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2015年的长篇小说新作中，牛余和的《老镇》无论就思想内容深度还是就艺术表现力度来看无疑都是其中分量较重的一部。该作以一个乡镇村落文革前后的历史动荡和变迁书写了当代中国一个特定时期的乡村生活现实，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沉实的乡土底蕴。作品在政治与宗法的错综交杂中，写出了那一段历史时期时代生活的严酷和民众生存的艰难。但作品并未止于展示严酷与艰难的历史控诉，而是在历史叙事的进程中始终将笔墨聚焦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聚焦于人性的美善与邪恶，同时在历史与人性的缠绕纠结中透彻地审视了乡村文化深厚绵远的生命力量与时代蜕变，是历史书写，更是人性的展示与文化的透视。
一
一千多年前一个初春的下午，南方三个造反的石匠兄弟逃避官兵追杀辗转跑进山东章丘境内长岭山的一座光石岗上，当天晚上，就在差点让围攻的官兵乱刀砍死之际，三兄弟被几个从天而降的和尚相救。劫后重生，为谢神明保佑，三兄弟在光石岗上围着唯一的一棵瘦硬荆树垒起一座三丈多高的绕树石塔，命名为滚石塔。为感念带头搭救的岳姓和尚，也为了隐姓埋名地过安稳日子，三兄弟分别改为岳、和、尚三姓，并在山谷里的一座寺庙遗址上盖起座庙，把岳和尚的塑像供奉进去，寺庙题名恩石寺。岳、和、尚三姓分别居住于长岭山脚下绿泉河北的上河村、下河村、河汊村，与绿泉河在河汊村相交汇的巴漏河南岸有一个由各色流动移民组成的小河南村。长岭山前其他村落的人把这四个村归在一起，统称为滚石塔镇。随着历史的变迁，河汊村的和氏日渐衰落，河汊村也演变为一个杂姓村庄，滚石塔镇形成了岳、尚两姓共治的乡土权力格局。《老镇》叙说的主要就是发生于这四个村落里的乡土人生故事。就作品所展示的时代生活内容来说，《老镇》无疑是一部具有反思意味、面向真实的历史书写之作，确切地说是一部有关“文革”的乡村历史叙事。
这部作品写了从抗战时期直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兴起之后几代人的生存，但文革之前那些相关的事像只是在叙事进程中由不同的人物和场景随带着勾连出来的，文革之后一段时期的叙事也主要是文革故事的延续，或者说是为了作品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和交代人物命运结局的需要才延展开来的，真正如实地细致叙写的还是文革时期的那段历史。与有些反映这段时期作品不同的是，作者没有专意去写政治斗争对乡土中国的塑造与侵蚀，而是将国家的政治风云和村落的家族矛盾紧密地纠合在一起，既有宏观层面上政治风雨的翻翻覆覆，也有微观层面上由宏观政治风雨引爆的家族权力格局与人际关系的剧烈骚动。当文革的狂风暴雨穿地而过，在乡村泥土地上搅起滚滚尘暴，涌起滔滔浊浪之时，滚石塔镇四个村落的家家户户、男男女女无不卷入其中，经受着时代风雨的洗涤与击打。对于那些被搅进时代风雨中的各种人物，不仅其自觉的行为动机，就是在其情感冲动中，都既有显性政治因素的激荡，也具有隐性家族或宗法因素的暗中导控，在许多场合与情势之下，甚至都很难区分哪些是政治的哪些是家族或宗法的。在这其中，老一代人物中的岳蓊若、岳绍前、梁家禄和后一代人物中的尚兴凡、梁亮、常继刚等等，都是非常富有代表意义的，从他们身上既体现出文革时期踏石留痕的酷烈真实，也共构出乡土中国多面复杂的生存状况。
深深沉陷于这段历史之中的第一个人物是小说叙事人岳凡的父亲岳蓊若。他是滚石塔镇最后一位庄长，地主家庭且经过商，本是一位极受官方与民间敬重的开明乡绅。虽然抗战之后他倾力支持长岭山共产党游击队，自己和他的家族为国家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弟弟牺牲，次子抗战胜利后参加了解放军，顶着烈属和军属两个光荣名头，土改时还早早地就把全部家产都交了出来；但资本地主分子的身份再加上又是上河村岳姓家族的世俗领袖人物，却使他和他的家庭负上了政治上的“原罪”，文革一起，在政治因素与家族因素的剧烈化合中，成为造反派、权力觊觎者以及当权自保者冲击与算计的首要对象，被批斗、羞辱、强逼扫大街，自己差点自杀不说，女儿和三儿子被退婚，四儿子因为没有了活路而逃往香港，小儿子连上正式小学的资格都没有，红颜知己简婶也被凌辱致死，已成为部队干部的二儿子为求自保不仅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其子女也改为妻姓，以至于文革结素之后都无颜在父母活着时回乡探亲。这样一个滚石塔镇曾经的首富之家、一个战争和革命年代大力支持共产党的开明乡绅，却在一场文化革命中被“革命”得大年三十吃不上一顿白面饺子，祖坟被掘，全家遭殃，自己差点被整死，最后连那一把关涉到其乡绅脸面和人格尊严的大胡子也没有保住。这样的“革命”历史中隐含着多么荒唐悖谬的逻辑！
