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寻梦途中的变形记

提起吴君，不得不说她的“深圳叙事”。吴君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以深圳为背景展开，人物也都是在这个背景下生活和存在。著名评论家洪志纲说：“深圳，这个带着某种抽象意味的特区符号，已成为吴君审视中国乡村平民寻找现代梦想的核心载体，也成为她揭示现代都市内在沉疴与拷问潜在人性的重要符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标志性城市，深圳这个南方都市对于外界想要圆梦和捞金的千万打工者来说，绝对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吴君笔下刻画的便大多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打拼在深圳，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最底层，被城里人歧视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他们的家乡多在贫瘠的农村，为了梦想来到这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可是由于文化程度低和学历的限制，只能在城里靠出卖劳动力维生，沦为都市里的“漂泊者”。其实，“乡下人进城”的文学母题并不罕见，但是吴君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故事的翻新出奇，而更关注这些“乡下人”也即“漂泊者”进城后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性情上的变形与异化。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现代人在生存压力之下变为甲虫的故事。格里高尔的悲剧发人深思令人心酸，吴君的小说又何尝不是一部部类似格里高尔的变形记呢？

情感之变形。都说当代人伦理匮乏，道德缺失，陷于一种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这在吴君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都市的诱惑，面对漂泊多舛的命运，面对寻梦路上的艰辛坎坷，即使是在深圳找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落户），漂泊者也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留下，便意味着与都市生活激烈的摩擦和碰撞，意味着注定走一条无情无爱、伤痕累累的路。

处处见性，但无关爱情。爱情本是中国文学史上歌唱芳香恒久的母题，但在吴君的笔下，却显得颇为写实和无奈。她颠覆了以往文学家对爱情纯洁、浪漫的神圣抒写，而用一种极为冷酷的笔调刻画了漂泊者们的性与爱。《亲爱的深圳》中的程小桂的婚姻本就没有感情基础，他们从乡下先后到深圳打工，为了工作隐瞒着夫妻身份，但是出于生理需要，又经常偷偷摸摸地进行肉体结合。程小桂甚至曾对丈夫说：“如果你找了这个大楼里的女的去相好，我又和深圳的一个男人结婚，你说我们还会这么穷吗？家里的老人还会一天天叹气吗？”由此可见，生存的压力已经逼得他们顾不得去想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只要能有稍微“光明”的选择，他们谁又会在乎睡在自己枕边的是哪一个呢？这样的叙事是残酷的，是疼痛的，吴君给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忍卒读的痛楚。《地铁五号线》里的美容师朱喜燕费尽心机，与客人施雨的工程师老公上床后，一边毫不羞耻地承认“跟他睡只是为了他口袋里的钱”，一边还在计划着和男朋友的未来，还要让“儿子好好读书，大了也做工程师”，过“体面的生活”。《不要爱我》中的曼云在网上和任意一个男人做爱，主动向公司老板投怀送抱，这里面哪些是性，哪些是爱，又岂是她自己能够说得清的？《红尘中》的泊其是一个离异的女人，性生活更是混乱不堪。和她做爱的对象有保安，有卖水果的丑男人，还有搭客的摩托仔，直到她遇见阿轩。但是当阿轩在一次温存中说要娶她时，泊其却反问他有什么本事养活她。泊其的心态已经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如出一辙，心灵被繁重的枷锁压得毫无生机，当爱情降临，只用一个苍凉的手势便让它灰飞烟灭了。《伤心之城》中的阿媚，经历过的男人和情史混乱得连自己都难以理清，但她从来不曾付出过真情，自然，也从未有男人对她真心过，他们之间只有性，连爱的影子都没有。《念奴娇》里的杨亚梅为了在酒楼当上经理，主动对老板出卖色相，当愿望达成之后立刻离开了自己的丈夫，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杨亚梅肯定是不爱丈夫的，但是她又何尝爱她的情人呢，情人只不過是她用来博取名利的垫脚石而已！在这一部部无爱的性史中，吴君始终客观冷静，那些如同“一地鸡毛”般的性事，在她的笔下，或是生理苟且，或是利益互换，甚或空虚苦闷，没有任何刻骨铭心的价值和意义。不难发现，以上列举的吴君的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大量女性在其作品里集中，男性往往处于一种次要甚或缺席的位置，这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作家对于女性的偏见。我在此不是要臧否吴君，而且她这样的书写恰恰暴露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当今都市生活中，性的需要和生存的需要，是导致多数女工堕落和情感变形的深层文化原因。在女性眼中，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女性，爱情已不再美好圣洁，甚至在某种层面上，感情对于她们而言，已然沦为最为廉价的东西。女性已经不会向往爱情的圣殿，不再有关于爱情的迷惘，她们关注的只是现实和利益，这利益很具体，具体到生活中某个不可或缺的物品。吴君的叙事往往是不动声色的，却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向读者传达了一种刻骨的痛感和隐隐的悲悯。

