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去姨父家的“地下银行”是2012年晚秋，此时，与其叫作银行，倒不如称为地窨子或地下室更恰当，因为多少年了，里边早已不见了当年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有时是萝卜、白菜、地瓜之类的过冬吃食，有时则是其他用途，尤其最后十年，基本上就是闲置了。毕竟姨父姨妈年龄太大了，不能再扶梯而下，更没法进行管理了。
深2米，面积20平方米的地下室确切地说是当年“鲁西银行”的一个分行。1940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鲁西区建立了第一个行署级抗日政府——鲁西行政公署，伴随着行政公署的成立，于1940年4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供给部又在山东东平县土山村筹建了“鲁西银行”，而郓城县的第一个分行旧址，就是我姨父家目前的这个“地下室”。因为当时姨父的父亲是一一五师的一个团长，也是郓城县第一批中共黨员，姨父和三个姐姐受其父影响，也都早早入了党。
听姨父说，他参与了“鲁西银行郓城分行”的秘密筹建，建好后，他分管钞票的切割、分封、废纸币的焚烧处理等工作。那时他们总是白天睡觉，夜里点着煤油灯（那是没电）在地下工作，即便如此，为避免印钞的声音不慎传出，八路军又专门安排两个女同志扮成他家的佣人，晚上在银行上面的跨院西厢房纺花、织布，这样既放了哨，又遮掩了印钞的声音。姨父说，因为煤油灯烟大，几个通气孔又小，里边总是烟雾腾腾的，一夜下来，他们的脸熏得就像煤黑子，连鼻孔都是黑的，只有两只眼睛熬得通红……我能想象到他们的样子，也能想象到他们的艰辛，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神秘的地下身份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我曾告诉姨父，如果我也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也参加革命。但地下工作者的牺牲和付出，又岂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所能理解的？
姨夫家的地下银行只生存了一年零八个月，就因叛徒告密被迫迁走。临走时，鲁西银行副经理张廉方建议姨父一起转移，但姨父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姨父的父亲和三个姐姐都参加了抗日，他们常年在外，有时几年都没点音信，而家里就姨父一个男孩，何况那时姨夫的前妻快要分娩……于是组织上决定留他在家乡做地下联络员。但由于银行遭到告密，从安全考虑，从大局考虑，组织上还是把姨父秘密保护起来一段时间，也就是这段时间，姨父的母亲和前妻都受到敌人的审讯、拷问，在担惊受怕的日子，前妻早产、大出血，大人孩子都未保住。姨父每每提起这段往事，总是充满了忧伤、无奈和遗憾，但姨父毕竟是个乐观豁达的人，他很快就会变得神采飞扬起来，整个人充满了激情和斗志，为此我很崇拜姨父，常常无限尊敬又有点儿玩笑地说：“原来英雄就在我身边啊！”“那当然，你是不是感觉做我的女儿特光荣？当年我若跟着银行转移了，现在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元老了……”
姨妈和姨父没有孩子，而爸妈四个孩子加上上班，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我上学前基本上是跟他们生活，上学后，一到放假就回到他们身边，他们也一直视我为己出，而且特宠我。记得小学三年级那年寒假非常冷，我每天起床的条件是：起床后让姨妈和姨父围着院子背我两圈。现在想来我是那么任性和不懂事，可他们总是乐呵呵地满足我。后来，我都上初中了，每次放假回去，姨父总是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闺女，咱再走两圈？”姨父的意思是围着院子再背我两圈。“当然得走两圈了。”我一边回答一边趴到姨父背上，他就乐呵呵地背着我在院子里转。姨父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而背我又好像是他的一件乐趣。姨父最后一次背我已经六十七岁，或许和我长得瘦小有关，或许因为他身体特好，记忆中那次他一点儿都不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70岁以前从不知道药片是什么味。姨父90岁的时候，仍然拉车干农活，看上去就像60岁的人。但2012年的晚秋，99岁的姨父让我真的感到老了。虽然他仍然没什么病，但已经不怎么出门，不怎么说话，饭量也很少，每天更多的是躺在床上睡觉。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说：你姨父一年不如一年了，说不定哪一天就睡过去了，你要多去看看。对此我也早有觉察，只不过心里不愿承认罢了，经母亲这么一说，我便有一种恐慌，姨父是我的至亲，我不舍得姨父离去。
2012年晚秋的那天，姨父坐在老八仙桌前孩子一样吃着我带去的东西，让我一下子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小时候，他每次赶集回来，我都迫不及待地趴在这张桌子上享受他买的美味。即便是到了大学期间，他家的老罗柜里（一种老式的非常大的柜子，流行与三四十年代）永远有留给我的零食。大三那年，他们竟把中秋节的月饼给我留到寒假，因为那月饼是他外甥（姨夫三姐的儿子）从北京捎来的，他们感觉很好吃，就给我留了一盒……
