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回来那天，一大早，天上飘起蒙蒙小雨，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土腥味，还有小草淡淡的清香。

上午九点，两辆小汽车驶过湿漉漉的街道，停在了村委会大院。雨突然停歇了，露出一大片湛蓝的天，阳光洒满了大地。

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是县委宣传部的王部长。他拉开后面的车门，非常小心地搀扶着老人下车。

戴一副眼镜，有几分斯文的刘乡长从另一辆车上下来，他向迎候在院里的村干部们介绍客人。其实根本不用介绍，大贵早抢先一步，一把攥住了老人的手：“大伯，我是大贵呀，盼您回来好久了！”

老人比大贵想象的要年轻一些，但脊背佝偻得厉害，穿一身灰色运动衫，戴一副茶色太阳镜。大贵心里一热，眼窝就有点发湿。

老人抓住大贵的胳膊，笑呵呵地说：“哎呀，你就是大贵呀，我上次回来，你还跑着耍哩。”老人的声音嗡嗡的像低音炮，不但让大贵，也让所有人都无比惊叹：哎呀，哪儿像九十多岁的人，说话中气这么足！不愧是从战场上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老人仔细地瞅大贵，说，你长得像你爹，小时候我俩没少在一起耍，还在村南苇塘里捉过“苇喳子儿”（一种鸟儿）。他还健在不？大贵说：“都去世十多年了。”老人呃一声，问，多大上？大贵说，七十三。老人边摇头边念叨：“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可惜呀，见不到我老兄弟了！”

老人又说：“我当年跟着队伍打鬼子，家里全凭你爹你娘照应哩。”老人的嗓音就有些哽咽，用手揩一下眼角，脸色沉重起来。大贵眼里也汪出泪花，他把老人的手握得更紧。老人提了几个名字：焕秋、眯瞪，还有偏头，竟然都作古了。老人的脸色比刚才又沉郁了一些。

以老人的意思，先在街上轉一转，看一看。阔别故乡几十年，他恨不能走遍村子每个角落，寻觅一点儿时的痕迹。但老金和大贵执意让老人先去村委会喝杯茶，听听村里的情况。无奈，老人由儿子和大贵搀扶着上了二楼会议室。上楼时大贵更感到了老人的不同寻常，老人的腿迈得坚韧有力，两只穿深蓝色运动鞋的脚踏在楼梯上，像鼓槌击打鼓面，哪像那么大岁数的人呢？这让大贵恍若看到了当年那个骁勇无比又一直在父亲口中、也在全村人口中传诵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本家大伯！

大家在收拾得干净整洁的会议室落座后，老金代表村里，说了几句欢迎老人回来的话，也算小小的欢迎仪式吧。然后开始汇报，主要谈近几年村里的发展情况。

作为村支书，这也是老金最津津乐道，最引以为豪的。截至目前，他们村大大小小的板材厂和家具厂已不下几十家，可以说一抓一大把。据说，家财千万的大老板都不少于十个了，村里光“奥迪”就有二十多辆，这在全乡都是拔尖儿的。老金说，有钱了，人们就拆旧房盖二层小楼。其实这些厂子和老金没什么相干，但他是村里一把手，脸上有光啊。老金说得兴致勃勃，还不时扭头让大贵补充或证实一下，大贵毕竟是老人的本家侄子，又是村主任，似乎比他更有说服力。

老人听得入了迷，连茶水都忘记喝了，太阳镜早被他放到了桌上。没有了太阳镜的遮掩，老人眼角的皱纹叠成鱼网状，下垂的眼袋像俩大肉瘤。大贵心里一沉，仿佛才感到大伯的确是岁数不小了。但又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回来看看。自从接到老人的儿子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又想不明白。

老金刚介绍完毕，老人就迫不及待地发表感慨。他说，我们当年为什么要舍家撇业地跟着共产党干呢，为什么要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和敌人拼命呢？不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咱村当年好几百亩地，大多是香保和老费家的。人家大白面馒头不断顿儿，咱穷人哩，一天能吃上俩高粱面饼子、喝碗稀粥就不赖了。人家过年要杀一头大肥猪，咱们只能买上几根猪骨头啃啃，哎呀，那个世道不公平！我这次回来，看到咱村变化这么大，打心里高兴！除了个别音节，老人口音基本没什么变化，这让大贵想到了逝去的父亲，还有家族中其他长眠于地下的长辈。一种源自血亲的力量，让他的心悸动了一下。

