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儿出生的那天夜里我跑了。我惊恐万分地想起远在黑龙江红村一个叫边大的人，其他任何时候，我将他彻底遗忘。我只看了女儿一眼，左脸的肌肉便猛然向上跳动起来，那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在后来的生活中，我过于激动的时刻总是这样。虽然，现实中让人激动的时刻寥寥无几，仿佛全部都迟钝下来，但，眼前就是这样，所有一切都伴随着我女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蜂拥而至。

我逃离医院回到家中，翻遍了所有能隐藏或者专放弃物的地方，比如橱柜的死角或者昏黑的地下室。我在寻找一副嘎拉哈，大红色的，现在应该已经脱了色，也许会变成粉咧咧的，也可能残破不堪，它的两侧被穿了孔，系着大红色的毛线编织绳。从我一出生，这四个嘎拉哈就轮番戴在了我的手脖上，成人后，常被人耻笑那是野蛮行径或者懦弱的表现。结婚后，妻子亲手把它摘了下来，她说你以后只能带着我，当然，将来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亲眼看着嘎拉哈被妻子摘下来数次扔掉，都被我像今天这样失魂落魄地翻找回来。

“你这个当爸的还真是个奇葩！”父亲卷个小花褥子进门，“你女儿是妖还是怪？”

父亲靠在门框上看我钻得满身灰尘，一堆杂物从卧室流到客厅，连门口的卫生间也未能幸免。“你出生的時候，我两只眼盯着你的眯缝眼，一直把你盯到睁开。”父亲转身把小花褥子放到客厅的沙发上，又蹦跳着回来，“你知道的，你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可不是你母亲。”

“嘎拉哈找不到了！”

父亲重复了两遍，“嘎拉哈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他立在门口两眼茫然地看了我几秒钟，那几秒钟父亲的眼前被恐慌覆盖，他的两只垂吊的胳膊抖动了一下，一切才回归到现实里。父亲走进卧室，帮着我把床板抬开，在床底的木匣子里继续翻找。

“这小家伙一出生就快九斤了！”

“爸，你还记得有个叫边大的人吗？”

“你那时候生下来太弱小，我才给你戴嘎拉哈壮壮士气。”

“我觉得我女儿更需要它！”

“有你的时候我都四十岁了。”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

我和父亲各说各的，仿佛我们的思想从未在一条线上交汇过。我的成人之路基本由我母亲的一句话重复构成，她说：“你有当年你父亲的三分之一也好！”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是一种骨气，这些话以血液的形式嵌入我的骨髓里却未起到分毫作用。我依然时常被巨大的现实砸昏了头脑，而充塞着无望和厌倦。我是一个报社的小记者，一直是，似乎想一辈子都是。

我们把每一个木匣子里的东西都翻到了地板上也没有找到，累了，我们背靠背坐着，除了那些对话，我们似乎第一次这样深刻感知着对方的身体和内心。清晨的阳光也是此时走进屋里，斜在父亲残缺了的大脚趾上，偶尔会有灰黑色烟柱的阴影在其上爬动，逐渐吞掉太阳，天就成为灰色，那是银城的专属，热烈的铝业加工，把银城变成一个大火炉，人们就像活在20世纪的雾都伦敦一般。父亲搓动着那根脚趾，眼神毫不确定地四处散落，那是他在红村耕犁的时候被犁头砸掉的，它让父亲很遗憾，没有在战场上把它牺牲掉。沉默开始蔓延，我的左脸重复跳动了很多次，连那跳动都有些陌生了，毕竟我已经不知多久没有体验过了。

“那回红村吧？”父亲带着期盼与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自从父亲回到老家银城之后，他说话的口气就缺失了一种霸气。

母亲这时来了电话，她要留在医院陪护妻子，能听到父亲举起的手机在手里不停地震颤，母亲牢骚了一大堆，父亲就回了一句：“我要回红村！”放下电话，他自言自语：“我都说了快三十年了。”

“回红村，哪里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世事都很难，而且越来越难。

“难在哪儿？”父亲在搬弄他那个丢失的大拇脚趾，像摆弄一艘断了螺旋桨的船只，而那只手腕处一道很深的断痕，一折一折的，我从小就担心，它总有一天会被折断。

“我们公司上班连年假都没有，妈也不许你去，说你都八十好几的人了，要是昏在半路上，没人去管你！现在又多了个小的，妈的身体也不好，一个小的得靠我们四个人一起……”我已经觉得寸步难行，大部分时候，更愿意将自己深陷在软弱无力、迷茫空虚的情绪的大沼泽里，仿佛生活没有进挡，只有倒挡，但是，寻找嘎拉哈似乎成了一种动力，我说：“不过，这次回去也可以，如果真的找不到。”