由于滚石塔镇起始于石匠三兄弟，而且长期以来便形成了岳、尚共治的权力和治理秩序，由逃荒要饭者等各色流民构成的小河南村一直是为镇里其他三个村所小瞧、蔑视的村居群落，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连北三村的穷人见到小河南的财主也都一脸的不屑，宁肯叫自家的孩子打光棍，也不许娶他们的闺女。日本人打过来之后，最早落户小河南的梁家终于熬出了一位敢作敢当的人物梁家禄，成了打鬼子的好汉，此后又出手整治村庄面貌，赢得了岳、尚两大家族的首肯，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小河南村受歧视的局面。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大年初一，小河南村的扮玩队伍在河汊村庄头被一伙老头老太太给挡住不准进村之后，领头人梁家禄曾冲着桥北头门楼子上黑洞洞地蔑视着小河南的枪孔咬牙切齿地迸出过一句狠话：“小子们，给老子记住了，早晚有一天，小河南小伙子的鸡巴要捅了北三村的大闺女！”这句粗话，隐含的内容太多了，它透视了历史深处的某些东西。受蔑视的地位自然使得小河南村萌生出改变现状的冲动，而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为这种冲动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机遇与可能。土改时，梁家禄为了家族翻身，自告奋勇地当上滚石塔镇农救会长，正准备出手收拾岳蓊若时，因国民党还乡团的反攻而作罢，又由于强迫河汊村一位杨姓小地主把闺女嫁给自己儿子导致杨家闺女投河自尽激起民愤而被赶回小河南，滚石塔镇的行政大权还是落到了上河村游击队战士、土改工作队队长岳绍前手里，这个岳绍前此后长期任滚石塔镇党支部、党总支书记，就连文革后期也是革委会副主任，没有离开过权力中心，成为与岳蓊若一样令滚石塔四村村民仰视但比岳蓊若更令人敬畏的人物。由于这个早年的挫败，梁家禄此后一直紧密注视着政治的风向，精心谋划着争夺滚石塔镇的执政权力，伺机向岳蓊若、岳绍前发起进攻。岳蓊若及其家庭成员的种种噩运，与梁家禄台前幕后的挑动、谋划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小河南村以梁家禄为代表的一伙政治势力之所以从土地改革之后，一次次向滚石塔镇的执政者发起冲击，实际上就是企图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实现家族争霸的梦想，以此洗雪受压抑被蔑视的屈辱。
相较于老一代的权力争夺，尚兴凡与梁亮这一代投入政治运动虽说依然带有家族争霸的隐性制动因素，但更多地是出于现实的考量与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理想。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一样，尚兴凡虽然不乏真情与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但总体上却是一个个性与政治修为都比较平庸的人，既不敢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顶住压力坚守与岳珊的婚约，也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与行政能力，本事不大，魄力不足，始终不能走上滚石塔镇的权利高位，最终则不单失去爱情与婚姻，在政治上也不过成为岳绍前任意摆布的一枚棋子而已。与尚兴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河南村梁家禄的侄子梁亮既在政治上敢作敢为，又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不过在生命底色上，他又与自己的叔叔梁家禄不完全相同，梁家禄发狠早晚要让小河南村的小子们捅了北三村的大闺女，是出于被蔑视者的复仇心理，而梁亮对岳珊的爱是发自真心，虽然他也出于自己的政治热情与算计揪斗过岳蓊若，搧过他的耳刮子，拖延过与岳珊的婚姻承诺，伤害过与岳珊之间的爱情，但当那些造反的小混混们羞辱岳珊和他的亲人时，它往往能给予明里暗里的保护，从而让受过他伤害的岳珊一度都对他割舍不下。