从会议室出来，大家簇拥着老人来到大街上。

老人的手微微颤动，他望望天，又望望脚下的地。还没走几步，就不再让儿子和大贵搀扶了，他要自己走，仿佛只有自己走才觉得不是梦幻。这是他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街道呀，从童年一直走到成年，上面落满过他大大小小的脚印。

大贵伸出胳膊，还要客气，老人的儿子朝他摆摆手。这是老人的长子，长条脸，宽下巴，高颧骨，眉毛粗短浓黑，和老人有几分相像，但白净清秀，多了几分南方人的特质。唷，这是那条主街吗？老人一边走，一边问大贵。大贵点点头说，没错。老人瞧瞧脚下，水泥路面让小雨冲洗得白亮干净，就说，好，好，这路不错。再往两边看，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瓷砖贴面，洁白的塑钢门窗，呈现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老金伸手指着身边的小楼，眼里闪出亮光，瞅着老人说：“这就是新民居，您老看好不好？”不等老人开口，又说，“早年不是有个说法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嘿嘿，咱不但实现了，再过几年，俺们还打算盖几栋楼房，新农村嘛，就得和城里一个样儿。”

老人停下来，惊叹得直咂巴嘴：“想不到啊，咱村变化这么大！”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老人停住，扭头四下寻找什么。

老人伸手往地下指指，说，从前这里有一棵大槐树，树底下有一盘石碾。你看，这树也没了，石碾怎么也不见了？

老金怔一下，赶忙解释：“是这样的大伯，那棵树我小时候也见过，一个人搂不住！”就张开粗短的胳膊做了个合拢状。老人点点头，说没错，我小时候也搂不住！好大一棵树！它长得好好的，啥时候刨了？那两只茶色镜片就直直地盯住老金。老金被盯得心里有些发毛，右手插进浓密的头发里，用力挠几下，回答：“大伯，是最早修路那年刨的。”

老人又问起那个石碾。

这一问老金顿时乱了方寸，支吾了半天才说：“呃，对了，好像前些年让人给砸了。”

哦！老人张大嘴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是假牙。真牙哪儿有那么白？他怔怔地望着老金，问，为什么砸了？谁砸的？

老金眼珠子转几下，又啊嗯了半天才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他其实是在搪塞老人，那石碾当年就是他领人砸的。他一接前任的班，就领一班人砸了。当时村里有种说法：不用的石碾放着不吉利。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不吉利！

于是老人唏嘘不已，不停地摇头，说那么好一个石碾，怎么说砸就砸了呢？当年那是大家凑钱买来的，光往村里运就费了老大劲儿。老金赶忙解释，说村里老早就用上了磨面机，石碾没用了呗。大贵也给老金解围，说石碾放着毕竟碍事儿，就砸了。

老人嘴巴紧紧闭起，下巴上就现出一堆皱纹。大贵瞥见老人脖子上也满是皱纹，像一块揉皱的旧衣布。老人就这么站着，久久不愿离开。过了许久才说，当年大家喜欢坐在大碾盘上吃晚饭，一边吃一边扯闲话，那才叫舒服哩。小孩子们爱在大槐树底下捉迷藏，趴在碾盘上听大人讲古，讲薛仁贵征西，讲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后天天吃饺子，说天天像过年，结果只做了四十二天皇帝。本来他有做四十二年皇帝的命，非说天天像过年，可不就做了四十二天呗。

“哎呀，再见不到那个石碾了！”老人像失去了一个非常要好的伙伴，一脸痛苦，接下来说了这么一句话，“咱村里唯一还认得我的，也许就是这个石碾和那棵大槐树！可都没了！唉呃——”