“你已经很多年没有戴了吧？”父亲问。

“你还记得那个叫边大的人吗？”我又问了一次。

父亲以几乎从未见过此人的口吻回答：“没有！”

他准备起身了，身体起了一半就变卦了，说：“死了都忘不了。”

2

我到红村的时候大概已经深秋。父亲自然不会如愿，但他面对一生的不如愿已经成为习惯，就像他从一个军人变成一个农民，又因为现实的需要，反复变换着这两个毫不相干的角色。活到四十一岁，其实，我已经看到了一点东西，那便是角色在操纵着人。在我走出家门的最后一刻，他嘱托我：“向他问声好！”我第一次看到父亲那双衰老的眼睛里燃烧起熊熊烈火，却瞬间被水浇灭。应该补充的是，我从未停下脚步，认真注视一下父亲，更从未考虑过父亲也终有一日会在世事中被磨平。

红村里人影稀疏，年轻人都搬到二十里之外的共青城去，剩下上了年纪的人在村子之外的稻田、玉米地或者大豆地里可以寻到。我直奔母亲年轻时最要好的女伴儿秀英姨的家里，她家在刚进村的东户。秀英姨一头白发，从村北的三号玉米地里赶回来，她牺牲了半天的时间，和我一起吃了午饭。

“真得感谢上天，给你妈妈这样一个好儿子。”她在我的脸上摸了一个遍，然后才去外屋地里烧火做饭，中途，端了一盆西红柿、黄瓜、姑娘儿混杂的水果，她再次出门的时候迟疑地看着我说：“听你妈说，你要找什么边大？”

“你不记得了，在老龙岗上有个老头儿，放羊。”我蹲到外屋地的锅头前，帮着捋直弯曲的玉米秆，向火里塞过去。

“一脸的络腮胡子，大概和我父亲那么高，我总觉得和父亲很像，我小的时候常常混淆他们俩。”

“你父亲是根折不弯的钢柱。”秀英姨把大锅盖掀了掀，大碴子粥的香气跑了出来，把她的脸熏笑了。

“你女儿健康吧？”

“嗯，比我出生时重六斤！”

“感谢上天。”

直到午饭的饭桌上，那个关于边大的话题也没有被注意，一直处于我个人的回忆和想象中，仿佛边大已经逝去多年或者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午饭时刻秀英叔也回来了，我已忘记他戴着一副玻璃瓶底厚的高度近视镜，直接贴到我的脸上才辨认清楚，他大张了嘴，足有好几秒之长，这之间大概空缺了闯关东人一生的时间，直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平安，你爸妈都好吧？”我点了点头，他难以置信，一个人可以从三斤半的肉球儿长到眼前一米八一的大个子。

吃饭前，秀英叔的半截身子差点沉向炕沿，他还打了半个疲倦的哈气，他应该是太累了，秋忙的时候能把人的两条命搭上，那些焦黄的立在土地上的玉米就是红村人的命，有些年老的人在度过漫漫秋收季节的时候甚至说过：“我都成了那些砍掉的玉米！”

秀英叔家两个人种了四十垧玉米地，自从秀英姨因为心脏病和死亡见了一面之后，她就选择了基督教，而从此生存意志坚定，将过去所有的忧愁与病痛全部升华为珍贵的福祉。我们坐下之后，秀英姨为我舀了一碗大碴子粥，才重新提起最初的疑问：“边大是谁？”

“村子里有西头的刘大，姜大，张大，哪里有边大？红村从来没有‘边’姓？”秀英叔携带着深厚的眼镜片递过来一片迷茫。

“我小时候戴过他做的嘎拉哈。”

秀英姨的声音慈爱而洪亮起来，她和秀英叔都想起了什么：“那个老羊倌呀。”

“不记得他有名字，他比时间都老了。”

“他应该曾经当过兵，和我父亲一起。”我说。

“是后来来红村的，他哪里是兵，行动懒散，肮脏不堪，很多年前总是给小孩子们送嘎拉哈，送来了不要都不行。现在谁还玩那个，听说还老是传播些战争和枪炮之类的无用东西，扰乱人的脑子。”

