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秋天，开学有好几天了，我仍然没有去上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翘课。

那时，我是济南市第32中学初二的学生，严格意义上讲我还是干部。

上小学时班里有很多干部，有胳膊上戴三道杠的、两道杠的，班里最多的是一道杠，他们都管我，上课时间管，课间休息管，甚至上厕所他们也管。我不止一次地对我小学同桌说，我不明白，你们干部的眼睛怎么老是盯着我？我的同桌回答：“谁让你那么索伊（济南方言：调皮）。我又说：“我要是当班干部，我谁也不管，那多好。”

同桌回答我，你比班干部还洋活呢，班干部也没把桌子垒起来自己当座山雕。

同桌说的“座山雕”事件，那可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我虽然不是班长，但是我当了一段时间“司令”，红小兵司令的头衔比班长可威风多了。可惜我当“司令”的时间很短，很快就被“文革”的风暴冲击得无影无踪。

那时我根本没在意什么司令与班长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文革”风暴的冲击下，我和我的伙伴沉浸在伟大的事业中——玩。

我们玩得那个恣儿啊。砸毛驴、投皇上、扇洋画、打尜、逮人、崩杏核、弹溜溜蛋、剁泥巴、挑冰糕棒、推铁环……每一项玩法都具有无穷的魅力，给现在的孩子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也有玩烦的时候，这个不用担心，大街上有的是新鲜事，足够我们打发无聊的日子。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伙伴各自走出家门，发现天气格外的冷，原先准备玩的游戏顿时失去了兴致，不知道是谁提议，咱们去大明湖滑冰吧，于是我们一行人嘴里的哈气飘荡了十几里路，最后在大明湖冻结了。不是我们被冻结了，是大明湖周围被人给“冻结”了，为什么“冻结”？身穿工作服，胳膊上戴着袖标，手里提着白蜡杆子（济南方言：柳条棍子），头上戴着安全帽的“文攻武卫”的人说是在执行任务。“文攻武卫”在济南当时那个威风，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谁要是惹他们，他们就开着卡车，全车的人这一身打扮浩浩荡荡就过去了，手里的白蜡杆子在空中挥舞，谁不害怕？我们不怕，你封锁得再严，也挡不住我们逛公园的决心。这两年，济南大大小小的公园，我们这些伙伴只要想进，从来没有买过一张票。至于说怎么进去的，那可是我们每个人的秘密。所以，我们想在大明湖上滑冰，几个“文攻武卫”是把守不住的。

我们分头行动，很快在约定地点见面，我们在光滑的大明湖的湖面上追逐，不时为伙伴们在冰面上摔倒乐得哈哈大笑。我们玩得正高兴，几个“文攻武卫”朝我们挥舞着白蜡杆子，叫我们安静。我和我的伙伴在官扎营是“山中的老虎”，如今真正的“老虎”来了，我们马上老老实实了。我们静了下来，但是大明湖没有静，湖面上有很多人在忙碌，有的在凿冰，有的拿着网子在湖里捞着什么，我们想过去看热闹，被几个拿白蜡杆子人赶得远远的。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并不知道此时的大明湖发生了什么。时隔一年多以后，我们才从铺天而来的大字报中得知，那一天是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东省造反派最高首长的王效禹病了，他手下的人在大明湖捉王八，想给王效禹补一补。

我一直无法把我们当时在大明湖看到抓王八的场景与为了给王效禹补身子在大明湖抓王八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但不管怎么说，大明湖那一天亮晶晶的湖面让我和我的伙伴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这样的日子太多了……早晚有完的时候……

1969年的秋天，断了很久联系的小学通知我们，我们升初中了。

在我印象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已经开始严格起来了，那时学校贴得到处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学生要复课闹革命”的大标语，学校还有军宣队，工宣队。我到32中学7连3排（当时中学级部为连，班级为排）报到的第二天，全体师生集合在学校操场上，一排解放军站在主席台左面，一排穿着工作服的人站在主席台右边，台上站着一个军人，他双手拤腰，半天不说一句话，他的眼睛从左扫到右，突然高喊：“我教大家唱一首歌，我唱一句，大家跟着我唱一句。”