尤其不同的一点是，梁家禄的每一个政治动作都直接连接着家族崛起的自觉动机，而梁亮从拉起红卫兵队伍造反以后，斗争的动机似乎更加地政治化一些，更多地出于“革命”的客观形势与自己自觉的“革命”热情。然而，在那场沸腾着其热血与理想的文化革命中，梁亮虽然没有完全被一心要实现家族崛起与复仇的叔叔梁家禄所左右，最终却被他一心要打到并取而代之的岳绍前扫出了滚石塔镇的权利舞台，文革结束后又被排挤回了县食品厂当工人。从根本上说，梁亮是被那场表面上具有富丽堂皇的名义的“革命”所玩弄了。正因如此，当文革的疯狂成为过去，与岳珊的爱情与婚姻也已失去之后，他才会在与县食品厂的一个女工结婚的婚宴上拍打着床头上的红双喜字失声痛哭：“这算是革的哪门子的命？”怀着满腔的激情投入文革之中，最终自己也成为那场革命的牺牲品，甚至因为造反经历连恢复高考后报名上大学的资格都被剥夺，梁亮的命运其实正是文革中千千万万一代热血青年的缩影与写照。
由以上的简要分析可见，《老镇》在历史记忆的真实性方面的确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的。不过，其在艺术上的成功并不止于这一点，还在于作者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通过故事进程中的多个人物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富有思想的掘进意识。
如果说岳蓊若、梁亮甚至和狗子这样的人物通过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意识到文革的荒唐，体现出一点儿不太自觉的反思意识的话，那么小学老师、烈士常老二的儿子常继刚则是滚石塔镇梁亮那一代人中的一个异数。这个根红苗正、善于思考的年轻农村教师对镇里的政治运动参与并不太多，但对波及整个国家的政治运动却存有质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存有忧虑，最终因为给中央写信、在北京各大学邮寄传单等行为而被以诋毁伟大领袖罪名遭到逮捕，在北京死于专案组的审讯中，1979年其骨灰才由从滚石塔镇走出去的北大教授梁文语带回来。梁文语是文革期间被遣返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者，是一个对文革有着更多更深思考的人，他可以说是常继刚的精神偶像与思想同道，是他把常继刚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带有农民烙印的疑虑引向了知识分子式的反思，把知识分子的反思勇气传递给他。尽管梁文语实在不敢面对连累妻子和孩子一起受凌辱的后果，给自己留下了行动上的怯懦，但是在对国家政治形势的判断上，在思想上，他却是那个时代的清醒者，走在时代的前面。在作品中，作者主要通过这两个人物的设置，体现出对文革反思的一面。此外，作品中的一些当事人，比如二哥岳知琪、作品叙事人岳凡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同文革遗忘症抗争。二哥回乡探亲时给岳凡看的那个大笔记本上所记录的有关文革受害人数的种种数据，的确是值得那些患上文革遗忘症的人好好看一看的。在作品里，二哥有意让岳凡看这些数字，实际上是作者有意识地在让读者看到这些数字。数字本身是抽象的，但当这些数字被嵌在岳知琪、岳凡这些文革亲历者和受害人的生命历程中并与在作品所描述的那段严酷的历史关连起来的时候，这些数字就有了令人恐惧的力量。不可否认，《老镇》这种明确的反思意向，的确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使得这部作品在通过人物命运刺痛人们情感的同时，也以思想解剖刀的锐利锋刃切割着读者的思想神经，让人们面对那一段民族浩劫时不仅仅止于疼，更要深切地思。为了民族悲剧不再重演，这是一段必须痛彻反思的历史。
二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大厦是由人生、人性支撑起来的，因而历史认知无论如何离不开人生、人性的关照与书写。要把历史写得真，就要把人生人性写透写实，人生人性写不透写不实，历史就成为一种符号化的东西，不会立起来活起来真实起来。《老镇》之所以动人的主要秘诀即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叙说历史，而是通过人生人性的真切描绘与刻画来透视历史，把人生人性写透了，从而也把历史写透了写活了。