秀英叔补充道：“后来一直再没见过这个人。他的传言多了去了，最真实的一种是他常在傍晚村人叮叮当当做晚饭，喂鸡鸭牲口的时候，锯死人的骨头，而不是在深夜。有人说过边大精着呢，深夜太静，声响太大，那时候人们都一下子恍然大悟，猜想边大是在隐藏着什么。再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把他给忘没了。”

“你想想，你父亲都走了三十年了。”

“他总是制造咯吱咯吱的噪音！”

秀英姨午饭后干脆没有再去地里收秋，她在忙碌中坚持每天下午四点钟离开玉米地，和红村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在家里聚会聊天。

我独自去了老龙岗。离红村有三里之遥，一路蜿蜒向上，路两边近两米高的蒿草散发着香气，把人都隐藏起来。边大的独间瓦房孤零零地立在老龙岗之上，院落被木栅栏围起，屋墙上挂着几张干巴的羊皮和几串干豆角，其他之处都极为洁净，洁净到一片肃然，与秀英姨说的边大形象刚好相反。我叫了几声没人应，屋子空无一人，羊圈里也空着，依稀被风滚动着黑色的干巴巴的羊粪蛋儿还能弄出点响动来。

我朝着龙头连接的东山走去，东山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也是红村之内最近的一座山，一面蔓草坡，一面埋着死去的红村人，一面是大沙坑，我们从大沙坑的顶端跳跃下去，再顺着柔滑的沙子一直滑到山底，比拼着滑行的速度和遠度。我站在大沙坑的顶端向下望，一下子望过了三十年。红村还是那么大，村户之间总要隔着后菜园和前院子，他们之间是靠野花和蒿草连接的，有时也会是一两株高耸的向日葵，我甚至感到惊奇，在这个到处拥堵不堪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疏朗的生活。如此想来，不难理解人们会把边大忘记。我望到我在八岁离开红村之前，如何在这些蒿草之间的门户中捉迷藏。我觉得舒服多了，我又向西山坡望去，那片西山坡上缀着稀疏的羊只，我的左脸突然向上跳动了两下，我看到了一个背坐在山坡上的老头儿。

“生病了？”我刚一接近他，他便问我，老头儿一丝激动滑过脸颊后现出警觉。

他这样的问话充满了悬念，我摇了摇脑袋，以为是错觉，或者记忆欺骗了我，眼前的老头儿没有边大大把大把的络腮胡子，他的下巴刮净到如斜插着两片晶亮的刀片，也没有父亲那样高大而折不弯的钢柱般的身体，他矮小精瘦，浑身仿若钢丝穿成。但是，他的脸是死亡的灰色。

“那就是苍白无力！”我看到他厌弃我的眼神和父亲的一模一样，他叼起一支烟。

“你给我做过嘎拉哈。”

“我给无数人做过。”

“你给边平安做过。”

我从他那棵烟上接了一颗，接了一股浓重的羊膻味儿，在燃烧中变成辣味儿，我已经很久不用烟来排解生活了，所以，我被呛到了心说：“你简直就是一只老羊。”我咳嗽到满眼流泪。他听到平安的名字后一直盯着我，透过烟缝他把手伸过来，放在我肩上，一会儿又拿回去。

“我想请你给我女儿做一副嘎拉哈，拇指肚那么大。”

“跟你爸问声好！”

“我爸让我带他问好！”

“没有人还喜欢那东西，没有人还记得。”

“我四十一岁才有了女儿。”

我们的烟都抽完了，我学着边大坐在草坡上向远处望，草坡之外是大片的水稻田，水稻田连接的是无边无际，能够视力所及的只有老龙岗这方圆几里。我们刚好在三棵树的背阴处，我看到阳光在叶子上打下的花斑落在他脸上，击中了他的沉默。

3

哗啦啦的声音从白色束扎的口袋里倾泻而下，那些简直就是活着的羊群在棉被上奔跑，“看看，看看它们，看看它们像什么？”

“足有上千副之多！”

