家了，连蚂蚁、鸟儿也会的。于是，河滩上就有了第一簇不规则的泥棚。一百年，又是一百年，蘑菇一样，相拥而生。殊不知，这河滩本来就是倾斜的，偏移了星月，于是，簇簇的草棚就这样斜斜地沿袭下来了，拉着手，连成了村庄，连成了城镇。也难怪祖宗，谁能想到千年以后这里还会是一座城市呢？
第一个匆匆搭起的草棚子倾斜了，其后千百年的生活也倾斜了，由此繁衍成群，形成风水，形成格局，形成了一座别具特色的倾斜的城市。
这座倾斜的城市，原名叫崇州，后名沙阳，后来由于山沟纵横，来往皆需涉水，遂定名涉县。涉县城墙厚实，二门（由于城小，只设北门和南门）紧闭，鸡犬无声，人们在太阳的阴晴和季风的冷暖里平静又迷糊地过着日子，虽贫瘠却满足，虽无知也安宁。
民国二十六年秋天，一批黄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军队匆匆地进来，骑马的、徒步的、躺担架的，那是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方向退回来的国军们，53军、29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川军……
平静的山坳里乱成了一锅粥。
失去控制的军队就是土匪，一旦溃散，就像失去蜂巢的黄蜂，乱叮乱咬，嘤嘤嗡嗡。人的恶性全暴露了出来：抓丁，派粮，派款，割青庄稼喂马，卸顶梁柱烧饭，井台边撒尿，神像前拉屎。见谁家的媳妇漂亮，就强迫抻面条，脱光上身，把婴儿玩耍的铜铃铛系在两个乳头上。女人抻面时，上身晃动，铃铛“叮叮”直响——响铃面。
不少有黄花姑娘和年轻媳妇的家庭赶紧在房后挖地窖，天一亮就藏进去。
年底的时候，孙殿英的新五军也来了，司令部驻在城东寨上村药王庙里。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满脸麻子的将军下马后的第二天，就枪毙了两个扰民的军官。一时间，人们各安其营，公卖公买，集镇上的店铺重新开张了，地窖里的姑娘上山做田了。
新五军是蒋委员长刚刚批给的番号，不能砸了牌子。
孙殿英自从东陵盗宝之后，大盗、土匪、军阀的恶名便死死地戴在了头上。中原大战后，孙归附张学良，任41军军长。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孙率部顽强抵抗，激战兼旬，受到国人赞扬。之后，受命为青海屯垦督办，西进时受到宁夏马鸿逵的围攻，逃往北平投奔宋哲元。日本攻下北平后，被迫南逃，沿途打出抗日旗帜，收拾人马，到冀南时，竟达上万人，组成冀察游击队。
有人有枪还要有名号。正好蒋委员长号召抗日，正在整编部队。他便到南京，用十根金条和一把战国宝剑打通戴笠，与蒋委员长见了一面，谋得了一个新五军番号，驻防武、涉、磁、林等县，归属第二战区。
正是孙殿英的这块地盘，日后逐渐过渡成了刘邓根据地的中心。
星火与湿柴
129师第一批工作团是1937年11月底进驻涉县的。
团长徐绍恩，是师教导团政治部组织科长，带了七八个老红军，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沿着清漳河畔，就进了县城。
来到此地，简直是进了异国。
南方人的口音本来就佶屈聱牙，而此地人的方言又是晦涩难懂，双方连说带比划半天，仍是不甚明白。
八路军们使劲儿地竖起耳朵，试图融进这片方言。
必须融进这片方言，融进这片土地！
采访时，听不少老人言，第一批来的八路军都是南蛮子，一个个黑黑瘦瘦的，鬼一样，满嘴侉言，唧唧喳喳，谁也听不清楚。树叶都落尽了，他们的脚还光着，有的穿着草鞋，脚上长满了老茧，粗皴皴的，像驴蹄马蹄一样。
到县衙拜会郭振帮县长，郭县长头戴礼帽，手扶文明棍，满脸笑容，站在门口的两个狮子旁，热情欢迎。
“以前国共两党是门神打灶神，自个儿打自个儿，现在好了，联合起来打日本，听说八路军能打仗。”
“哪里，哪里，全靠地方政府帮助。”
双方谁也听不准对方的方言，好在客气话都写在脸上，看也能看得出来。
午饭是在县衙进行的，郭县长请八路军吃了一顿本地的特色饭：抿节。用豆面、玉米面、榆树皮面掺和在一起，然后在布满绿豆大小圆孔的铁筛上挤压，挤压成蚯蚓状，放进汤锅里加佐料和黄豆芽、红萝卜、白萝卜一起煮熟，捞进碗里，再配上韭菜花、豆腐卤、青椒泥一起食用。
好多年没吃过这样的美餐了，几个八路军吃得浑身冒汗，心里也热烘烘的。
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
热情的郭县长突然感到后背上一阵怪痒，伸手摸去，竟摸出一个肥胖的虱子。他大吃一惊，平时内室里一日三洒扫，何来这等秽物？回头看着这帮枯瘦的饿鬼，再一提鼻子，一股又臭又酸的怪味，他明白了。县长的胃口马上就收缩了，谈兴也减损了三分之二。忽然想到，这是一群来自野山蛮地的共匪啊。
这个细节，当时八路军是觉察不到的，是刘县长事后外言的。
不过，这个郭县长倒是一个有涵养的绅士，他是不会因为这个细节影响蒋委员长的抗日大计的。
当天晚上，郭县长安排工作团住在南关一个老财家，临时租用一家布店办公，费用由县府财政科负担。
第二天，工作团由新五军副军长邢肇棠陪同，去武安县阳邑村拜访孙殿英。
孙殿英住在一个财主让出的大院里，迎门的影壁上挂着一把红绸裹着的宝剑，孙穿着白色的道衫正向周围几个穿黑袍的彪形大汉训话。他的书记官张磐石站在门口，悄声说：“孙军长正在布道，请稍等。”刚说完，只听一阵脚步声，孙殿英跨出门外，抓住张贻祥的胳膊，大声说：“八路军兄弟，我昨晚就知道你们要来，一大早就让他们准备了水果。你们的宣侠父、王定南，都是我的好朋友。”
孙殿英是个枭雄，结交甚广，即使在蒋介石剿共最凶的时候，他也不管不顾。1932年他在张学良手下任41军军长，驻防晋城，共产党人宣侠父去见孙，他郊迎十里，结为至交。1933年之后，孙部移防北平以西，与在中共北平特委工作的王定南交情甚好。王劝孙与共产党合作，孙慨然应允，并答应在冀北民军编制下给共产党一个支队的名义，由共产党组建这支部队。不久，由于第29军南苑作战失利，宋哲元撤出北平，孙也被迫南逃。两人断了联系。
当天晚上，孙设宴招待。
作陪的是他的副军长邢肇棠和书记官张磐石。
当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无孔不入，孙殿英做梦也没想到，他喊来作陪的两个人竟也都是共产党员。副军长邢肇棠早就是共产党的座上客，两年后就担任了刘邓晋冀鲁豫边区的副议长。
孙殿英最贴心的书记官张磐石的身份更是蹊跷，本是共产党北方局的宣传部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在保定监禁，日本攻破保定后，国民党监狱没人管了，正好孙殿英路过，就将其带了过来。一年以后，这个书记官就回到了刘邓身邊，担任太行根据地的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事后，孙正式与八路军签了一份协议：
一、在国共合作前提下，团结抗日，发动群众，坚决不当亡国奴；
二、互通情报；
三、如有日军进攻，要互相配合作战。
1938年1月，东北军骑四师驻涉后，张贻祥于第二天晚上即到师部驻地南庄登门拜访其师长王奇峰。第三天，该师政训处长也来八路军工作团进行回访，北望家乡，痛哭流涕，表示“坚决不当亡国奴”，并送给八路军几条军毯。
这是一片沉默的土地。
散落在山山沟沟里的村庄们的组织形式大部分还都是沿袭千年的“乡约制”，村里少数几个上层人物轮流坐庄，操纵全村的生杀予夺大权。“乡约”设正副各一人，统管所辖村庄的行政事务，下设三至五个“公执”，专门评判民事纠纷。每个约所还有三至五个“地方”，负责执行催粮、催款、扣压、吊打等任务。
民国十一年，国民政府提倡推行“保甲制”。即用联保的方法把老百姓捆在一起，十家为一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一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一联保主任。这又是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法”，仍是传统的统治形式。
村里是土房，小街是石板路，村外是满山的野柿树，黑黑的树干，黄黄的叶子，显示着大山的宽敞和贫寒，树杈上挂着涩涩的、红红的柿子，像一个个奄奄一息的晕红的小灯笼，但照不出山乡的光明。在无尽的大山皱褶里，是山民们饥寒的生活……
“砰、砰……”刘家庄村东头冯树田家的门响了。
这是一个雨天，蒙蒙的细雨把山村洇得湿漉漉的，山民们不能上山干活了，都猫在家里编筐子，搓麻绳，劈荆柴。刚住进村公所的几位八路军工作队员第一次上门开展工作。
“谁？”有人答应了。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工作团。”工作团团长马力在门外说。
“吱……”门开了，露出一个头。冯树田看见门外站着几个人，头上的大斗笠挡着雨，枯瘦的脸，脸上还有疤，火烧过似的。他害怕了，最近世道乱，闹日本，闹土匪，村里前几天被绑走一人，后来撕票了。是不是这帮人干的？他的腿颤抖起来。
想到这里，冯树田支支吾吾着。突然，猛地撤回头，关上门，回头跳过墙，往邻居家跑了。一边跑，一边拼命地大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打土匪啊！”
全村的锣响了，全村的狗叫了。山民们拿着猎枪、矛子枪，冲进了街里，把几个“土匪”围住。
马力连声说：“我们不是土匪，是八路军。”
山民们听不懂什么是八路军，见他们身上带着枪，光着脚，又是外地口音，更坚信是土匪了。大刀举了起来，矛子枪顶在了身上。
正是这时，联保主任刘老磊跑来了，赶紧帮着解围。
山民们很忙，家家都租种着几亩山地，有的在山那边，每天赶着毛驴，早早地顶着星星出门，黑黑地扛着月亮回家。谁有心思听这些南蛮子们说话呢。
况且，他们讲的都是梦话哩。减租减息？我们没有地，都是东家的佃户，多少年的契约都摁了手印，能减下来吗？明年东家收回土地，我们全家喝风去？
你们八路军都是外地和尚，一抬脚走了，我们可是走不了，东家可是能惹的？谁敢出这个头闹减租，往后第一个倒霉的肯定就是他。
日本人来了
1938年2月，日本人沿着邯长线来了。
邯长线，是从邯郸到晋东南重镇长治的交通线。说是交通线，其实就是一條河沟，沿着河滩把大石头搬开，只剩下碎石块和细沙，这就是原始的路。上千年来，这是晋冀两省南部唯一的通道。商贸流通、人口迁徙、兵马调动，全靠这条路。大雨季节，路面变成了水面，两省的各项流通也就变成了一盘死棋。
国民党骑四师在城西偏店抵抗，稍一接触，便溃退下来。川军从林县赶来支援，在皇后岭一带坚持了一周，后因汉奸出卖，被日军抄了后路，2000多人全部战死。焦尸如蚁，躺满了山坡，大风一刮，浓浓的尸臭涌满了城墙。小城人闻到了战争的气息，闻到了战争的恐怖。
日军进城的时候，沿途村头摆满了供桌，放着猪头、活鸡，家家户户插着小太阳旗。进入华北后，几乎所有城镇都是望风而降，垂手献城。偌大的政府，尚不能守住国门，弱势的民众，只能沦为异民了，民族之耻啊。
本城的维持会出来了，挨门挨户发放良民证，劝告百姓安心生活，甘当顺民，皇军是文明之师，不打不杀，进出城门，买卖店铺，一切如常。
日军在城门口摆几门大炮，隔几天，向周围山里轰一阵，以炫耀武力。日军把大炮看作是武器中的“将军”和精神支柱，常给大炮系上红绸子，列队行礼和祈祷，像敬神一样举行供奉仪式。
日军穿的牛皮鞋底钉满了铁掌，走起路来“咔嚓、咔嚓”直响。大洋马浑圆圆的，比人还高。
每天早上，一群群日本兵蹲在门内，用一根棍棍在嘴里乱搅，满口吐白沫。有人说，那是在刷牙呢。还有刮胡子，日本人用薄薄的刀片，像一片柳叶，而城里男人的刮胡子刀，厚厚重重的，像铡刀。
日本人爱洗身子，洗身子也不避人，就在东大街的路旁砌起二十多个大灶，把从老乡家搜来的大缸像架锅一样支在炉灶上烧水洗澡。胁迫老乡挑水烧火，每一担水，每一捆柴，给一张粉票（日本钞票）。火刚刚点着，光着屁股就跳了进去。烧火的人、担水的人、围观的人发现，日本人没有短裤，只用一条宽宽的布片兜住裆部，缠系在腰间。更让小城人惊诧的是，洗完澡后，他们都到妓院去了。
在魁星阁南侧和北关狮子巷，分设两处随军妓院。都是从日本征来的姑娘，穿着木屐，在大街上碎步走，香香的，很高兴的样子，买零食吃。迎面走来一个日本兵，要和她接吻，妓女不让，躲闪了过去。日本兵把烟头偷偷扔到妓女的头发上。不一会儿，烟火燃烧了，妓女惊叫一声，回头叫骂。日本兵哈哈大笑。
恐怖的传说风一样一阵阵地刮进城里。
日本人在城东虎头山上修炮楼，有36个民工手脚慢，被推进土坑里，用开水浇死了，大都是寨上、赵岗两村的村民。
在段村扫荡时，日军专门用门板、桌子腿煮鸡烧肉，把每张桌子砍掉两个腿，每一副门只摘掉一扇。搞得每一家都不能关门，每一张桌子都不站立。不仅如此，全村的猪、羊、马、牛、驴、骡子，带不走的，挖走眼睛，砍掉前腿，割掉尾巴……
一个孕妇，被轮奸后，用树枝楔进阴道，把婴儿也楔出来了。
抓到一个村干部，吊在树上，火烧，人油滴下来，滴进火里，吱吱直响。
一个老妇被迫为日军烧火煮鸡，刚刚从锅里捞出来，就被一刺刀捅死。
不但杀中国人，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士兵，也一样无情。日军十六辎重联队在邯长线潞城一带打了败仗，回来的路上把40多个重伤的士兵全烧死了。伤兵们大喊大叫：“别烧我，别烧我，我还能活啊。”抬他的鬼子说：“别喊了，回国找天皇去吧。”
……
山里的信息像花粉一样是靠风传播的。
日军的恐怖，像漫天的苦霜弥散在太行山每个缝隙里。山民们的情绪像秋后的庄稼，由绿而黄，由黄而灰，最后，变成石头一样沉默无光的颜色了……
沉默的歌
腊月将尽的时候，县城东片有名望的大户们都收到了一张请帖，请帖是红绒纸的，用正楷工工整整地写着：
某某先生：
兹定于腊月二十五前晌在三区固新村村公所开会，幸勿推辞。
下面盖着“中华民国涉县政府”和“十八集团军第129师工作团”的印章。
另外，还夹着一张小纸条：国难当头，牺牲在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工商会公议，恭请认捐大洋××元，军粮××石。
日本人进城后，县政府就搬到城东50里的固新村办公了。八路军工作团也迁到刘家庄一带活动了。
当地人穷，辛辛苦苦攒下的碎钱都串在肋骨上，不肯拿出来。开会时间到了，大都以路远、体弱、世道不宁为由，推脱了。
八路军工作团再次具文，再次送信，借了几匹马，穿上军装，挎上枪，上门讲道理。如是再三，年底的时候，终于收到大洋600元、谷子3万斤、玉米2万斤、柿面2万斤。
城西的绅士座谈会是在偏城召开的，到会者23人。讲明道理后，采取分配与自报相结合的办法，征集军粮7万多斤、大洋1000多元。
林旺村乡绅赵玉明，主动拿出玉米2000斤，柿子炒面一圈半约1000斤，软枣五斗。
小曲村刘山亮原来在天津做生意，后居家避乱，捐钱200块大洋。
东鹿头村江姓财主是一个开明人，不仅捐出十支步枪，还欣然接受了认捐5000双军鞋的任务。他出资统一购布，发动村里和邻村的妇女制作，他每天骑着驴到各家各户查看进度……
有人报名参加八路军了。
1937年12月，八路军派张海顺、李义才到温村一带招兵，成立涉县游击队，约一个月时间，发展到100人。
八路军688团参谋长孙角从黎城县来到涉县西北部一带扩兵，因孙与河南店乡绅王蓬仙是同学旧友，通过王联系了一些青年，一个月内扩兵800人，成立“抗日独立团”。组建完毕后，开往黎城县长凝一带整训，因乡土观念浓厚，途中跑回200多人，后到潞城缩编为一个营。
1938年3月，八路军工作队在胡兴寿领导下，在偏城组建“新华游击队”，最多时招兵160人，经整顿精简为120人，后编入129师先遣支队独立团。
寂寞的大山里有了红色的响声，沉默的石頭开始唱起自己的歌……
冀南——一块无主的土地
集总朱彭任刘并报胡杨：
一、只有沿平汉线各县有伪组织，以东旧政权全部崩溃，深县、武强、武邑、衡水、冀县、枣强、宁晋、南宫、新河、隆平、尧山、清河、威县、平乡、鸡泽、曲周等县均无伪组织，巨鹿原维持会长田秀卿已病死，由一旧军官王森接事，动摇不定，据谈日本到也欢迎，中央军也欢迎，现来信与我接洽。
二、任（县）尧山（县）隆平（县），人共有一万余，步枪七千支。轻机枪六七十支，平射迫击炮各八门，驳壳枪五百支，手提冲锋枪三十支，成分很复杂，内老土匪二百人，且占领导地位，我党领导的基干游击队四百人，长短枪三百余支。
三、游击队原总领导为时如南、刘国栋、邓文魁，他们三人与各队长均要求受我们领导甚诚恳，并请我派干部领导，使他们走上正规。
四、孙胡胥张（八路军先遣支队负责人）于二十四号召集各游击队大队长以上会议，报告我党主张，全体拥护，当场呼坚决在八路军领导下抗日到底，拥护朱总等口号，当时部队编五个游击支队。
五、时如南表现始终拥护八路军，并要求入党，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刘国栋、邓文魁、达时中、时风楼，均要求入党。
六、挺进队去后只一星期的工作，编制后的各土匪均有转变，无拉嫖抢劫现象。
七、南宫广宗威县间亦有万余人六七千支枪的武装力量。但亦多土匪行为，我党领导者二百人百余支枪，正设法派人去接洽。
八、任（县）隆（平）尧（山）准备组织县府，已有七十余村组织了自卫队，开始戒严工作。
九、任隆平等县，正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任县林起章负责，尧山王冠负责，隆平李企川负责，直南特委已打通，他们需要大批干部，我们找不出，请总部及北方局设法派一批来。
师部
十一日十八时
这是129师司令部于1938年1月11日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
平汉线以东，德石线以南，津浦线以西，漳河以北，这就是肥沃的冀南平原。包括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34个县市，人口650多万，面积1.8万平方公里。
这里地势坦荡，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产棉区。
此时，广袤的冀南平原成了一个平静的空白舞台。
日军南进后，由于兵力所限，只占领了部分城市和县城。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和武装已全部撤退，绝大部分地方呈现出无政府态势，只有一些被打散的国民党残兵和土匪，还有一些迷信组织趁机乱事。
1937年10月，在此秘密活动的中共组织就曾派人到129师，要求派武装力量去收拾局面。当时，129师即派张贤约等组成先遣支队，到邢台、沙河等地。11月，又派孙继先、胥光义率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任县、隆平等地活动。1938年1月15日，又派陈再道、李菁玉带769团四个步兵连及机枪连、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以南宫为中心，向周围各县开展工作。
冀南，一块肥美的土地，共产党怎能轻视？
邓小平到任后，继续加大对冀南的关注。
几天后，就冀南问题拍发了第一道指令：
陈（再道）陈（锡联）：
一、直（冀）南游击区一个基干队成为核心，决从你们正规步兵中抽一个连作骨干，先扩充为营，三个月发展成团，用八路军挺进支队的名义，以孙（继先）胥（光义）为支队长政委，一切制度照八路军的，特别加强党的领导。
二、对外不用军分区而用支队名义为要，指挥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必须用联席名义和通报协商方式实现，特别要在打胜仗中建立威信，不可用上级命令方式。
三、这支队可就隆平南宫广宗有基础的地点着手建立并尽力培养本地优秀干部，须在游击实战中锻炼并树立威信。
劉邓
二月十日（一九三八年）
陈再道，湖北红安人，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文化不高，打仗勇猛，在山里是一头雄狮，可在平原上呢？
平原上的陈再道仍然是一只猛虎！
他到冀南以后，挥动着蒋委员长和朱（德）总司令的令旗，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广泛联络社会各界，迅速打开局面。
2月中旬，收编了盘踞在邱县马头镇的土匪李景隆部3000多人，不久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游击第1师。
2月下旬，剪除冀县码头李的土匪头子金庆江，收编所部3000余人，改编为东进纵队第2支队。
3月初，陈再道邀南宫北部两支最大的民军武装——赵玉祥和段海洲部举行三方会谈，统一成立了三方军政委员会，陈再道为主任。
3月中旬，又成功策反了驻威县伪军警备第1旅，将所部4000余人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
3月19日，邓小平再派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进军冀南。
冀南，注定将掀起另一个风暴潮！
山雀满天飞
且看邓小平上任后几天内的工作：
2月1日，与陈赓谈386旅干部重新分配问题，派李聚奎到榆次一带打游击，开辟根据地。
2月2日，主持129师军政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部队组织与干部配备、新战士教育、干部教育、派遣部队赴平汉以东开辟抗日根据地等议题。
2月4日，主持129师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开辟根据地问题。
2月6日，主持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根据地中的武装、政权、群众工作三大问题。
……
上任伊始，就死死抓住根据地建设这一最根本问题。
没有根据地，军队何以立足和发展？共产党何以存在？
一手全力抗日，一手下最大力量进行根据地建设，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秘诀，也是国民党控制乏力的软肋。
政委制度是中共借鉴苏共经验而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创建红军，苏共认为许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委的工作内容比苏联要丰富得多，不仅要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各界传播党的声音，树立党的形象，建立党的组织，尤其在游击战的环境中，这对中共的事业十分重要。没有强有力的全面的根据地建设，老百姓就不可能发动和组织起来，部队的一切就没有保证。
比如此时的邓小平，不仅仅要协助刘伯承打仗，更重要的是建设政权。