亲情和伦理的沦丧。吴君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中，刻画了东北某城市一个叫“灰泥街”的地方，这条肮脏贫瘠的街道上，居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从河北、山东一带逃荒而来的人们，这里“满街的烂泥，黑黄色的、黑褐色的，下雨的时候粘在脚上非常像屎，不下雨的时候就变成了灰尘沾到脸上、衣领上、袖口上、耳根后，而另外一些灰泥却在太阳的照射下开始散发一种难闻的味道，路过的人，远远地就捂住了鼻子”。因此灰泥街给这里居民的永远是一种难以逃脱的自卑感。环境的肮脏和恶劣，使得居住者们不但被别人鄙视和看不起，被称为乡下人、外地人、盲流子，而且在自己的家庭内部，也少有温情可言。无论写到灰泥街的哪一家，都看不到亲人之间应有的温馨和关怀，永远都只是令人窒息的相互厌恶和仇视。小说中小丽骂自己的娘“一天到晚往家里招野汉子”，说灰泥街实际就是个“狗屎街、婊子街、窑子洞”。当人脱下了廉耻的外衣，当亲情和伦理沦丧至此，灰泥街的人自己又不知自重，纵使将街道改名为“菩提街”，也只是外界的一个笑话而已。可以说，灰泥街不是烂在外表的肮脏和物质的贫乏，而是打根里就烂掉了。《亲爱的深圳》中的张曼丽，明明来自农村，却一直在隐瞒自己的身份，将自己装成高官的女儿，说起自己父亲时，口口声声说的是“爹地”。而当她的“爹地”患重病住院，需要交医药费向她求助时，她的表现完全是漠然的。《深圳西北角》里，姐妹相互妒忌，姐弟彼此欺骗，王海鸥被亲人造谣是“干那事儿的”，倍受诋毁，后又被表妹夫挖苦、占有肉体和不断勒索，最终走上绝路。《念奴娇》中的主人公皮艳娟靠在风月场卖笑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可是靠她养活的父母和哥嫂却丝毫不领情，时常责骂和取笑她。后来出于报复，她终于将平日自视清高的嫂子也拉进了风月场，令她也失身堕落，承受着和自己一样的痛苦。皮艳娟的母亲俨然一个恶母，是对以往文学题材中母亲的伟大神圣形象的一个颠覆。在这一个个冷酷的故事中，亲情始终是缺席的，家庭这个本是遮风避雨的港湾，在吴君的笔下化为一个个孤独的空壳。

友情的缺失。如果说亲情和伦理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难生活中慢慢沦丧了的话，那么在吴君的笔下，友情却是从来不曾存在的。《樟木头》中的陈娟娟和方小红曾是患难与共的姐妹，她们因为有过共同的经历——被关押在一个叫“樟木头”的小镇上，那里都是“一些三无人员和特殊职业的女性”——而同病相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方小红最落魄的时候，是陈娟娟用800元钱将她赎了出来。她们相互交了心，都知道对方那段不光彩的经历。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方小红最终出于报复，竟将陈娟娟的过去告诉了陈娟娟的女儿江南，导致江南堕落为问题少女，不但不再尊重自己的母亲，还将她视为仇敌。原本可贵的友情在利益的驱使下土崩瓦解，个人重新坠入孤立的境地。《福尔马林汤》中的程小桃，遇到的则是另一个方小红。她们在一起打工的生涯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同病相怜，无话不谈，并且有着共同的一个梦想：找个本地人结婚，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可也正是这个共同的愿望，迫使方小红暗地里耍手段，把本该属于程小桃的男人，争夺到了自己手中。诚如萨特的《禁闭》中所表现的那样，世界荒诞，人生痛苦，他人即地狱，吴君将这个残酷的现实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性之变形。打工者本是怀揣梦想，带着乡村的淳朴和天真踏进城市的，人之初性本善，可是都市的生活就仿佛是一个大染缸，这些人被扔进去之后，就完全失却了当初的那份懵懂与本真，寻梦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人性的变形。