我的左脸开始激烈跳动，我强烈感到我在切近背后那些被大而化之的巨大秘密。我眼花缭乱，扒拉着一个又一个拥挤在一起的嘎拉哈，从小指肚那么大开始，中不溜的狍子的，到拳头大的猪嘎拉哈，深浅不一的大红色层层叠叠密合成巨大的色块儿。“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从未见到过如此之多的嘎拉哈，我想除了这个边大，连我父亲和红村所有历经世事的老人们都不曾见到过。只要伸出手指，你几乎可以从中寻找到任何人所需要的，他们纷纷占据了木床上大半截的棉被，我就是在那一时刻发生了一种裂变，穿透我几十年的记忆，重新回到童年，回到我出生的那一刻，我那孱弱的童年里，边大和我的父亲拥挤在我母亲的床头，一直盯着我这个硕大的老鼠崽子喘出第一口气，他在村人们唾弃我维系不过三天的厄运里，奔上老龙岗，从这群嘎拉哈里精挑出一副小羊的，穿上红线绳，戴在我草根般的胳膊上，我钻出了那种厄运。

我把刚才拼合的记忆说给边大，边大在这群嘎拉哈面前不断划着弧线才停顿下来，他蹦跳着坐回木床的另一边，我才知道他的一条腿不太灵便，从山坡回到老龙岗上的屋子里他的动作都是跳跃的。

“你出生的时候，我两只眼盯着你的眯缝眼，一直把你盯到睁开。”

“你和我父亲说的话一模一样。”我有种错位感，我感到坐在我对面的就是我的父亲，我们被这大群海啸般的嘎拉哈隔阂着。

“你那时候是生下来太弱小，我才给你戴嘎拉哈壮壮士气。”

“这也是我父亲说的！”

“我们是兄弟！”

边大从其中拽出了一对嘎拉哈，那一对都残缺了小半块，红色里渗透了什么，直至发黑。有一节断绳在里面。它们在一群完美的嘎拉哈里显得尤为古怪，他把它们举到齐眉高的地方，向我摇晃着，“这里可有故事，”他一只手在大群的嘎拉哈身上划了一个圈儿，“每一个嘎拉哈都有一个故事。我猜，你父亲从来没有给你说起过。”

我承认我和父亲之间有些隔阂，说不清楚。他也许太激动了，太多年没有向人讲述过有关嘎拉哈的故事了，人们除了遗忘，已经失去了倾听的能力。我等待着那些故事的开端，等待着他上下翻动的喉结酝酿些唾液，好把一双干老的眼睛也湿润过来。

“这两个断了的‘轮儿’（像人的耳朵的侧面）和‘真儿’（与轮儿相对的另一个侧面）是我和你父亲在东北一场解放战斗中搬运子弹箱砸的，”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和嘎拉哈放到他的两腿间的宝贝处，“这里，”又顺势挪到那条短了一截的左腿上，“还有这里，要不是你父亲用胳膊托住了一半，我估计要一辈子坐轮椅了。”

“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起过。”

“‘北大荒，真荒凉，又是狍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你肯定不知道，你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到处是农田了，我和你父亲来了北大荒，就是这个样。”

“你父亲这个人有学问，他不知道从哪里弄的第一个嘎拉哈给了我，就是这一对儿，平安，你仔细看看，看看它们。”

“比羊的大呀，又比猪的小。”我轮番着在大群的嘎拉哈里比对。我从这一群里又挑出了一副模样相近的，四个，说：“它们是一样的。”

“狍子的？”

“野猪？”

“狼！”

我第一次见到狼嘎拉哈，我甚至感觉到仍有那种锐利穿过我的指缝，穿向荒凉而遥远的过去，令人胆怯。

“听你父亲给我讲过，嘎拉哈这玩意儿历史长着呢，它不光是个玩具，他说有个梁王金兀术，小的时候进山打猎，克服重重难关，他终于取下四种最凶猛的野兽的腿膜骨，从那以后，金兀术的勇敢和强悍便成了佳话，女真人为了让后代像金兀术这样勇敢，就让孩子们从小抓‘嘎拉哈’。我一直都忘不了，你父亲講的时候左脸一个劲儿地跳，满脸通红。”

“我没有你父亲讲得好，”他拿了几个大小不同的嘎拉哈，在木桌子上随意摆了几个位置，“古代的人还用在战术上，布兵设阵，这个当山，这个当林，这个当兵，这个当炮……”

“铁木真你肯定知道，那时候，据说铁木真十一岁跟扎木合结盟的时候，将一个铜灌的嘎拉哈赠给扎木合，扎木合也将一枚狍子的嘎拉哈赠给铁木真。当然，这些都过去了。也没人记得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成了倾听者，我庆幸我是一个众多遗忘的倾听者，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关嘎拉哈的故事和记忆，让我线性的生命鼓胀起来。我们两个人都忽略了时间，屋外的天色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下来了，羊群里的羔羊咩咩地叫起来。他把这副狼嘎拉哈挑出来，准备用一个布口袋包好说：“带给你父亲，这是他当年的战利品。”

