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旅程，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走得多远，都需要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走过的路，那走过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所体验过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在回首和回味时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本期“国民记忆”中，宫泉激的《过年》，是对胶东地区独特过年习俗的品味。这些习俗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乡土生活、乡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包括了饮食、祭祀、人情往来、礼仪、仪式等。这些文化通过年年传承，代代传承，一直延续下来，成了一种浸透到我们每个人血液里的东西。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身体、心理和灵魂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中国人的一部分身份标识、精神标志。
胶东人称春节为过年，称元旦为“阳历年”。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晃，人生过了快70个年头了。年岁愈长，童年过年的记忆，愈加清晰深切。
“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这是饱经岁月沧桑的人们对艰苦生活的无奈和对年的真切理解。少不更事的孩子们除了自己独特的“年的世界”，当然是毫无世故的。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饯;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买猪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日晚上喝壶酒，大年初一把秧歌扭。”这童谣，虽然听起来有点繁琐，却把年前要做的事情和孩子们对年的期盼表达得淋漓尽致。
那个时代物质生活虽然相对贫乏，但人们对过年的各样事情却尽可能地安排周到。孩子们盼过年，除了盼吃好点，穿好点，重要的还是盼那个热闹，盼那一段可以疯，可以野的时光。年还没到，就早早翘首以待、垂涎欲滴了。
过年最忙活的是大人。听听那歌谣唱的，虽然不是完全那样“按部就班”，大通套总是样样都要认真做好的。
其实，准备年事哪里还要“哩哩啦啦”等到二十三啊，冬月底腊月初就开始了呢。最先的是拣个晴朗的天气“捞麦子”，准备磨面粉做过年的馒头，包除夕夜的饺子。“捞麦子”就是把麦子从缸里、瓮里或囤子里挖出来，放到清水里一遍一遍地淘洗干净，然后在院子或者大街上支一张箔（一种用高粱秸串起来的簾子），箔上面铺一领席子，把“捞”过的麦子摊在席上晾干。晾的时间一般是一个“日头”（就是一天）。如果天气不是特别晴朗或者不巧又阴了天，那就要再加几个“日头”。
麦子晾晒的时候需要有人看着，任务一是要不时划拉划拉，让麦子晾晒均匀，干得快;二是要看鸡，防止鸡偷吃或刨撒了麦子。我曾担负过这样一次“看”的任务，却在赶鸡的时候碰倒了支箔的板凳，麦子全撒在了地上，害得本来就很累的母亲只好再“捞”一遍。麦子晾晒不要特别干，到七八成干就可以上石磨推了。这样趁湿磨出的面粉不仅白，而且筋道。不过，磨出的面粉还是要放在太阳底下再晒晒，不然放久了是会变质的。