这部作品里的人物很多，除岳、和、尚、梁几个大家族之外，还涉及到一些外性的家族，如何姓、常姓等等，涉及的人物很多，且都很富有个性。老一辈的如岳绍前、岳蓊若、梁家禄、尚荣杞、尚丰年等，到年轻一代，如岳家的岳珊、岳知琛，岳顺、岳凡，尚荣杞的儿子尚成岭、尚成峰，以及梁亮、尚兴凡、老和尚会愚、傩疯子、和大家伙、天赦子、和狗子等等，无论男女，都写得个性鲜明，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有悲有喜，有善有恶，也有的善恶交织、难以绝对地区分好与坏。比如梁亮，其行为动机既有他叔叔那一代人一心要改变在村落、家族格局中不平等地位这样一种因素在内，这样一种东西与狂野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在他身上发酵萌芽，会爆发出一些恶的冲动，但又有发自人性的纯真，这种纯真造成了岳珊对他割舍不断的感情，直到文革结束，梁亮人生落魄之后，深受文革之害的岳家小儿子岳凡甚至都对他文革中的某些暗中保护做法深存感念。作者没有把这个人物写得简单化，二是非常立体多面，尽管他斗岳蓊若、扇他耳刮子，但他并不是纯粹的坏人。
一场以民族浩劫为代价的政治运动必定要以人性之恶的爆发为内在动力。在《老镇》里，由政治运动所催发的人性之恶也开出了一朵朵令人惊恐的恶之花。那个小河南村的黑军师梁家禄策动了一起又一起的整人、害人事件，为了家族的政治翻身用尽计谋不择手段，从文革中的明枪暗箭，到改革开放后与辞职下海的梁亮在上河村南岸办化工染料厂，把沿河两岸环境糟蹋得不成样子，最终酿成工厂爆炸、十几个工人死亡、梁亮也被捕入狱的惨剧，其一切行为的心理动机或许具有为小河南村特别是梁家争取平等、公道与出头之日的成分，但从人性向善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看，其狠毒的人性之恶还是令人惊心的。而被梁家禄网络在手下的小打手天赦子，则由里到外都是恶的典型了，他诬陷胖子尚成岭毁坏领袖像致使其无路可走以死相搏、强奸胖子的未婚妻立春、挖岳家的祖坟并差点逼着常瘸子在掘开的岳家祖坟边剃掉岳蓊若视为脸面的大胡子、凌辱逼死简小妹，如此等等，所作所为，如同一条恶狗，令人恐惧，令人发指，令人不齿。当邪恶当道时，好人往往没有活路，尚成岭在拉响炸药包自杀前就曾痛彻无助地大声喊道：“大家都好好活着不行吗，为啥总是要变着法子把人垫在脚底下，硬往死里踩呀？”不过，恶的东西可以祸害一时，却并非向善向美的人类所追求的，终将被作为人生之害所抛弃，正如常二婶子坐在岳家以防红卫兵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时对岳蓊若所说的：“是人心就要装人情”，“不管谁掌滚石塔镇的权，就算他心理装着个天，也得放得下天理良心”。正因为有这种天理良心在，所以无论梁家禄如何折腾，用他自己的话说终究“还是倒在了桥南头”，不能把基于复仇心理的政治投机在北三村转化为现实的统治权力，而那个作恶多端的天赦子最终也因为在尚成岭弟弟尚成峰的酒店里醉酒后掉入简小妹自杀的井里而死于非命。作者给他们安排这样的人生结局，意在彰明：天理昭昭，不容邪恶。这正是所谓诗性正义的体现吧！
应该指出，《老镇》虽从善恶的角度观察与描写人性，却并没有把所有人的那些恶行都归之于个人品行。面对得到过自己照顾的和狗子对自己的不敬和挑衅，岳蓊若曾对着他离去的背影这样想到：“会愚常说‘善恶只在一念间’，狗子的恶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叫这场人糟蹋人的运动硬给抠出来的。”这种认识体现出的不仅是岳蓊若，也是作者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通达，作者深知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土壤上孕育、滋长起来的，因而作品中并没有把哪一个人写成天生的坏蛋。即使是对梁家禄、天赦子这类作恶多端的人物，作者也都是把他们的作恶处理为由于其家族的或个人的特殊生存处境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应激反应，而不是他们本性使然。正因如此，所以在描写运动过程中祸害人、糟蹋人的种种邪恶乃至罪恶的行为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的同时，作品也写出了严酷中的真情、艰难中的希望、黑暗中的光明，让人们看到了冷酷与邪恶，也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人性的美善。