我等待着他还会包起一副最精致的小羊嘎拉哈，好带给我的女儿。他没等我起身，又回到了过去，我看到他两眼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明亮起来，但，很明显，他的身体很虚弱的样子，他的鼻息很沉重，他的眼圈是深黑色，“你父亲是个大力士呢。”

“是啊，我父亲到现在还力大无比，来之前还可以和我一起搬大床板，就是为了找那副嘎拉哈。”

“你父亲和我后来到北大荒一直在一起开荒种地，我记得有一天深夜，我们在最远的十三号地里收玉米，大概是夜里十一点多吧，我们俩把手电筒绑在脑袋上，手工扒玉米，我们准备扒个通宵，没想到，碰到狼了。我们两个人对付那只饿狼。你父亲搬起一个犁头，砸向那只狼，狼当场就毙命，后来才觉得自己的鞋里黏糊糊的，一根大拇指砸断了。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战场有些时候了。 ”

他突然停住了，“我说的太多了！”

“太多了！”

他已经太老了，极为疲惫，仿佛随时都要躺到床上睡过去。他终于把那包狼嘎拉哈递给了我，在我临出门之前，我也没有再得到一副我渴望中的羊嘎拉哈。木门一推嘎吱一响，外面的夜色就走进了屋子，红村的夜色无比清晰，天空深蓝清晰，高耸的星星清晰，而我眼前的边大似乎才刚刚从记忆中清晰起来。他把我送出门，我还有很多疑问没有问，比如，他如何没有和父亲一样回到山东老家，比如，他和父亲具体经历了哪一场解放战争，比如，小时候他为何那样爱我，比如，他如何积累了这些藏着无数故事的嘎拉哈而独自狂欢。

我走出栅栏，远处星空下的庄稼地里还有很多人在劳作，我回头想说声谢谢，他却问我：“你还没回答我，他们看起来像什么？”

我说：“像狂风中的云团，像密集的冰挂，像，像骑兵，对，像一支大部队。”

他已经快把栅栏门给关上了：“对，像一个大部队，战役胜利了。但，很惨烈，所有的战争都很惨烈。”

我再次得到了他向屋子走去的后背，和我父亲一样还很笔挺，也许是太坚硬了，已经石化，我透过门缝最后听到，“我老是觉得胜利跟嘎拉哈有关。”

“你明天夜里来吧。”

4

这天傍晚，我听到了秀英姨说过的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掺杂在锅碗瓢盆的叮当声里，你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听出这种异样的声音。

“拿到了？”秀英姨问，“可是多少年都不见嘎拉哈了，老东西了。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在那里待了一个下午，你母亲刚才来电话了，让你早些回去。”

秀英姨说话的时候，我在想那些成群结队的嘎拉哈，想我父亲一人就搬起一个硕大的犁头，想那些我并不清楚但都会有死亡的战争，想最初的北大荒究竟有多荒凉，想边大在这几十年里的生活就是制造一副又一副的嘎拉哈，从那个大布袋里倒出来，听着哗啦啦流水般的声音，在里面漫无目的地寻找……我的耳朵里灌满了嘎拉哈碰撞的声音，它们让我的左脸频繁地跳动起来。我暗自决定，晚饭后，我要亲眼去看看边大剥羊拐（嘎拉哈的另一种叫法）。

“你看到他怎么做的了？从来没有人亲眼看到边大剔羊拐，清洗，上色，他总是偷偷摸摸的，怕人学了去。可是，他上的羊拐就是不掉色。”

我摇晃着脑袋说：“待会儿我准备再去看看。”秀英姨现出诧异，但，迅速被秋收的疲惫占据了。

“也许他也是另有原因。”她说。

“叫你叔陪你去！”

“不用，他又不是狼。”

秀英姨微笑着看我，我魂不守舍地把晚饭吃完，去到村子里闲聊，夜里的红村人都在收拾搬运回家的玉米，有的在检修摘棒机，我跟他们聊起有关边大的事情，他们都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仿佛边大在红村的世界里蒸发掉了。直到聊起嘎拉哈，人们还依稀想起他的无聊和厌恶。