邓小平不声不响，言语不多，多是对着大山抽烟，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候，也仅仅是皱一下眉头。子弹像雨点一样从头上掠过，柿子树的枝叶几乎掩埋了他，他用手向左右摇摆了几下——像是要把射来的子弹拨开似的。
他总是这样轻轻地笑着，平静地沉默着。
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主意，这个主意像面前的大山一样坚定，也像大山一样复杂和艰险。
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
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趁日军兵力分散的间隔，把部队分散到角角落落，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
于是，刘邓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129师有计划、分步骤分遣2/3以上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
一支支游击支队和工作团派出去了，像蒲公英一样满天飞，将种子撒满了太行山。
汪乃贵独立支队、秦赖支队（秦基伟、赖际发）、谢张大队（谢庆、张国传）、桂张支队（桂干生、张贻祥）、张张支队（张贤约、张南生）、赵涂支队（赵基梅、涂锡道）……
这些游击支队和工作团一落地生根，便快快成长，速速分蘖，老部队一分为三，半年三个月后，再各自一分为三，依此分蘖，一棵树逐渐繁衍成了一片森林……
两年后，这些分散的武装变成了数百个县大队、独立营、基干营，而后变成补充团、独立团、骑兵团，再以后又整编为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直至发展成三十万人的野战军……
第二章 枪声代表我的心
南京大屠杀后，一个外国记者问一名日军：“杀人时，有什么感觉？”
日本人轻松地说：“没有感觉，就像在海边剖鱼一样。”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照片：手提人头微微含笑的日本士兵，正在乐于比赛杀人的军曹。还有一张照片更为恐怖：一名日军挥刀横劈，跪在地上的中国人尸首分离，飞落的人头定格在半空中，从脖腔里喷溅的血液直刺空中，飘浮的血雾弥漫在画面上，虽是黑白照片，却也清晰可见。真是难以想象，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的？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反复思索着那场战争背后人性深层的一些问题。
虽然战争是残酷的，但人类对生命的怜悯和同情应该是相通的。但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的冷漠、蔑视和残暴实在令人发指。
中日两国都承认是同文同种，但仔细研究一下日本文化，都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甚至超过东西方的差距。由于地处狭小，四面海啸，又由于长期饱受西欧海盗的欺凌，日本民族绝处求生，四面学习。但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日本学习世界的方法与别国不同：仅取其实用，而舍其根本。比如，对中国文化舍仁义而取其忠勇，学西方工业化而舍其民主制度，对荷兰、西班牙等国仅学习其海盗伎俩。再如文字，病急乱投医，拾到筐中就是菜，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各种语言符号掺杂其中……
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结构。
毋庸讳言，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开放给日本带来了初步工业化、城镇化，也带来了科学教育的普及。但畸形的文化结构必然带来畸形的心理结构。狂傲与自卑、文明与残暴，一面是菩萨；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品清酒，赏樱花，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一面是武士道、法西斯、军国主义，杀人取乐……
尤其当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狂躁的、片面的、畸形的、不成熟的思维共同挤上了一张温床，一夜之间膨胀成一个个无情的怪獸。
而此时，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封建时代，黄牛仍是大地的主角，孔孟诗书仍是灵魂的上帝，民族的思想还沉睡在传统的土壤里……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煽动战争，日本朝日新闻社在日本进行了一次“支那人形象”社会调查，约3000万日本人填写了答卷。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概括为：
“愚昧无知，科学知识等于零。”
“不团结，互相攻击。”
“什么也干不成，连最细小的事情，也不能让人放心。”
“做事迟钝，无论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
“又脏又臭，不懂卫生，是蠢猪。”
……
正是这种长期的落后和贫穷，使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产生了妄想，对中国民众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
当时，日本本土只有6000万人，而中国是4.5亿人；日本现役军人38万人，而国民党正规军170万人。
但日本不管不顾，他们对两国军力的估算是一比十，即日本一个师团等同于中国十个师，甚至更多。
日本关东军只有1.2万人，而驻扎东北的张学良军队达30万。但日本人视若无物，仍然鸣枪挑战。
战争初期，日本声言：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
对华北，他们曾设想，战场推进到北平南部的保定后，国民党军队肯定会组织一场大会战，进行防御。这样，大日本皇军集中聚歼中国军队，一战解决华北。
“八·一三”进攻上海时，日军司令官狂妄地宣称，只需4个小时。
结果呢，他们陷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战争泥淖。
战争进行两年后，日本军部哀叹：中国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需要十年。后来又说，“帝国欲征服支那，非短时间可成，需制订100年之计划”。
这是一片落后而又神奇的土地，五千年的文明发酵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其中包藏着太多的柔韧、太多的顽强、太多的玄奥……
1937年10月初，129师先遣队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
沿同蒲铁路，第一站抵达晋北的代县一带。此时，经雁门关南犯的日军正向忻口进逼，国民党军放弃长城防线，置重兵于此处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配合阎锡山侧击。385旅769团长陈锡联打响了第一枪，于10月19日夜突袭阳明堡飞机场，用步兵、步枪和手榴弹摧毁日军24架战斗机，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奇迹，蒋介石通令嘉奖。
之后，战场南移至正太路沿线。陈赓的386旅再传捷报。先是陈旅在七亘村一带防备松懈，遭日军偷袭，受到延安批评。陈赓决心反击，于10月26日执意在七亘村选择战场，伏击毙杀日军300多人，取得七亘大捷。但陈赓仍是气恨不过，两天后，仍是在同一个地方，利用日军麻痹，再次设伏，宰敌百余。反用兵法，重叠设伏，战将陈赓捞足了面子。
日本人，习惯于运动战、阵地战，坦克、飞机、大炮并用，正规的战法。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打斗中，找到了酣畅淋漓的感觉。但遇到八路军后，这一切感觉全没有了，空中赶鸟，水中捉鱼，大炮打兔子，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
太行山的坑坑洼洼中，正义和邪恶在摔跤。虽是规模小，却是频率稠，没有昼夜，遑论风雨……
神头岭的枪声
1938年2月，日军为配合津浦路徐州一线作战，以第14、16、20、108、109等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别从平汉、同蒲、正太、道清等铁路加紧向晋南、晋西进攻，试图突破黄河，直向潼关、西安。
3月初，日军继占领邯长线沿途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重镇后，已打通邯长线，从东北调运战略物资和兵员，然后通过邯长线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战场输送。
邯长线已成为日军在太行山南部最重要的交通线！
必须斩断这条线！
在何处？
辽县西河头村，刘邓司令部的墙上挂满地图，红的、蓝的、黑的箭头，一个个张牙舞爪。
从地图上看，神头岭有一条南北向的深沟，邯长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边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公路刚出深沟又陡然掉头向东，转弯处的北侧又有一座高山——申家山。日军从南而来，正好钻入一个隐形的口袋。
在山山沟沟里摔打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军队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地形了，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都是游击战的圣地，都是游击战的道具，都是大自然对弱小的八路军的殊赐。八路军就是从这里成熟的，从这里壮大的，最终成长为一个个强健的大汉，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走进了城市。
习惯于正规战的日军对此就缺乏敏感，钻进去还浑然不知。
日本人对中国的兵典《孙子兵法》不屑一顾，认为其中充满了狡诈、欺骗和诡辩。他们崇尚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刀对刀、枪对枪的实力较量。殊不知，他们恰恰就输在了这里，忽视了《孙子兵法》，也就忽视了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也就忽视了一个个胜利的机会……
刘邓初选地形后，伏击任务就落实到了陈赓386旅的头上。129师共辖385旅和386旅两个旅，出征时只过来他一个整旅和385旅的769团，385旅旅部和另一个团留在了延安。
自从年前在七亘村被偷袭后，陈赓在作战部署上格外小心。虽然他的腿受过伤，行动不便，可以委派参谋长到现场察看地形，但他还是执意亲自走一遭。
这一看，果然就看出了大问题。
陈赓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想到，眼前的地形与地图上正好相反。邯长公路根本不是从沟底通过，而是裸露在山脊上。山脊的宽度不过一二百米，两旁地势比公路略高，但没有任何隐蔽物，只紧贴着路边有些过去国民党军队做的旧工事。地图上的申家山并没有紧靠公路，中间隔着一条宽宽的大沟。
显然，这样的地形根本不适合埋伏，既不好隐蔽，也难以展开攻势，北面又是深沟，预备队运动不便，搞不好还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
同行的人都大骂这汉奸地图。
原来，129师使用的军用地图是前几年绘制的。近几年，阎锡山治理山西，对一些易受洪水冲击的原始公路进行了调整，这条路原来是河道，雨季往往无法使用，就搬到了山坡上，战争开始后，新版地图还没来得及印制。
新的埋伏点选在哪里？
大家莫衷一是，连夜顺着黎城和潞城之间的20公里山路来回勘察，提出了十多个地方。
天明的时候，沉默了一夜的陈赓思维也清晰了，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神头岭！”
众人都惊呆了，连政委王新亭也没有说话。
“不要一提伏击，就想到深沟陡崖，没有它，仗还是要打。”陈赓说，“一般讲，神头岭地形不理想，但正是我们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正因为地势不险要，敌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米，最近的只有20米，敌人经常来往，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我们伪装好，敌人是不会发现的。山脊狭窄，兵力确实不易展开，但敌人更难展开。”
说到这里，陈赓用手杖在两张桌子上一架，问道：“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771团团长徐深吉说：“当然谁先下手谁有利！”
“对啊，只要我们突然、勇猛，这不利条件就只是对敌人的不利。”
谈到预备队的运动，陈赓问772团团长叶成焕：“如果把二营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40分钟内（边打边跑）翻过大沟，冲上公路？”
叶成焕说：“半个小时保证冲到！”
大家好像从狭窄的山沟里一下子走到了平原上，心里亮堂堂的。但还是有人低声说：“这样是不是太冒险？刘邓会同意吗？”
陈赓诡秘地一笑：“这就看他们是不是军事家了。”
战役部署如下：769团为左翼队，其一部分袭击黎城，主力则伏击涉县可能增援之敌；386旅之771、772和补充团为右翼队，在神头村附近三面埋伏，准备伏击潞城方向来援之敌；772团3营断敌后路，并分出一个排监视潞城之敌；另派20名便衣侦察潜入潞城西南，监视长治方面日军动向。
3月15日，天刚黑下来，部队就出发，向阵地开进。长长的队伍，沿着山间小路，伸向漫流岭、申家山、神头村……
参战的有一部分是新战士，几天前还是黎城、涉县、辽县一带的民兵，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红缨枪，盼望着明天早上换武器。
陈赓和司令部人员走在一起，走着走着，突然冲身后的王新亭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
王新亭是近视眼，平时戴高度眼镜看书还要凑到眼边，听见喊声，急忙蹲下来，伸手去摸地。
“唉，你这瘸子……”王新亭马上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但他不示弱，看清是平路后，立即连连催促身边的人：“快走！快走！”说完，带头就跑到了前边。
陈赓的腿是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退到会昌时被打断的，要不是傅连暲，早锯掉了，但仍是有点拐。他一瘸一拐地紧走着，仍是跟不上，只好认输。
过河了，陈赓停下来，伸出手杖，说：“来吧，让我这瘸子来牵你这瞎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政委搀扶过河。
半夜时分，各部队进入阵地。陈赓来回地走着，告诉新战士，要尽量向前推，逼近公路，不要随便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
这时，一个战士问：“旅长，离路这么近，可不要给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啊。”
陳赓说：“只要伪装好，日本人踢飞你的帽子也不会发现，要是发现了，你开我的批斗会好不好？”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隆声，那是担负“钓鱼”任务的769团对黎城的袭击开始了……
黑暗中，各连连长给每个人送了两个窝头，纯玉米面的，甜甜的，打仗才有的好伙食。埋藏在公路两侧石头缝隙里的数千张嘴巴使劲地嚼动着，一张一合，发出牛吃草的声音。
“吱吱、吱吱……”几个穿便装的新兵正在用身边的石头磨红缨枪头。枪头白白的，像新剥的生葱。
天蒙蒙亮的时候，命令下来了：以连为单位，抓紧撒尿、拉屎；屎、尿集中一处，注意掩埋和伪装；天亮后谁也不准动。因为那时有人上山打柴，也有路人经过，容易引起惊恐，走漏了消息。
太阳从东山坳浮了起来，惊奇地看着这些像昆虫一样趴在石缝里的汉子们，刚刚发绿的蒿草和去年的枯草拥在一起，像一个破旧的大毛毯子，战士们把身体深深嵌在土石里面，恨不得变成一根细微的草、一枚僵睡的虫……
风悄悄地吹着，带着一丝丝缥缈的青草的鲜味，那是春天的气息。哦，敏感的鼻子，你能嗅到日本人的消息吗？
日本人是九点钟过来的。
黄黄的，像一条毛茸茸的草蛇，在山腰间蠕动着，又像一群黑色的甲壳虫。
先是步兵、骑兵，中间是辎重车队，后来又是步兵、骑兵，有一两千人。后来才得知，这是日军16师团柏谷部队的精锐，他们满以为这样大的部队，土八路根本不敢惹，因此又带上108师团屉尾部队的一个辎重队，妄想救援黎城，护送车队一举两得。
到达神头村后，日军突然停下来，过了一会儿，走出一支30多人的搜索小队。
日军发现了什么？搜索队沿着一条小道径直朝772团一营阵地走来，一步步接近工事，钉着铁掌的皮靴“咔嚓、咔嚓”地响着，糟了……
但是，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日军只注意了远处，注意了沟地面的申家山，对于脚下这些见惯了的工事，根本没放在眼里。
看到申家山没动静，大队人马沿公路跟上来。
这时，攻击的信号响了。
平静的大梁，顿时变成了一座火山，每一棵树干后面，每一颗石头后面，每一丛杂草后面，都露出了毛茸茸的人头，火闪闪的眼睛，眼里喷着火，枪筒里喷着火……
硝烟中，红缨枪冲了上去。
这种中国特色的冷兵器，用了上千年，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别具优势。红缨枪从枪尖到枪柄2.2米，而日本的“三八”步枪，包括刺刀才1.9米，对刺中枪长者占优。
山沟里，太阳下，数千人拼杀在一起，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九连连长刘大可被日军捅透了胸部，血液像井喷一样。他死死抱住日军的腿，日军嚎叫着，用刺刀在他的身上、胳膊上猛扎。这时，他咬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一营王小毛，连续刺倒三个敌人，自己也被刺破了肚子，肠子流了出来，粉红粉红的一大团，他两手捧住填进肚里。用腰带扎住伤口，又冲了上去……
一个日军被红缨枪捅进了眼窝，眼珠出来了，挂在脸上，嗷嗷地叫着……
司号员杜旺保抱着一块大石头冲上公路，把一个日军的脑袋砸得脑浆迸裂……
20多个日军钻进一个山洞里，八路军喊，不出来，往外打枪，只得扔手榴弹，全部炸死。炸烂的肉皮、血浆、头发、耳朵涂满了洞壁。
……
正杀得难解难分，申家山对面的772团2营冲上来了……
这一仗，打死日军1500多人。公路上躺满了尸体，绿草、白草全被血染红了，浓浓的血腥像雾岚一样，拥塞在山坳里，让人喘不过气来。
被打断腿、炸破肚皮的战马们，泪光盈盈地躺在地上，看着这一切……
汽车的墳场
河沟里的邯长路此时成为日军最关注的一条线路。
神头岭伏击战后，日军加强兵力，在涉县与黎城之间的椿树岭、东阳关分别驻军。沿途两侧多用马队巡逻，两侧数百米之内庄稼全部拔去，树木全部砍掉。汽车来回运输，向晋西、晋南黄河各渡口运兵。敌108师团侵略上党，就是依靠邯长公路这条输血管。
129师决定在邯长路上再打一仗。
邓小平提议让副师长徐向前指挥。
抗战初期，这位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直在山西与他的老师和老乡阎锡山做统战工作，还没有打过仗呢。
枯瘦，寡言，爱抽烟，抽那种长长的装满劣质烟丝的烟锅，深谙军事，淡于政治。在红四方面军任总指挥时，张国焘搞肃反，把他的妻子杀了，徐竟然不知道。徐向前率西路军进入青海，血战荒山，全军覆没，只身乞讨回到延安，向中央哭诉。毛泽东抚其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留得青山在。”
在黄埔军校时，由于是第一期，蒋介石格外关注，每一位同学都单独谈话，进行笼络。蒋找他谈话时，他一口山西方言，蒋听不懂，看他骨瘦如柴，腼腆内向，也不像一个人物，就很失望，摆手让他走了。不想一参加共产党就变成了一条蛟龙，指挥红四方面军连战连捷，将之扩展到8万之众，成为兵力最强的主力红军。
枯瘦的徐向前骑着他枯瘦的大青马，用马蹄叩遍了路边的每一块石头，用目光抚摸了两侧的每一个山头，终于为远来的日军选定了一个宽大的坟场——响堂铺。
这里是东阳关和涉县敌人两个据点增援的最远处。
1938年3月30日晚，部队秘密进入位于响堂铺村南的阵地。
响堂铺村位于西起东阳关、东到椿树岭长达30华里的狭长地带的中心，邯长路就逼逼仄仄地横在村南深深的河沟里，河沟的南岸陡壁悬崖，人莫能攀，沟北侧是斜面的岗坡地带，可以伏兵。
午夜，邓小平率师直队进到佛堂沟。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通信兵飞快地在山与山之间跑动着，把电话线拉扯到各前沿阵地，黑色的电话线静默地潜伏在荒芜的石缝和野草里。771团、769团主力是第一梯队，埋伏于大道以北的后宽嶂村到杨家山一线，前者为右翼队，后者为左翼队；772团主力为第二梯队，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部队向东阳关警戒，阻止由黎城和东阳关来援之敌；769团以四个连兵力到椿树岭与河南店之间，阻止由涉县来援之敌。另有一个排，把住附近响堂铺和前、后宽漳村各路口，不让村民出去，以免暴露目标。