我当时站在后排，没有听清他喊的什么，看看我的左右，很多学生也没有听清楚，但大家都很严肃，解放军教大家唱歌，在当时比现在的影视明星都具有号召力。

我们很快知道他姓尹，在部队是指导员，现在是我们学校军宣队的队长。尹指导员把我们全年级学生组织起来，让每个学生回家准备一杆红缨枪，红缨枪的枪头上要有红丝线拴成的穗，枪头必须刷上银粉。全体学生早上六点到学校，他领着我们围着操场走，一边走一边喊口号和唱歌，最熟悉的就是他站在台子上教会我们唱的那首歌：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我不知道全国范围内无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幼儿园入学的第一天必须军训的模式是否和那个时代有关，反正当时我觉得场面很振奋：几百号学生喊着口号，举着红缨枪，红丝线随着风飘着，在阳光照耀下，好像是罩在我们头顶上的红色光圈。而银粉枪头闪闪发亮，在空中晃动着，阳光折射，化作一道道刺眼的光芒。

还有一道光芒，那就是尹指导员。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尹指导员，也就是我们的尹队长站在操场上，嘴上衔着哨子，机械而规范的步伐，沙哑而清晰的口号让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血脉贲张。不知道为什么，尹队长总喜欢穿洗得有些发白的绿军装，红色的领章显得格外鲜红，军帽显得更加碧绿。

很长一段时间，尹队长的军装和军帽，成为我们学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就是在那个阶段被选为七连三排副排长的。当时，我走在我们排的最后，尹队长突然喊住了我：“你，出列。”

“在小学当过干部吗？”他问。

“没有。”我认真回答。

“他当过，”排里有几个我的小学同学，他们起哄，“他当过司令，还当过‘座山雕’。”

“司令？”尹指导员不解，“什么司令？”

同学拿我开涮。有的回答是红小兵团的司令，有的回答是孩子头的司令，就像座山雕一样。尹队长听了摆摆手，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你口号喊得响亮，你就是七连三排副排长了。”

就这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上班干部，尽管是个副的。

尹队长率领我们32中学7年级在操场上转了多少天我已经忘记了，我只是记得很多红缨枪上的红穗没有了，枪头的银粉色没有了，甚至有的学生红缨枪上的枪头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根棍子扛在肩上。转啊转，好不容易我们进了教室，屁股在教室的凳子上还没有坐热，工宣队的师傅就来了。

学工开始了。

工宣队的师傅就来自我们学校的对面——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之一的济南汽车制造总厂，被济南人誉为“汽老总”。

工宣队的师傅不像军宣队，穿着军服吹着哨子喊着口号自有一种威严。他们穿工作服，而且是胳膊肘子那里还加一块补丁的那种，他们嘴里叼着烟，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茶缸，喝起水来，喉咙咕咚咕咚作响。

工宣队带我们学工好像没有太多的仪式，工宣队的师傅直接带领我们走出校门，来到学校对面的“汽老总”，在“汽老总”大院里转来转去来到一个车间，有一个师傅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副手套，几张砂纸，指了指车间里堆满的汽车零部件，说道：“任务很简单，擦铁锈。”

我和我的同学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郁闷，他们把我们领进车间，擦完排气管擦油箱，擦完油箱擦车头，我们一张张砂纸擦破了，甚至连手套都擦得露了手指头，但车间的师傅太里吧（济南方言：不够意思），基本上都是我们在那里擦铁锈，而他们在车间里围坐在一起，聊天说笑，打打闹闹。不是男的追男的打闹，就是女的追男的打闹。有一次我看见几个女师傅追上一个男师傅，把男师傅按在地上，把男师傅的裤子扒了，几个女师傅有的抓胳膊，有的抓腿，抬起男师傅蹾他的腚瓜（济南方言：屁股），男师傅的花裤衩一闪一闪……当然，工人师傅还要参加各式各样的批判会，还要在厂里面张贴大字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有一天，工人师傅一边用大茶缸喝着水，一边在指导我们擦着汽车的排气管，这时车间里的大喇叭响了，让全体工人到厂门外集合，参加支援另外一个工厂造反派的行动。顿时，车间里少了许多工人师傅。没有了监管，那还不乱套。对于玩腻了儿时游戏的我们来说，在车间的机器设备上玩耍，是我们新的游戏。当然除了擦铁锈。