吴君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都市最底层的普通人，他们所谓的寻梦无非是对于金钱和身份认同感的追逐。可是由于现实的残酷，漂泊多年的他们意识到这个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倍受打击的心灵便开始扭曲和异化。当理想无法实现，当生活褪下光彩的外衣，当诗意完全被残酷的生存现实所取代的时候，人便逐渐失去了自我，这些都市里的漂泊者更是如此。他们不谈爱情，无视亲情，缺失伦理，自私自卑，畏惧没有尊严的生活，可是人性中的原欲和本我却是赤裸裸地显露着，无比强大。

《红尘中》的女人泊其私生活极度混乱，但是之所以还有很多男人围着她转，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手中有股票。刚相识的大学生李鸿，从澳洲回来的前夫阿林，甚至那个自称深爱泊其的阿轩，在和泊其谈话时都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股票上。《亲爱的深圳》中的李水库和程小桂，只把彼此当作泄欲的工具，甚至在做爱的过程中还不知廉耻地讨论着各找性伴的事情。《海上世界》这部小说讲的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故事，在这里，老师的形象同样被吴君颠覆了。师生之间的特别关系，令胡英利感觉“这件事要比强奸来得更痛苦”，为师不尊的悲哀现实刺痛了胡英利的心，也震撼着读者的神经。欲望在这些故事中赤裸裸地流露着，无论读者是否做好了准备，吴君就是这么毫无掩饰地将人性最后一层遮羞布也掀开，读者看到的景象真可谓是“人欲横流”。

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交而欲说、冷而思暖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同一性，人的这些基本生理需求也都应该得到尊重。欲望与人性本不冲突，但当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便不会再去考虑欲望之外，其他的诸如道义诸如伦理的东西。而当这欲望长期压抑，便可导致人性的变形与扭曲，异化为“非人”。吴君作品中的人物群，便是由这一个个可怜可悲的“非人”构成的。

“城堡”式寓言的再现

《城堡》是卡夫卡最具特色、意蕴最丰富的一部小说。主人公K.是一个土地测量员，投宿在一家城堡管辖下的乡村旅店里，被店家要求出示城堡许可证。城堡就位于眼前的一座小山上，可对于K.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整個小说写的便是K.千方百计想进入城堡却又屡次失败的故事，而最终K.也没有能够进入城堡，更没见到传说中的城堡当局者。这个故事的解读是多样化的，它也在反复地印证一个亘古不变的哲学道理：K.一次次进入城堡而受阻如同西绪弗斯的石头一次次从山腰上滚下来一样，最终不过是一场徒劳。同样，吴君笔下的深圳，对于漂泊者而言，也等同于K.之于城堡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吴君的“深圳叙事”系列，更堪称是一个个现代化的城堡式寓言。《亲爱的深圳》和《十二条》这两部作品分别在“追寻”和“背离”深圳这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维度上，向读者再次揭示了诸如城堡式寓言般意蕴丰富的深圳叙事。

《亲爱的深圳》：追寻“深圳”的执着与疯狂。被改编为电视剧的中篇小说《亲爱的深圳》堪称一个典型的现代化城堡式寓言。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有三个：张曼丽、程小桂和李水库，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与深圳的故事却有着和《城堡》中的K.同样的宿命，俨然这个寓言的再现。