设伏阵地，多是背阴处，坑坑洼洼里积雪白白，深夜又结了一层冰。
天亮了，在雪地里埋伏了一夜的战士们纷纷用眼睛询问着。
各连、排的主官开始做工作：钓鱼要看浮标，越沉住气钓的鱼越大。
769团三营营长郑国仲在山坡的后沟里爬来爬去：“沉住气，我们徐总指挥判断不会错。”
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大家还习惯称徐向前为总指挥。
意外偏偏发生了。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771团团长徐深吉报告：“东阳关发现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
突如其来的敌情！如果日军发现我军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就应该立即撤出阵地，另寻战机；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战机，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撤不撤？”电话筒烫得烧耳朵，更烧心。
徐向前的两眼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大山，恨不得看穿敌人的企图。稍许，他说：“按原计划执行，严密埋伏，不得暴露。”
放下电话，马上派老参谋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换便衣飞奔到东阳关和苏家坟方向探听虚实。徐向前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速去速回！”
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猛劲儿地抽着……
约两个小时，参谋回来了。情报正如大家所盼：东阳关方面，敌人没有异常；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好，太好了！”徐向前枯瘦的脸上凝着滴滴的冷汗。
31日上午点多钟，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两个汽车队的180辆汽车及掩护部队从西边慢慢开来，车屁股后面扬起滚滚黑烟。
“……53、54、55……”769团团长陈锡联在心里数念着，数到第80辆，放过去，那是前边部队的早餐。再往后，就是自己的任务了。
“砰、砰……”突然，南坡的远处打了两声冷枪，在山沟里回旋。
是汉阳造的声音，不是三八大盖，能听得出来。日军先进的三八大盖步枪，响声清脆。而中国老式步枪，声音则显得沉闷、浑厚。
这两声冷枪是迷惑枪。
军事家组织一次战役就是制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哪一个环节出错都会留下瑕疵。徐向前在细节上是很注意的，如果用三八大盖发冷枪，日军马上就会怀疑是八路军大部队埋伏。而用老式步枪，日军则会认为是地方游击队，打两枪就跑，不足为惧。
果然，日军上当了。汽车停下来，大部分日军都伸长脖子，向南山坡观望，并没有多少惊慌和戒备，又是小小游击队在捣乱。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趁敌人注意力南移的时候，北坡的八路军大部队露出了头，伸出了枪，举起了手榴弹……
沉寂的山沟一下子引爆了。
步枪、机枪、掷弹筒、手榴弹、远处的迫击炮，一齐向山沟里喷火。汽车的油箱被打着了，军火被烧爆了，爆炸物四散飞迸，汽车轮子飞起数百米高，在空中旋转。
大火熊熊中，八路军、游击队又冲了上去。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肃清敌人，结束战斗，缴获武器。否则，日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一切都晚了。
身处绝境的日军背靠背，围成一圈，挥舞着刺刀，拼死抵抗着。
几个轻伤的日军，在山崖下剖腹自杀了。
重伤士兵則央求同伴把自己拖进火堆，有的主动爬进了火海。
指挥官中井少佐自知损失巨大，难逃罪责，命令士兵把自己人的头割下来，带走。有一个士兵腰里挂着几个人头跑了。
……
响堂铺伏击战组织严密，堪称精致。
有一点可称遗憾。那就是八路军伤亡较大，达317人（日军伤亡400多人），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是非正常伤亡。
一个原因是八路军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差，炮兵观察员应随步兵先头部队行进，及时把步兵要求射击的目标，用信号弹报告炮兵阵地，这是一般的规则。但这次战斗进展太快，很快便与敌交叉在一起进行白刃战。步兵正在拼刺刀，后方迫击炮仍然轰炸，敌我俱伤。
另一个原因是八路军缺少科学知识。180辆汽车中有不少没有爆炸，一部分战士把汽车油箱砸坏后，竟然用火把点汽油烧汽车。流淌满地的汽油以每秒钟20米的速度引起爆燃，又烧死不少人。
180辆汽车如何处理？没有钳子，没有扳手，也从没听说过这些工具。附近的游击队员、农民纷纷上前，不会拆卸螺丝，就用石头砸，砸下的铁片回家做簸箕，打镢头。
然后就是烧，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汽车们，一会儿就全烧化了，流成了铁泥。
太可惜了，但没办法，敌我力量差距太大，我们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没有工业基础，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战。汽车对惯于山地作战的八路军来说是累赘，无法使用，只有烧掉。
129师在邯长线上频频出击，使日军的这条供给线基本瘫痪。
1938年4月初，恼羞成怒的日军聚集重兵对晋东南地区实行九路围攻，企图与八路军决战。
此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分为东、南、北三路军，其中东路军由朱、彭指挥，东路军除八路军外，还有国民党李家钰（驻黎城）、李默庵、曾万钟、武士敏（驻子洪口）等部。抗战初期，正是国共两军合作的“蜜月”阶段，前线各部队相互配合，双方将领亲如兄弟，过年过节相互看望。
4月15日，日军117联队3000人，带骑兵重炮至武乡县常乐村一带，129师主力及115师344团在刘邓指挥下，包抄急袭。国民党各部队也纷纷赶到，16日上午10时，全线猛攻，下午5时，结束战斗，共毙伤日军2200多人。
常乐村之战后，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打击，破袭战不断。
战线长，道路不通，电线中断，兵力不济，老虎吃天，无法下口，日军不得不于1938年4月底退出晋东南。
129师乘胜追击，收复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等19座县城。
4月29日，第一次光复涉县。
初试利爪
一群头缠毛巾的乡下汉子，簇拥着两个骑马人，顺着河谷，向县城走去，踩着石头蛋，敲着锣鼓钹钗。响亮的声音在原始的山沟沟里传递着，从这座山梁到那座山梁。
这是涉县县城光复的第二天。
他们是去夺县衙的。
这可是山里人开天辟地的大胆识。
日本人撤出后，活动在刘家庄的中共县工委书记刘承栋和地方工作团团长马力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八路军打下县城，理应八路军派县长。国民党县长跑远了，县衙现在也空着，我们不如选个县长，坐坐县衙，造造影响，也好在山沟沟里打开局面。
没有电台，无法与129师师部联系，也来不及骑马请示，两人大胆地决定，派王铮进城当县长。
地下党员王铮当时正在附近的国民党骑四师做地下工作。
他们连夜在偏城做准备，油印了出任抗日县长的布告，刻了抗日县长的公章，组织了100多人去护送。谁领着去呢？正发愁时，磁县抗日县长田裕民从辽县养伤经过刘家庄，他名望大，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又熟悉，是最合适的人选。刘、马二人反复做工作，好说歹说把田裕民留下了。1938年5月2日，他们动员了百余名积极分子，请了一帮吹鼓手，吹吹打打地上任了。
不想，孙殿英已赶在了前头。原县长已无影无踪了，马上派林县县长张守魁火速骑马进城，转任涉县县长，张贴了公告，占据了县衙。
人们纷纷站在城墙的垛口上，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了，八路军与国军顶起来了。
队伍走到县城中心的县衙门口，国民党县长张守魁就走了出来，伸出手，欢迎说：“友军来了，进来喝茶。”
大家面面相觑。
马力想，既然来了，就得争一争，说：“我们八路军打下的县城，凭什么你们来当县长？”
“咱们都属国民政府领导，统一战线嘛。”
“国共合作，地位相同，为什么只能国民党当县长，不能任命共产党县长？”
“这些民意可以向上反映。”
……
双方谈判，互不相让。
天暗下去了，马力等人紧急联系了一家椒店，给了店主十个银元，腾出两间房子，自己任命的民政科长、司法科长、财政科长等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抗日县政府就算成立了。
县衙门口挂的牌子是“中华民国涉县政府”，王铮等人商议也应该制作一块牌子。当天晚上，找到一家棺材铺，选定了一块木板，漆成白色，请一位老先生，用正楷书写了“中华民国涉县抗日政府”几个字，第二天早起就挂到了椒店的门口。
一个“涉县政府”，一个“涉县抗日政府”。
一县双县长，老百姓可有了好戏看。
每天谈判。说是谈判，其实就是争吵。吵也吵不出结果，边争吵边请示。
几天后，邓小平下令，撤出县长，相忍为国，但必须参加动委会，共同领导全县抗日工作。
退出的当天，八路军工作团油印了几十张布告，写明自己的主张和决心，到处张贴，城门上、垛口上、树干上……
涉县第一届抗日政府胎死腹中。
人山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致电刘、邓、徐：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队，也是可能的……
23日，邓再次主持会议，布置向冀南、豫北各铁路沿线展开行动。
26日，徐向前率第689、769团及第5支队进发冀南，于5月2日抵南宫，与陈再道、宋任穷会合。
此时的冀南，三十多个县，敌我友三方交错，会道门组织及各色杂牌武装盘根错节。日军、伪军、义勇军、民军、保安队、六离会等，五花八门。邯郸、邢台、威县、邱县、南和、临清等县城，均在日军手中；枣强、冀县、衡水、武邑等地，在土匪及民军手中；南宫、巨鹿、清河、广宗等地，则为八路军领地。
平原游击战能不能长期坚持，大家心里都没底。
从红军时代，共产党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什么样的山都见过，山地作战指挥已经驾轻就熟，但在平原上还是第一次，怎么办？
走在山路上，马蹄磕出的火花，默默地闪亮着，也閃亮在徐向前的大脑里……
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徐向前都踏遍了，有高有低，有成有败，但都是教训和经验，都是财富，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是说不出来的。从一个寡言少语的文弱书生，到一位临危不惧的威武将军，这中间的桥梁，就是枪声、鲜血、生命。他一步步地跨过来，初则惊吓，继则忐忑，再则平静，现在已是理智了。
一旦进入理智态度，就是一位独当一面的大将了。
冀南是人口密集区，如果把最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推到抗日最前沿，变成一个个战士，这样，平原上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区域，不就是一座座无形的大山吗？如果拥有这样的“人山”，那不就是拥有了胜利吗？
但是，如何造就这样的“人山”呢？
徐向前到南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威县。
威县位于南宫以南百余里，与临近的平乡县城都驻有日伪军200至300人，如能给这些日伪军以重击，对筑造“人山”，对扩大八路军的影响，是大有好处的。
按徐向前的安排，这次战役是攻城和打援并重，同时进行。因为通过内线联系，威县城里伪警备局长和梦九已答应做内应。这样，可以轻易破城。另外，以769团在威县至平乡间的高阜镇设伏，伏击平乡出动的增援之日军。
战役的部署是周密无缺的。
但，出现了意外。
一是战斗打响后，切断了日军电话线，日军派出两个骑兵火速出城向平乡方向疾奔求援。当进入769团区域时，被八路军战士击毙。让团长陈锡联大吃一惊的，死尸身上恰恰装着求援信。
打援的任务，竟然被自己切断了。
更大的意外在于，原来约定好的内应变卦了。当我攻城部队开始后，大汉奸和梦九不仅没有战场起义，反而帮着日军向八路军开火了。
双方在威县城下形成了对峙。
虽然出现意外，战果却也不小，把威县、平乡、临清的日军打成了惊弓之鸟，几天之后，相继弃城而逃，缩回邢台去了。
威县战斗刚刚结束，在南宫东侧的小李庄发生了一起“六离会”会众枪杀八路军的惨案。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受徐向前派遣，率一支41人的队伍，携带唯一的一部电台，前往夏津地区开辟根据地。途经小李庄时，突然被数百个身穿红衣的“六离会”会徒包围，抢走电台，残杀30多人。
尤其让人愤怒的是，六离会将送信八路军战士的耳朵割掉，扬言要与徐向前决一死战。
六离会，是八卦教的一支。八卦分别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因居第六位，故称“六离教”，又因离象征着火，崇尚红色，故“六离会”教徒都穿红衣。抗战之前，六离会并不壮大，战争开始后，会首利用群众渴望安全的心理，喊出了“加入六离会，可以刀枪不入，过太平日子”的欺骗口号，使会徒骤然发展到60000多人。其会首李耀庭，是南宫县孙李村人，早年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在吴佩孚手下当过旅长，后弃戎从商，富甲一方。据可靠消息，此人近来与驻威县日军频频接触，正在积极筹划组织汉奸政府机构。
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后，鉴于“六离会”未曾公开投敌，其中受骗群众居多，采取的是争取和引导的方针。为此，陈再道和宋任穷曾多次上门拜访，但李耀庭反而视其为软弱，并诬蔑为“叫花子军”，终至发生了杀戮八路军的恶性事件。
箭在弦上，引而未发，愤怒的徐向前再次想到了两个字：慎重。
陈再道瞪大了眼睛：“到这种地步，还和他们谈判？”
徐向前肯定地点点头：“是的，我考虑了一下，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唤醒受蒙蔽的群众，真正孤立死心塌地的作恶帮首。”
陈再道说：“恐怕是对牛弹琴吧。”他的疑虑不无道理，徐向前已几次致信李耀庭，邀他到南宫见面，但他既不来人，也不回音。
徐向前有一种超常的大度：“好吧，他们不来，我去！”
陈再道再次瞪大了眼。
徐向前说：“你放心，他们刚刚杀了我们的人，心虚，不会再对我下手的，这正是我们发展群众的好机会。”他脑子里再次浮起了他的“人山”理论。
5月14日，徐向前和陈再道、宋任穷带一个骑兵营来到了“六离会”总部张马村。果如所料，李耀庭躲藏起来了。徐向前召集附近村庄一些村长开会，一番教育之后，请他们转告八路军的几点声明：一、立即释放八路军被抓人员，交还电台和被害人员遗体；二、交出枪杀八路军人员的幕后指使者和凶手；三、解散“六离会”。
李耀庭置之不理，躲在家里往外散发法帖，鼓动会员围杀八路军，活捉徐向前。
一时间，张马村内外杀气腾腾，暴乱一触即发。
至此，徐向前才确定诉诸武力，用电台急调主力部队靠近。
包围完成后，向村里喊话，揭露李耀庭勾结日军的罪恶，命令受骗会徒们放下武器，停止对抗。
李耀庭鼓动愚昧的会徒们，身揣符包，口含符诀，一窝蜂似地向八路军冲来。
徐向前命令鸣枪示警，连连后退。
岂料，愚昧的“六离会”会徒们竟然产生错觉，以为是自身的威力发挥了作用，越发相信他们刀枪不入，冲杀得更为凶猛了。
机枪说话了。
一番扫射，血肉横飞，会徒们面对着枪口，明白了形势，一个个跪在了地上。
当天，徐向前在孙李村召开万人大会，处决了李耀庭和几个作恶的会首，宣布取缔“六离会”。
八路军在冀南影响日增，各种势力纷纷归附，各县大都建立抗日政权。
共产党在冀南搞得轰轰烈烈，蒋介石在重庆坐不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刘、邓、徐利用这片空地，竟做起了一篇大文章。
合作以后，共产党力量发展太快了。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占了整个华北，并建了政权，更可怕的是军事力量，已发展了十倍。现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驻在重庆，公然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下发三个军九个师的番号，并与国军一般待遇，每人每月给养按20元配套。这样发展下去，自己不被日軍灭掉，早晚也要毁于共产党手中。
1938年6月，蒋介石紧急任命鹿钟麟为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立即开赴冀南，收复失地，向日本，也向共产党。
小平东巡
冀南民谚：六月六，看谷秀。
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轮廓基本形成，但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亟待解决。最突出的就是政权和部队建设问题。
各县虽然都建起了抗日政权，但不少县由于共产党基础薄弱，抗日县长由原来的实力派——国民党员担任，这无疑与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根据地的思想是不相融的。还有，部队虽然扩大了，但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如何担当以后更重要的任务？
更重要的是，冀南数十个县，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机构。目前，公开以共产党名义建设政权不现实，与国共合作的协议相抵，如何建立一个既被国民党政府承认，但其实质又属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呢？只有这样，冀南才能真正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蒋介石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连连督促鹿钟麟赴任。
鹿钟麟正在洛阳紧急招募人员，组织机构，筹备省政府。
必须赶在鹿钟麟之前，把一切准备好，造成既定事实，逼迫国民党承认！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邓小平来了。
这一天，是1938年7月5日。
“病好了吗？”一见徐向前，邓小平便问。
徐的司令部设在南宫县华兴烟草公司的一座小楼里，小楼是木质的，双脚踏上去，像鼓槌击打在鼓面上，“嘭嘭”直响。小楼门口还挂着另外一个牌子：“129师编辑部。”内部人知道，这是新成立的冀南省委，由李菁玉负责，专门筹划根据地建设的。为了顾及统一战线，共产党机构在社会上不易公开。
徐的身体本来就枯瘦如柴，加上环境恶劣、水土不服，上个月得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刘邓听说后，马上派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携贵重西药，到冀南治疗。
“好了，彻底好了。”徐向前瘦弱的脸上汗涔涔的。
“我看你还是虚弱。”邓担心地说。又回头对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李菁玉说：“你们是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也要照顾好徐总指挥的身体啊。”
“放心好了。”徐向前递给邓小平一把麦秸秆编的扇子，“一会儿，再尝尝南宫的大西瓜。”
“要得，要得，我的喉咙早就冒烟喽。”
西瓜端上来，大家边吃边谈。
此际，徐向前的“人山”理论在平原上初步竖起来了。两个月来，不仅城乡各界抗日热情高涨，而且八路军的武装力量也已发展得十分庞大了，刚到时只有500人马，现在直接受129师指挥的就达20000多人了。
“水深好养鱼啊，你们干得不错。”邓赞叹道。
徐向前笑而不答。
宋任穷说：“还不是因为你和刘师长筹划有方。”
正在吸烟的邓小平连忙摆摆手：“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就这么点儿的个子，你是不是要把我拔高呀？”
谈笑一阵后，邓小平和众人的脸上又恢复了严肃。
是啊，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日军目前正忙于进攻武汉和陇海路，无力分兵华北。一旦武汉战事结束，必然回头争夺，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而且，国民党也不会坐视八路军在冀南发展，鹿钟麟就要来了。
国民政府每月给八路军的军饷为60万（法币），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负责办理。
129师只有不足20万元，除伙食、弹药、服装等各种消耗外，士兵每月的津贴费只有1元，刘邓等旅以上高级干部才5元，与国民党最底层的士兵一样多。
没有钱，难养兵啊！自己想办法，先把兵征集起来再说。没有军队就没有力量，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坚决，毫不含糊。