就是这句话，让气氛顿时压抑起来。大家都默然不语，大贵心里更像扎进了一根刺儿。

老人的儿子赶忙解释，说父亲年岁大了，这几年更爱怀旧了，要不非得回来看看呀，任谁也劝不住！

到底是县里的王部长见多识广又有文化，随口说了一句陶渊明的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然后哈哈地笑着打圆场，說人哪儿有不恋旧的？就连鸟儿，不是还恋旧枝吗？何况，像大伯这样离开故乡半个多世纪的人，不想家才怪！

他这么一说，大家纷纷附和道，大伯实在难得呀，这么大岁数了还牵挂着故乡。这次老人回来省亲的消息，是大贵告诉乡里的，乡里认为这是件大事儿，又告诉了县里。因为老人是县里唯一一位将军，县志上都有专门介绍，还有老人身着戎装、胸前戴满功勋章的照片，那是当年军委授勋时照的。虽说老人早已离休，但毕竟是县里在外面职位最高的，因此县领导对老人这次回乡非常重视，特意派王部长前去机场迎接，而且还全程陪同老人。中午的接风宴，早安排在了县里最好的饭店，领导们都要出席的。一个县能出个将军实属难得！

老人说：“你们别夸我，我就是回来看看，看看小时候耍过的地方。这些年晚上一合眼，想的就是村里人，村里事儿。”老人的声音都几度哽咽了。他儿子担心老人的身体，劝老人不要太过激动。大贵也劝，大家都劝。

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几个在大街上唠嗑的老头老太太围上来，惊奇又亲热地和老人打招呼。他们也都六七十岁，虽说和老人不曾谋面，但久闻老人大名。老人使劲儿握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说，今天能见到你们，我也非常高兴！

和他们告辞后，大家领着老人来到了他家老宅。其实只能说是老宅的位置，因为老人出生又长大的老屋，哪儿还有一点踪影呢。那是三间土坯房，他前妻一直住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用他寄回的钱翻盖新房。前妻去世后，老人就把那三间房无偿地捐给村里，村里就拆掉盖了大队卫生院。现在还是卫生院，只是房子又翻新了，依然是平房，但高大宽敞，也是瓷砖贴面、铝合金推拉门窗，完全是现代化的样式。

老人在院子当央停住了，环视一圈儿，喃喃地说着什么。王部长和刘乡长对视一下，担心老人因情绪太激动发生意外，但又不好说什么。刘乡长两手扣在一起不安地搓动。

老人嘴里发音终于清晰起来。他说一闭眼，就看到了那棵枣树。他走到院里的偏东位置，伸手指着有些湿漉漉的地面，说就是这个位置，没错！枣树是他头参军那年和妻子一同栽种的。记得“文革”前那次回来，它长得都有大腿粗了。非常奇怪，他没有吃过树上的枣儿，但一想起它，仿佛就闻到了枣花的香味，嘴里也满是枣香。

“就是这个位置，我不会记错的！”老人抬脚在地上踢几下，非常肯定地说。他的声音很高，空气都震荡起来。因为踢得用力，松软的泥土被他踢出一道浅沟儿。忽然，他像想起什么似的，问大贵：“好好的枣树为啥也刨了？”

大贵和老金又都慌了神。如今村里的树们大多是短命的，尤其人们住上了小楼，装了空调，就不再依赖大树遮阳，没人把树当回事，于是院里只种些花花草草。怎么回答老人呢？明说吧，怕他伤感，大贵一拍脑袋，就说：“哎呀，大伯，我想起来了，前几年那树不知为啥突然不结果了，你说，不结果还让它长着干啥呀？就是不刨，也不中用了，太老喽。”说完突然意识到不妥。老人果然叹息一声，说树和人一样，都有老。边说，边无奈地摇头，也有自嘲的意思，一头银发，像风中的一团棉絮。这时院里的气氛又沉闷起来。因为吃不透老人的脾性，谁也不敢再搭话。

“爸，咱该去坟上了。”经老人的儿子一提醒，老人才开口了：“走，看看你爷爷奶奶去！”

老人家的祖坟位于村西一座沙岗上。因为没有占耕地，所以才幸运地保留下来。远远望去，那只是一片杂树林。杨树发芽儿早，酱红色的叶片已完全舒展开，闪出一抹嫩黄。几簇黄绿色的打碗碗花儿，像星星一般点缀在坟包之间。湿润清新的泥土味，扑进大家的鼻子里。