在《老镇》里，尽管大家都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甚至是险恶的处境之中，但却不乏真情与乡亲之间的关爱，人性的闪光与人生的温暖随处都能找到。我们看到，在岳家遭受各种磨难时，终会得到来自左邻右舍以及各个方面不同人的关心和帮助。岳蓊若与尚荣杞这两个家族的头面人物，在解放前就相互较劲，解放后也多有争斗，但在尚荣杞家破人亡靠装疯卖傻以求自保、岳蓊若一家也夜深陷苦海之后，却能够冰释前嫌，相互鼓励着活下去。就是尚淑珍和尚兴凡两家迫于时势最终退掉了与岳家儿、女的婚约，作者也没有简单化处理，而是以辗转反侧的笔墨写出了兴凡娘与淑珍父亲尚丰年的不舍与愧疚，从中透露出人物本性的良善。再比如“骚公驴”和大家伙，他原先是岳家的长工，是个不怕事敢惹事而又具有是非观念富于同情心的人，极具性情。文革开始时因为误会对从前的东家岳蓊若非常不友好，被天赦子、和狗子等裹挟着，带着报复心理和满腹怨气占住了岳翁若家正屋内三儿子岳知琛准备结婚的房子，但在误会消除之后则主动搬出了正屋。他对那些造反整人的人一直看不惯，多有抵触与冲突。因为同情、庇护岳蓊若及其子女，出工劳动时由于没带领袖像章而被和狗子寻衅报复时无意中说了一句可以理解为对领袖不敬的粗话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在冲突中把和狗子抛下山崖，自己也跳崖而死，临跳崖前还嘱咐老婆带好孩子，当天就从岳家搬回自己家里住。就是那个岳家原女佣的孩子和狗子，他参与斗人、打人、整人，但偶尔也会有人性发光的时候，比如在被和大家伙抡下山崖瘫痪在床两年多后，在听到天赦子说要批判岳蓊若恶毒攻击农业学大寨的罪行，还要让他女儿岳珊看着好好拾掇拾掇他时，让母亲偷偷捎信给岳蓊若让他有个准备，和狗子他娘对岳蓊若如此说道：“狗子让我跟你说一声。他瘫在床上两年出头了，自家琢磨过来了，说以前干的那些事跟疯了似的，要我替他跟你陪个不是。”和狗子这种良心发现，这种自我反省，比文革之后许多政治人物甚至文化人的反省、反思要真切得多、真诚的多。
《老镇》还写到了大量的女性，除作品里作为贯穿性与结构性人物之一的岳珊之外，其他女性尽管出场不是特别多，写得也都很有性格、有光彩。如烈属常二婶子，就非常富有正义感，因为常老二在抗战时经常得到岳翁若的资助，从知恩图报的简单心理出发，经常在危难之时帮助岳家。还有一个出自济南风月场中的简小妹，他与岳蓊若清爽真纯的心灵相交，对女儿无比深沉的爱，都写得凄婉动人。作为红颜知己，简小妹对于岳蓊若是存有爱意的，但是她并没没有逾越了现实的规矩和尺度，而是将爱意藏在内心，转化为对岳蓊若和岳家儿女的无私关爱与默默精神支持，以至于岳蓊若的夫人都始终对她心存敬意。她最后的投井而死是一个弱女子对恶势力的抗争，也是对自己的清白和尊严的维护。此外，尚荣杞新婚次日即开始守寡的侄儿媳妇杏花恣意放纵的爱情追求，岳家大儿媳妇忍辱负重地操持家务，尚成峰原未过门的“嫂子”立春婚姻的不幸，尚淑珍与岳家三儿子岳知琛解除婚约时的矛盾与后来补偿式地为他不要名分的默默付出，都让人难以忘怀。像岳蓊若、尚荣杞、尚成岭、和大家伙以及岳家的几个儿子岳知琪、岳知琢、岳知琛、岳顺、岳凡等男性人物一样，《老镇》中出场的女性大多也是文革那场浩劫中的受害者，如岳珊、简小妹、立春、杏花、淑珍等等，在她们的不同性格与命运中，全都体现出生命和人性中令人感怀的良善与美好之处，也令人感受到良善与美好横遭摧残时的锥心疼痛。
《老镇》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琢磨的人物，这就是上河村的岳绍前。这个参加过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在外村搞过土改的老革命，土改后一直是滚石塔镇实际上的当权者。他是一个平衡政治斗争、家族关系的高手，就权力的掌控而言，整体情况下、特别是关键时刻，他都拿捏得很不错。红色的“革命”经历是他在权力争斗的搏击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政治操控技术与能力。比如，文革第一年夏天，县城高中的学生刚一闹腾着造反，他就把西和村叫回到村里，当上滚石塔镇团支部书记，为镇里日后的政治斗争和权力配置设下伏兵，当自己不能站在权力最高处时，就把尚兴凡推上一线，做自己的代言人或者说政治替身。不得不屈身时他会忍辱屈身，该出头时则会无所顾忌地抢占政治高枝。