新老部队混编，老部队做骨干，以老带新，老部队中的副职和机关干部到新部队中任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掌握部队。
干部还是少，邓主张抽一批班排长，集中训练，放到新部队中当营长、连长。
7月28日，邓小平主持的冀南部队整编工作结束：东进纵队第1、3团合并为新1团；第772团与东进纵队第2团、抗日独立第2师合编为第129师独立旅；各分区基干队编入各县保安队及游击武装，分别合编为东进纵队第1、2、3、4、5、6、7、8支队和独立团。
推出杨秀峰
最关键的是建立统一领导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这个主任公署需要蒋介石政府正式承认并批准，而且必须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这个难度太大了！
只有一个合适人选。
杨秀峰！
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人，1929年留学法国，次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参与领导留学生和华侨进行救亡活动。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天津法商学院等处任教授。“一二·九”前后，参加文化界救亡同盟和华北各界救国会，深受社会各界爱戴。当时，北方局鉴于杨秀峰在河北的声望，批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设法回河北工作。
其时，正值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张是河北博野县人，原系阎锡山旧部师长。冯、阎与蒋介石中原大战失败后，张回乡办“四存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张有抗日要求，邀请杨秀峰等平津学者到校讲演。张对杨秀峰的高尚品德和渊博知识颇为钦佩，与之结为好友。国共合作后，张为网罗人才，便报请上级，并于1937年9月中旬任命杨秀峰为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
特派员负有动员民众抗日、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并在战时有任免县长的权力。他的工作区域为河北省阜平、平山、行唐、灵寿、新乐、井陉、获鹿、元氏、贊皇、高邑、临城、内邱、邢台13个县。
华北沦陷后，张荫梧先到冀南，后到彭城，又到山西陵川，与杨秀峰失去了联系。
但杨秀峰没有离开，坚持收拾局面。他按统战政策组织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区、村政权或区、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区、县政权。
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冀西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按其建立的时间先后，县长人选为：邢台县胡震、元氏县姜纪五、沙河县宋兰波、内邱县陈紫州、高邑县米文一、赞皇县张适如、临城县赵进扬、井陉县李正芳……参加抗日政权工作的，不分阶级、信仰和出身，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开明士绅。
当时，蒋介石提倡用各种形式坚持敌后抗战，包括没有政权的地方可以自行选举，以待政府正式委任。
杨秀峰的举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肯定。
1938年6月，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组成河北省政府，杨秀峰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之一。
正是有了杨秀峰，邓小平才谋出了一个大胆的思路。
8月初，邓小平、徐向前决定召开冀南各界代表会议，商定成立在冀南实施统一领导的行政机构。
8月14日，冀南（包括冀西）50多个县的抗日战委会代表、各界代表人士、当地八路军和冀游代表，在南宫举行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经民主选举，杨秀峰当选为冀南行政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8月20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宫县孙李村成立。杨秀峰、宋任穷宣誓就职。至此，西跨平汉路，东过津浦铁路，北达沧石公路，南越漳河，辖津浦路东滨海区、冀南平原区、冀西山川区51个县600万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8月25日，天高云淡，是盛夏少有的低温天气，在南宫城南关外大道上，邓小平与冀南握别。
一场好戏搭好了舞台，只待主角登场。
种下一簇苦蔟藜
邓走后20天，即1938年9月15日，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正式莅任。
年届六十的鹿骑着白马，带着他的百十个随从，刚走进南宫地界，就受到了沿途群众的欢迎，每个村口都响着锣鼓，贴满标语。越走近县城，欢迎越热烈，连地面都用黄土铺垫了。在南宫城南五里时，正式的欢迎仪式展开了，2万多名群众，打着“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和“拥护鹿主席主政河北”的标语，点鞭放炮，扭起了秧歌舞。一个80多岁的长者，走上前去，双手捧着一杯酒，深鞠一躬，说：“鹿主席，请饮上家乡父老一杯薄酒。”
鹿钟麟赶紧下马，向四周抱拳，然后，端过酒杯，一饮而尽。
多少年没这样受欢迎了，这使他遥想起当年逐溥仪出宫时的豪情。
当然，这都是邓小平临行时特意安排的。
共产党的欢迎也是热情的，真心的。
鹿钟麟在国民党高级军官里赋闲了若干年，也是满腹牢骚。这次荣任主席，并非蒋介石的本意，蒋本来的提议是康泽，但共产党坚决不同意。后来与共产党友好的冯玉祥推荐了他这个西北军的老部下，周恩来又从中帮助，才确定了他。
鹿是河北省定县人，由于他的特殊影响，在河北一带声望颇高。
共产党本来的想法，是与他进行特殊的联合，利用他的旗号，合法合理。他岁数大了，与蒋介石又有矛盾，只要以国民党合法的名义竖着，共产党尽力发展，把河北变成一片红色的特区。
共产党表现出非常的热情。
鹿路过太行山时，彭德怀、刘伯承就邀请他留住，几次宴请，几番恳谈。
毛泽东也几次从延安来电，关注鹿的行踪。
但这只是共产党的一厢情愿。
鹿虽与蒋有矛盾，但与白崇禧一样，也拒绝接受共产党。
矛盾一到冀南就显示出来了。
先是在欢迎小会上，鹿即席发言，在客气地感谢了一番后，半开玩笑地说：“河北的地名对我不利啊，西有获鹿（县），东有巨鹿（县），北有逐鹿（县），初而获，继而拒，终而捉，让我如何放开手腿啊……”
大家都笑了，以为是玩笑。但过后一想，这是鹿矛盾心态的一种流露。
鹿到冀南的第三天就是“九·一八”七周年。八路军决定开一次大会，既是欢迎他上任，又是纪念“九·一八”。
城外的大树林里，人山人海，用芦苇席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挂着巨幅标语。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人陪同鹿走上主席台。
鹿钟麟注视着主席台中央悬挂的毛泽东、朱德画像，脸色马上阴沉下来。
“这是谁布置的会场？”他大声问道。
“是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出来。
“你是谁？”
“南宫县抗日县长赵鼎新。”
“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这么隆重的大会为什么不挂蒋委员长的画像？”
赵鼎新面对鹿的当众斥责，满头是汗。这个20来岁的年轻人，真是缺少政治经验呢。
杨秀峰赶紧走上前，自我批评：“忙中出错，忙中出错，我有责任。”说着，马上命令飞马去取国父孙中山和蒋委员长的画像。
欢迎大会开始了，鹿阴沉着脸，走上主席台。
鹿钟麟到南宫后，共产党为了避免冲突，把南宫县北面的五个县划给他活动和吃粮，并把收编的地方武装3000人拨给他调遣。
初来乍到，没有势力，鹿钟麟只得听从八路军安排。
几天后，他的司令部确定在冀县南漳淮村。
磨擦的种子，生芽了。
变色的土地
山西的大部分土地沦陷了，但山西的大部分人心没有沦陷。
每个村、每个镇、每道山梁、每棵树、每颗石子，都是一个个战士，都对这群来自异域的侵略者们怒目以待。
日本人，在这里感到了从头到尾的不适应。他们是工业化国家，马路、铁路、电灯、电话、汽车、商场，但这里什么也没有，到处是原始的洪荒，路也走不通，走上一两天，连个人影也见不到，连一口水也喝不上，更别说洗澡了。
反而，到处是枪声，像麻雀一样的八路军、游击队，就像这山里的狐狸、松鼠、兔子一样，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有几片树叶就能活命，有一注山泉就能生存，有三粒米豆就能坚持。而天地的脉搏昼夜跳动，太阳的热量每天照临，大山时时刻刻在生长着，即使在冬天里，没有了庄稼，没有了树叶，没有了绿色，但那些缝隙中的小动物们，也没有停止生长的脚步。瞧，那里跑来一个小野兔、一只狼、一头山猪，够了，这就够了，那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野餐。有了这些，生命的火种就延续了下来。春天过来了，杂树生花，万物萌生，生命的火焰更高涨了……
哦，战争，何时是归途？何时是尽头？
阎锡山退到晋西南以后，山西各地虽然还保存着他的政权，但这块土地正在与八路军融为一体，离他越来越远了，只是他还没有意识到。
八路军120师活动于晋西北，115师活动于晋东北，119师活动在晋东南。
決死一纵队，活动于沁源、沁县、武乡、安泽、平遥、太谷、祁县一带。
决死二纵队，活动于德县、大宁、石娄、汾西、蒲县、吉县、乡宁一带。
决死三纵队，活动于阳城、沁水、长治、高平、长子、屯留一带。
决死四纵队，活动于文水、交城、汾阳、离石一带。
这支新军有40个团，五万人，虽然名义上是阎系军队，但基本上控制在共产党手中。
还有一股势力在悄悄地变化着，那就是遍布各地的游击县长们。
山西沦陷后，阎锡山曾下令各县县长死守县城，与百姓共存亡。但事实情况是，一旦兵临城下，县长们不是望风而逃，就是死于敌手。阎总结得失，深感强令县长守城的命令是有弊病的，因此重新规定，县长在沦陷区不必死守县城，但必须在本县范围内游击抗日，协助部队作战。为此，省府电询各县县长。多数县长感到战时的县长当不得，就是丢不了性命，也吃不得游击之苦，便纷纷递交辞呈。全省105个县，只有五台县县长吕尊周、新绛县县长李凯明、永济县县长王志彬没有辞职。
这给了共产党机会，一批有文化、有能力、有志于抗战事业的共产党员到各县担任“游击县长”。
这些县长对八路军在山西的生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游击县长”制实行后，阎锡山认为过于分散，难于掌握，又重新把各县按地域划为7个行政区，由他亲自委派行政公署主任，领导各县。
不知阎锡山是太粗心，还是不在乎，这七个行政公署主任里竟有四个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有四个共产党行政公署主任和六十二个共产党县长占据着地盘，不知道这块土地是姓阎还是姓共。
浸透了他二十多年心血的三晋大地，除了染满日本人的黄色之外，还朦朦胧胧地飘浮着醒目的赤红色……
第三章 孵化的梦想
仅仅几个月工夫，华北的情况就全变了。
原来只要日军出动，村村欢迎，家家白旗，一片败国之象。现在，在村与村之间，条条大路上，每一片青纱帐里，都隐藏着抗日的身影。八路军及各种抗日游击队，已达数万人。更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救亡团体，活跃在田地里，像春天里蜕化的飞虫，越来越多，无处不在……
徐州会战结束了，日军攻下了南京，但后方越来越空虚，频频被八路军捅刀子。要想两个拳头打出去有力，屁股必须要坐稳，而八路军偏偏在屁股下放蒺藜，不，是放炸药。不是吗，皇军的列车被炸了，汽车、飞机、兵营接二连三地遭受重创。几次扫荡，均无收获。
要控制中国，必先控制华北。
1938年10月27日，日军攻下武汉之后，对华北兵力重新进行了部署。在太原、邯郸、长治、石家庄、邢台、安阳、大名、武安等地驻防重兵，对每个县城及集镇也以大队为单位进驻。
日军最精锐的第1军调驻太原，这个军是专门为稳固华北而组建的，拥有最精良装备的第36、37、41甲编师团，1个乙编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兵力90000人。
但是，摆在日本人面前的华北，已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
大海里游动的，是鱼群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
鹿主席的烦恼
徐向前和杨秀峰联合筑造的“人山”工程日夜进行着，因为鹿钟麟的到来反而加快了进程。富户筹粮筹款，救济贫民；组织秋收秋藏，把收获的粮食给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减轻群众负担；发布对日进攻、自卫、避难办法，空室清野办法，防匪防伪办法。
最使人惊奇的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没有贪污受贿，没有敲诈勒索，公正廉洁，满面微笑。这可是从来没有见到过……
“人山”在夜夜增高……
鹿钟麟心里烦透了。
来河北之前，蒋介石在武汉请他共进午餐，嘱咐他与共产党周旋时要多个心眼，他的最大任务就是占住地盘，稳住局势，组织军队，限制共党发展。可上任1个月了，共党虽然处处尊敬自己，可就是不听训令，一味发展农民，扩充势力。自己只是庙里的佛爷，只能吃供桌上的东西，大锅里的饭菜却吃不上。
不仅大锅里，还有大田里的庄稼，统统与自己无缘。
他这个省政府主席，只能坐在高堂上，看着窗外共军的力量在疯狂地生长……
不能这样下去，得给共党点颜色看看。
10月底，他以南宫县抗日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为由，撤掉了赵的职务。这个杨秀峰任命的县长，在冀南欢迎自己上任的大会上，竟没有悬挂蒋委员长的画像，显然是共产党的铁杆，总算撤换了这厮。
还有一次，到冀县城北的刘庙村视察，墙上的标语是“欢迎鹿主席——抗日”。
他看了很不舒服。同行的张荫梧大骂：“什么鸡巴标语，欢迎鹿主席就行了，为什么要再加两个字？”命令百姓马上擦掉。可当地的老百姓竟没人动手。张荫梧只得下令警卫连把墙给推倒了，弄得在场的杨秀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说起杨秀峰，这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教授，这个打着民选的旗号匆忙成立起来的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拿着国民政府的俸禄，却坐在共产党板凳上。他竟然多次来要求自己申报批准“冀南行政公署”和各县政府合法。
哼，此事万不能答应！
“杨先生，委员长强调‘政令统一，军令统一’，现在是国难时期，更应团结一致，此事程序不妥，还是慢慢解决吧。”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杨秀峰根本不是一个无党派人士，而是一个铁杆的共产党员。张荫梧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竟申报南京批准他为省政府委员。
必须把他从省政府里剔除出去。
可是，自己处境尴尬，初来乍到，羽翼未丰，没有兵，没有粮，暂时还需依靠共产党保护啊。
这位曾把末代皇帝赶出皇宫的将军，却赶不走一个小小的杨秀峰了。
一肚子苦水，只好暗暗含着。
这是鹿钟麟上任一个月后发给蒋介石、陈果夫的述职和訴苦电报：
本省党务中断已久，各地民运团体已领导无人，遂于无形中停顿解散。本部抵冀后，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其组织系统：县、区、村各设民族革命战地委员会，内分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人民武装、锄奸六部。其中，最关重要之组织、人民武装二部，皆为共党分子把持，全县之民从团体，如妇女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店员救国会，悉由该会领导。各民众团体之上，均设冀南总会，以求集中力量。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实为各县动委会及冀南民众团体各总会之发号施令总机关。
本部外察实情，内禀职责，深知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磨擦，令共党将领导权完全交出，绝非共党所愿。今后对民运工作之领导与组织，应持何种态度，采何种方式，亟盼详为指示，以资遵循。
几天后，蒋、陈回电：“融合军事政治积极进行，绝不可稍事退让！”
焦点
彭左罗：
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于严重关头。
甲、敌人数路进攻，有进占南宫、新河等县模样……
乙、鹿决心与我磨擦。（冀鲁交界）高树勋亦向坏转……有迫我交出专署可能。
丙、混乱局面已难避免。
……
刘邓徐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鹿钟麟开始行动了。
借助河北省政府主席这个名正言顺的招牌四处收编地方游杂武装，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
利用张荫梧河北民军司令的身份，广泛扩兵，训练队伍。
与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共同防共。
随后，又设法将他的西北军老部下石友三部3万人从鲁西北调到冀南，组成冀察战区，由蒋委任他为冀察战区司令，石为副司令。
短短几个月之内，鹿钟麟手下就聚集了五六万兵马，甩掉了“光杆司令”的帽子。
11月中旬，日军扫荡冀南，南宫失守。鹿钟麟带省政府逃往枣强，杨秀峰率冀南行政公署人员转移到广宗。
日军撤离后，鹿抢先返回，竟发布了一份《河北省政府布告公告》：
查日寇此次犯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殊非国家设官分职之意，故而应即取消。同时训令各县，遇事径呈省府，不必再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发生关系。此令！
此举一出，国内震惊，多方来电劝说，鹿执意如铁。
与此同时，鹿大量任命专员、县长，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的局面。各个县长都声言抗日，向各村派粮派款派丁，老百姓莫辨真假，叫苦连天。
12月初，为了进一步剪除冀南共产党力量，鹿钟麟又向重庆提交了一个计划：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军主力129师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归还第二战区序列，其所编各种游击队统一整编后交省府指挥，不准携去，以绝隐患，如做不到这一点，最少应令八路军在冀境者悉数开入冀中，或分担津浦、平汉铁路防务。
冀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938年12月21日，刘邓率主力到南宫。
前一段，鹿从洛阳出发，经过太行山去冀南上任，彭德怀和刘邓与鹿进行了两次交谈。鹿满口答应，愿与共产党合作，把冀南开辟成一块抗日的特区。事后，彭刘邓把此事以密电形式报告了延安，延安也十分重视，寄予厚望。不想，现在形势恶化了。
安顿后，刘伯承专程拜访鹿钟麟。
鹿的司令部在南漳淮村村头的一座大庙里，门口挂着三个大牌子——“中华民国河北省省政府”、“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中华民国冀察战区司令部”，四个卫兵在门口持枪站岗。
鹿钟麟高高瘦瘦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作为一个军人，他一方面在积极抗日，一方面他又在积极限制共产党的势力。这一段以来，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影響，收编杂牌武装，建立地方政权，人多了，钱多了，枪也多了，仅机关就扩大到上千人，一些过去的老部下又聚集起来了，连剧团也成立起来了。
刘伯承的大白马刚到门口，鹿钟麟就迎了出来。
几个月前，鹿上任时路过山西，在辽县西河头村，刘伯承曾宴请过这位军界的老前辈，二人相谈甚欢。
烟茶奉上后，鹿兀自点上一颗“炮台”，又递给刘一支：“哦，这可是我专门让人从天津买来的，正宗货。”
刘尝了尝，的确满口醇香，好长时间没抽过这么好的烟了。上一次还是在太原阎锡山的府上吧。
烟雾浓浓中，话题也展开了。
谈到日军近日的动向，两人都感觉到最近要有大行动，表示两军要一致配合。
但谈到冀南行政公署问题，鹿钟麟便打起了太极拳。
“行政院已经正式颁文，委员长点过头的，不好办啊。”
刘伯承说：“八路军总要有个地方吧，没有地方，连吃粮也解决不了啊。还是恳求鹿主席与何院长通融一下。”
鹿钟麟摇摇头：“这事不好通融，咱们是军人，总要军令统一，作为国民政府，更要政令统一，不然，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怎么得了呢？”
饭后，鹿钟麟请刘看戏。
刘不好推托。一进小剧场，发现安排的剧目竟是京剧《黄天霸拜山》。
显然，这是在暗暗讽刺八路军。
鼓钹碰撞间，鹿若无其事地问：“伯承兄，怎么样？”