我在夜里又偷偷跑去了，我是寻着那声音去的，等我到达边大的院落时，他的木栅栏还没有上锁，也许，他整夜都不会上锁。但是，那种剔骨的咯吱声伴随着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消失了，透过玻璃窗，屋子里寂静了一会儿，似乎是有喝粥的声音传出来。

我找了块栅栏边的大石头坐下，石头相隔的是羊圈，一股一股带着温热的膻味儿传过来，我点了一支烟。这支烟还没有吸完，屋子里传来一跳一跳的脚步声，边大半锅的身影出现在玻璃窗上，他将一只口袋倒掉过来，嘎拉哈清脆的碰撞声响起，与今天下午的如出一辙，下落的声音在半空中响起，落到了柔软的棉被上，声音就消失了。我想象着他应该是再次寻找一副精致的羊嘎拉哈。

我紧紧接上第二支烟，我甚至不愿意睁开眼睛看那扇窗户，我闭着眼睛听到边大的手指在那群嘎拉哈之间挑选，艰难地选择，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将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比作人生的道路，没有一条是相同的。我听到童年里相似的一种声音，我和我的父亲在离开红村之前，曾经在此挑选过一副嘎拉哈，那时候这里还是一间土坯房，除了破旧，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最后，我和父亲一副也没有带走。但是，我听到我父亲在那里拨动每一个嘎拉哈的声音，一种近乎艰难却温暖留恋的声音。

我的左臉开始跳动，屋子里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每隔一段时间，这些嘎拉哈就会清脆地碰撞在一起，又单个地在人的手指间蹦跳着，似乎他一直都在不停歇地装嘎拉哈，倒嘎拉哈，选嘎拉哈，那种清脆得几近透明的声音反复从我空空的记忆中升腾起来，我甚至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说过三十年回红村的话题至今都未成行，但他依然都能坚持。

我坐在石墩上窝着声音傻笑，烟蒂不知什么时候被掐死的，我还下意识地用脚尖把它踩到泥土里去。当天夜里，我没有进屋再去打扰边大，我在后来几天里去了共青城，去和我那几个三十多年未见面的小学同学喝了人生中少有的几场大酒，我们在酒桌上谈起边大这个人，他们集体都忘记了，我谈起我回来是找一副嘎拉哈，你们不知道那块小小骨头包含着无法预知的力量。他们的笑声把我给淹没了。我在共青城贪恋了四天才回到红村。中途母亲的电话催促得我焦躁不堪，她还故意把女儿的哭声放在话筒里让我听。我忘记了边大告诉我第二天夜里去找他的事情，或者，什么事情大可不必那么严苛。

我赶到红村的时候是在一天上午，我没有去秀英姨家里，而是直奔老龙岗，太阳已经照满了大半个羊圈，羊听到人的声音都纷纷涌到栅栏门口，冲着我咩咩叫。我冲着它们打了个响亮的口哨，表示一会儿就带它们去山坡上吃草。

边大还在屋子里睡觉，我推开门，看到他裹着那条棉被佝偻成一个球儿，朝向墙面，有一小半蜡黄成干羊皮的老脸稍稍朝着门口的方向侧着。一条腿钻出被子，肥大的裤管被激烈地扭搓上去，露出一条一条的绑腿，如时刻行军之态。我叫了几声也没有把他唤醒。

屋子中央一个大铁盆，血水已经凝结，结成黑色，铁盆旁边躺着一只小羊羔，已经死去，两只后腿的膝盖骨被剥离。另一个大铁盆里是比血还红的料浆，红色钻进地面的每一条砖缝里，从中上色的两块刚好手指肚大的嘎拉哈被晾在墙上，仿佛那只小羊在墙上奔跑，它们的中间已经穿好红色毛线绳，像编成的麻花辫子。

我又叫了一声边大，没有回应。从众多刺目的红色中我刚刚看到，地上那只羊羔身边还有一把锋利的刀，带着红色的尾穗，而羊羔的眼睛上也蒙着一块红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制作嘎拉哈的现场，先前我和红村人所看到的都是已经被涂了色彩的嘎拉哈，完全没有冰冷与血渍，红色绳线从它的躯体穿过带在人的手腕上，又或者成为红村人打发无聊的一种游戏，四个一组，一个布沙包，被过去的孩子们抛掷在空中，下落后两根手指稳稳夹住，完成一轮美丽的翻转。