他懂得利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家族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玩弄他人与股掌之上，对于可以利用的人和事件他会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对于权力搏击场上的对手——如梁家禄、梁亮、天赦子等则是可拉就拉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关键时候把对手踢出局或予以致命一击。即使是对于表面上关系不错的本家侄子岳蓊若，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为了打掉后者在村民心中树立起来的士绅形象和民间威望，也多有政治性算计，甚至阴毒地以让人扒岳蓊若家的祖坟这种伤天害理之举来杀他的威风，还了不使权力落入小河南村的政治代表、造反者梁亮的手中，力主尚兴凡为了身份清白退掉与岳蓊若女儿岳珊的婚约。这个自土地改革以后就执掌滚石塔镇最高权力的人，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定冲击，但从来都是滚石塔镇权力场上的一号角色，在农村的权利舞台上始终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他甚至能把自己工作中的重大决策失误——比如为了出成绩弄面子工程，不顾地理条件不听岳蓊若劝阻而修建起的大寨田被一场大雨冲毁——转化为打击对手巩固自己权力的机会。正如文革后重新沦为生产队里的二等社员的天赦子叫骂得那样：“操他娘，斗来斗去，倒斗得岳绍前成了土皇帝，谁也戳不得啦。”到了晚年岳绍前也没有把镇里的大权交给尚兴凡，而是让自己的孙子当了总支书记，在后文革的新历史语境下实现了乡村权力的家族世袭，打破了滚石塔镇岳、尚两姓共治的传统权力格局。用岳蓊若的话说，就是“坏了祖祖辈辈的规矩，把滚石塔镇变成了岳家庄园”。以人性的标准来衡量，岳绍前也是一个正邪并立、善恶兼具、公私之心都有的人物。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权力场上，这样的人物肯定不在少数，其典型性也是不应忽视的。就对于文革的认识来说，类似这样的人物特别值得加以解剖。他们是中国现代政治运动造就出来的一批特殊人物，反过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现代政治的特殊面貌。
总之，正是由于《老镇》能够聚焦于人生和人性，写出了如上所述一个个鲜活灵动的人物，《老镇》里所述说的历史生活才能够那样地具体、沉实而富于人间气息，就如同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样。
三
《老镇》通过人生关怀与人性透视所展开的历史反思并不止于政治运动层面，而是深入到了文化的层面，作品对乡村文化深厚绵远的生命力量与时代蜕变有着多方位的描述与关照。这种描述与关照增强了历史书写的人文深度，使历史书写和其中的人物更厚重、更复杂也更具审美意味。这种文化关照是通过不同的物象与人物序列象征性或具象化地表现出来的。物象序列有滚石塔、恩石寺、岳蓊若的大胡子等，人物序列则有老和尚会愚、傩疯子、岳蓊若、梁文语等。
在作品的开头部分和临近结尾部分，作者两次写到岳蓊若与他人关于滚石塔镇究竟应该称作“古镇”还是“老镇”的探讨。早前时候，恩石寺里的老和尚会愚总觉得滚石塔镇的古旧味道透着股香火气，喜欢称呼它老镇。可岳蓊若不止一次地订正他，是古镇不是老镇，因为老镇光熬日子就熬老了，古镇可不是只靠熬日子熬来的。到了晚年，当从前岳家公司的经理、现在的亿万港商也是自己的儿女亲家牛占坤感叹几十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镇还这么精神时，岳蓊若却说：“老啦，不是古镇是老镇了。”“会遇说老镇有股香火味。他是说镇子老了也会成佛。老镇好哇，还是叫老镇好，听着熨帖。”仔细体会这两段关于古镇与老镇的言说，其中还是很有深意在的。古镇应该是有某种特殊的文化韵味在的，虽然镇子老了也会成佛，但那是时间成就的而不是文化成就的。