过年用的麦子需要“捞”，而做年糕用的糯米和做发糕（我们那里叫“min min”）的小米（次一等的用玉米）则要“洇”。顾名思义，“洇”不是用水泡，而是把干净的白布蘸上清水，拧干后趁湿包在手上，然后在盛米的笸箩里来回搅动，待把米洇湿匀了，也把米上可能有的浮糠灰尘揩净了。之后，再过上个把时辰就可以到碾上去轧了。
现在的石碾，已经被现代化磨面和碾米机械取代成为历史文物了，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却是国人世世代代都离不了的粮食加工工具。碾的结构比较简单：一个厚重的碾台（也叫碾盘）由下面的大石头平垫着，中间牢牢地安一根枣木或铸铁的碾柱子;碾台上放一个碾砣子，碾砣子中间凿了窝窝可以安碾芯子;碾挂用四方木头做成，敦实而牢固，把碾砣子和碾柱子牢牢地连结在一起。庞大的石碾一推就“吱嘎吱嘎”地转动了起来。这个“吱嘎吱嘎”虽然有一定的节奏，却实在不那么好听。用来形容乐器，便有了“三年胡琴轧碾声”的戏谑。
推碾是非常用力气的，常常需要一个人推，一个人套上带子或绳子拉。有条件的也会套着驴或是牛拉。
那时候我经常跟着母亲去轧碾。人小兴趣多，虽然出不了什么力气，却总爱跟着推碾的大人围着碾道转圈，小手擎得老高扶在碾挂上煞有介事地推，不仅使不上丁点劲儿，连走也因为跟不上趟而绊大人的脚，每每被哥哥姐姐赶出圈外，只好躲在一边看着大人一圈一圈地推着转，看着看着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我们老家的语言真是丰富，同是轧碾，轧不一样的东西就有不一样的说法。譬如轧糯米、“小米”和地瓜干等叫“拤”，轧胡秫米叫“伐”，轧麦余子（带芒的瘪麦子）叫“串”等。这些大有区别的说法虽然让外地人听着不知其所以然，细品起来倒是很有许多不可言传的乡土情趣。
备年，最重要的是做馒头。如果年景不好，年糕、“发糕”等“奢侈品”可以不做，馒头却是必须要发的（因用发面，所以叫“发馒头”）。摆供、探亲、招待来客都离不开馒头。
发馒头一般在腊月二十七八，因为做早了容易“龟裂”或者发霉“长毛”，一般就选在了靠年根的日子。因为一下子要做很多，也常常要几家合起来轮流做。我母亲做馒头的时候一般是找东邻家大奶奶和北屋二婶来帮忙。用作摆供的馒头要做成大的，高一些的直接就叫作“供”，也有做成“枣鼻子”的;用作走亲戚的还要用“磕子”（一种木质或陶质的专门用做馒头的模具，当地读作“ka”）磕，做成多种吉祥的花样。用作自家吃的虽然做的比较简单，也有 “穗子”“巨柱”“卷子”之类。
蒸馒头同炸炸货（当地读作“hu”）、蒸年糕和发糕的日子，一般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期间不論大人孩子都不能随便到别人家去，免得给人家“踩了锅”（有时因为灶上火不适，锅里气不匀，常常造成蒸、炸物品出现异常，不明白原因就会埋怨是谁谁来“踩了锅”）。在这期间，母亲便嘱咐说：“在街上玩就行了，别跑到人家家里去。”
过年之前，还有一样要做的事就是杀“年猪”，当然也不是每家都杀。因为一来是未必每家都有大猪可杀;二来呢，谁家过年能舍得或者说吃得起一头猪呢？一般来说，一个村子过个年也就是杀个七八头猪，街坊邻居东家三斤西家五斤买了去，用作炖炖“隔年菜”、包包饺子待待客就算不错了。没是没非，自家人要吃点猪肉，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我们家也杀过一次年猪。记得那天清早，杀猪人来到我们家，在院子中央安稳了“杀床子”（一种用木头方子拼装的如同矮桌，中间有凹陷的器具），然后放下猪圈门，拿着大铁钩子照着猪下巴就勾了去。那只养了一年多长到二三百斤的大猪就那样嚎叫着被生生拖上了杀床，脖子下面随即被狠狠地捅上了刀子。