有的跳上车间吊装机器的行车，有的爬上还没有组装完毕的汽车驾驶室，玩的最多是几个人把一人多高的汽车轱辘竖起来，在车间来回滚……

多么独特的景象：工厂的工人们丢下车间里的汽车零部件，头上戴着安全帽，胳膊上戴着红袖标，走出工厂，声援一个又一个造反派。车间里，一群初中生，把安装在汽车上才能转动的汽车轮子，当作玩具在车间里滚来滚去。

玩得正酣的时候，“汽老总”的师傅把我们赶回了学校。

学校也上课，也有班主任，甚至也有考试、也有分数，但这些和升学无关，和毕业无关，学校只是学生集中的地点。

我第一个班主任是一位姓丁的语文老师，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帅哥。他不但长得帅，讲课也很风趣，因此他上课的时候，不但旷课的学生少，课堂纪律也很好。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毕业于北京师大，在大学期间就是帅哥加才子，要是放到现在，他身边会围满了形形色色的美女……但却因为家庭原因，一直没有结婚。那时我们不会关心他的婚姻问题，更不会注意他的生辰八字，只是知道他上课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开学没几天，丁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老师迂腐的故事：

古时候有个先生教书，看见下雨，就吟诗一首：天上下雪不下雨，雪到地上变成雨，要知下雪变成雨，不如当初就下雨。他的学生看见先生那么迂腐，就笑话老师：老师吃饼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是屎，要知吃饼变成屎，不如当初就吃屎。

这个故事放到现在一点儿也不好笑，现在如果哪个老师想用这个故事哗众取宠，恐怕会被学生扔出窗外。但当时我们全班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下雪吃屎的故事比现在的微信还快，迅速传遍32中学。七连三排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语文老师，他讲课太幽默了，太风趣了，太经典了……

后来我做了一个统计，我们七连三排的全体学生，语文成绩普遍比数理化要好，如今我甚至能写一点儿文学作品，应该也和丁老师讲故事有那么点儿关系。

我们班主任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但好景不长，丁老师很快从讲台上消失了，据说丁老师受到批判，原因是经常给学生讲封资修的东西。

丁老师被批判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关注，那个时候好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的少年时代是多么愉快：早上起来用开水、酱油、猪大油泡一个窝头，对母亲说我上学去了，母亲看都不看你一眼，因为她需要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你背着书包，可以去学校，可以去公园，也可以去别的学校，当然去别的学校是为了找朋友去玩。玩什么呢？玩不好就会和同龄的孩子打起来。虽然窝头的热量不如现在的面包和鸡蛋，但你满头大汗地跑回家，有时候身上带着血迹，衣服被撕破了一角，只要你沉住气不说，你的家长就发现不了，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关注的永远是还有几天发工资，这月的粮食计划快没有了，油票、布票、肥皂票、火柴票、鸡蛋票、副食票……快没有了。

尹指导员点名我为七连三排副排长，干部的身份让我来了积极性，很长时间早早起来，泡上一个窝头，背着书包，沿着工商河走进教室一直把窝头的热量消耗在32中校园内。

所以说，我在初中一年级一直是一个好学生。这个好学生远远超出了学校要求的标准。当时我们32中要求学生做一个好学生是有标准的：

不旷课，不打架，不穿奇装异服，不耍流氓。

在20世纪70年代初，济南人把在街上打架斗殴的少男少女形容为“好孩子”，这个称呼很有赛（济南方言：很棒），那个“好”字念成阳平音，还拖着腔。形容他们的穿衣打扮更为流行：