小说的主人公是李水库，他是为了寻妻来到深圳的。确切地说，一开始他无法喜欢和接受深圳，因为妻子程小桂就是中了深圳文化的毒而不愿意跟他回到农村过日子。相比故事中的其他两个主要人物，李水库身上散发着难能可贵的本真和淳朴，也是最能引起读者同情的一个人。但是他又是极度矛盾的一个人，他身上同样有着一些难以改掉的恶习，比如借工作的便利，私拆别人的信件，还私自接受一些小贿赂，甚至为了让程小桂怀孕，偷偷地用针刺破避孕套，更甚至在性欲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对认识的其他女孩子又怀了关于性的幻想等。他的这些恶习逐渐在新开始的都市生活和工作中一一显露出来，迫使他在内心极力地进行着回到家乡还是留在城市的斗争。留下，他与这个城市根本格格不入，加上能力有限，可能这辈子就只能永远地做保安了;离开，又对妻子程小桂难以割舍，而且一段时间的打工经历已经让他对深圳有了难以言说的感情。所以小说在最后依然没有让李水库实现他回乡下的夙愿，是他自己选择了留下，他在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后，也终于收回了回望的目光，坚定地朝着深圳这座“城堡”前进了。

程小桂是李水库在乡下娶的老婆，却比李水库提早来到深圳，也比李水库在城里更能干，更通达人事。可以说，程小桂是一个坚定的都市文化认同者，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不影响工作，她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见到丈夫李水库的时候，一本正经地用普通话说：“你好！”程小桂在农村读完了高中，算是一个有点文化的人，她不像自己的丈夫那样只想一辈子留在农村，曾经热爱过诗歌的她对生活是深怀理想和憧憬的，她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在深圳落户并且生活下去。她在深圳一家商厦做清洁班长，任劳任怨，省吃俭用，赚到的钱不舍得花，全部攒起来，还寄回家一部分帮李水库还债，甚至一双手都磨破了，只好整天戴一双白手套。程小桂遇到的坎坷不少，辛酸也多，她梦寐以求想要嫁给本地人的愿望也总是难以实现，但她丝毫不灰心，而是更勇敢地朝着梦想努力，为成为真正的深圳人而努力！

张曼丽是小说中另外一个主要人物，也是最虚伪和虚荣的一个人。她对于深圳的追逐，可谓中毒最深。张曼丽和李水库一样来自河南农村，她家里甚至比李水库还要更穷。但是她不但有能力，而且长相出色，还是他们工作的商务大厦里的一名部门经理。张曼丽是一个极其自卑的人，她为了不被人看不起，故意掩饰自己的家庭出身，竟然逢人就说自己的父母都是北京的高官。张曼丽是这个大楼里最光鲜亮丽和引人注目的女人，对下属和其他诸如李水库这样的下层员工极为鄙视。但是她的一封来自老家的信件却被李水库私拆了，紧接着她的真实身份也被披露出来。李书库还注意到了她“结过老茧的大脚”和“关节异常粗大的手”，更加肯定了信件的真实可信。但是张曼丽却依然不承认自己的出身，甚至操着一口广东腔辱骂老乡李水库不讲卫生，常年不洗澡。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这个女子感到可悲。她时时刻刻要掩饰的都是自己卑微的出身，生怕被别人发现，因而只能日复一日地演戏给人看，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来弥补自己撒下的弥天大谎。可以说，她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作茧自缚，用一个巨大的茧将自己裹在里面，却仍然被人狠心地捅破了。张曼丽在深圳自卑地生活，不再年轻却婚姻无着，内心的焦灼和性的苦闷也在时时刻刻地折磨着她，可她并没有絲毫放弃留在深圳的念头。她更是活脱脱的一个K.先生，愈挫愈勇地奔波在去城堡的路上。

故事是发生在深圳的故事，深圳就在故事里，就在他们每天行走的脚下，就在茶余饭后的谈资里，就在时时包围着他们的空气中，但是深圳，它又似乎总在梦幻中。深圳很发达，与你无关;深圳很前沿，与你无关;深圳很漂亮，似乎也与你无关。亲爱的深圳，它就在那里，你却永远无法接近和抵达。吴君在题目中的深圳前加了个温暖的定语，却令读者读出了又爱又恨的味道。

《十二条》：背离深圳、难觅我城的凄惶。如果说《亲爱的深圳》等一系列“深圳叙事”的小说写的是对深圳的追逐和寻觅的话，短篇小说《十二条》则恰好相反，它写的是一个主人公时刻想要逃离深圳的故事。