那可是真正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那时，我在炕上抵着窗棂往外张望，母亲早已经给我捂住了耳朵。直到那猪淌完了血，“吭哧”几声没有了声息，杀猪人的“挺柱子”就开始从猪腿切开的口子里往皮下“挺”;然后就对着嘴往里吹气;然后就用一根大木棒子反反复复地在猪身上捶打，直到里面的气把整个猪鼓成了滚圆，就开膛破肚，割头剁蹄;然后是剥皮掏肠，拾掇“下货”;最后就在大门口支起木架子挂上钩子卖猪肉了。
人来人往，买来买去，最后留下一点点我们自家过年，也留下了那个准备用来“摆供”的脱了毛的猪头，这才完完全全结束了整整一个杀“年猪”的流程。那天晚饭，母亲？了猪脂，全家人吃了一顿脂渣猪血炖白菜，就算是家里杀了年猪的一次犒劳。
那个年代，过年是谨守“规矩”的。备年除了备吃的，那些必要的穿的、用的、摆的、看的都需大致置备齐全。尤其那些用于祭祀的香、纸、蜡烛，还有“灶马”（一种贴在灶间墙上可以看农时节令等的木板印刷品，上头印着的小马是让“灶王爷骑着上天的马”，在“辞灶”那天剪下来与香纸一起烧了）、吊、过门钱（贴在门上槛的荡荡悠悠的长方形剪纸）、对子纸（让村里的小学教师写春联用）等，都必须买回来。
大人忙年备货，小孩子则是忙着买鞭炮和年画。离家四五里路有个绕岭村，每逢农历三五有大集。腊月二十三是“辞灶”的日子，我就跟着大人去赶集。一到集上，先上鞭炮市，挑选了红色的小鞭，至多再加几个爆竹，多了是不能买的。因为父亲只给了两毛钱，买什么、买多少需要好好地算计算计。买完鞭炮，就到画摊上看画选画。一般是买文官武将或花鸟翎毛之类，手里剩下的钱只够买对开两张的，多了钱就不够了。如果买四条屏戏剧故事的，就只能买一套。
过年是从年三十的早晨开始的。
吃过早饭，第一件事便是贴对子。贴对子用的浆糊是母亲趁着早饭的热锅倒进面糊糊熬出来的。端着满盆的浆糊，我们兄弟几个便跟着父亲先大门、后二门、再“正间门”、再后“房门子”（卧室门）依次帖去。对子的联语无非是“处处春光好，家家气象新”“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并在门楣和门框分别配以横批和竖帖。另外还要在门和窗的显眼处贴上大“福”字，在出门的迎面墙贴上“吉星高照”，在炕头的壁子贴上“抬头见喜”，在水缸贴上“川流不息”，在衣柜贴上“衣锦千箱”，在粮囤子贴上“五谷丰登”，在猪圈墙贴上“六畜兴旺”等。
贴对联的时候我只是跟着跑，没几岁的孩子什么也不能做，不碍事就很不错了。但却“在册”——男孩子都是需要“站班”的。
虽然，除夕的早饭比较简单，风俗上也没有特别的规矩，什么方便吃点什么也就行了。而在当年，却是我与我的那些小伙伴经常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论起年除夕的早饭，小伙伴们的说法当然就是如我上文所说，什么方便吃点什么就是，没有太多的讲究。我则说要吃面条。因为在我的记忆里，过年那一天我们家早饭吃的都是面条。我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除夕的早饭便改成了别的。这让我觉得奇怪，便问母亲：“妈，今天晨不是喝面汤（即吃面条）吗？”母亲平静地说：“那些年喝面汤是给你爹过生日，你爹不在了，就不喝面汤了。”我听了，蔫蔫地垂下了头。
吃过早饭，就要赶早开始准备午饭。除夕的午饭，是一年当中最要紧、最丰盛、最隆重的。那些年，过年虽也没有许多好吃的，但与平常还是截然不同。以往，做除夕的午饭需要全家人都动手。譬如，父亲或哪个哥哥要去菜窖子扒出白菜，拿回家收拾干净;嫂子、姐姐则淘米、切肉等。或许是因为中午吃过之后要剩下些过了年再吃吧，也叫“隔年菜”。“隔年菜”的用料主要是白菜、豆腐、粉条、猪肉等，用大锅熬。做熟了便先盛出摆供和午饭要吃的，其余就装大盆，放起来“隔年”吃。