刘摘下眼镜，用嘴在镜片上哈哈雾气，掏出小手帕擦了擦，慢慢地说：“鹿主席费心了，安排这么一出好戏。”
鹿尴尬无言。
临别时，鹿钟麟送给刘两条“三炮台”香烟。
走在路上，刘伯承苦笑了。看来共产党设想与鹿钟麟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了。
1月8日，在刘志坚的陪同下，邓小平走进了石友三的司令部。
南宫县，乔村。
石友三，东北长春人，幼年家贫，随冯玉祥当兵，渐次升高。1926年，包头匪乱，民怨如沸，石调任镇守使，杀人无数，满树人头，举城肃静。石体恤士兵，有一哨兵，不小心枪机走火，打伤石友三父亲石玉琨的一个相识，石父逼着石友三枪毙哨兵，石友三执意不从，宁肯跪在地上任其父责骂。石友三在政治上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三次背叛冯玉祥，两次背叛蒋介石，1932年又曾投降日军，组织伪军在冀东一带活动，次年又被国民党收编。
石抱拳相迎。
邓小平：“我们有十几年不见面了吧？”
石纳闷了：“邓将军，你原来在哪个部队？”
“民国十六年，在西安时，冯将军手下有个苏联翻译……”
“哦，想起来了。”
1926年初，邓离法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回国，到西安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教官，与石认识。当时石友三正是春风得意。
“那时，石将军是冯将军的十三太保，冯将军特别器重你啊。”
“是啊，是啊，想起来还觉得对不住冯先生。”
“过去派系林立，形势混乱，举错旗、站错队也是难免的，但现在是国难当头，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如果再站错队，就不是对不住某个人的事儿了，而是对不住民族，对不住国家的大节问题了。”
“我的老家在东北，我最恨日本人了，我早晚要带着弟兄们打回去！”
“能有这样的态度，太难得了，现在冀南就我们两支主力部队，希望我们能协同作战。”
两人谈得投机，石邀请邓检阅自己的部队。
这天，正遇下雨，国民党兵每人都配了一块绿色的雨布，披在肩上，既整齐又好看。同行的刘志坚啧啧称赞，羡慕得不行，还是中央军正规，要是咱八路军，早就淋成落汤鸡了，衣服湿透了，自己慢慢拿肉暖吧。
吃饭时，石疑惑地问，对日作战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存队伍？
邓小平说，游击战。
石友三笑了笑。他是不屑于把部队放出去打游击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
邓小平向他介绍了游击战的一些特点，说：“在日寇长驱直入、兵力正盛的时候，这是最有效的打法。把正规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不仅不会削弱力量，相反，还会不断壮大。你不妨一试。”
邓小平说的是真话，但他又清楚地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国民党军队是国军，尤其是将领们，他们是国民中的贵族，根在上层，养尊处优惯了，是根本不会进行游击战的。而新生的共产党是农民阶级，能吃苦，根在下面。
就像一个想吃鱼肉的贵族，你告诉他池中有鱼，他也不会下水打捞的，因为他习惯了去鱼市上去买，而农民则没有这个习惯，早就赤脚下水了。
这就是差别，这就是方向，本性使然。
所以，共产党赤着双脚，走向泥土，走向基层，就胜利了。
平原的胃口
国共两党重兵聚集冀南，对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八路军已经神出鬼没，搞得昼夜不安，又来了几万国民党军队，而且重建了省政府，这样下去，华北将无宁日。
1938年12月，日军第10师团和第5、27、114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两路出动，企图将冀南的共产党、国民党军队聚歼于冀县、南宫、威县一带……
许世友是自己一个人到386旅报到的。
这一天是1939年1月22日傍晚。
地点是邱县的香城固村。
许世友在延安扬言要枪毙毛泽东，成了大名人。被监禁几个月后，又恢复了党籍，被安排到中央党校总务处，憋得生病，几次要求下来当兵上前线。正好前一段时间邓小平到延安开会，向中央要求下派干部，听说许世友赋闲，就亲自去拜访他，回来时就一起来了。如何给他安排职务？按改编时的惯例，红军职务一律下降两级使用，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时是军长，应该安排旅長，但现在没有位置了，而且他刚受了处分，只能给陈赓当副手了。
刚走到门口，就碰到了陈赓。
“旅长，许世友前来报到！”
陈赓惊叫了一声：“哈，许大和尚，正盼着你来呢。提前也不来个招呼。”
赶紧喊来通讯员，立即骑马到附近小镇上购买酒菜。
一盏马灯吊起来，一张方桌摆开来，烧豆腐、炖牛肉、酱驴肉、花生豆都纷纷端上桌，围成了一个圆。在这个圆外，又围了个更大的圆，那是陈赓、王新亭、周希汉、许世友、韩东山、韦杰和几个团长们。
陈赓首先开口：“欢迎许军长到咱386旅工作，以后，大家有什么情况要多向许军长请示。”
大家一起站起来，端起杯。
许世友不但没站起来，反而一下子沉下了脸，把酒杯使劲地往桌一蹲，起身就出了门。
大家面面相觑，王新亭追了出去。
“老许，怎么啦？”
“你们不欢迎我！”
“不可能嘛，大家可都是真心的。”
许世友一瞪眼：“什么许军长，我现在是副旅长，你们一口一个许军长，根本就不是欢迎我。”
王新亭说：“老陈说得也不错嘛，你在红军时当过军长，大家也是尊敬你呀。”
许世友说：“我现在明明是副旅长，提过去的事干什么？”
陈赓端着许的酒杯，跑出来，递给他：“好啦，为欢迎我们的许副旅长干杯，行了吧？”
许世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几杯酒下肚，气氛热烈起来，周希汉还是抑不住好奇，说：“副旅长，有人说你在少林寺练过拳，功夫了得，什么时候让咱开开眼？”
许世友又是站起来就走。大家一愣，又怎么啦？犯了他的什么禁？纷纷埋怨周希汉。
王新亭复追出去，一到门口，便笑了。
许世友把门外两个水桶粗的大石礅拎过来了。
大家惊呆了，这两个石礅子足有二三百斤吧。
许世友轻轻地把石礅放在屋中央，坐下，继续喝酒，直到醉倒……
日军已占领了所有的县城，把八路军压缩到远离县城的边边角角地带。白天是日军的天下，晚上是共军的世界，八路军以小部队袭扰，搞得日军疲于奔命。
日军气急败坏，每遇袭击，必遣部队追击，已成惯例。
战机来了。
任务再一次交给了陈赓旅。
平展展的大平原，一望无际，又是冬天，没有绿色植物，到哪儿去找一个隐蔽大部队的场所？
陈赓派出了几个侦察组，四处寻找。
“旅长，活该小日本倒霉，老天爷真给他们挖好了墓坑。”参谋长周希汉一进门就嚷。
在香城固村的西北一带，是一个带形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丛丛红柳和野枣树，地形倾斜，形成一块洼地，西边靠近张家庄，那边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有两里半路，沙岗高达数丈。香城固东北方三里处是庄头村，与张家庄正好遥遥相对，这块洼地可以构成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
陈赓细看着地图，抽着烟，烟雾腾腾中，终于品出了味。
他的眼前浮起一个幻影：三块高低不平的沙滩相互伸出了长臂，慢慢地围成了一个硕大的椭圆。
周希汉又说，日军占领周围县城后，仅以小部分兵力据守，维持其后方补给线。其主力正在冀县一带搜寻我主力部队，离此尚远，有200余里。附近只有威县城驻军较多，由第10师团40联队一部分兵力守备。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部分日军正是我们的诱伏对象。
威县县城到香城固只有30里的路程。
第688团1营置于香城固正面阵地上，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先遣支队主力进至张家庄、马落堡，担任从西向东的侧面出击任务；补充团置于庄头村一线，担任从东向西的侧面出击任务；新一团1营置于西孝固村，向曲周城实施警戒，防止敌人增援；新1团2、3营置于马落堡西北，担负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
设伏之前，部队和附近群众趁黑夜对预伏阵地进行了精心构筑：自香城固北关外的小庙到张庄大沙岗，又从岗南头拐到岗北头，筑成了一条约3公里长的隐蔽战壕。壕坎上移来了一丛丛红柳，把壕沟遮得天衣无缝。与此同时，由此往东、南两面的张庄村和香城固等几个村的村口都设置了阻挡敌机械部队和马匹的强障碍。
至此，准备工作万事告毕。
可是，2月8日和9日两次设伏，日军均未出来。
下一次呢？
这一次担任诱敌任务的是第688团的2、3两个营和旅骑兵排。
拂晓时分，部队开始对威县城进行佯攻，除了猛烈火力，他们还携带了十多架云梯，虚张声势地造成攻城态势。城内的日军第40联队补充大队和安田步兵中队被吸引了，一窝蜂向城门和城头涌来。佯攻部队见日军已全部出动，遂迅速撤离战场。
日军连续三天被扰，恼怒非常，立即组织队伍，做好了追击的一切准备。
这时候，旅骑兵排不失时机地从城南方向出现在日军的视野里。威县日军一见，果然迫不及待地打开城门，分乘9辆汽车，拖着两门山炮，架着重机枪，饿狼一般扑了过去。旅骑兵排且战且退，一步步把日军向香城固方向引去。
下午2时左右，追至第什营村，骑兵排突然驻足，依据村头土岗和房屋回头猛烈射击，击毙了安田步兵中队的一个少佐和一个翻译官。这一下，日军更是恼怒到了极点，不顾一切地朝骑兵排追去……
埋伏在香城固村北口的第688团1营开火了。日军的第一辆汽车腾起了一股黑烟，车上的日军赶忙下车，组织冲锋，一次又一次地冲过去，都被打退。日军又改变战术，分出一部分兵力向庄头村冲去，企图由东向南迂回包围香城固村。可是，刚刚抵近庄头村村口，又遭到埋伏在那里的补充团的猛烈射击。接着，补充团2、3营发动了攻击，由东向西，把日军压向沙河凹地。
日军指挥官这才幡然醒悟。急令部队爬上汽车，掉转车头，向北突围。
陈赓一见，下令：“新1团出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在口袋里。”
陈赓下令的功夫，正在新1团指挥的许世友飞奔出团指挥所，向前跑去。
“快！堵住敌人的退路，决不能让这些兔崽子们跑了。”
新1团的战士一见冲上前的是许世友，都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
这可急坏了新1团团长丁思林，他大喊：“抓住他！抓住他！”
“你发昏了！抓老子干什么？快冲！”
许世友嘴上骂骂咧咧，脚下却毫不耽误。
丁思林派警卫员和第2营营长赶上去拦截，可他们哪里是许的对手？他一个人远远地冲在最前面，独自爬上了伏击圈北口的一个土坡岗子上。过了一会儿，新1团的大部队才相继赶到，用火力封锁了日军的退路。
许世友站在土坡岗子上哈哈大笑。
这一战，毙日军253人，俘日军8人。
作为八路军平原游击战的第一个典范战例，香城固战役已写进军史课本，其战场实物至今仍陈列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
3月7日，刘邓率主力回太行。留下原冀南地方武装在平原继续与日军周旋。
雨战
“治安肃正计划”、“牛刀子战术”……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对平汉线东侧的冀南区进行扫荡后，又于6月底，集结5万重兵，在第一军军长梅津指挥下，同时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各线出发，分九路向平汉线西侧的根据地围剿，史称“第二次九路围攻”。
1939年7月7日，日军再占涉县。
之后，邯长线再度打通。
日本人又在此作长期打算了，强逼民工修炮楼。坚固的水泥建筑高高地矗立，铁丝网拉起来，机枪、大炮架起来。还逼着老百姓沿邯长线挖坑，栽电线杆，架电话线。
安宁与和平从来都不是靠恐怖维持的。
民族战争的主角永远是枪声。
尤其在涉县，在129师正在悄悄走近的时候，枪声更不会喑哑。
听，枪声在河对岸响起了。
占领县城后，300多名日军渡过县城南侧漳河木桥，到河南店村驻扎。
正是雨季，大雨涌注，几日不息，太行山万千个山峰披满了溪流，迤逦滑落，汇注于河床，一夜之间河面涨至千米，将木桥吞卷，两岸交通全部断绝。
真是天怒人怨，洪水有意给八路军送来了一股孤立的敌人。
刘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战机。
129师特务团，正巧在河南店西南4公里外的岭后村驻扎。
7月12日夜，团长皮定均带领部队冒雨前进。大雨掩盖了一切声音。
河南店村是个大集镇，村西头有一家骡马大店，供进出县城渡河的路人歇脚。日军就住在这个骡马店里，店西侧是一个土地庙，庙顶上是几个警戒岗哨。
半夜时分，战斗打响了。
一营长率二连去摸日军的岗哨，两个哨兵在门口靠着，还在朦胧中就被刺刀捅死。大部分战士进了院子，躲在房檐下。院内的大树下，有5个被绳子捆绑的农民，他们都被反剪着双手，一根铁丝穿过每个人的锁骨。
皮定均率一连爬上了房顶，只见各个屋里都还亮着油灯，日本兵都睡着了，鼾声如雷，对面房间的门敞开着，三个日军已喝得大醉，一个个歪倒在桌子旁，墙角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手脚被捆在椅子上……
他们迅速封锁各屋的门窗和通道，把5个群众拉出门去。
一排长刘光中是个神枪手，此时，他悄悄地走进屋里，连发三枪，打死了三个醉梦中的日军，用尖刀挑开绳索，拉住那个妇女就跑了出来。
这时，一枚枚手榴弹从房顶和窗户塞进了屋内……
满院子是光屁股的日本兵，黑暗中也找不到枪了，死命地往警戒的土地庙跑去，可土地庙制高点的两挺机枪已被八路军控制，迎面而来的是一阵阵弹雨。
剩下的日軍，向河边跑去，妄想涉水过河，被狂怒的河水全卷了进去。
岸边还有100多个日军，光着身子，拿着随手拾到的棍子、石头蛋，背靠着大河，在大雨中死不投降。
“哒哒哒……”机枪扫过去，几名日军扑倒在地，河滩马上染成了赤岸。
日军相互嚎叫着，一个个全投进了水里，顿时就没影了……
孙殿英是一个明白人
12月25日黎明，129师385旅769团，在旅长陈锡联和团长郑国仲指挥下，在城东龙岗山上用两门大炮向涉县县城猛攻，机枪、步枪一齐开火，随后，游击大队带路，八路军火速登上城头，冲进县城，展开两个多小时巷战，毙敌200余人，残敌逃往武安。
第二次解放涉县城。
八路军追击日军时，国民党县长张守魁领着政府人员和孙殿英的两个连，再次率先进入县城，回到了县衙。
当天下午，129师民运科科长陈孝指挥驻军和战斗队将县衙内的国民党守备人员全部缴枪，经严厉训斥后，发还枪械，逐出县城。
第二天（26日），在城隍庙戏台前召开大会，宣布抗日县长为郝力生。
郝力生是本地索堡镇人，家境富裕，思想先进。
新县长当即宣读了施政纲领，颁布了《临时约法》，并宣布启用新的“中华民国涉县人民抗日政府”公章。
说到公章，还有一个小故事。
前一天晚上，八路军工作团扛着一袋小米，找了几家刻章门市。对方一听要刻县政府公章，吓得都不敢开门。半夜时分，工作团敲开了东街的一个门市，刻匠是个老头，跪在地上，哀求八路军另寻他家。八路军哭笑不得，一拍腰中的手枪，答应保证他的安全，把一袋小米塞给他，又掏出了10元法币。老头这才颤巍巍地开始雕刻。
第二天一早，小店就关门走人了。
国民政府涉县县长张守魁正在50里外的固新村咬牙、骂娘。
当时，国民党县政府依仗着孙殿英的新5军，盘踞在县城东部的固新、台华等地，统治着县境内的东部地区。作为合法的国民政府县长，张守魁一面向孙殿英告状，一面具文向129师抗议。现在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为什么要兄弟反目，相煎何太急？
张县长是燕京大学毕业，古文底蕴深厚，一纸质问，文辞粲然。
矛盾摆上了邓小平的桌面。
现在是敏感时期，上个月，阎锡山已在山西发动了针对决死纵队的进攻，打响了国共磨擦的第一枪。现在，冀南的石友三、高树勋，太行区的朱怀冰、鹿钟麟、庞炳勋也是蠢蠢欲动，反顽一战下个月就要开打了，只有这个孙殿英目前态度不明，保持中立，没有撕破脸皮。
怎么办呢？既要有理有节，也不能过于退让。
于是，一场绝妙的好戏开场了。
1月16日，郝力生当了二十多天县长后，主动搬出县衙，改任县动委会（动员抗日委员会）主任，把县长位子让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陈孝带领各界代表几十人去固新邀请张守魁回来复任。一路上敲锣打鼓，大造声势。
固新村的外围、道旁、街上，区署的房上下、院内外，全是武装人员，列队持枪，杀气腾腾。
陈孝是老红军，挥臂拨开刀枪，冲进公署院内，喊道：“张县长，在哪里？张县长，有公事商量。”
张守魁拒不出面。
陈孝等人就坐在院内的石凳上喝水，一旁食堂的大缸里盛满了凉水。
约两个小时后，张守魁从门外回来。原来他想回林县找孙殿英商量，半路上被助威的八路军拦回来了。
这时，从县城增援的100多名代表也来了，拿着武器，喊着抗日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代表们强烈要求县长回县城办公，领导抗日。
“屋里谈，屋里谈。”张守魁说。
八路军提出三件事：一、承认民选区长合法；二、县长回县办公；三、县长要真正领导全县抗日。
张守魁一条也不敢答应。
昨天晚上，他和手下人商量到天明，现在县城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各部门都已安排，自己回去上任根本无法工作。不仅无法工作，连生命安全也保证不了。还有，他已经连续向孙殿英写了两封求救信，至今都没有回音。没有孙的明示，他自己不敢做主啊。
中午时分，从县城来的各界代表越来越多，骑马的、骑驴的、骑骡子的、步行的都有，院子里挤满了人，拴满了牲口，人们大喊着口号，牲口们也肆无忌惮地高喊着。临时县署的门框挤断了，缸里的水喝完了，厨房里能吃的全光了。这些往日里见到县长就害怕的土包子们腰杆也硬了，声言县长不上任，我们就住在这里了。
张守魁已经一天没吃饭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提出自己情愿辞去县长职务，礼请八路军同志担任。
代表们仍是不答应。
孙殿英刚从西安程潜的长官公署回来，在那里，他见到了从延安返往太行山的彭德怀。彭在路上抓了两个拦截搜查他的国民党特务，怒气冲冲地对程潜声言，如果国民党搞磨擦敢放第一枪，他就要放第二枪，还要放第三枪。彭是孙殿英佩服的共产党将军，两个人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彭告诉他，鉴于太行山国共两党形势紧张，八路军不能一味忍让。
刘邓在涉县当地的活动和意图，孙是了解的，共产党的实力和前景，他是明白的。既然共产党已经瞄准了这片地方，自己何必找不愉快呢？所以，他于上半年就开始另辟新区，避开共产党，把司令部搬到林县盘阳村去了。所以，当张守魁来向他哭诉的时候，他的脸上和心里都不急不躁，平静如水。
对他来说，涉县已是一枚不得不舍弃的棋子了。
此时的孙殿英，是一个识时务的中立者。
如果孙是强硬的顽固派，此时不依不饶，执意不放弃涉县，太行山的局势还真是不好说呢！
因为这块土地是孙殿英先于刘邓129师占据的，也是蒋委员长在下发新五军番号时一同认可的，孙军握有合理又合法的地契。而且，孙军此时已扩展为两万多人，孙手腕如铁，长于治軍，实力也不弱。
不管怎么说，正是孙殿英的和平退出，才使得涉县成为129师在抗战胜利之前始终掌握的唯一的县城，成为日后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首府和心脏。
朱怀冰的想法
1940年前后，国民党一个特殊的军人，来到了太行山，制造了一些声响，成了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私下的电报里、公开的报纸上出现最多的焦点人物。
这个军人叫朱怀冰，是国民党第97军军长。
说此人特殊，有两点。
一是对共产党特别仇恨。
朱怀冰是湖北黄冈人，陆军中将，曾代理湖北省主席。1929年在鄂东苏区，他熟悉地理民情，委派了一些坚决反共的人当县长、区长，组成地方武装，使苏区红军损失殆尽，从此以“反共能手”自居，深获蒋介石青睐。
朱素以“懂政治的军事家，懂军事的政治家”自称。1939年，奉命开河北驻防后，对八路军以及各地民主政权非常仇视，他说：“国民党既有外患，也有内忧，外患好除，日本人总有一天要退出中国，而内忧则必须花大力气铲除。”他主张“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把八路军挤出河北”。他指示各县政府“八路军是封建割据势力，不得供应军粮，应阻止青年加入”。
他多次写信要蒋“重视中共的野心”，并表示愿到冀南“赴汤蹈火，武松打虎”。
朱怀冰的第二个特点是好色。朱到冀南时年届六十，春心不老，又纳了一房小太太，叫汪婵娟，香腮甜舌，日夜陪伴，这在抗战初期的前沿军营里是绝无仅有的。
在他的影响下，部下将领多把太太儿女带在身边。一时间，朱营的刀光剑影中缠绕着燕语莺声，堪称一景。
1939年11月，朱部终于从冀西调到涉县一带。
1940年初，蒋介石命朱怀冰、鹿钟麟、孙殿英等部据守磁县、武安、涉县、临漳、林县地区，并与直南石友三、丁树本及山东沈鸿烈等部连成一体。另外再增调41军、71军向太南开进，企图待两军到达后，以朱怀冰、庞炳勋及石友三等为主由南而北向太行、冀南大举进攻。
朱部到涉县后，立即为国民党县长张守魁撑腰，公然破坏八路军抗日组织，成立“乡农会”、“社训队”，与八路军对抗，拉夫、派粮、派款，抓捕抗日干部及群众。
11月下旬，在银河井、古台等地活埋抗日干部38人。
12月上旬，用石头将西区农会干部王有师头颅砸烂，不治而亡。
1940年1月，在昭义村抢劫八路军军粮，并威胁群众不准给八路军送粮，谁用冀南钞就枪毙谁。
1940年春，朱带十几个骑兵，到八路军总部，指责八路军侵犯了他的防地，引他的部队倒戈，要求把根据地让给他的部队。
朱德拍桌子问：“你97军与日本打了几仗？牵制了多少敌人？究竟是谁在搞磨擦？八路军根据地是我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你们要地盘，有的是地方，你们把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夺回来不就行了吗？”