小白鞋，不系带。鸡腿裤，双明线。大翻领，亮亮块。没有手表系手绢，大链盒的自行车倒倒链。

具有上述行为和穿戴的人当时一律被济南公认为“好孩子”。具有上述行为人的旁边再有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就被称呼为“马子妮儿”，学校被点名批评的两条标准你就都有了。

其实，被学校批评又怎么样？学习好又怎么样？做一个好学生又怎么样？学校一会儿学军，扛着红缨枪满院子转；一会儿学工，擦铁锈手套擦破了好几双，也不见工人师傅继续做下面的工作；一会儿学农，到农村帮助生产大队夏收，割的麦子还不如糟蹋的麦子多……在课堂，老师漫不经心，你愿学不愿学坐在课堂上，期末考试考满堂红家长不理你，考一篮子鸭蛋家长不管你，因为学习成绩不关你的前途，不关招工上班，不关家长粮食计划以及副食品计划的增加。你还是你，你最终的目标是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躲避一下还是有必要的。说不定两拨这样的少年碰在一起，一个穿着鸡腿裤、小白鞋的少年来到另外一个同样穿戴的少年面前，用手抓着对方的自行车车把，质问他为什么抢他的“马子妮儿”。大链盒自行车上坐着一个穿着白色大翻领衬衣的少女，嘴里叼着烟，鼻腔里不断地“哼”，骑车的少年，腰里别着三截棍，大拇指向后指着少女：“歪蛮的（济南方言：骂人的口头语），你的马子妮儿？你喊她她答应吗？她答应，我立刻走人，她不答应，我立马放挺了你……”对方接着回答：“你小子胀饱（济南方言：不自量力）。”一场打斗就不可避免了。作为同龄人，你要是躲避不及时，双方都会认为你是对方的人，一个老宝（济南方言：拳头）上来，老宝手上套着嘎丝（当时济南孩子打架用的工具）“亲吻”到你的脸上，会给你留下深深的疤痕。

“震天桥”这个当时誉满泉城的群体听起来很可怕，就像旧社会的土匪，我认为是严重的妖魔化了。其实，他们就是一群“看破红尘”、精力旺盛的少男少女。别的不说，具有这样标准的少年我经常遇见，他们大都是生活在官扎营、堤口路、工人新村、馆驿街、丹凤街……社会最底层的半大孩子，他们本身对学习不感兴趣，其实上学与不上学又有什么两样？五年（那时是初中三年、高中两年，一共五年中学教育）下来还是要下乡，与其在学校被管制，还不如在社会上游荡，他们干坏事，打架斗殴，抽烟喝酒，抢军帽，自行车的后座上带着女孩子到处骚扰在校学习的同学。说起来也怪，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文革”的后期，政治运动的激烈震荡，所谓的“震天桥”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母亲到武汉看望已经当兵两年的我问道，你那段时间逃学，是不是真的学坏了，就像“震天桥”的坏孩子一样？母亲的问题让我很不高兴，我回答母亲，你知道你儿子在中学是什么吗？是干部。红卫兵济南市第32中学校委会委员，七连三排副排长。

母亲笑了，干部？干部还抢军帽？

我无言以对。那毕竟是一次抢劫，严格意义上讲是犯罪。

70后、80后、90后，无论对哪个年代的孩子讲：军帽就是部队战士戴的军帽，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男孩子最向往的奢华服饰。我记得，当时我们走在大街上，就像现在的孩子发现谁的手上提着世界名牌皮包，谁的身上穿着世界名牌服装一样，我们会迅速发现谁的头上戴着军帽，哪怕离我们几十米，我们也能判断出他头上的军帽是仿制的（也就是假冒产品）还是真的从解放军头上摘下来的。