令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隔年菜”的一个关于“肉”的细节。那些年，家里一年到头很少能吃到点肉，过年了母亲则尽量让每个人都吃上肉。因此，她每年在做“隔年菜”时便按照全家的人数切几块大一点的肉，吃饭时每人夹一块放碗里吃了。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母亲经常把她自己的那块沾沾嘴唇就给了我，还说：“油腻，我不爱嚼。”这话，我至今想起来心里还酸酸的。“不爱嚼”，分明是不舍得吃啊！
好年景，除夕中午除了“隔年菜”之外，还有鸡、鱼和其他蔬菜。主食是米饭，我们那里叫“干饭”，是用小米做的。同样的做法，用稻米做的就叫“大米干饭”了，那个年代普通人家是絕没有大米可吃的。
除夕的午饭因为花样多，数量大，做起来用的时间长，吃得大都比较晚。到一家人围坐在炕上热热闹闹吃饭的时候，一般就到下午一两点了。不一会儿，就会听到外面大街上“铿铿锵锵”响起拥军优属的锣鼓。“拥军优属”是给为革命牺牲和参军入伍的人家送光荣花、光荣牌，挂光荣灯，村小学和中学放假回家的学生都要参加，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就跟着瞎跑，看热闹。
此刻，不管饭吃完了还是没吃完，我都要匆忙下炕，穿上过年的衣服——一般都是哥哥们穿小了，母亲浆洗一下放起来给我过年穿，大都还是自家织的“小机布”做的，做新衣服的年头绝少——飞跑着进入了那长长的队伍之中，随着大家一起去了。到了一个“光荣人家”门口，敲打一阵锣鼓，由村干部给每家门旁挂着的“光荣人家”的红牌牌插上一朵纸扎的光荣花，在门上挂一盏纸扎的光荣灯。我们村比较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约都有一里地长，待一家一户跑完，天就快黑了。
回到家，家里便有了十足的“年味”。最上眼的是“正北”放下平时高高地卷在临近屋笆处的“祖子”（族谱），那是一幅上面写着先人名字的硕大的鎏金绘彩画，齐刷刷遮住了明间冲门的墙壁。“祖子”下的供桌摆满了丰盛的供品，有鱼、肉、蔬菜、米饭、馒头等。这些供品并不是简单盛在器皿里杂乱无章地堆积，而是经过了特别的加工。这种加工的习惯说法叫“摆碗”。“摆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品”制作的过程——用的碗是一种蔚蓝色叫作“冻琉碗”的大瓷碗，一般要六个或八个。摆之前要把碗里装满萝卜丝填充，上面用经油烙过的嫩黄的豆腐薄片盖严，再罩上整棵的菠菜，插上早已经用苇签穿起来的山楂白果串串（下面三个山楂，上头两个白果），才算摆好了。
看看，自下而上，蔚蓝、碧绿、鲜红、洁白，庄重大方，十足的精美工艺品。八个大碗齐刷刷往供桌一拉溜摆上，前面再放上撑开嘴巴的猪头，衔着红彩的鸡，撒上绿叶的鱼，还有两边摞成塔形的大馒头，穿插着午饭前已经趁热装碗上面插了红枣的黄灿灿的“干饭”，在两边火红蜡烛闪烁的光焰映照下，活脱脱一个精美的艺术世界。
这些供奉的物件按部就班地摆置停当，我们便跟着父亲一起去祖先的坟上“送吊”。“送吊”也叫请神。“吊”是在集上买回的那种用色纸裁成的，到用时还要“开吊”。“开吊”是把“吊”按照“纹理”剪开，就成了长长的纸绺绺，把这长绺绺的纸一条条粘在去掉干叶子的谷秸上，在风的吹拂下晃动着神秘的光影。“吊”象征“神”的马鞭子，“送吊”就是到墓地插到每个故去亲人的坟上，让他们“骑着马”回家过年。