2月28日，朱部在磁县贾壁一带以两个团围攻八路军先遣支队第一大队及青年纵队二团，致使八路军死伤百余人，被迫撤出上述地区。
朱怀冰，一时成了太行山最凶狠的敌人。
129师根据集总命令，调集青年纵队、独立支队、先遣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师部特务团等十三个团兵力，准备反击。
兵力不够，向晋察冀借兵。
粮食不足，向武安县借粮。
此时，表面的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防区相邻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虽然心存芥蒂，但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彭说：“那谁出面指挥呢？”
朱看了看邓小平。
邓是政工人员，不参加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会议，与这些人也大都没见过面。
邓小平，成了反顽战役的总指挥。
一见聂荣臻，邓小平就伸出手，高兴地对李达说：“我的救命恩人到了。”
“西安事变”前，邓在甘肃庆阳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伤寒病，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危险。正好此时共产党和张学良搞统一战线，张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看到这些十分珍贵的营养品，聂荣臻马上想到了病危的邓小平，当即决定，所有牛奶全送给他。正是靠了这些牛奶，邓小平又活了过来。
聂说：“我只不过是顺水人情，是你自己命大啊。”
聂是来送兵的。接到总部的命令后，马上抽调了两个团和冀中警卫旅，组成南下支队，由陈正湘为支队长，刘道生为政委。
“我正好来向总部汇报工作，来看看你，顺便把人给你送来。”
三万人，两千匹马，五天仗，需要多少粮食？
最少也得1万石。
平时，主力部队分散驻扎，相距较远，各有各的吃粮区，现在这么多人马聚集在一起，粮食是最现实的问题了。
涉县本地的存粮显然调济不出，靠外地运输也不现实，到处是日军的封锁线，四周的县城都让日军占着。
只有到北边相邻的武安县了。
虽然武安县城也在日军手里，但县境的西部和南部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而这些地方，与涉县紧紧相连，且土地肥沃，抗日县政府存有余粮。
2月底的一天，邓小平在骑兵连的护送下，来到了武安县抗日政府的临时驻地——冶陶村。
武安县抗日县长是贾云标，他在就职演说时就特别提到要实行囤粮政策。有人问他囤粮政策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一年之内，只向民众要一回公粮，任何队伍不得直接向民间要粮，只能通过县政府解决。
武安县由于实行了贾的政策，公粮顺利收齐，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当邓小平看到藏在山洞里的一囤囤粮食干干净净，粮囤上都盖着显眼的“抗日”字样时，十分高兴。他说：“看来，打仗要向你这里拿粮了，你就是这次战役的供给部长了。怎么样啊？”
贾云标说：“当然可以，不知道需要多少？”
邓小平说：“每天需要2000石，仗可能要打五天，你们，给我准备七天的粮食怎么样啊？”
部队能这样信任武安县抗日政府，作为县长的贾云标，能不高兴吗？他很快就从各地筹足了粮秣。他预备的不是七天，而是十天——只能备而无用，不能用而无备嘛。并且，他还将所备之粮，按指示陆续运到了漳河边上。
人民预备的粮秣，总是绰绰有余。
朱怀冰部之新24师，驻涉县石泊镇以南张家庄、禅房至台华、关防地区；94师在武安择布峧、崔炉至涉县岭底、磁县石布槽、贾壁一带；军部及另一个师在林县孙殿英部之南。同时，鹿钟麟部主力在漳河以南、林县任村集以东山地；孙殿英部主力位于林县及其西南地区，一部在涉县东西达城、林旺、固新一带；庞炳勋部位于山西长治以南地区。几方皆处于观望状态。
此时，鹿因被解除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磨擦已不甚积极；孙殿英持观望态度；庞炳勋部被八路军344旅、385旅所抑留，无法北进。
实际上，朱怀冰成为深入的孤军。
战役于3月5日2时打响。
朱怀冰万万没想到，他一向看不上的八路军打起仗来个个如虎豹，而他的部隊在经过最初的顽强抵抗后，竟然放弃了阵地，虽然他亲自用手枪打死了两个营长，但仍是止不住后退的兵潮。
八路军一鼓作气，将朱部从涉县石泊、玉林井、黄金庄一带，经关防、岭底、两岔口、花园等地，直赶到林县孙殿英的新五军防区之南。朱部是通过孙部逃去的。但当八路军追来时，孙部严阵以待，八路军只得收住马蹄。
孙部南侧是朱部另一个师的驻地。朱怀冰决定三個师合在一起，重新部署，卷土重来，决一死战。
此时，孙殿英部正处在八路军和朱部中间，是个无法翻越的屏障。八路军如果绕路过来，最少要三天时间。
现在，仍是胜负未分的时候，而孙的态度至为关键，如果孙能帮助自己共同打击八路军，则八路军必败。朱怀冰喘息未定，赶紧联络，但孙的司令部里由副军长邢肇棠主事，孙外出去了。这个老滑头，关键时候躲起来了。
但这也给朱怀冰吃了一个定心丸，即使你孙殿英保存实力，不与共产党开火，你最少也不会帮着八路军，出卖国军吧。这一点，他是可以相信的。
于是，他就疏忽了，放松了对来自孙部的防御。
朱怀冰大错特错了。
恰恰在这里，八路军钻了一个天大的空子。
当天半夜，八路军就踏破了他的大营。
129师对孙殿英的工作早就秘密进行了。
1939年5月16日，陈赓奉刘邓之命到林县与孙会谈。孙很热情。谈判中，孙希望129师能派一个参谋住在他的军部，双方建立无线电联系。还表示，保证与八路军合作抗日，谈到高兴处，甚至表示希望八路军朱、彭指挥他的军队。
为了稳住孙，129师在自身吃穿十分困难情况下，曾给孙配发大批军装。
战役打响后，他就故意离开军营躲起来了，军中事委与副军长邢肇棠处理。很显然，这是一种态度，邢肇棠自然明白。八路军追击受阻后，邓小平派李达去见邢，邢下令：“八路军所到之处，开水、馒头招待，不准放枪，违者军法从事。”此时，在距军部所在地十多里之外的姚村打麻将、抽大烟的孙殿英，电令其主力团王天祥部从汤阴北上，以堵截八路军南进。邢得知后，又立即电令王天祥“暂勿动”。当然这都是孙与邢达成的一种默契，也是孙为了日后摆脱国民党追查的一种障眼法。
八路军是在半夜悄悄打进朱部防区的。
朱的惨败已经注定了。
一夜之间，一个军部、三个师及其他游杂武装12000余人覆灭，朱部参谋长蒋希文、鹿部参谋长王斌、兰衣社的雷鸣远，以及一名自谓十字军军长的德国牧师均被擒获。
最让土八路开眼的是，俘虏其中有朱怀冰小老婆，还有几十个红嘴唇的官太太，个个高跟鞋，烫发头，珠光宝气，香气扑鼻。
朱的幼女朱娥娥由一个卫兵背着逃命，被流弹所伤，亦被俘。
朱怀冰腿上中了流弹，化装成挑夫逃出包围，把残部交给师长刘明，自己带三个卫兵去了天津。
8日15时，战争结束。
一场想象得十分复杂的战争，竟如此简单。
最让刘邓高兴的是，轻重武器缴获颇多，长短枪7000多支，机枪220挺，八二迫击炮24门，大都是刚从国外进口的，摆在河滩上，像一片茂密的树林。
129师，就此发家！
这一仗打完后，由于朱部败得太窝囊，国民党方面再没提过这件事，竟连例行的抗议也没有。事后，国民党国防部愤愤不平，命朱到重庆“请罪”。朱哭诉败因，蒋没有处分他，只是对他十分冷淡。
朱怀冰从此就从国民党军界消失了，直到1968年11月病死在台湾，无声无息。
战争，有时让一个将军一战成名，终身享誉；有时又让一个将军一败涂地，万念成灰。
事后，蒋介石密令庞炳勋、孙殿英“诱捕邢肇棠，押送重庆”。孙与邢虽然相好，但此事过后，总让孙不安，思前想后，与共产党交朋友可以，但不能走共产党的路。于是，孙与庞密谋，与重庆国民党军令部联系，假拟安排邢去重庆“后方受训，以备重用”。邢识破了阴谋，毅然投了八路军总部。后经彭德怀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当选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副会长。建国后，曾任甘肃、河南等省副省长。
此役之后，涉县境内国民党军队、游杂武装全部退出。涉县成为129师据有的第一个城乡一体的完全县。
意义不仅仅于此。
好棋在于藏而不露。
3月16日，刘邓下令深入太南、豫北的部队，全部撤回漳河以北。
反顽一战，八路军越过漳河，追击南进上百里，最南达临淇、陵川、大尖山一带，扩占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之多。八路军撤出后，邓小平履前所约，私下通知孙殿英委任该地区各县县长。
3月19日，朱德专赴晋城，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达成协议，划分了防区：双方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线以北为八路军驻防区。八路军主动退出已占领的陵川、高平、阳城、晋城等大片地区。
胜利之后主动罢战言和，让出大片土地，表现了八路军的手腕。
虽然地盘减少了，但由此缓和了国共两党在华北兵戎相见的严峻形势，稳定了边区局面，保住了抗战初期获得的成果。
既团结又斗争，既斗争又团结。
此间有真义，个中其谁知？
此举大大地给了卫立煌面子。卫氏在国民党内是八路军少见的朋友，对八路军帮助颇多，他据此可以向国民党内说话。
也给了蒋介石面子：十八集团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求，退出所占阵地。
更大的意义在于，按照新划定的驻防线，就是正式承认129师现有的防区为其根据地。国民党经过一个西安事变才承认一个陕甘宁边区，现在经过歼灭朱怀冰一个军后，又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个存在着的边区。尽管国民党从不认可“晋冀豫”、“冀鲁豫”、“太行”之类的名称，更不承认八路军有建设政权、征粮征款的权力，虽然八路军也并不需要蒋介石的承认，但有这么一个划界的协议毕竟比没有要好得多，顽固分子再来寻衅，就更加输理了。
看看当时国共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就更容易明白这一点。
当时，驻在黄河以北的国民党军中央系统共有四个集团军，包括游杂武装，有20多万。太南、豫北还有三个军，尚不包括阎锡山的晋绥军。而集中各地的129师武装近10万人。双方大军云集，剑拔弩张，再加火拼就会触动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敌后的抗战形势将不堪设想。
共产党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主动迈出了这一步。
与此同时，阎锡山与决死纵队的枪声和恩怨也刚刚平息。毛泽东派萧劲光、王若飞携带亲笔信，到秋林镇当面申述、调停。于1940年4月达成协议：双方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界，线以南为旧军活动区域，称晋西南；线以北为新军及八路军活动地区，称晋西北。
这样，八路军与阎锡山也维持了平衡。
从此以后，阎氏势力完全撤离了太岳、太行地区，退居晋西南十多个县，再没有与129师发生冲突，直到抗战胜利。
刘邓苦心营构的晋冀（鲁）豫边区，已经呼之欲出！
第四章 炼石
1940年6月，刘邓的司令部从辽县峒峪镇迁到了涉县的常乐村。
仍是在清漳河畔，只是顺着河流的方向，往下游去了。
为什么要迁移呢？
涉县城打下来了，地面稳定了，司令部嘛，当然要放置在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
此时的129师已经开辟了三块根据地，分别是太岳、太行和冀南，但都被日本人割散着，相互之间无法直接联系。司令部迁移后，涉县，正好处于这三块根据地的中间。
这里位于太行的腹地，山更高，林更密，而且，清漳河下游地带更富庶一些。
常乐村有200多户人家，这在太行山里算是大村了。刘邓分别借住在两户刘姓人家的小院里。作战地图挂起来，电话线从村外四周的部队拉过来，电台架起来，半天的功夫，一个新的司令部就建成了。
山里人居住分散，屋前房后空地多，长满了荒草。
早晨的时候，刘邓出来散步，感到很可惜，真是浪费了那一畦畦阳光，那一片片黄土呢。此地山民仍是穷，只知种粮，不知种菜，司令部食堂的大锅里没有绿色，这几天拉大便都困难呢。
一天早晨，他们从工兵班要了两把铁锨，开始平整荒地。
警卫员说：“首长，这是干什么呀？”
两人一笑，不吭声，接着干。一会儿工夫，一片黄澄澄的田地开出来了，炕面儿大小，像一块毛茸茸的毯子。
司令部人员明白了，都来动手。房前屋后，渠边路旁，闲散地方，把一块块石头搬走，从别的地方挑来土。不多时，就开出了若干片，大的像戏台，小的似桌面，共三十多块，有三四亩大小。
撒进去一些蔓菁、白菜种子，几天后，青灵灵的小苗出土了，像一簇簇绿色的火苗，在阳光下跳跃。
这一年的事儿太多了，谋建政权，百团大战，扩充军队。刘邓住在村里的时候其实也不多，老百姓经常涌在路边，看着战马进进出出，猜着行人官大官小。
只要在村里，刘邓每天总要在地里与菜们待一阵子，浇浇水，拔拔草，间间苗，有时还担粪。在这两双调理乾坤的大手的调理下，田畦里的白菜们也很可人意，一棵棵长得青盈盈、圆浑浑、瓷实实，像一排排雄健的八路军战士。
秋熟时，常乐村的村长和几个公执人物，想请长官们吃顿饭。兵荒马乱的，这些大兵们可不能得罪啊。几次来请，都被李达婉辞了。一次，他们杀了两口猪，蒸好了白馍馍，又来请。
“老总……”村长刘伟江小心地说。
“不要叫老总，你看我像老总吗？”李达笑着说，扯起自己的粗布军装，抬起脚上的草鞋。
刘村长把村民的好意说了一遍。
李达怪他们不该这样客气，便答应向刘邓请示一下。
当天的酒席仍是没有办成，李达亲去村公所，向各位公执、老者致歉：“首长说了，进村后，什么都好，就今天错了，办这么丰盛，摊派给老百姓，造成麻烦。首长命令，这次的花费全由部队报销。”说着，李达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大洋，码在桌上，叮叮脆响。
小村人的眼瞪大了。
霜降时，正是出大白菜的时候，部队又要搬迁了，听说又要往下游去。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因为这里离县城太遠了吧。
那大白菜怎么办呢？大白菜毕竟不是大兵，不能一声令下就上马启程的。
李达让人请来了村长和公执们。
“首长说，部队在村里，麻烦大家了，把这些大白菜全部留给村民，每家分一些。”
小村人的眼睁得更大了。这么多的大白菜，足有几万斤。
小村人，涌在村头，看着这群兵，走了，顺着河流的方向走了。
的确，小村人没有文化，不懂政治，他们与这些当兵的并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一高一矮两个官长的名字，他们只是觉得这些人与所有的兵都不一样。他们只是记得他们军装是灰绿色的，那是石头的颜色，那是树皮的颜色，那是土地的颜色……
那一冬，常乐村500多口人，人人都吃上了八路军的大白菜。
小村人的心热乎乎的。
司令部从小村迁走后，联系并没有中断。每逢日军扫荡，刘邓每每派师部作战参谋廖楷峰带一头骡子将一些重要文件趁黑夜驮过来，藏进村长刘伟江家的烟囱里……
赤岸、赤岸
从常乐村沿清漳河往下走十五里，就是赤岸村了。
赤岸村位于县城西北的一个山窝里，只有十里的山路，清漳河从小村东南流过，河边遍是大树、芦苇，村北、西、南被大山环绕。全村300多户。
该村始建年代无考，据查，始有张姓在此居住，故村里张姓居多。村庙里石刻上有“大明正德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建”字样，右侧刻有“赤岸村”，由此推究，明时即有该村。村以赤岸名之，乃由于此处系清漳河岸，村西高岸处有一道红土岭。红者，赤也，故称赤岸。
小村建在倾斜的山坡上，除了几户财主和社庙外，都是石头和土坯合作而成的草房，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出这家的门，能跌落到那家的房顶上。石街上青光光的，平时街上的人不多，日子紧紧的，忙忙的，街上固定的客人是那些石头们，稀稀落落地站在路边，那是拴牛拴驴用的，或是饭市上的宝座。傍晚的时候，还以为那是蹲着的一个个山人呢。其实，山里人与石为伴，以石为生，那些憨厚的石头们，就是小街里沉默的村民。
村外大山们的名字也很有趣，鸡冠山、牛精山、猪头山、轿顶山、柏树垴……
那是小村人的全部世界。
后来的几十年里，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心怀疑问，刘邓为什么要选这个小村做司令部呢？
军事理论家们给出了一百个理由，终于有一个人说，那是因为小村有一个精致的名字，太吉利了，太引人联想了。
这一切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采访时，我曾查遍了有关档案，试图想给读者提供这段猛料，但找不到任何记录，我请当时最权威的党史专家李士华先生帮我查询，也没有结果。
小村的东南面是宽阔的清漳河，河边是粗壮的杂树和深深的芦苇荡，西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山，稍有战事，走进大山就是天然的屏障，那是八路军最隐蔽可靠的避难所。靠山临河，这里有着天然的防御功能。
这应该是最直接原因吧？
一个新生的政权就要在这里着床了，历史的目光正沿着山沟的高高低低，沿着清漳河的粼粼波光走来。只是赤岸，这个沉默的小村，还没有感应得到，自己即将要负载历史了。
你的名字在历史里将不会再寂寞了。
村里最年长的人张天未老人告诉我，八路军刚来时，是个晚上，村民们以为又是兵匪，各家各户都慌忙关上门，用石头顶死，一晚上也没有睡着，但是天快亮了，还是听不到枪声和叫嚷声。以为他们走了，天蒙蒙亮，有大胆的人偷偷出来，见这些人正躺在村庙的台阶下，还有的躺在人家的门洞里，铺着草，睡得正香，当时已是冬天了。
第二天，抗日县长带着一伙人来了，把村长和公执们召集到一起开会。随即就开始忙碌了。
村中央的社庙要改成司令部。社庙是村里人烧香磕头的地方，供着天神、地神、山神、河神。老天爷，他们搬到哪儿呢？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天地不怕，鬼神不敬，还不把这些神像都扔河里？
倒是没有扔河里，只是挤到村长家的一间闲屋里去了。
社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式建筑，北、西、东三面是十多间神房，全改成司令部工作室；南面是戏台，正冲着北屋的主神像，戏是唱给神灵的，村人们原都只是借光。把戏台的正面用土坯垒成一堵墙，里面就成了一间大屋，这就是参谋们的房间了。
司令部人员住在哪儿？
庙的西侧是村里大财主张茂德、张庆余叔侄两人的宅院，院子又各分上下院。县长和村长做工作，让他们各腾出一个院子。刘邓两家就住在最西侧的那个小院里。
在村里住下的有上千人，每家每户都有。
几天以后，饭市上的老百姓便传开了，这一帮是穷兵、叫花子，行囊里什么也没有。
赤岸，最初就这样用冷淡的目光，无奈地接纳了这支贫穷的军队。
摇晃的地租
席卷太行山的减租减息运动是随着八路军的到来开始的。
二五（25%）减租，分半（50%）减息。
这是八路军领导太行山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根本政策。
传统的土地制度、借贷制度，体现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使得落后的农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矛盾丛生。新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又团结了广大地主、富农，使全社会形成抗日的大合奏。
但推行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
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大部分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们已经习惯于剥削。土地租佃契约多种多样，水地、旱地又分三六九等，交租比例各不相同，但大致是按五五交租，即收成的一半由佃户自留，一半交地主。生产工具自备，田赋杂税双方分摊。
佃户们从心底里盼着能把租额利息降下来，但当八路军真正实行减租减息的时候，他们又害怕了。
主要是怕变天。
八路军不是政府军，是起义军，蒋委员长才是皇帝，蒋委员长不说话，八路军们在这里乱来，往后日本人退了，八路军走了，一切还不是从头来？倒霉的还是我们。
所以，白天开会时听八路军宣传，高兴地喊一阵子口号，晚上又害怕了。地是人家地主的，如果人家不让咱租，还是活不下去。怎么办？
天黑了，八路军回去了，佃户们回到家后，又后悔了，睡不着觉了。连夜带着老婆孩子，到地主家里，给地主下跪，道歉，说好话：“不是我要这样，是八路军这帮共匪要这样，主家，你看咋办？”
东江村某佃户买了一斤猪肉到地主家，央求明年继续租地，按老契约交租……
地主也犯愁了，现在是国难时期，八路军要抗日救国，公开顶撞是没道理的，也是要吃亏的。
于是，双方商量好，表面上按八路军的政策，契约上写明是二五减租，但秋后交租时，仍按原来契约执行。
明减暗不减，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1941年后，随着各地抗日县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晉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减租减息暂行办法》的颁布，减租减息运动开始正规起来。
各地都搞了试点，发动村农会会员向地主、佃户讲解减租政策，再三表明这一政策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策，是蒋委员长同意制定的，在国统区内一样在搞。
边区政策明确规定：只要佃户按协议交租，地主无权收回租种的土地。
各地对每一类土地评议了产量，规定了应交租额。缩小了斗量，把原来35斤斗改为28斤斗。
不少地方局面已经打开。不少农民大胆地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实实在在地进行减租减息。