我一直对一种观点持反对意见：那个年代我们之所以钟情于军帽，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物质供应贫瘠，除了挣钱少，什么物品都需要票，因此，军帽或者军装就成为青少年的奢侈品。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那个年代，从站在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一直到生活在我们官扎营底层的老百姓，他们都活在精神世界里，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十里长安街的检阅车上，挥舞着军帽，我就认为，军帽巨大的诱惑就来于此。

当然，一般同学的头上真不敢戴货真价实的军帽。记得我们班有个叫齐本贵的同学，初中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他就开始戴着一顶军帽，我们大家审验过，他戴的军帽的帽檐光滑，帽檐发硬，用手怎么折帽檐，帽檐里面的衬垫也不会折断，而且帽檐有一个自然的弧形，帽檐弧形的中心也就是帽檐的中心，戴在头上，你的视线永远也挡不住。他对我们同学讲，他有一个表哥当兵，因此他有一顶军帽不奇怪。

不知道谁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军帽。对于这个外号我们排的全体同学都没有异议。但对于他的军帽来源或者说他是否有一个表哥，而且表哥的爸爸，表哥的弟弟，表哥的姐姐爱人的弟弟都是解放军的说法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他爸爸就是一个烤地瓜的，每天在天桥底下摘钩，挂钩，刳茬钩（济南方言：形容烤地瓜的工作），谁知道他在哪里抢了一个军帽，冒充家里有一个表哥……也有赞成齐本贵的，他们说，表哥还有捏造的啊？不要小看他爸爸在天桥底下“摘钩，挂钩，刳茬钩”，想当年他爸爸可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1948年中秋节解放军攻打济南时，跟着国民党第96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在一家机械厂当厂长，没想到，“文革”开始，他胸前挂了大牌子，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管了两年后放出来。厂长当不上了，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和齐本贵的娘一起烤地瓜。

一个在大街上烤地瓜的是特务，太可怕了。很容易联想到电影《秘密图纸》《铁道卫士》《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的特务。那时，别说你烤地瓜谋生，就是你拉套子、扫煤渣、砸石子、倒垃圾……养家糊口也没有人笑话你，但你是特务的儿子，可就让同学“刮目相看”了。

一个特务的儿子你神气什么，还戴着军帽？看到齐本贵我就想。

后来我们才知道，齐本贵的父亲还真是特务，不过不是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的特务，是我党在国民党96军内部发展起来的秘密党员。齐本贵的父亲跟着吴化文起义，接着参加了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负伤，回到济南转业。而他的部队，一直打到云贵川。有一点我们同学猜对了，齐本贵的表哥的确不是齐本贵的表哥，不过是齐本贵父亲战友的孩子。齐本贵父亲的战友带着自己同样也是军人的儿子，路远迢迢从昆明坐飞机来到济南，写了无数份材料，按了无数个手印，最后这个军分区司令员对办案人员拍了桌子，差一点儿骂娘。齐本贵的父亲是解放济南的英雄，要不是他在96军内部策反，吴化文起义哪有那么顺利，解放军攻打济南还不知道牺牲多少人！特务帽子摘了，但“走资派”的帽子摘不了，齐本贵的父亲从监狱出来，在天桥底下“摘钩，挂钩，刳茬钩”，父亲的战友临走时问齐本贵的父亲还需要什么？齐本贵的父亲还没有说话，齐本贵却毫不犹豫地要求：“能给我一顶军帽吗？”

当时，我们的确不知道齐本贵军帽的来源，但是齐本贵头上的军帽让我们排的同学羡慕不已。据我所知，齐本贵头上的军帽早已经不属于他了，打他主意的有好几拨，各种“帮派”人的眼睛都在盯着齐本贵的头。