滚石塔镇本来是有文化的镇子。由石匠三兄弟耗时多年在光石岗上垒砌而起的滚石塔和在山谷寺庙遗址上盖起的恩石寺都是物质序列的文化象征物。在某种程度上说，滚石塔是岳、和、尚三姓的氏族图腾，这个图腾是北三村岳、和、尚三姓家族认同和亲情维系的纽带，是滚石塔镇民心凝聚的中心支柱。当文革初起，红卫兵将恩石寺里的佛祖塑像砸碎之时，滚石塔就曾在暴雨中醉汉般摇摆不定，预示着这一方水土的人们将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状态。果然，在经历过文革那场人与人相互厮杀的运动之后，这个图腾的纽带和支柱作用不存在了。在岳绍前的孙子小兵干了总支书记不到两年，北三村和小河南村就都不再听招呼，闹腾了一年，把乡党委闹烦了，一纸公文就撤消了滚石塔镇党总支和行政设置，四个村都成为独立的行政村，千年滚石塔镇就此名存实亡，最后那千年的滚石塔也在历来就唯利是图的老尚家的二儿子尚成峰开山取石的炮声中轰然倒塌了。塔没了，滚石塔镇的魂也就没了。正如在作品的结尾部分，面对滚石塔坍塌后的一堆乱石二哥知琪哽咽着在手机里对着老战友的儿子大声喊叫所说的：“你说得轻松。一座树石合一的千年古塔，树断了，魂没了，再用钢筋水泥把石头垒起来，也是一座死塔。”
与滚石塔的命运相仿佛，恩石寺也在文革初起时就罹患大难，老和尚会愚被红卫兵打死，佛祖塑像被毁，会愚的的三个徒弟返回家乡，此后便陷于荒废。在会愚圆寂前的晚上，曾亲手挑选了一些他喜爱的书画和历代住持手抄的经卷，让徒弟藏进后山的石洞，嘱咐徒弟将来回来后就把它们交给岳蓊若，以免让岳家的书脉断了。然而当徒弟行智遵照师嘱在文革后地里的庄稼种的五花八门的时候回到寺庙找到石洞时，那些书画经卷却都让老鼠肯成了碎片，滚石塔镇的书脉由此是真的断了。尽管像会愚预言的那样，恩石寺又被人重修了，又开始香火缭绕了，但书脉断了，会愚那样的大德高僧不在了，能够与会愚这类高僧切磋佛理的岳翁若一类乡绅也没有了，作为精神寄托之处的恩石寺也不过像文革后千千万万重修起来的道观庙宇一样，不过成为人们消闲旅游时烧烧香磕磕头的场所而已。恩石寺为什么要题一个“恩”字，向谁感恩，为什么要感恩，这一切就是滚石塔镇的人们也不会再去思考再去追问了。没有感恩没有思考没有追问的生活，离文化二字相去甚远。塔毁了，恩石寺徒有其形了，当此之时，滚石塔镇与文化相关的古意不复存在，确实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古镇，而只能叫做老镇了。
在滚石塔镇的人物谱系中，老和尚会愚、傩疯子、岳蓊若、梁文语等都具有深度文化阐释价值。这几个人物中，老和尚会愚和傩疯子都是贯穿故事始终的人物，会愚尽管死得早，其精神影响却一直存在，以幻觉和梦境的形式活在岳凡、岳蓊若等人的心中，影响到他们的精神走向和在世生活态度。这二人，一个智慧沉稳，能够给人生命的开悟，令人尊敬，一个神秘疯癫，能够穿透生死打通今往，使人惊异，他们一静一动，张弛有度地体现出滚石塔镇混杂多样的文化生态。相比较而言，会愚和傩疯子毕竟不是普通的文化人，他们的文化身份是由其职业身份与民间信仰共同赋予的，有先天的属性，因而也具有普遍性，所以离普通人还是远了些。而岳蓊若、梁文语则不然，他们就是由普通的农村人生长出来的有教养有见识，而又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特殊精神气质与优良人格品行的人，他们离普通人更近，却又令普通人仰视。不过他们二人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小河南村受岳家资助上了大学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人，梁文语不仅是小河南村也是整个滚石塔镇感到骄傲的的文化名人，作为这部作品里的一个具象化的文化符号，不在于他在滚石塔镇的民间文化系统中有什么位置，而在于它能够在遣返回乡后，站在时代的前沿，以一个学者的忧国情怀思考和分析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一个非理性的政治年代做理性的政治思考，常继刚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殉道的英雄，就与他的影响与鼓励分不开。他的思考就像他所具有的知识水平一样是滚石塔镇里的人们远不可及的。而作为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岳蓊若的文化身份更具乡土性和复杂性。岳蓊若其实有两重身份，作为一个资本地主分子，他是一个政治斗争场域中焦点性符号化人物，同时作为一个开明乡绅，他又是乡村社会中公认的做人楷模。前一种身份使他负上政治原罪，成为阶级斗争与专政的对象，给他带来噩运，后一种身份使其人格身份大大增值，成为岳姓的民间领袖，给他带来尊敬。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滚石塔镇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在岳绍前手上，而调解邻里纠纷、协调村民和家族关系等等的民间事务，则依赖岳蓊若来进行，岳绍前抓村务，岳蓊若管邻里，是滚石塔镇人的共识。