让我难过的是，95岁以后的姨父自从一次骑车摔倒后，老得非常快，记忆力也明显下降。2013年春节我去看望他，一开始他怔怔地看着我，好像没认出我是谁，是姨妈趴到他耳边大声说：“久儿回来了，久儿回来了（姨父给我起的小名）。”姨父对我笑笑，客气地说：“请坐。”我心里一惊，难道姨父大脑断片了吗？没想起来我是谁吗？于是我抓住他的手故意问：“您想久儿了吗？”他重新看看我：“是俺久儿回来了……”他的嘴唇有点哆嗦，眼里泪汪汪的。我赶快拿出吃的哄他，让他转移情绪。姨妈却在一旁提醒我：“别让他多吃，他现在有点儿不知饥饱。”为了引起他的兴趣，我又说：“我想到你的‘地下银行’看看。”姨父看看我，笑笑，没有其他反应。姨父聋了，而且聋得比较厉害，他一定只隐约听到了我的声音，而没有听清我说什么，还以为我让他多吃点儿呢，所以他继续吃东西。姨父的确老了，老到大脑有时断片，老到连和我对话都有了障碍……我忽然又想起母亲的话，不觉心里一酸，赶快扭脸跑出去，说要到“地下银行”里看看。其实我怕姨妈看见我的泪水。虽然姨妈也83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
就这样，我一人走进曾经的“地下银行”，泪水再也止不住。泪眼蒙眬中，我抚摸着那斑驳的墙壁，隐隐好像听到了印钞的声音，又好像听到姨父朗朗的笑声……
当年，银行虽然转移走了，但这里仍然是姨父和其他抗日战士的秘密联络点，他们在这里开会、学习、传递信息，还有不少抗日战士在这里养伤……在这个不大的地下室里，到底发生过多少革命故事，又承载了多少历史使命？我说不清，但它是一间革命的地下室，具有辉煌历史的地下室，为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仔细想想，又何止是这些呢？它更见证了人间沧桑！
建国后，姨父谨遵“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就在离家两公里的“人民公社信用社”工作，这样能天天回家照顾老母亲。到了1973年，姨父退休了，村民又拥戴他当了村支书。那两年，地下室冬天除了放些地瓜、萝卜、白菜之类的，还是姨父开会的好地方。因为地下室冬暖夏凉，更重要的是姨父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用姨妈的话说，他一天不下去一次，心里就空得慌。但支书仅当了两年，姨父就被红卫兵割去了“乌纱”，不仅如此，还天天批斗他。因为姨父看不下去农民艰苦的日子，曾偷偷发动群众成立了“制粉小组”，就是利用农闲时节制造地瓜粉条悄悄出售。而制造地点就是“地下银行”。红卫兵“人赃俱获”，岂能放过他？姨父后来说，那时把他“老地主羔子”的身份都抖了出来，把他二姐跟着姐夫去台湾的事也抖了出来，他挨了不少拳脚，多亏他是经过风浪的人，会与红卫兵斗智斗勇，斗到最后，红卫兵觉得他作为一个老党员，而且父亲及大姐又都是抗日英雄，他们的确不该武力对待他。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到了后期，人们也慢慢回味过来一些东西——毕竟在姨父的带领下，他们锅里的饭，身上的衣，都比其他村里好。于是他们继续把姨父当成主心骨，而这时的“地下銀行”又成了他们秘密开会的地方，很多发家致富的点子，都是他们与姨父在这里谋划出来的。到了改革开放后，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我是1970年代生人，那时文化大革命虽没有结束，但其间的事儿我一点也不记得，有印象的是，那几年姨父喜欢带着我在里边玩。即便他们开会，也好把我揽在怀里。有两年的冬天，姨妈常和几个要好的邻居在里边或纺花、或纳鞋底，而姨夫就给我们讲故事，那时，里边常常是一片朗朗的笑声。到了夏天，里边比较凉爽，又没蚊子，夜里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里边住。那里反而是我记忆中的乐园……
1978年，姨父又恢复了村支书身份，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变好，姨父仍然好在里边开会，高兴了还在里边喝点儿小酒，姨妈用井绳和竹篮给他往下递酒菜的动作他感觉最美。而且，这种美好一直持续到他不能扶梯而下为止。
2013年正月，姨父去世后我曾建议把“地下银行”申报成一个县级“革命教育基地”，但苦于周边没有其他景点，而曾经的一些老革命遗址也都没保留下来，县里考虑，即便申报成了，也没什么经济效益，何况姨父姨妈没孩子，按照当地风俗，我这个外甥女没任何发言权，即便我一直称姨父姨妈为爹娘。何况，继承姨父家那片宅基地的是他的堂侄孙，他们一家正等着在那里起二层小楼呢。
我常常想，时间万物都有其宿命，也许这就是“地下银行”的宿命吧。可安慰的是，县志里有 “鲁西银行郓城分行”的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姨父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平安健康，100岁那年正月无疾而终，用母亲的话说：“睡过去了。”姨父去世后姨妈一直跟着我和母亲生活，两年后因心脏病突发而终，享年86岁。姨妈的去世也没受什么罪，属善终。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修来的福报。
几年来，我一直想为疼爱我的姨父姨妈写点什么，但一直没有动笔，今年正值建党95周年，我又想起姨父这个有点传奇色彩的老党员，又想起我心中的“地下银行”，不觉心潮澎湃，写下如此文字，是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