祭奠仪式非常简单。当纸灰随着火苗升腾起来，老人把太阳镜递给儿子，深深地给九泉之下的二老鞠了躬。之后，又在紧挨二老的一个坟包前也鞠个躬。大家知道，下面就长眠着他的前妻，那个痴情又苦命的女人。老人嘴里叨念了几句什么，谁也听不清，也许是说给那个女人的私密话吧。然后蹲下来，望着坟包呆呆地出神。老人的儿子说：“让我爸歇会儿吧。”

老人就这么蹲着，对大家说，他为什么突然回来呢？因为前些日子他梦见前妻了。前妻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红彤彤、胖嘟嘟的脸，哪儿都没变，笑眯眯地对他说，咱家树上的枣儿把树枝儿都压弯了，又大又红，比哪年都结得多。那年你还没吃上枣哩，就跟着队伍走了。她还告诉他，如今乡下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要他务必回来看看。老人说完叹息一声，说就是这个梦，才让他赶在清明节前回来一趟的。当初，万不该给她写那封信……

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是大贵，他见过那个本家大娘。那时他还小，时常听大人们说她傻，说男人和你离婚了，你还不改嫁，还像从前一样侍奉公公婆婆，又养老送终，图个什么？人们不理解，大贵也不理解，但他觉得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的大娘一点不傻！后来听说，当年大伯随部队南下时，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为不连累年轻的大娘，給她写了一封解除婚姻的信，同时也委托区委会做大娘的工作;大娘也给大伯回了信，说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她要等他回来;终因战乱，这封信没有寄到大伯手中……大伯家没有近亲，从前大贵父亲每天给大娘挑水，大贵长大后就接替父亲，直到大娘离开这个世界。

此时，望着老人一脸的懊悔和凄楚，大贵眼睛发酸，心也像让东西撞了一下。大家都没有想到老人这次回乡会是这么一个结局，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呀，如果那棵大槐树、那盘石碾还在，那棵老枣树还在，老人心里也许能得到一点慰藉吧。那是时光留给人的一点难得的念想。他们能感到老人心里空落落的，他们心里也空落落的。

这时，大贵兜儿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女儿小霞打来的，说：“爸，我决定了，我要打掉！”

死妮子，你往前走没错，可得给人家留个后呀。大军可是根独苗儿！——还没张口呢，已传来嘟嘟的断线声。他想打过去，又作罢，这场合怎好说这个？

老人回去没多久，就传来辞世的噩耗。

老人的儿子在电话里对大贵说，父亲走前留下遗嘱，要把他大部分积蓄捐给村里，也就三十万，让用在该用的地方。哪儿是该用的地方？大贵和老金犯起了思量。

几天后，还是老人的大儿子送老人回来的。老人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盒。按照老人的吩咐，他要在老宅院里逗留一会儿。大贵把本家晚辈都唤了来，却没让女儿来。这几天女儿正和他怄气，无论他和亲家公如何做工作，女儿就是不松口，担心生孩子再嫁人受影响。她妈也这么认为。直到亲家公提出给五万元做补偿，女儿和她妈才动心了。大军是个好女婿，和小霞结婚还不足一年，却不慎从城里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他觉得那钱拿着烫手！

伴随着二踢脚的脆响，老人的骨灰盒被大儿子抱在怀里，走出院门后，在大家的簇拥下，朝老人家的祖坟走去。

骨灰盒里没有老人的骨灰，只放了老人一顶旧军帽、一件旧军装。老人的儿子解释，虽说他非常同情那位大娘，但弟妹们一致认为不能按照父亲生前的意愿，分一半骨灰给她，那样对母亲不公平！没办法，他得少数服从多数。

在沉重而纷沓的脚步声中，大贵望着骨灰盒上大伯的遗像，忽地生出个想法：用那三十万在大伯家老宅建个村史馆，里面除了陈列早已废弃的农具和石碾、石磙、牲口槽等等，还要有本家大伯的事迹。当然，更少不得他和大娘这段尘封已久的爱情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