插遍之后，还要余下三五支拿回家，分别放在“天地棚”（院子里供奉天神的棚子）旁和家里供桌的两边。院子临门处放一根“磨棍”，是让“回家”过年的故人“拴马”。“送吊”回来，就算是把故去的亲人“请”回家了。这时，天也就完全黑了下来。接着就点蜡烛焚香、烧纸、磕头、放鞭炮，算是把“请回”的先人“安顿”了下来。至于这些“神”究竟住在哪里，座次怎么排，谁谁怎么称呼，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父亲和哥哥们的事情告一段落，便随便吃点东西，好年景一般就吃点炒熟的花生、板栗、煮熟的芋头之类，不作为正式的晚饭。母亲则早已张罗着包饺子了。包饺子用的是上好的白面，饺子馅的主料是大白菜（俗名“黄银白”，或许取“黄金白银”的意思）。肉必须是鲜猪肉，别的如牛肉、羊肉、驴肉等任多么愿意吃，多么贵重，除夕的饺子也是绝对不能用的。包饺子全由母亲主持，嫂子和二姐当配角。母亲嫌我碍手碍脚，多嘴多舌，常常把我赶到一边。一会儿，我却又不识趣地凑过去当当“饺子腿”。
除夕的饺子要包进“吉祥物”。这些“吉祥物”有大枣、栗子、糖块和硬币等。吃到吉祥物就被看作预示一年的幸运。大致的说法是，大枣红红火火;栗子过好日子;糖块甜蜜蜜;硬币则是忙，谓之“吃个钱，忙一年”。下（煮）饺子的时间按规矩要在午夜时分。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常常提前一些，怕我瞌睡熬不到时候早早睡了，叫不醒起不来就不能吃。这样的“折中”，大约也是每家都会的。听到外面响起稀疏的鞭炮声，就知道有人家开始吃饺子了，有许多比我们家还早许多。
饺子煮好了要先把祭天地、祭灶王、祭祖上的舀在专门的碗里摆上供桌，又舀了“发纸”用的放在“圈盘”（盛饭菜的木盘）里。“发纸”是大年夜最重要的仪式。“发纸”要有《元旦文疏》，内容写的无非是某年元旦，某地人士某某携阖家人等，置备香纸贡品祭拜上天，祈求保佑等。文疏、香纸和发纸饽饽等一起放在“圈盘”里，由父亲端着，带领我们弟兄到院子中间举行仪式。发纸饽饽的形状像一截柱子，里面包的是整个的栗子、大枣，图的是“早（枣）发力（栗）子”的吉利。发纸仪式是先点燃香纸，把发纸饽饽放在香纸火上烤到焦黄，香纸火也就燃尽了。父亲端起饺子碗向香纸的灰烬浇奠一下，然后带领我们一起先南方，再东方，再西方，最后北方全叩了首，仪式就结束了。
结束仪式，放过鞭炮，一家人便围拢在一起吃饺子。吃饺子是必须有“活菜”的。“活菜”是用切成细丝的“黄银白”芯加上香菜、虾皮、海蜇皮等辅料和调料，用蒜泥拌成的凉菜。“活菜”就是活的“财”嘛！图的还是个吉利。一家人在炕上围在一起，就着“活菜”吃饺子，一会儿这个吃出了枣，一会儿那个吃出了钱，谁吃出来都会得到全家人共同的祝福。这团圆的幸福，融融的快乐，都是平时再怎么特意摆弄也达不到的效果。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吃完饺子就等于长了一岁。我们弟兄便先对着“祖子”给祖先叩头，然后依次给父亲、母亲叩头拜年，一起问“爹过年好，妈过年好”，然后，父母就挨个给我们发“守岁钱”。“守岁钱”的数量要看年景的，一般也就是三毛五毛，没有太多。这个时候，一家人除夕夜的欢乐就达到了高潮。一会儿，我们还要约上本家弟兄挨门逐户到爷爷辈、叔伯辈家里拜年。东门出，西门进也就摩肩接踵了。
“过年好，过年好”的问候与祝福声此起彼伏。此刻，春节的祥和气氛弥漫了整个村庄。
民谚有云：“三天的寒食，半月的年。”
过年，为什么要半个月啊？年，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用半个月时间过年，当然是因为对年的重视和庆典的隆重。过年，是对一年丰歉的總结，对一年劳累的慰藉，对一年悲欢的倾诉，对一年亲情的表达。当然，也作为生活的一个驿站，在这相期以待的半个月里洗洗征尘，歇歇脚步，然后再扬起新的风帆，踏上新的征程。