“十二条”在这个小说中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它是北京的一个平民区，是主人公曹丹丹心心念念想要回到的一个地方。曹丹丹读大学的时候，曾经陪班上一个生病的同学到北京做检查，她们当时就住在北京一个叫作“十二条”的地方，根据小说中的描述，我们不难想到那其实就是北京的某个地下室，简陋、寒酸。但是，它却是曹丹丹心底的精神家园，她平日里累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这里，想回到这里生活。曹丹丹是个离过婚的单身母亲，独自带着女儿在深圳生活，靠着一份做代课老师的微薄薪水度日。她的生活是辛苦而单调的，没有浪漫也没有任何邂逅男人的可能性。因此，“十二条”在她心里也有着她对于性的若干幻想，因为北京的地下室总是混居着各色人等。她的幻想中总是出现一些半裸着上身的男人的画面，还有走在胡同中被小流氓调戏的情景，这与她长期的性压抑有关，“十二条”显然已经成了曹丹丹精神上的乌托邦。对于曹丹丹来说，“十二条”有着如此巨大的诱惑力，但是她也始终没有离开深圳，奔向北京。曹丹丹的朋友江艳萍曾离开深圳去了北京生活，一位自称当年追求过她的罗老师也承诺要在北京给她买房子，但是曹丹丹毕竟是一个冷静的女子。她机智地打听到江艳萍在北京过的其实是流浪生活，罗老师也只是一个骗子。她没有被自己的“十二条”情结蒙蔽双眼，而是从此结束了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踏踏实实地在深圳生活。曹丹丹对于深圳的情感也是复杂的，她曾经极度想要逃离，可以说，她最早在心底是否定了深圳文化的，但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否定和肯定之后，最终还是和上述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选择了留下。因为，深圳作为他乡，即使能够逃离，那么心中的“我城”又在哪里呢？

吴君的小说，除却《亲爱的深圳》和《十二条》之外，具有“城堡式”寓言和哲理观照的作品，比比皆是。短篇小说《皇后大道》是一篇写深圳和香港“双城记”的作品，陈水英因为在年轻时草草与当地人结了婚而只能一辈子留在深圳的渔村里，加之好姐妹阿慧成功嫁到香港的刺激，备受来自阿妈和村民的压力。离婚后，她更是对阿妈时刻念叨的香港的“金链子，老婆饼，靓衫和皇后大道”以及阿慧的贵族生活充满了无尽的想象与好奇，甚至恨透了阿慧。而当她终于到了香港，见到了阿慧潦倒悲苦的生活后，最后流泪释然。在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作家对于两姐妹的态度和立场，但坚厚的生存质地却在文字间熠熠闪光，“皇后大道”便是一个城堡，阿慧的进入实际是一种堕入，并非理想中的真正的“皇后大道”，而是一种牢狱般的生活，陈水英终其一生更是无法抵达，但这或许也是她的幸运所在。中篇小说《复方穿心莲》则写了外来妹方小红嫁入深圳，在婆家所受的种种委屈和侮辱，以及她的老乡阿丹同样被婆婆一家利用和歧视的故事，文中的深圳依然是作为“城堡”的象征存在的，方小红与阿丹在跋涉的路途上伤痕累累，身心的苦痛是连“复方穿心莲”都无法根治的。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人性化创作

深圳梦、深圳情结是吴君作品的重要母题，在作家旁观琐碎、冷静写作、揭出生存之痛以外，细品作品，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主题，即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存在主义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提出的，他在其作品《禁闭》中提出了“他人即地狱”的著名观点。《禁闭》是一部深刻揭示人际关系的话剧，最初被作者取名为《他人》，可见其用意。话剧的大意是讲被禁闭于地狱中的三个鬼魂，分别象征处于“人间地狱关系”中的你、我、他，他们代表并且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一种极为扭曲和畸形的关系，即相对于任何人来说，他人都是一种地狱的存在。每个人的活动和思想都受到他人的影响和左右，反之亦然。这个哲学观点客观冷静，打破了以往作家笔下对于人际关系的传统思考，更尊崇人性和对于人性的深入揭示，吴君在此也做了努力。