但减租减息是个系统工程，战争年代，敌我交错，昼退夜进，战局不稳，人心不定，也很难把此项工作进行到底，只有等到战局彻底好转。
每个村庄，都在缓慢却坚韧地开展着减租减息，既不能把地主、富农推向极端，维护统一战线，又要充分调动贫雇农的积极性。
乡村的热情，是一天天地高起来了。
印版为证
129师小部队刚进太行山时，靠国民党当地政府供应军粮。
后来，八路军在一些村、区里站住了脚，民选了村长、区长，与当地国民党政府闹起了局部磨擦，本地的田赋、税务、公粮也不上交了，留作自己使用。
偶有军粮接济不上，就向大户借粮。正是乱世，不少大户都希望在地方上有个武装靠山。青塔村一个张姓地主，一下子借给部队1000多斤，129师供给部打了个收条，还盖了个红章，张姓地主十分高兴，拿着红印章到处炫耀，声明粮食不要了，全部捐给八路军抗日。
国民党势力退出当地后，八路军全部改组了村、乡、县级机构。村设财政委员，区里设财政助理员，县里设财政科，层层丈量土地，测定产量，按比例合理地交纳抗日军粮。
租种土地的佃户不交公粮，由地主交纳。
村村设有公粮库，放在山洞和地窖里，下边用石头垫底，荆条围底，再用席子围，一层一层，楼一样垒三层，这叫屯，也叫圈。屯里圈里填满后，抹平，由财粮主任亲自盖上印版。然后，锁门、封条，隔几天再来看一次，一旦发现印版混乱，便叫上部队的人，上下反复地察看，人偷的？鼠乱的？
什么是印版？
就是用一尺见方的木板，在上面雕刻出几个凸出的字，如“玉米”、“谷子”、“小麦”等，盖在粮食上，明显地出现字样，以防偷粮和别人作乱。
玉米粒大些，需另外特制一个大号的印版，笔画也需格外粗壮些。
或者，印版上直接刻上“抗日”两字。密密麻麻的，盖满了粮食的表面。
粮食们静静地睡在席圈里，一有召唤，马上出发，它们也是抗日的一个个积极分子呢。
军粮重地，有人看护，发现偷盗，就地枪毙。
刚开始，军粮一般放在较可靠的贫雇农的窑洞、地窖里，或者责成他们看管。后来发现不行，这些贫雇农家里很穷，没粮吃，看着看着，有的人就觉悟低了，开始想着法揩油儿，最典型的就是用笔帽偷。那时毛笔的笔帽是铜质尖形的，把帽尖在石头上磨出一个小孔，插在小米囤的围席上，外面放一只碗，里面的小米便会陆陆续续地流出来，一夜能流一碗米。这样席子不致破坏，上面的印版也不致变形。
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更有甚者，公开抢军粮。
后来，129师供给部做出决定，军粮尽量放在中农以上的可靠家庭中。这些人家里殷实，有吃的，有身份，不会偷军粮。这以后，一些开明士绅家里就成了军粮的堡垒户。
据记载，1941年底，太行山785个存粮点共藏军粮110万石。统归129师供给部调运。不管部队走到哪里，都会有粮食供应。
贫穷的山坳坳里，处处是饱满的军粮，处处是秘密的炸弹。
艺术家的太行山
在辽县的时候，一次部队打了胜仗，当地村长请刘邓看戏。演的是四股弦《战宛城》，当演到曹操与张绣的婶婶通奸时，虽然人物隐匿幕后，但导演设计让大幕抖动，紧鼓密锣，经久不息，让人肉麻。
邓小平摇摇头，没有制止，没好意思拂了人家的好意。
太行山里通常的剧种有武安平调、上党梆子、四股弦等，剧目很多，由于山民们没有文化，封建糟粕很多，其中包括大量黄色戏。
“太阳，出来！”
太行剧团三分团团长鲁林，站在窗户内，冲着东天狠狠地大喊。
他多么盼望着太阳快快跳出来，变成一个大火球，哪怕把他烤出一身臭汗来。
但，东天仍是迷茫茫的，太阳还睡在冷凝的云窝中。
天太冷了，夜太长了，风太硬了，水太苦了。
太行三剧团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来到太行山里，已经几个月了，这是第一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太薄，没想到山里的冬天这么冷，吃、住、演出都不方便。
他们就这样行走在冰冷的太行山里。
只有一件乐器——口琴，唱歌伴奏用它，舞蹈伴奏仍是它。没有服装、道具，急得艺术指导员韩玉琴天天犯愁，一进村子，就先去找几个老太太、小媳妇、大姑娘，她们和她们家人的衣服，都可以派上用场的。
农家的衣服不愁了，化装用品却是没有，只好用些凡士林加上红、兰、黑三色一调，涂上脸就算了。画眉呢，只好用灶膛后燃烧未尽的炭柄。
几个月后，师政治部朱光主任协助通过敌占区关系，弄来一批绸缎、布匹和汽灯。团长鲁林和指导员韩玉琴高兴极了，开始精心设计自己的家当：用布匹做幕布，前幕是红色的，后幕的侧幕是蓝色的。前幕请太行山剧团艺术指导员阮章竞专门设计，图案除了剧团名称外，还以太行山为背景，一列火车冒着滚滚浓烟正在向前行，十分壮观。
但需要的东西还是缺得太多。
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舞台上谴责最多的是日本鬼子，可没有日本人服装。剧团的剧务王关尚灵机一动，找来一堆破麻袋片，从槐树上摘了半筐槐豆，放在锅里煮，竟然染出了橙黄色，再让村婦们剪裁做成日本服装。白日里看着粗粗糙糙不成样子，可一上舞台，灯光一照，简直和日军的新服装一模一样。
一部拥军戏里，演一个月下送情郎上前线的场面。韩玉琴心想，如果背景上能升起一个月亮，效果该多好啊。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当看到那盏汽灯时，她突然想起了皮影戏。于是，她找了一个大箩筐，把雪亮的汽灯放进去，整个箩筐四周用黑泥封实，密不透光，在箩筐一侧挖出一个圆形，在幕后，安排几个工作人员分别站在高低不同的凳子上，演出时，前台灯光渐暗，后幕把箩筐慢慢地传递，这样，一个冉冉升起的月亮就出现了。
小村人是不明白怎么回事的，当他们看到舞台上居然升起了一个月亮时，惊得五魂出窍，疑是鬼神作帮。
为了感染观众，他们想尽了办法。有一次演出《抗日英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在演到向日本帝国主义开火时，竟用上了真枪、真火药，不想火药用量稍大，竟烧伤了演员。此事不知怎么让邓小平听说了，把团长找过去，批评了一顿。临走时，邓小平说，用铁桶里装上鞭炮不是既安全又逼真吗？团长眼前一亮，赶紧敬礼致谢。
他们在用艺术、用歌声、用激情、用热血点燃着群山。
一声声，一句句，燃烧的是他们的血液啊。
血一热，艺术的天地间便也就热气腾腾了，心底和眼前便都充满了绿色和温暖，于是，奇思妙想翩翩而至，表演也就更加绘声绘色，情理动人。
一出出简单直白的小戏，一份份真挚无比的情感，感动了太行山，感动了太行山窝窝里的人们。于是大山沸腾了，大山属于八路军的了，大山都跟着共产党走了。
冀钞
中心城市和交通线全部丧失之后，国内经济秩序完全混乱了。
国民政府既有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原本已发行多种货币，日军进来后又把持了大中、保商、农工、农业四大银行，也大量发行货币。1938年3月起，日军在占领区又开设了20多家银行，吸收法币，倾销日货，套购抢掠中国粮棉煤铁等物资，经济斗争愈演愈烈。
仅在太行山区流通的钞票就有三十多种。
没有自己的钞票，一任日伪钞票和杂钞通行，坐视大量物资外流，这样下去，129师在太行山根本站不住脚！
发行自家钞票，掌控经济大局，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
如何发行？
按国共协议，共产党无权组织政府，没有政府就无法发行货币。只能借巢生蛋。此时冀南行政公署已经成立，这是国民政府默许的，虽然鹿钟麟已宣布撤销，但共产党从未承认，社会各界也正在争取，何不借助杨秀峰这个合法的外罩？
1939年6月，冀南银行总行在山西黎城西井村筹备，由129师供给部部长徐林负责。当即着手工作，印刷纸币，筹划账簿，培训业务人员。
但太行山内既无设备，又无技术，打惯了仗的八路军搞经济，真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哩。
据时任129师先遣支队支队长的张贤约回忆：“1939年6月的一天，胡震（时任邢台县抗日县长）来找我，说他找到一些工人，会印假钞票，想印一些敌占区流通的满洲票，用它到敌占区去买布、煤油、皮革等紧缺物资，同时扰乱日军的金融。我说，出钞票可是件大事，得请示领导。我到辽县师部开会时，向邓政委汇报了这个想法。邓政委说：‘你们先尽可能地收集工人，筹集机器、纸张、油墨和版，我们正想发行自己边区的票子，就是缺乏这些。’我回去后就让胡震放手来干。过了一段时间，师部派供给部长徐林同志前来接洽，他负责筹建冀南银行。他从胡震那里把人员设备全接到太行山区去了。”
这批邢台印钞技术工人透露，要印钞，最主要的是钞面设计和雕刻制版。这些技术只有一个人精熟，此人叫张裕民，现正被关押在邢台监狱。
原来，这个张裕民是南宫人，在天津长大，从小在京、津学徒搞美术设计，尤熟于精美印刷。去年，邢臺一家老板高薪请他设计印刷国民党货币，印出后畅行市场。后被人揭发，被日军抓进监狱，不日将要处决。
徐林把这一情况报告邓小平。邓指示他设法营救。
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营救张裕民，八路军花了不少法币，还动用了数百克白粉和十多条黄金。
张裕民出来后，先到邢台浆水镇，后被送到129师司令部。他害怕得要死，以为八路军要枪毙他。
刘邓马上决定成立钱币研究所，任命张裕民为所长，并为他配备了一匹马、一个警卫、一只手枪，这是八路军旅长的待遇了。
张裕民很快就设计出一张两角钱的图案。
刘邓大惊。
简单修改后，就定稿了。
接着又设计出10枚面额不同的铜元券，以及壹角至伍角、壹元到伍元、拾元至伍拾元、贰佰伍拾元、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和本币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等，共计56种。
钞面设计完成了，却没有印钞机。
通过地下关系，他们从天津三条石搞到了石印机床，又从新乡搞到石头印版。
石印虽然落后，却照样能印出精美的钞票。
油墨呢？纸张呢？虽然暂时可以从敌占区搞到一部分，但用量太大，必须立足自我，土法上马。
漳河两岸，古来就有造纸的传统，茅岭底、太苍、丁岩、石梯以及山西省的云头底等地，都有纸厂。可是，这些纸厂生产的都是麻头纸，仅供记账、糊窗、写字用，所用原料，全是绳头、鞋帮、旧鞋底之类，如果印钞票，肯定不行。
关键在原料上，原料太次，当然造不出好纸。
于是，优质上等的好麻，成捆成捆地从长治买回来，驴骡们日日夜夜地赶运着。
钞票纸要求白净，却又没有硫化碱，连漂白粉、滑石粉也没有，只有松香和石灰。
使劲冲刷，精心洗涤，山沟里有的是清泉。
造出的纸果然漂亮。
但是太薄。
工人们又将单层纸改为双层纸。
还有油墨，也是土法制造。油墨制造过程要复杂得多，采访时，我问了不少老人，仍不得要领。这些土头土脑的人们是如何把大自然中的五颜六色迁移到纸上的呢？我没能采访得到，但是当时，他们确实成功了，掌握了色彩的秘诀。
没有动力，就用人力，根据地有的是人，人有的是力量。
印刷冀钞的手工作坊，就在赤岸村不太远的各个山庄，一个山庄设一道工序，分别设在辽城、常乐、悬钟、宇庄、圪腊脯。
各个印刷点都极其保密，四周的路口都有特务团设岗。没有人知道，在那些破庙烂房塌窑洞里，正在印刷着人类最垂涎的钞票。每印一版，制版员都要将票样照下来，轧在石印版上，拿了醋酸硫酸松香之类抹刷四五遍。每印一张钞票，工人们都要手脚不停地连印六次。印成后的钞票需要裁开，可没有裁纸机，只得靠手工裁。
每个工人一天一个班，一班12个小时，定额36000张。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的组建和印刷钞票等工作基本完成后，正式宣告在黎城县小寨村成立。同日，冀南行政公署以通告形式发行冀钞，并向边区人民及各专署、各抗日民主县政府颁发了关于成立冀南银行的布告及发行冀钞的宣传纲要。
由此，冀钞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冀钞初进市场，市场上钞票极其混乱。以太南为例：太南公开流通的有五专区合作社兑换券，有潞城、壶关、平顺、长治各县银号发行的县票，有高平、晋城、阳城、陵川等县发行的钞票，有上党银行发行的上党票，有阎锡山发行的旧山西票，还有新印的“大花脸”票（因其印刷模糊，老百姓这样称呼），暗地里还流通着日军联合银行发行的伪钞。如不加以廓清，冀钞根本无法立足，抗日的财力就得不到保障。
1941年10月，新成立的边区政府坚决实行“巩固冀钞，保护法币，打击伪钞”的政策，并颁布法令，规定冀钞为本位币，禁止伪钞流通，对各种杂币进行限期兑换，过期作废。
边区的经济开始围绕着冀钞运转起来，这一片土地的活力因之而更加聚合……
河南店村有个盐商叫孙万宽，对八路军看不上眼，时有攻击。人买他盐时，他不收冀钞，说，这也算是钞票吗？绵塌塌的，少筋没骨，哪能跟人家那票子（日币）比？人家那票子，硬板硬得像刀片，能割下人的耳朵来。过后，他又对人说，八路军的票子，是万万花不得的，过几天他们败了，跑了，窝在手里都是些麻纸，只能擦屁股。
为了维护冀钞信誉，抗日政府对孙进行了公审。之后，出了一张布告，以汉奸罪处决了。
张贤约还回忆道，百团大战后期，八路军转入守势，日军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一天，邓政委叫我去，严肃地交待我们支队专门拿出一个营，在日军扫荡期间，负责保护冀南银行和印币厂的安全转移。他说，绝对不能让日军搞掉了，你们掉脑袋不要紧，这可是关系到根据地部队穿衣吃饭的大问题。
银行和印币厂有50多人，我们用几十头骡子将票子、机器、币版和纸张分开驮着，在太行山的邢台、沙河、涉县、武安和山西的黎城、辽县、和顺一带与日军周旋。到10月底，百团大战结束，我们在辽县的峒峪，完整地把银行的人员和机器交给了供给部。
铁匠的手艺
八路军和游击队发展太快，武器跟不上，仅仅依靠从日军手中夺取，显然不现实。日军不比国民党军，顽强、死拼到底，最后把枪炮毁坏也不留给八路军。
而且，八路军进行的是游击战，规模不大，一次消灭百多个日军就算大胜仗了，缴枪有限。
必须依靠自己！
1938年12月，129师在深山区圪腊铺的一处秘密山洞里成立了第一个小型修械所，修理和生产步枪、手枪、刺刀等。
最早的工人是一些民间铁匠和木匠。他们游荡于晋冀豫三省之间，以打制大刀、红缨枪、猎枪为生，后来世道乱了，改造步枪。有钱的财主们为了保护自己，花12块大洋就可以让他们造一杆枪。
几十个匠人凑齐后，八路军派了一個政治指导员，修械所就开张了。
完全是一个联合的铁匠铺，炉火红红，铁锤咚咚。
造枪主要是枪筒、枪槽、枪托、小桩、枪栓、搭子勾等八大件，各个部件的制作都不容易。因没有机器，连像样的机床也没有，只能用原始的钳子、凿子、钻头、锉刀、扳手、大锤之类。
但是，中国手工业的传统是了不得的，土家伙也照样能造出神奇，一样样竟然变着法儿全造出来了。最主要的是枪筒，当时没有气锤，工人就支起铁架，安上滑轮，将大锤拉起来代替气锤。石磨中间穿个洞，将铁轴从洞中通过去。铁轴当然不能是直的，中间有弓字形一个弯，钻头安在轴头上，借用转动磨扇带起的惯性力量，硬把铁杆钻成枪筒。而所谓铁杆，是铁轨烧红之后截取与轮箍接触的那部分精钢加工而成的。
枪筒制好后，要反复打磨，制来复线，做准星、缺口。而后是检验，先通过枪筒看中目标，然后再用准星和缺口看，两者一致后，再装枪托、扳机、枪栓……
一支步枪就这样脱胎而成了。
有了枪，还需要子弹。
子弹如何造？
弹壳是不能自制的，因为山洞里没有冶炼黄铜的设备，只有利用旧弹壳。好在战争时期，最不缺的是弹壳，日本人也不吝啬子弹，一仗打过，满山的石缝里撒满了弹壳。各村发动老百姓捡，按铜价收购，党员们也上山了，20个弹壳顶一个月党费。
弹壳收集后，先用碱水煮，清洗、缩孔，拆火帽。
这之后的第一道工序是装火药。黑色火药的来源全是土法，硝、磺配上棉花灰。硝是从茅房里扫出的白碱土熬制的，磺无法自制，从敌占区私购。三者分别压成细粉状，按比例配制，即成烈性爆发物。
再一道工序是装弹头。弹头是用锡制的，民间的锡制品很多，酒壶、蜡台比比皆是，破损的全收上来，加温后烧铸成一个个奶头状的弹头。
然后是装火帽。火帽类似于磷火，是子弹的引火，苍蝇屎大小。将火帽放入子弹尾部的凹槽后，用薄金属片堵上，再涂上一层特殊的紫胶。这种紫胶来源是印度等地一种树上寄生虫的排泄物，经特殊炼制后，不仅防水，而且防火，再发热也不软化。中国是肯定没有这种紫胶的，只有进口。太行山里的紫胶从何而来？全是通过地下关系从国民党兵工厂里偷来的。好在用量极小，一桶胶可用半年。
最后是检验。一排排子弹放在平面上，挨个儿查验，分量重的轻的，弹头长的短的，弹壳松的紧的，都不行，全剔出来，重新加工。
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由刘鼎任军工部长。不久便聚集了数百人，这些人中有留学国外的工业技术专家，有归国抗日的东南亚华侨，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太原等敌占区的技术工人。这些人陆续来到太行山，当然，也带来了部分先进设备。
八路军兵工厂规模扩大了，分成8处。
问题出来了。
原来所造步枪型号、规格都不相同，零件不能互换，在战场上使用极不方便，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规模逐渐扩大的战争。
必须设计一种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半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步枪。
刘伯承说，不要单纯追求射程，把枪管搞得很长，很笨重。刘认为，步枪就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米以内射击准确越轻越灵巧越好。
刘伯承责成水窑一所副所长刘贵福组织设计试造。
刘贵福原是阎锡山太原兵工厂步枪分厂的技术工人，1938年到延安，曾在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步枪的设计与制造，是一位造枪能手。
1940年8月1日，终于试造出第一支新步枪。
这种枪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及“汉阳造”的优点，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取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枪的刺刀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平时折伏在枪杆下不会丢掉，肉搏时能自动弹出展开。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擊准确，刺刀锋利，枪体轻巧、坚固，外形美观。
八路军总部下令，批量生产“八五式步马枪”，停造杂牌枪。
铁原料好办，扒铁轨，烧敌人的汽车，往回运。
问题在于工人素质低，这些传统的铁匠、银匠、木匠、锡匠、铜匠们不识字，不懂图纸，习惯于手工作业，经验主义，心知肚明，口莫能言。
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培训！
于是，山沟沟里一场工业技术革命开始了。
从国外回来、大城市出来专家们，手把手地教他们认识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严守工艺流程及生产过程的检验制度，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
红红的炉火旁，一批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正在悄悄向产业工人蜕化……
1940年，各枪械所生产步枪3300多支。
俊娥
王俊娥17岁，是村里的妇救会员。上个月，百团大战打响之后，前线伤员骤增，她和几个女孩子被征用到晋察冀军区医院第二医务所，充当战地护士。
俊娥生于平山县温塘镇，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财主，乐善好施，人见人敬。她从小就在县城读书，中学临近毕业，日本人打过来了，只得休学回家。去年，有人劝说父亲出面担任维持会会长，帮助皇军筹措粮秣和女人，父亲不肯，夜里竟被暗杀了。俊娥是一个在县城里长大的漂亮姑娘，有文化，有气质，会唱歌，会跳舞。她原本的志愿是考取北平的大学，当一个阮玲玉那样的电影明星。而现在，她的梦想被日本人的铁蹄踩踏得粉碎。
太行山的石头生硬，现实的残酷更是生硬，她必须在生硬如石头的现实里重新设计自己的路。但她毕竟是一个娇弱的姑娘啊，她哪里见过血淋淋的战场呢？她从小就晕血，有时父亲在院里宰鸡，她还吓得直哆嗦呢。
但现在不行了，她必须面对血腥，面对各种各样的伤口。
前线战事正紧，每天都送来几十个伤员。轻伤者，包扎一下，就抬走了；重伤者则留下治疗，做手术。担架队火急火燎地把伤员放在门口，就匆匆返回了。医生们顾不上，只有让俊娥和女孩子们去抬上病床。伤员们有断胳膊的，有折腿的，还有的被日本人炸破了肚皮，花花绿绿的肠子流出一坨。更吓人的是，一个战士的眼珠被刺刀捅出来了，就挂在脸上……俊娥不敢看，扭转脸，眯着眼，机械般拼命地抬，抬，身上涂满斑斑血迹。
天黑后，她把血衣脱下来，关上门，多放些皂角粉，洗。刚开始，一盆水黏稠稠的，浓烈的血腥味直冲鼻子，她浑身瑟瑟颤抖。洗两遍后，水稀了，水清了，她也稍稍轻松一些。她在心底不停地告诫自己，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了，要能够吃苦了。想到这里，她的身体就又充满了力量。
这些天，她已经学会独自打针、测量血压了。
医务所的条件十分简陋，绷带、纱布都是当地妇女纺织的。没有脱脂棉，消毒员就教她们将棉花用水泡在盆里，用拳头捶湿，再放进锅里用碱水煮，用清水洗净、晒干后，做成雪白的小棉球，供换药使用。用过的纱布、棉球和绷带，也不能扔掉，用碱水煮沸1至2小时，清洗后，将布块和纱条分类包装，再放到蒸笼里消毒。
所里只配备了一个听诊器、一支体温表、三个注射器和几把换药用的镊子和剪刀。内外科用药十分紧张，伤病员中的胃肠病、传染病很多，基本靠民间偏方。例如用针灸、杏核壳和大蒜治疗疟疾，用姜汤、盐水加盖棉被发汗对付伤风感冒，用马兰草消肿，用干牛粪、草鞋灰涂敷湿疹……外科换药时，只是对重伤员用少量碘酒、红汞，大部分伤员则用自制的食盐水、蒸馏水。
俊娥在心里默默地熟悉着这一切。
编制是一个所长、四个医生、一个医助、一个司药、一个看护长、二十个看护、一个担架班长、九个担架员。床位只有250至300张，可实际收容伤员已达450人以上。一个医生要负责100多名伤员，医疗和护理任务相当繁重。