半月，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这期间都是过年的日子。初一接着除夕的拜年还在继续着，稍有不同的是，初一拜年要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过年的衣服。未成年孩子拜年回来，常常让大妈婶子们把衣兜装满了瓜子、花生、糖果之类。稍大点的，到爷爷、大伯（我们这里叫大爷）、叔叔家里还得喝几盅酒。我的焕斗大爷会做黄酒，每年都要用自家的粟米或鲜地瓜煮熟发酵，自己酿造出些黄酒来，黑黑的如同晶莹的紫玉。大年初一，大爷早早就煮上黄酒，同几个小菜一起盛在“圈盘”摆放在炕上。他自己则披着那件老掉了毛的羊皮袄坐在炕头上，等待侄儿们来给他拜年，让每人陪他喝一回。母亲曾跟我说：“那年你哥去给你大爷拜年，喝醉酒把牙都磕掉了。”
一般情况下，拜年只到本家没出“五服”的长辈家里，该拜的都拜到了就算拜完了。但是没过“十五”，见到街坊的长辈或者年龄大的同辈都要说“过年好”，表达对他们虔敬的祝福。
“送年”的时间是正月初二的傍晚。“送年”的另一种说法叫“送神”。实际上，说“送神”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除夕把“神”请回来，在家“住”了两宿，初二送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约定俗成叫作“送年”，也就这么年复一年地叫了下来。不管怎么说，“送年”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送年”那天的晚饭一定要吃饺子。饺子煮熟了提前给“神”舀在碗里摆上供，让“神”们早早“吃”了去参加“集体欢送仪式”。
下午四点钟前后，一家一户便拿着香纸、鞭炮和除夕傍晚带回家的那几支“吊”，到村中十字路口的开阔地集合。“送年”都是相同姓氏的人集中在一起，外姓是不能掺和的。我们村姓氏比较多，“送年”的地方散散落落遍布全村。“送年”，也是所有的男丁都要参加，这一是出于对“神”的敬重;二是宣示门户的人丁兴旺。
一般情况下，“送年”要由有威望的长辈用“圈盘”端出饺子、酒和菜，有时候还要搬出供桌，坐南朝北摆上（宫姓的祖坟都在村后），然后把香纸之类的祭祀品点燃，待烟火熄灭，由长辈洒酒浇奠之后，所有“送年”的人便齊刷刷跪下，朝着北方叩头，心虔意诚地送“神”上路。叩头毕，鞭炮就点燃了，“噼噼啪啪”此起彼伏，响遍了全村。这鞭炮都是各家带来的，鞭炮多，燃放时间也长，往往天黑了好久还没有放完。有时候大姓之间为了显示实力，较起劲儿来，你放他也放，那就不知道要燃放到什么时候了。
“神”送走了，家里正北的“祖子”便卷了起来，贡品也下了供桌。剩下的，就只有那包衬“祖子”的蒲帘，溜边挂着的条屏、春联和空落落的供桌。这些留下的物件，同样也宣示着“年”的存在。
是的，过年的氛围一直还笼罩着整个村子，一刻也没有离去。大街上菱角、糖球、麦芽糖、泥人、糖人、皮老虎、拨浪鼓、竹哨子等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开阔地上扭秧歌，演杂技，耍猴子，跑马戏;戏台子上的京剧、吕剧、柳腔、杂耍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吸引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流连忘返。
我们村有一个“京剧团”，村里比较有名的是一个生角、一个旦角、两个花脸和一个老旦;邻村的后山、胡家泊分别有一个青衣和老生等。“京剧团”演员也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生旦净丑往往反串演出，以应临时之急。另外，锣鼓家什和掌骨板的也都我们村的。我二哥和本胜叔，还有胡家泊村一个老者拉京胡，班子还是挺整齐的。我二哥当年不到20岁，长得很帅，常常让许多女孩子顾不得看戏，眼睛只盯着那个“拉弦”的。