吴君的作品很多，但无论是表现漂泊者的生存状态，还是城堡化的寓言式叙事，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一直没有远离作家的视野，贯穿于每部作品的始终。如《地铁五号线》里，美容师朱喜燕和客人施雨的交谈中，朱喜燕的谦卑贫穷和外来妹的身份给施雨带来的优越感，而在朱喜燕交了挺拔斯文的工程师男朋友之后，施雨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失落感，也突然不再有兴致和她谈论爱情婚姻的话题了。而当她有一天发现朱喜燕在哭的时候，她竟然“惊喜”了，两人的关系也再度缓和，小说的最后才道出其实一切都是朱喜燕的设计，只为了和施雨的老公上床，当然上床也只是为了钱，而刺激朱喜燕如此做的原因，则在于施雨的投诉导致朱喜燕丢了几笔大单提成。《皇后大道》中，陈水英和阿慧本是好姐妹，终因为阿慧的嫁入香港，而导致友情决裂。陈水英离婚后，便将再嫁的目标锁定为香港男人，这其中便多数受了他人目光和行动的左右，尤其是对于阿慧的嫉妒心理。题材均为“姐妹心计”的《复方穿心莲》《十二条》《深圳西北角》等也都如此。

《菊花香》中，王菊花如果不是受了同事老傅和老李话语与目光的左右，就不会迷失在一种畸形的情感纠结中不可自拔，也不会失身于一个卑鄙怕事的守更老男人。小说中这样写：“王菊花这次到六约街首先是想买双丝袜。这是王菊花的秘密，因为，老傅曾经在某个黄昏，对着正无精打采的王菊花说：‘王菊花，看不出你的腿长得很漂亮呢。’当时她仅仅穿了件普通的肉色短袜。”王菊花正是在这种备受他人干扰的言语左右下，加之对婚姻的迫切渴求，孤寂的心灵日益焦虑和扭曲。

《当我转身时》写过气演员苏卫红因为恼恨表妹阿娣带来的外来妹阿焕用了自己的东西，用言语挑拨和撺掇阿娣与阿焕的友情，导致阿娣在一次险被轮奸的突发事件中，将歹徒引向阿焕，使阿焕替自己遭受了恶果。三个女人的动作、话语以及苏卫红的心理变化，在作家笔下均有细微的刻画和表现。短篇小说《痛》寫了一个做“那种”工作的女人，想当然地把关心她的邻居当作仇恨的对象，以勾引她的丈夫作为报复。《十七英里》写教师江蓝英一家，多年来帮助一对贫困的卖菜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十多年后，这对夫妇已是暴发户，而当江蓝英一家来到他们位于十七英里的住宅，渴望一叙旧情时，世态的炎凉悲喜跃然纸上，知识分子在财富面前的困窘也令读者感同身受。小说中有不少对于彼此目光左右下的人际关系的揭示，以及微妙的心理活动刻画，于一种诙谐和酸楚的基调中再现了存在主义的命题。

评论家孟繁华说，吴君笔下“‘底层’所传达和延续的民族劣根性、狭隘性、功利性和对欲望的想象等，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他们身在‘底层’就先天地获得了免疫力，也不是因为他们身在‘底层’就获得了被批判的豁免权。”作家不动声色地叙述，任人物自己活动，不追随主流去歌颂真善美，更不规避现实中的假恶丑，甚至肮脏，甚至丑陋。她始终围绕着“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精神，这种精神遵循了人性的本质，是作家对人性的致敬。从《阿米小姐》到《复方穿心莲》，从《十二条》到《皇后大道》，从《亲爱的深圳》到《当我转身时》，吴君的小说将目光聚焦于深圳，笔触直抵人性深处，如“慢火煲汤”般，将深圳人和深圳移民者的心灵世界，一点一点化为文学。这样的题材和主旨无疑是残忍和疼痛的，但笔者相信作家的心是比读者苦痛十倍乃至百倍的，她从不在作品中表白自己的立场，而是任由读者去感受、去评说。作家无言的背后是一颗忧郁敏感的心灵。这忧郁和敏感在吴君这里，化为她在小说创作上的累累硕果以及对文学使命的执着坚守，日积月累终于凝结为一部深圳移民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