需要清洗的东西太多了，俊娥和大家一起去河边挑水。路太远了，山太陡了，大桶挑不动，她就借老乡的水葫芦。所长看见了，黑着脸说：“胡闹！为什么不找两个鸡蛋壳挑水呢？”
她哭了，连连骂自己，赶紧换成水桶。
肩膀磨破了，火辣辣的痛。脚掌白嫩嫩的，不多久就变得粗粗糙糙，走在山道上，爬高爬低，来去如飞，赛比山羊。
少油少盐，只有小米加野菜，营养谈不上，但伤员的伤口愈合得奇快。土头土脑的人们，生命力恁强哩。
冰糖是最好的奢侈品了。卫生所里放着一盆冰糖，是专为伤员准备的。伤员来了，每人先喂一碗糖水。重伤员呢，喂完糖水，还可以吃一块。含在嘴里，闭上眼睛，感受着慢慢融化的冰糖，好像生命都是甜的呢，好像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这一粒冰糖呢。
俊娥独自护理的第一个伤员是一位连长。
连长被重机枪子弹打穿了大腿，弹洞像玫瑰花瓣一样翻开着，里面全部化脓溃烂了。医生让她把纱布浸透盐水，在弹孔里来回磨擦，清除污血死肉。
她战战兢兢地擦拭着，轻手轻脚。
医生狠狠地瞪她一眼，喝道：“使劲！”
她一惊，手上暗暗加力。一块块黑泥般的腐物掉下来，伤口里终于露出了红嫩嫩的粉肉。连长疼得杀猪般嚎叫，俊娥也紧张得心惊肉跳。
有一天，担架又送来一位重伤员，是抗大干部团三营指导员王晋。王晋被日军打伤后，滚落悬崖，胳膊摔断了，躺在山沟里昏死两天，浑身爬满蚂蚁和蝇蛆。俊娥用花椒水洗，用苦艾叶熏，用小镊子一个个往外夹，竟然取出八十多条白白胖胖的蛆虫。
几天后，王晋终于睁开眼，看着她，微微地笑了。
又是几天，王晋的左臂由酱紫变成了乌黑。医生检查后，叹一声，咬咬牙：“锯掉！”
王晋一听就哭了。他还是一个小伙子啊，他还没有娶媳妇啊。
俊娥也陪着流泪。
可是，如何截肢呢？
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手术台是临时搭成的，用老乡的门板，放在大石头上。锯刀呢，就是木匠的锯子。
为了便于手术，医生商量一下，要把他绑在门板上。
俊娥拿来一根五米多长的粗麻绳，从胸部到双脚，结结实实地捆紧，又轻轻地劝慰：“别动啊，一会儿就好了。”说着，让他张开嘴，撒进去半勺白粉，止痛用的。
手术开始了，血淋淋的皮肉，白森森的骨头，锯子“咯咯吱吱”直响。其实，手术很简单，就是把一条质变的胳膊，像锯木头一样，生生锯断。
王晋的头拼命地摇动着、撞击着，呼天抢地，鬼哭狼嚎，昏死过去。
医生们也都扭着脸，不敢直视。虽然，胳膊被麻绳固定了，但仍是流血。顺着门板，流到地上，把石头也染红了。只是锯子仍然不够锋利，偏不听使唤。拉锯的医生气喘吁吁，浑身流汗，鞋子里流满了，索性甩掉，光着脚，在石头上踩出一朵朵湿漉漉的梅花。
俊娥走上前，勇敢地伸出手。
医生疑惑地看她一眼。
她重重地点一点头。
医生松开手。
俊娥坚定地却是小心翼翼地接过锯柄。
锯子急促地、穩健地来回划动着。她的整个身心，极灵敏地感应着锯齿与骨头之间每一丝微小的震颤，像纫针，像绣花，又像雷鸣，像爆炸，像天崩地裂。
粗壮的骨头，终于锯断了。
俊娥做梦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和胆量。
战争愈加惨烈，断肢伤员越来越多。
师卫生部又调来两位医生，还有一名俘虏转化的日本军医，专门负责截肢。从此之后，别的医疗所的此类手术大都集中到这里了。锯胳膊的、锯腿的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做了8例。断腿、断臂就扔在后山沟里，每天晚上都招来几只肥肥硕硕的狼。
半年后，俊娥成了护士长。
一天傍晚，俊娥正在吃饭，一个女护士跑来找她，脸色羞红。
她赶紧跑过去。原来，一个刚做完截腿手术的重伤员憋尿了，仰面朝天，不能翻身，憋得小腹肿胀，生殖器挺直，只是不排尿。
俊娥拿过一个长嘴夜壶，抓住伤员的生殖器，歪向一侧，伸进夜壶嘴里。这有什么害臊的呢？她早已习惯了。
可是，伤员仍是排不出尿来，满头冒汗，浑身颤抖。不行，如此下去，刚做的手术就会崩裂。犹豫片刻，她果断地俯下身去，用嘴含住，使劲地吮吸、吮吸……
一股又红又黄的尿液喷射而出，直刺咽喉。
俊娥剧烈地呕吐着，吃下的饭菜全部吐了出来。霎时，她的心底涌上一团浓雾般莫名的委屈，眼泪不由自主地簌簌而出。转眼间，却又甜甜地笑了。
我要当民兵
王堡村有个叫樊四的的年轻人，前几年参加了国军。国军纪律很坏，吃喝嫖赌。他也与驻地一个女人好上了。被长官发现，要正军纪，枪毙他。半路上，他见枪毙他的人是同乡，就哀求，把几个铜板递上去，总算讨回一条命。
回家后，八路军政治部设在了本村，正发动群众抗日，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纷纷成立，他想自己不光彩，就到山西给人家打短工。后来，他爹见这不是长主意，就告诉村地下支部书记樊玉华。樊说，联合抗日，不打紧。于是他成了一名民兵。
1941年3月，村边的桃花刚刚努嘴，日军来了。日军在村中吃饭时，有个黑狗队偷了老百姓几个包袱，要送到山那边去。樊四的见了，找樊玉华，要干掉他。樊玉华说黑狗队有枪，你怎么打？樊四的说，没问题，就找了樊怀林、刘钱林、樊二胖、李白旦、樊三狗五个伙伴。他们埋伏在村后黑狗队的必经之路——大寨沟口。樊四的找来一把菜刀，让每个人撇了一根椿树棍子当枪。他嘱咐说：“你们用棍子瞄准沟下的路，到时候一喊，就把鬼子吓蒙了，我跳下去抓他。”伙计们说：“这种‘枪’瞄得再准顶屁用？”樊四的说：“仗打一计，那时候，他还敢细看？”
埋伏后，黑狗队果然来了。几个民兵一齐喊：“不许动！”黑狗队当真呆了。樊四的一个人拿着用布包的菜刀冒充盒子炮，冲了上去，下了那家伙的武器。接着夺过包袱，又命令他跟自己走。
那家伙也不是吃干饭的，清醒过来，才明白这几个老百姓手里根本不是真枪。心里有了底，死死抱住大石头不肯走。这里，村里的鬼子开始出动了，樊四的抡起菜刀，一下子砍在黑狗队的脖子上。可是，由于空室清野，好一点的菜刀全藏起来了，他找到的只是一把生锈的钝刀，敌人没有砍死，刀把反被弄坏了。黑狗队的血，喷了樊四的一身，血腥气直熏鼻子。那几个民兵没打过仗，更没杀过人，见这阵势，都毛了，带上包袱全跑了，留下樊四的一个人跟那家伙打了起来。那家伙大喊大叫，想把远处的鬼子招来。樊四的抓起一把土，塞进了他嘴中。打了一会儿，那家伙终不是樊四的的对手，被樊四的用石头砸死了。
樊四的的行动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不久，129师政治部送来十多条枪，正式成立了民兵队，大家选他当了队长。
几年后，樊四的成了闻名太行山的“杀敌英雄”，连邓小平也亲手为他戴红花呢。
固新区昭义村民兵开始叫“抗日自卫队”，1940年冬，就改名为“青年抗日先锋队” （简称“青抗先”）了。
挑选身体好的农民40人，组织形式完全仿军队连、排、班建制，没有统一服装，唯一标志就是每人头上扎一条白色毛巾。
每天早晨以打铜锣为信号，集中到村外的打麦场里，进行队列、拼刺、投掷手榴弹、埋设地雷、冲锋等军事训练。晚上在一起上政治课，教唱革命歌曲。
歌声、口号、喊杀声，队列、投弹加冲锋。每天把村里搞得热火朝天。老百姓的热情也被带动了起来，每当训练时，老太太都出来看，树上的孩子们也和着声音喊。
只有五六支退役下来的步枪，每枪也仅有三五发子弹。多数人是红缨枪、大刀片，木制的步枪（村里木匠们雕刻得逼真，外人不让摸，谁也弄不清真假）。
就是拿着这种木头枪，站岗，抓奸细，查路条。
有一天，民兵队抓了一个中年人，路条是假的，章是萝卜刻的。审问一夜，弄清是温村人，温村离这里40多里路，马上派人跑步去查问。果然，此人在长治为日本人做事。报请县政府后，将奸细就地正法，头挂在柳树上。从此奸细们再不敢从这里经过了。
一次扫荡时，两个鬼子打头，走进村，以为村里人都跑光了。想先行破门，搜出点东西。殿后的民兵队长郭献亮见日本大部队还有一里多地，便一声令下，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刀枪齐下，把两个鬼子打死了，得了两把真枪。等到后面的日本发现时，也晚了，他们都跑进大山里了。
“一块青石蛋，中间打个眼，装上土炸药，安上爆发管，黄泥封住口，引线留外边，事先准备好，随时都能安，日本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东洋鬼，留下机关枪……”这是响彻根据地的《石雷歌》。昭义村民兵个个都是造雷高手，拉雷、踏雷、滚雷、子母雷，样样都行。
一次大扫荡前，日本一个小分队，由一名骑马的小队长带领，让汉奸顺公路收电线、锯电杆。锯到第二根时，踏响保护电杆的石雷群，死伤一大片。
漳河边上的邻舍
刘、邓两人住在司令部西侧的一个小院里，每天傍晚都要去散步，有时到河边，有时到后山。
后山在村北，是一座无名山，因为山下是社庙，村民们就称它为庙坡。两人坐在庙坡上，默默地抽烟，烟雾弥漫着，飘散到天上，与稀稀薄薄的晚霞相绕，好像漫天里都是他们忧国忧民之心了。
更多的时间里，两人待在地图前，谋划着时局，有时一待就是半天，直到开饭。
赤岸村的老百姓没文化，偶尔到刘邓办公室，见到墙上的地图，红红黑黑的，害怕，以为鬼神符。出去后神秘地对外人说，谁说共产党不迷信，刘邓整天不出门，在对着墙上的鬼符念咒呢。
邓小平有个习惯：洗澡。司令部在河边盖了几间房，设了一个简易澡堂，他每天都去。
漳河水洗过的头脑清醒。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了，日美两国反复争夺一些不知名的小岛。邓小平很关心太平洋战局，便吩咐机要人员每天都帮他记录收音机里的最新消息。有一次，他对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屿的名字很生疏，不知道具体位置，就问机要科科长杨国宇。杨手边没有世界地图，也回答不出来。
邓默默地凝思着，看着远山，看着天边……
刘伯承也有个习惯：洗眼。
他的右眼自1916年反袁战争中弹以后，就失去视力了，时常发炎，时常需用清水、蒸馏水擦洗。他只能用仅有的一只眼，看书报，看地图，看地形，观察时局，太吃力了。
一天，两人在漳河边散步时，看着奔腾的漳河水，邓小平想，能不能修个简易的小型发电站呢？有了电灯，刘师长就方便了。
边区政府有两个水利工程师，一个姓邓，一个姓郭，都是大学生。邓小平请他们俩帮助设计个方案。
今年92岁的张天维老人是赤岸村的木匠，他告诉我，1942年春的一天，师部一个姓郭的工程师找他，拿出一张图，问他是否能按图做一个大轮子。他一看，没什么难的，就与另一个木匠张碌碌合作，几天就做好了，木料由部队提供，每人给了10斤小米。后来，部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大堆鐵器，在河边建了一间房子，鼓捣了几天，拉一根线到师部，电灯竟然亮了。
这座装机容量10kw的小电力，仅供司令部照明和通讯发电报之用。
这一点光明，给小村带来了惊奇，带来了光明，照亮了山民的心。山民们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电，看着送电的人，惊若神人！
赤岸与王堡相距三里路，刘、邓、蔡经常在一起开会。三人出身不同，一个是职业军人出身，一个是知识分子出身，一个是工人出身。但三人却是留苏同学，而且现在又成了战友。
蔡树藩住在王堡村一个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呈品字型，正房是蔡卧室兼办公室，东房是秘书刘浪办公室，西房是干事黄恺宿舍兼蔡的小食堂。小食堂内放着一张八仙桌，四条长板凳，这就是刘、邓、蔡、李经常聚会的地方。因为蔡的夫人陈书莲经常生病，到蔡的卧室谈工作不方便，另外又没有别的会议室，所以，小食堂是最好的去处了。
夏天中午很热，没有电扇，有电扇也没有电源。干事黄恺用几根竹竿、几根麻绳和自己的旧被单给小食堂做了一个手拉吊扇。
刘、邓、蔡经常在这里边吃饭边开会，吃的是黑豆面、野菜汤，谈的却是天下事。屋里热了，就拉吊扇，你一把，我一把，吊扇在飞转，思维在飞转，思考着艰难的时局……
冀南战事
攻克广平城（高厚良笔记）
作战日期：1941年8月24日夜
作战地点：广平县城
作战部队：22团攻城，24团向大名（县）、肥乡（县）警戒
作战经过：广平城内日军20余人，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个，伪军80余人。
敌于23日抽调大名、广平、肥乡、邯郸、永年、曲周等县日伪军1500余对我三军分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城内空虚，守城兵力不足。
部队于28日下午7时从驻地出发，到达广平城于十二时即令二连上城，部队跟进。我二连爬上城后，即攻下西门楼及西门西北角敌碉堡；我三连跟进后向东进发，担任消灭日军的任务；我一连跟进后将西门炸开；四连从西门进入向东发展。战至夜三时，日军据守顽抗，未能将日军据点攻下。因天快亮，我将胜利品搬完后安全撤出战斗，部队转移到大小西高休息。
毙伤敌10余人，俘伪军59人，战马19匹。缴获长短枪116支，子弹278发，手榴弹17枚，指挥刀18把，自行车21辆。
我伤班长三，战士三，亡战士二。消耗子弹855发，手榴弹129枚。
这次战斗，运用了攻克肥乡城的经验，所以我伤亡小，胜利大，说明部队战斗力有提高，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有提高；敌人扫荡我根据地，我强袭敌县城，端他的老窝，这是最好的反扫荡。战士说，日本到我根据地奸淫烧杀，我们攻县城，端他的老窝，操他的妹子。
太行山上运动会
岁月时而平静时而激昂地在太行山间流淌。
邓小平骑着时间的马在飞快地奔跑着。
军队扩大了，地盘扩大了，政权建立起来了，钞票发行了……
他摸着石头顽强地走向彼岸，彼岸的灯已经闪亮了。
1941年9月18日，邓小平再次别出心裁，他在赤岸村外荒草乱石的漳河岸边，进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运动会。
运动会？
对，一次实实在在的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有：跳高、铅球、男子百米短跑、单杠、平台、木马、拔河、摔跤……
关于这场运动会，当年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是这样评价的：
与会选手不下三千人，均由各旅、各团、各军区和各军分区全体战士所推选，而闻讯前来观看者，更在万人以上，数百里外均跋涉赶赴，一饱眼福，可称之为空前盛会。在敌后，特别是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举行如此规模宏大的部队运动大会，不仅在八路军是一次创举，而且在全國、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罕有的！
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
那一年，按照刘邓的设想，129师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都大大地发展了。更重要的是，就在最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了。
虽然蒋介石不承认，但129师不在乎，刘邓心里是有底的。这棵小树已经长大了，长出了自己的根系，太行山就是我们的地盘。
不仅边区建立起来了，边区军民的自信心也完全建立起来了。
但，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各方力量刚刚聚合，129师新兵太多，战斗力不强；边区政体初筑，基础太薄弱；薄一波的三专署与戎子和的五专署，刚刚正式易帜；原属阎锡山的山西新军决死一、三纵队刚进入八路军系列，还需要真正融为一体。
而且，今年是“九·一八”十周年，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的。
有什么活动，能把军民各界欢欢快快地聚在一起，发酵出一种团结向上力量呢？
邓小平提议开一次全军运动会。
赤岸村北、王堡村南的漳河边有一大片河滩，这就是选定的场地了。
负责指导建造运动场的是姚继鸣，这是一位热爱体育的军事参谋，他网球打得不错，对马术、木马、单双杠等军体项目也都能做示范动作，邓小平选择由他来主持工程的设计规划，可谓是用其所长了。主持施工的是韩连生，他是一位红军时期的工兵连长。
司、政、后机关，通讯营以及师轮训队共600多人，按地段、质量和时间包干。铁锨、筐子、扁担成了漳河边最活跃的主角，鹅卵石、大石块纷纷向远处的山沟里跑去，一筐筐的黄土，从周围的山坡上匆匆涌来。场地仍是高低不平，韩连生想了个好办法，从村里借了七八个石碾滚子，由人们前拉后推地来回反复转动着，一块块、一片片地压平……
各项准备工作都悄悄开始了，秘密通知各部队准备节目，供应部设计制作各种运动器械，培训裁判员，宣传部绘制宣传画像……
“九·一八”十周年的黎明，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民兵代表整队入场了。冀南、太岳、太行各部队已经进到预定地点，排成方阵，385旅的主力团代表队，更以全副缴获来的“高德林式”步枪相武装。河南店、索堡、小曲蛟甚至远到固新、东阳关一带的群众纷纷有组织地来看“八路军比武”，参观者除了附近的中小学生、民兵、机关工作人员外，还有远道而来的敌占区人士和青年学生、体育爱好者。
整个漳河滩上聚集了万余人，一双双惊奇的眼睛在渴望着，连四周的大山也都扭转身来……
检阅台正中悬挂着高达四丈的毛泽东彩色肖像，两侧是反映129师四年来光辉战绩的八幅大型彩色布画，布画外侧分别挠着朱、彭总副司令的乘马巨像。大会场的南大门外内，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全身画像。
太阳升高了，一阵嘹亮的军号响过，大会总指挥李达参谋长驰马上前，向彭德怀报告完毕后，彭策马先行，左权、罗瑞卿、邓小平、滕代远、杨秀峰、戎子和、蔡树藩等扬鞭乘骑，绕场一周。
接着，进行分列式阅兵。
号炮响过，开始举行升旗仪式。接着是彭德怀讲话，他指出：“我们经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起坚强的抗日根据地，这是以我们的血肉换来的胜利。今天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也是检阅我们的力量，向法西斯，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示威！”
接着是杨秀峰讲话，主题是“没有八路军129师，就没有边区政府”。
最后是邓小平讲话，他说：“我们的比赛，不是为了夺锦标，而是要在比赛中互相观摩和学习，从政治、军事和技术各方面检查自己，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团结战胜一切’的旗帜下勇敢迈进！”
十天的比赛，紧张而热烈。
由于生活条件差，平时练习少，运动器具不标准，谁也不会企求这次运动会在竞赛方面出现奇迹。以成年跳高为例，第一名是太行五分区田淑敏，成绩是一点四七公尺。再以成年铅球为例，第一名是决死三纵队的戴震，成绩是十二点一六公尺。再以男子百公尺决赛为例，第一名吴玉来（决死一纵队），第二名陈唐团（决死二纵队），第三名李养吾（师部队列科参谋），成绩刚刚十一秒。
军事比赛项目很有趣，比如着装比赛，是以一个建制连为单位，全体脱衣进被窝，状若安然入睡，忽然一声哨响，士兵们惊如脱兔，迅速坐起、着衣、登裤、穿袜、提鞋、正帽、裹腿、打好行李、背负身上、操起刀枪、排齐队列。整个过程，干脆利索。抗大六分校最为迅速，225秒；第二名是决死三纵队，235秒；第三名是决死一纵队，260秒。
棒球表演项目中，日本觉醒联盟（投诚的日军人员组成的反战组织）与朝鲜义勇军势均力敌。这种运动，场地条件要求不高，比篮球简单得多，仅需要几根木棒，可用破布捆扎成球，参加者身体各部位都得以活动，趣味性强。
篮球赛最吸引人，观看者人山人海，轮到哪个部队上阵，其首长必亲临球场，鼓掌助威。386旅陈赓旅长最为起劲，该旅的球队从选拔到训练到战法都较突出，陈赓亲任教练员，关键时刻即喊暂停，指点一番。最后，386旅篮球队夺得冠军。
21日全天，举行战斗表演，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蔡树藩等亲临现场。两个连的兵力在两门迫击炮和两挺机关枪的配合下，战士们以步枪和手榴弹为主，向着某山头的假定目标发起猛烈冲锋，整个表演在山雨中进行，一颗颗炮弹准确地击中预定目标，一阵阵喊杀声震动山岗。战士们披一身雨丝，染两眉烽烟。观众的喝彩聲一阵高过一阵。
猛然，天空飞起一颗“炮弹”，“砰”的一声在高空炸开，接着便是满天灿烂。啊，这是大会在表演发射宣传弹。一张张宣传品，恰如仙女散花，飘飘扬扬，向着山川河流丛林稻田悠悠飘落；清漳河里施放地雷，激起的水花，涛怒波立；天渐渐地暗了，夜幕罩住了一切，突然，天上又爆响一声，刹那间，日月同辉，原来这是385旅自制的照明弹。巍巍的是高山，弯弯的是流水，矫健的白杨和挺拔的青松，在曳光弹的照耀下，亮丽炫目。
每日早晨六时许，比赛项目进行之前，全体人员在检阅台前集合，听首长们讲话。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滕代远、杨秀峰、蔡树藩等每人一天，轮流主讲。会场虽大，人数虽多，但由于安装了扩音器，大家都能听清楚。国内国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简短扼要，各有侧重，格外精彩。
每天晚上，太行剧团、先锋剧团、联合剧团等在赤岸村和王堡村分别演出，《小白龙》《孔雀东南飞》《铁的英雄》《穆桂英挂帅》等新老剧目竞相登台。
看完戏后，各部队回到河滩宿营。河水哗哗，笑语嘻嘻，欢乐和喜悦充满了帐篷。
9月27日清晨，参加大会的全体人员呈扇形排列在检阅台前，在军号声中举行了闭幕典礼。
邓小平代表评判委员会宣布了竞赛总成绩（包括军事、体育和文化三项内容）。第一名抗大六分校，总分250分；第二名386旅，249分；第三名决死一纵队，总分203分；后面依次为：385旅、决死三纵队、新一旅、新十旅、师直属队等。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大会已完成了它预期的任务，并加强了八路军与决死队及各军分区地方武装的团结。
第二年日军五月扫荡后，太原的伪《新民报》在公布“皇军赫赫战果”时说：在清漳河畔，摧毁了一个“共军飞机场”。
敌占区的许多人在私下里议论着：“八路军有飞机？”
“或许有了吧。”
“没有飞机，为啥修机场呢？”
空空的一个运动场，竟也给许多人平添了许多的希冀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