“京剧团”比较拿手的剧目有《捉放曹》《文昭关》《空城计》《玉堂春》《拾玉镯》《打渔杀家》《四郎探母》等。一个春节，“京剧团”在本村和周围村庄演出几场后，还要应邀到那些远近村镇演出，日程往往要安排到过了“十五”。
尽管，这些喜庆的光景让人们沉浸在过年的欢快之中，但谁也没有忘记送了年之后的探亲。“亲戚越走越香”，这是家乡的俗话。一家一户，都是趁着过年，去看看一年到头很少见面的旧亲新戚。有个关于探亲顺序的俗话就是：“先看姑后看舅，丈母丈人拉腚后。”这排列的顺序，显然富有十足的“男尊女卑”理念，常常让一些恩恩爱爱的小夫妻心生抵牾。
那时候，我探亲是随着父母或哥哥姐姐的。去姥姥家自然是跟着父母。因为是“老生儿”，父母去看姥爷姥姥便带着我。一次朦胧的记忆一次是父亲推着独轮车，一边坐着小脚的母亲，一边绑着的偏篓里装着我和东西。
姥姥家有大我一岁的二表姐和小我两岁的小表弟。表姐是不能跟她玩的，因为小伙伴们说跟女孩子玩会“烂脚丫子”。当然，人家也不屑于跟我玩。有时跟表弟一起玩，有时候也不，两岁在幼时的我们看来差距就是很大了，所以也不容易非常融洽地玩在一起。
在姥姥家，最多的活动便是随母亲去她的族人家里看看老人和她的堂姐堂妹。此刻，我便成了大家说话聊天调节气氛的“宠物”。我自己最喜欢在姥爷两栋屋夹道的那棵歪斜的国槐树爬上爬下，也喜欢在他们东屋院子的山楂树下，仰望姥爷挂在树上的鸟笼和里面欢快的鸟。
“穷怕亲戚富怕贼”，这是当年的一句俗话。还有一句有关亲戚的话是“十家亲戚九家富，带得一家穿棉裤;十家亲戚九家穷，连累一家光着腚。”为什么怕亲戚？没有东西招待嘛。那个年代，相比较而言，有的家庭宽裕些，有的家庭困难些。姥姥家属于比较宽裕的那一种，我们家则因为人多地少，日子过得就有些紧巴。当然，那时候像我们家那种境况的并不是少数，都是那么艰难地生活着。
经常的，由于家里的困难，正月招待亲戚炒菜切的肉片都是薄薄的，装盘的时候则把有限的几片肉摆在菜的上面。样子算是好看了，但待客的和做客的心知肚明，都是满心的无奈和苦涩。如果客人吃完饭还留下几片肉，就要拣出来放着，有的人家甚至连客人没吃的粉条也捞出来晾干，等下一次来客再做上。待客的咸鱼，客人一般是不吃的。用饭时，只象征性地夹一点撒在鱼上的菜末末，在鱼盘子里沾沾腥就算吃了，然后主人家就一次次地加热，一次次地用来“待客”，直到亲戚来完。
好在，正如戏里唱的“穷不帮穷谁照应”，亲戚之间，大都相互理解，也没有许多挑剔，一年一年就那么你来我往，乐乐呵呵、亲亲热热地走着。
在正月初十之前，除了太远的亲戚，一般也就都走完了。我们看过姥爷姥姥，再到两个姑姑，两个姨姨家，走完了也就没有什么“门”出了。不“出门”（当地把探亲称作“出门”）了，父亲和几个成年的哥哥除了担担泥、垫垫圈，做些家里家外的零活之外，又开始进了“地屋子”编席。
我也恢复了自由自在地玩。虽然与平常一样，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但这阶段的玩则有一件必须玩好了的事，就是卷“滴流金儿”，为过“十五”做好准备。“滴流金儿”是一种用纸卷的、如同粗麦草那样细细的东西，二三寸长，用火点上就“噼噼啪啪”放出闪耀的光点。到集上，五分钱就能买一大把，买两毛钱的就够过“十五”放的了。但这两毛钱从哪里来呢，只能自己做。
卷“滴流金儿”需要的木炭灰是我在燃烧的灶口里掏出火红的木炭用土埋熄，然后碾成的粉末;铁末是平时趁一个当“锢漏匠”的远房表哥来村里“拉乡”，在他锯锅时钻头钻出或锉铁锉下我收起来的;纸则是家中存放多年的以函包裹的老书纸。那时候，能找到纸的只有那种封窗的“洋华联”，卷起来硬硬的，点燃后又很快就熄灭了，根本就“滴流”不出什么“金”来。最好的就是那些据说是棉麻浆做的老书纸，集上卖的也大都是用这种纸卷的。