即使是这后一种身份，给他带来的也不纯是尊敬，因为它分散了镇里的权力，而当政治权力君临一切、无孔不入时，世俗权力的存在就显得多余、不合时宜了。这正是随着运动的展开权力欲越来越强的岳绍前对他感到不爽，借着扒坟事件杀他威风的一个原因。岳蓊若后一种身份所代表的乡村文化或文明在传统中国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在中国现代社会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盛行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强化与固化，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冲击是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梁文语带着常继刚的骨灰回到滚石塔镇时对岳翁若所说的：“伤到筋骨了，这个国家。像滚石塔镇这样的乡村社会，历来是由多种因素和力量相互平衡共同维系的，乡土文明和宗族伦理也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就这么拿阶级斗争的刀横七竖八地砍了几年，维系社会的经纬就散了，祖祖辈辈的邻里温情被敌视和割裂取代。好在又重提现代化建设了，人们会逐步感觉到，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各阶层之间的温情是多么弥足珍贵。”这段话，是对岳蓊若一类人物所代表的那一种乡土文明或文化已然逝去的挽歌，也是对一种新的乡土文明或文化重建的前瞻性吁求。
在《老镇》里，岳蓊若的乡绅身份是由一把葳蕤的大胡子具象化地表现出来的。这把大胡子是岳蓊若身份和人格尊严的象征，也是他倍加珍惜视为生命一样的脸面，整个人的精气神就从这把古意盎然的大胡子中焕发出来，所以修理大胡子是他常做的功课，拢着大胡子说话是他的习惯动作。只有女儿岳珊撒娇时能拽拽它，连备受宠爱的小儿子岳凡也不敢乱捋“虎须”。在滚石塔镇，直到文革开始前，一直被北三村的人当作滚石塔供着。文革运动来临时，岳蓊若的家族领袖地位开始面临危险，公社书记刘文先和老和尚会愚都曾劝他剃掉那把招摇的胡子，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但那时他还没有像刘文先提醒他所说的那样，意识到头上的天变了，还凭着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对新政权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认为人家不会一脚将他踹进贱民堆里，甩下“我这把胡子，决不会死在我前头”的硬话。当天赦子组织人扒开岳家的祖坟加以凌辱，面对祖宗的遗骨，他依然宁死也没让人剃掉它。然而，在女儿怀着梁亮的骨血嫁给老友何玉山的儿子后，痛不欲生的岳蓊若尊严不再，他宁死也不肯割舍的脸面再也保不住了，凄然自剃胡须，一度中风痴傻。岳蓊若剃掉胡须就如同滚石塔的倒塌一样，也是一种文化断裂或毁灭的象征。那把大胡子没有了，预示着一种文化人格或精神原型在民间的消失，但当今中国广袤的的土地之上，岳蓊若这样的乡绅形象再也难以寻觅了。岳蓊若们的消失，使广大的农村只剩下种田过日子挣钱奔小康的农民，却没有了凝聚人心提升民德的精神魂魄，这正是文化蜕变或剧变的又一个体现。
在整部作品的结语，二哥知琪在滚石塔坍塌后的乱世堆周边捡起把荆蒿树籽装进口袋，直起腰望着烟气缭绕的恩石寺，对小弟岳凡说道：“昨天临明天，我做了个梦。爹坐在滚石塔下往光光的下巴上种胡子。他拿锥子，就是大嫂纳鞋底的那种，在下巴上捅开一个血洞种上一根雪白的胡须。掉出来的瞬间就被挂在塔顶的太阳烤焦了，收缩着卷成一根黑红的炭圈，弹出的火花噼噼啪啪溅落在胸前。种住的就摇曳葳蕤，迎风蓬散疯长，像冬天绿泉河里的水草那样碧绿得透亮。爹双手捧起绿色大胡子，平静地看着我，不说话。塔顶上雪青色的荆蒿化碎碎地落了他一身。”在这个梦里，有二哥也是作者对一种新的乡村文化生态建构的希望。但就是在这个梦里，在下巴上种胡子，也是需要付出鲜血与疼痛的代价的，这同样也预示着毁坏一种文化生态是极为容易的，但要重新建构、生长出一种文化生态却将是颇为艰难的。所以，此一梦境，既寄寓着作者殷切的希望，也隐含着作者深切的忧虑。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