说实话，这里面也有我。我几次开玩笑把齐本贵头上的军帽抢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惹得齐本贵汗流浃背地和我抢，有一次都哭出了声，我才把军帽还给他。但是，我却劝告和我关系很好的几个“帮派”小头头：你们别动真格的，不能真的抢他的。我毕竟是干部，是副排长。想当年在小学发生的“座山雕”事件也是我在中学坐稳排干部的资本。我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抢他的，他在你眼前哭哭啼啼，烦不烦，有本事抢其他学校的。看来我说话还是管用的，齐本贵有一天突然在我们视线里消失（后来知道，他当兵去了），军帽也没从他头上消失。但我们学校门口却经常发生打架斗殴，同学告诉我，其他学校学生的军帽，被我们学校的学生抢了，他们来报复……

我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现齐本贵不来上学了。1970年的夏天，眼看还有几周就要放暑假了，齐本贵突然从学校消失了。问了很多同学，都说不知道。我去问老师，老师还不以为意，说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不是突然当工人了，要么就是去了建设兵团，本事大的就去当兵了，反正都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齐本贵消失就消失了吧，他又不是我的亲兄弟，最好的同学都算不上，碍我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心里就是拧成一个疙瘩，跑到齐本贵家，自我介绍，我是他的副排长，他为什么不去上学了。齐本贵的父亲，不愧为特务，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说他回老家了。回老家？鬼才相信。我一连跑他家好几趟，终于有一次那个特务不在家，他妹妹和我说，她爸爸不让她讲。哥哥到昆明找表叔去了。他妹妹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想，一种失落让我心里空荡荡的。

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齐本贵离开学校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加速了我心里越来越清晰的厌学情绪。

1970年秋天，初中二年级开学第一天，像往常一样，早上起来泡上一个窝头，吃完窝头我去找姓徐的一位同学一同上学。结果徐同学不在家，当时我的心里就是一紧，徐同学不会也去找“表哥”了吧？好在他妈妈告诉我徐同学和他哥哥一起去拉石子去了，他们一家靠的是砸石头过日子，我的心这才放下来。那一天，我一个人沿着济南北郊的工商河向北——济南第32中学方向走，真的不知道坐在无聊的教室里如何消化一个窝头的热量。

我当然不是在写小说，时间过去四十五年了，四十五年前的细节，心理变化等等我是无法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但有一点，那件事毕竟发生了，发生得那么突然，突然得让我一生都没有做好准备……

我忽然发现工商河对面有一个男生，他头顶上的军帽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说过，我们对军帽的判断绝对是高水平的，目光一扫就知道，这是一顶正宗的军帽，而且有九成新。我迅速作出判断，背着书包，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也是去上学，他走的那个方向只有小学。也就是说，虽然他的身高和我差不多，但他的年龄肯定比我小。我注视着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鬼使神差地和他朝一个方向走，过了工商河的桥，慢慢跟在这个男生身后。要说我是疯了，但我很理智，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不能发生在大马路上，这个男生上的小学必定穿过我所居住的街道，那些街道纵横交错，随便在街道里面拐上几个弯，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实也是这样，我从一条巷子口上突然出现在男生面前，在男生的惊恐中，我一把抢过他头顶上的军帽，撒腿就跑，三拐两拐，男生的哭声我就听不见了……

军帽戴在了头上，一连几天却不敢到学校去。军帽哪来的？我耳边仿佛响起同学的质问，哪来的？我总不能说我也有一个“表哥”吧？我也尝试着把军帽放进书包，还没有走进学校，忐忑不安的心怦怦直跳，害怕面对同学，害怕时间走得太慢……

有一个细节我永远难忘：我背着藏有军帽的书包，几次来到那个男生的小学大门口，希望看到那个被抢的男生，但那个男生始终没有出现。

我脚步又重新走到大街上，大街上毕竟还有不上学，到处游荡的男男女女的学生……

纸包不住火。母亲终于发现了军帽。作为街道主任，她不会不知道儿子书包里突然多出了一个军帽意味着什么。母亲问，军帽哪来的？

我有勇气抢军帽，但却没有勇气撒谎。

对我犯下的错误母亲第一次不打骂不发火。她看了我半天说道：“你当兵去吧。”

我的人生从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