我们家有满满一“洋火箱子”这种老书。母亲说那些老书是人家扔在大街没人要的，父亲当作宝贝捡回来的，说等将来孩子们长大了上学好用。不想，一个个孩子到上学时都不用那样的课本了，反倒给我卷“滴流金儿”派上了用场。至今，我还隐约记得其中有一函叫《青云集合注》，也记得李白那《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在当时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它的珍贵。现在，这种老书已经成了十分昂贵的稀世珍品。想想，用这样的书纸卷“滴流金儿”，实在是一种焚琴煮鹤的罪过。但卷就卷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那时候，我把那些老书的装订线拆开，把一页页的纸张裁成绺绺，用细细的高粱秆卷成筒筒，并在一端折一下，没折的另一端朝上集中在一起，用细细的螺丝网在上面撒进已经按比例兑好了的“药”。待都撒遍灌满把口封严，就是成品了。到数量足够放的了便穩稳地收藏起来，单等着过“十五”了。
“十五”那天的早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晚饭则照样吃饺子。早饭之后，母亲就开始用发好的面做馒头和圣虫、刺猬、蝙蝠等吉祥物，还要做豆面灯。也许是因为豆面细腻挺括，不渗不漏，做灯硬实，人们就选用了这种面并一代代沿袭下来。做灯的时候，把和好的豆面制作成型，捏上灯碗，插上灯芯。一般的灯只做成个柱柱，其他的按家里每人的属相做生肖灯;按饲养的畜禽种类做动物灯;还有粮食灯和碾灯、磨灯、瓮灯、囤子灯等，这既需要心里有样子，也需要手巧。
到天傍黑下了饺子摆上供，便把灯一个个倒上豆油或花生油点亮，装进盒子或篮子去祖坟“送灯”，放在一个个坟头上，说是让先人们照着捉虱子。哈哈，这“孝亲”实在是想得周到啊！祖宗们过年“回来”才半个月，从家“带回”的虱子可能就长大了，那就借着灯光捉捉吧。
“送灯”回家，点上自己的生肖灯照照炕头、被窝，就开始放我自己卷的“滴流金儿”了。先是在家里放，每个旮旯都要放遍了，然后再上街与小伙伴们一起放。有时一根一根地点，有时一把一把地点，总是要比比谁的更闪亮，谁的“花”更多。因为我的是自己卷的，属于“纯手工特制”，往往就把别人的给比下去了。
过“十五”最热闹的是放焰火。主要品种都是族人兑钱买“土药”做成的“泥锅子”。做“泥锅子”或用土坯打上眼，或用铁桶糊上泥，或用“车葫芦”（木车轮中间安轴和辐的部位）锯成型，装上按方配制的“土药”，提前“钉”起来。到“十五”晚上一个个搬出放在开阔地，点上引信，立刻就“突突突”冒出了漫天焰火，漫过了房顶，漫过了树梢，漫过了无边的黑夜，直冲着天空飞奔。有时一起点燃好几个，就飞得更高，燃得更旺。几乎分不清了哪是地上的焰火，哪是天上的星星。
间或，年轻小伙子们点燃一个个“二踢脚”，第一响过后，直追着烟花梢头，冲着九霄云外的高天圆月，在半空中连连炸响。那气势，绝对阳刚，绝对壮阔，绝对大气磅礴。千百年号称豪放派的辛弃疾在《清玉案·元夕》说的那“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那“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的情调，在此时刻则黯然失色了。
当然，辛弃疾描写的是京华的瑰丽，是才子佳人的良宵盛会。而这里，宣泄的则是乡村的激越，是村夫田妇的纵情欢歌。
年，就这样过去了。家里的摆设也恢复了平时的样子，人们过年的心终于归回了平静。“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年就到了“雨水”季节，人们该做什么又忙忙地做什么去了。
至于，那“耍正月，闹二月，稀里糊涂过三月”的说辞，不过是懒人的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